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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课程原著中文文献:3. 齐美尔_支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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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支配的形式 支配:一种互动形式 般来讲,没有人希望他的影响完全决定别人,相反,他宁愿这种决定和这种影响能 反过来作用于他。甚至抽象的支配的意志( will-to- dominate)也是一种互动情形。呈现给支 配者的别人的表现或磨难,消极或积极的状态乃是他的意志的产物,而这正是这种意志获得 满足的根源。对身居高位者来说,这种唯我论地施行支配的意义(可以说)仅仅在于对他的 效力的自觉意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只是支配的一种初步形式。单独地来看,其间的 交往微乎其微,一如雕塑家与他的雕塑,尽管借助对他自己创作能力的意识,雕塑可反作用 于雕塑家。这种支配欲的实际功能,即使以这种纯化的形式,与其说是对他人的利用,不如 说是对这种可能性的自觉。至于其余方面,这种支配欲也不代表那种不考虑他人之唯我论的 极端例子。当然,这种支配的欲望旨在冲破受支配者的内部抵抗(而唯我论者通常都是以战 胜他的外部抵抗为目的的)。但是,即使这种支配欲望对为它建构了价值的他人也有某种兴 趣。只有当唯我论甚至都没有支配欲时;只有当他人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只是支配者种种 目的的一种单纯手段时,交往过程的最后一点踪迹就都不复存在了。 后期罗马法学家的上述定义表明,以一种相对的观点看,取消互动双方中某一方的所 有独立的重要性恰恰就取消了社会这一概念。这一定义的要旨是,“与狮共舞”( societas leonina)l是绝对不能被设想为一种社会契约的。一个类似的命题是关于现代大企业中最低 收入工人的,这种大公司排除了为这些劳工提供服务的彼此角逐的企业主之间的一切有效竞 争。可以说工人与雇主战略地位上的差别如此悬殊,以致工作合同已不再具有“合同”一词 的通常涵义,因为前者绝对是受后者任意摆布的。从而我们看到,绝不可将人仅仅当作一种 手段的道德公理实为一切交往的公理。当一方的重要性被降到很低以至于不再能影响与另 方的关系时,这情形就如同木匠与他的工作台一样,已经几乎没有可以谈论交往的基础了 在与下属的关系中,那些被如此广泛使用的流行的词如“强迫”( coercion)、“毫无选择” ( having no choice)、“绝对必然性”( absolutely necessity)等表明,对无论何种自发性的排除实 际上较人们通常设想的为少。即使在最让人感到压迫、沉重的从属情形下,那里仍然有相当 的自由。我们只是未曾注意到而已,因为自由的显现需要种种代价,但我们却从没有意识到 这些代价正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事实上,即便是最残酷的暴君强加给我们的“绝对”强制 直也是相对的。其实行的条件是我们想要躲避可能的惩罚和由我们的不服从导致的其他后 果的愿望。更精确的分析表明,只是在直接的身体侵犯中上下关系才破坏了下属的自由。在 所有其他方面,这种关系对自由的实现仅仅要求一种代价一一一种可以肯定是我们不愿意付 的代价。我们可以一步步缩小自由得以明确实现的外部条件范围,但除去身体暴力,永不会 达到自由完全消失的那一点。这里我们并不涉及这一分析的道德方面,而仅仅关注社会学方 面。社会学的问题在于互动的事实,即相互决定的行动,或源自个体却无意间到处盛行起来 的行动。社会学分析甚至也存在于上下关系的事例一一根据流行观点,在上下关系中,一方 通过强制剥夺了另一方所有的自发性,进而剥夺了其所有对互动过程的实在“效果”或贡献 一中,从而使这些关系事例成为各种社会交往形式 权威与声望 上下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阐明下属主体的自发性与协同作 用,以及纠正对其作用日趋低估的流行观点来说,上下关系的研究至关重要。举个例子,所 谓的“权威”预先假定了受制于权威的人的自由,其程度远比通常所认为的要高。甚至在权 本文选自 Kurt wolff编译的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1950),pp.181-186

3.3 支配的形式* 支配:一种互动形式 一般来讲,没有人希望他的影响完全决定别人,相反,他宁愿这种决定和这种影响能 反过来作用于他。甚至抽象的支配的意志(will-to-dominate)也是一种互动情形。呈现给支 配者的别人的表现或磨难,消极或积极的状态乃是他的意志的产物,而这正是这种意志获得 满足的根源。对身居高位者来说,这种唯我论地施行支配的意义(可以说)仅仅在于对他的 效力的自觉意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只是支配的一种初步形式。单独地来看,其间的 交往微乎其微,一如雕塑家与他的雕塑,尽管借助对他自己创作能力的意识,雕塑可反作用 于雕塑家。这种支配欲的实际功能,即使以这种纯化的形式,与其说是对他人的利用,不如 说是对这种可能性的自觉。至于其余方面,这种支配欲也不代表那种不考虑他人之唯我论的 极端例子。当然,这种支配的欲望旨在冲破受支配者的内部抵抗(而唯我论者通常都是以战 胜他的外部抵抗为目的的)。但是,即使这种支配欲望对为它建构了价值的他人也有某种兴 趣。只有当唯我论甚至都没有支配欲时;只有当他人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只是支配者种种 目的的一种单纯手段时,交往过程的最后一点踪迹就都不复存在了。 后期罗马法学家的上述定义表明,以一种相对的观点看,取消互动双方中某一方的所 有独立的重要性恰恰就取消了社会这一概念。这一定义的要旨是,“与狮共舞”(societas leonina)1是绝对不能被设想为一种社会契约的。一个类似的命题是关于现代大企业中最低 收入工人的,这种大公司排除了为这些劳工提供服务的彼此角逐的企业主之间的一切有效竞 争。可以说工人与雇主战略地位上的差别如此悬殊,以致工作合同已不再具有“合同”一词 的通常涵义,因为前者绝对是受后者任意摆布的。从而我们看到,绝不可将人仅仅当作一种 手段的道德公理实为一切交往的公理。当一方的重要性被降到很低以至于不再能影响与另一 方的关系时,这情形就如同木匠与他的工作台一样,已经几乎没有可以谈论交往的基础了。 在与下属的关系中,那些被如此广泛使用的流行的词如“强迫”(coercion)、“毫无选择” (having no choice)、“绝对必然性”(absolutely necessity)等表明,对无论何种自发性的排除实 际上较人们通常设想的为少。即使在最让人感到压迫、沉重的从属情形下,那里仍然有相当 的自由。我们只是未曾注意到而已,因为自由的显现需要种种代价,但我们却从没有意识到 这些代价正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事实上,即便是最残酷的暴君强加给我们的“绝对”强制 一直也是相对的。其实行的条件是我们想要躲避可能的惩罚和由我们的不服从导致的其他后 果的愿望。更精确的分析表明,只是在直接的身体侵犯中上下关系才破坏了下属的自由。在 所有其他方面,这种关系对自由的实现仅仅要求一种代价——一种可以肯定是我们不愿意付 的代价。我们可以一步步缩小自由得以明确实现的外部条件范围,但除去身体暴力,永不会 达到自由完全消失的那一点。这里我们并不涉及这一分析的道德方面,而仅仅关注社会学方 面。社会学的问题在于互动的事实,即相互决定的行动,或源自个体却无意间到处盛行起来 的行动。社会学分析甚至也存在于上下关系的事例——根据流行观点,在上下关系中,一方 通过强制剥夺了另一方所有的自发性,进而剥夺了其所有对互动过程的实在“效果”或贡献 ——中,从而使这些关系事例成为各种社会交往形式。 权威与声望 上下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阐明下属主体的自发性与协同作 用,以及纠正对其作用日趋低估的流行观点来说,上下关系的研究至关重要。举个例子,所 谓的“权威”预先假定了受制于权威的人的自由,其程度远比通常所认为的要高。甚至在权 *本文选自 Kurt Wolff 编译的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pp.181-186

威看来要将人“压倒”的地方,权威也并非只是以强力或强迫而使人屈服的。 权威的这种独特结构在许多方面对社会生活是很重要的:权威显示它自己,既在其起 始时,也在其夸张的形式中,既是急促的也是持续的。它似乎都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 一个有优势且强有力的人,在其当下的环境或更广大的范围内,会对他的意见要求一种压倒 性的分量,要求一种具有客观性的信念或信心。从而他可以享有他的决定带给他的特权和公 理般的信赖,这些决定胜过,至少部分地胜过单纯主观人格的价值,后者一直是多变的、相 对的、和易受批评的。通过以“权威的方式”行事,他的重要性的量已经转化为一种新质 隐喻地讲,这为他所处的环境设想了一个客观性的实体状态 同样的结果,权威,也能从相反的方向获得。超个人的力量一一国家、教会、学校 家族或军事组织等——赋予某人那些决不可能得自于其个体性的名誉、尊严和最高的决定 权。正是这种以确定性和自动的承认作决策的赋有权威的人的性质,逻辑上仅与非个人的、 客观的公理和演绎有关。若在目前讨论的例子中,权威是自上而下至于个人的话,那在先前 的分析中,权威则可以说是经由一种“不确定的诞生”( generatIo aequivoca)2出自于个人本 身的品性。但很显然,在这种过渡和转变(从个人情境到有权威的情境)的关节上,服从权 威一方的多少自愿的信念是起了作用的。这种从人格价值向超个人价值的转变给予人格某种 多于其可证明的与合理的成分的东西,无论此增加的部分是何等稀少!权威的信奉者自身也 发生了那种转变。他(作为从属的一方)参与了需要他自发合作的社会学事件。事实上,正 是对权威的“压迫性”的感觉表明从属方的自主是被预先假设的且从未完全被取消。 另一个有细微差别的优势,被称为“声望”,须与“权威”区别开来。声望缺少超主观 意义的成分,缺少人格与客观力量或准则的同一性。以声望为手段的领导完全受制于个人的 能量。这种个体的力量一直对自身保持着自觉的意识。此外,如果普通型的领导总表现为个 人因素与附加的客观因素的某种混合的话,声望型领导则源于纯粹的人格,而权威乃是出自 规范和力量的客观性。声望的优势在于具有“促使”个人与大众成为其无条件的追随者的能 力。权威没有如此大的能力。更高级、更冷静和规范性的权威更能容许批评,甚至对其跟随 者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声望会令我们更自愿地忠于这些具有优势的人。事实上,较之于由 一个王子、神父、军事或精神上的领袖的声望所散发的魅力来说,对权威的承认也许包含了 种更深刻的主体自由。问题在于被领导的人们的感觉是难以把握的。面对权威,我们常常 是无助的,而我们追随一个名流的热心总怀有一种自发性的自觉。这里,确切的原因是这种 忠诚仅仅针对个人的,并且这种忠诚看来只能出自拥有其不可剥夺自由的人格的基础。当人 们考察他们必须在一行动中投入的自由时,他们却无数次地发生错误。出错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据以解释这一内部过程的这个明确的自由概念,却既含糊又不确定。然而无论我们如何 解释自由,我们可以说,但凡在对自由有感觉有确信的地方,都已提出了对自由的某种考察, 即使它可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那样3。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在诸如演讲者与其听众或老师与学生这样的关系中,看似完全被动的因素实际上却可 能是更为主动的。演讲者与老师无疑就是领导者:是当下的居上者。然而,不管发现自己处 于这种或类似情境中的人是谁,都会感到需要决定和控制那些似乎只是单纯的接受者和被引 导者们的反应。这并非只是适用于双方彼此面对面际遇的情形。所有的领导者也是被领导的 在无数的事例中,主人就是他们自己奴隶的奴隶。德国最伟大的政党领袖之一者,在谈到他 的追随者时这样说道,“我是他们的领袖,因此我必须跟随他们。” 这种关系的最通俗的一个例子是由记者的情境提供的。记者为沉默大众的意见阐明意 义与方向。但他仍然必须倾听和组合大众的意见,猜测大众的倾向,了解什么是他们想要听 的和已为他们所认定的,以及他们想被引向哪里去。当看上去只有大众要被置于他的评论前

威看来要将人“压倒”的地方,权威也并非只是以强力或强迫而使人屈服的。 权威的这种独特结构在许多方面对社会生活是很重要的;权威显示它自己,既在其起 始时,也在其夸张的形式中,既是急促的也是持续的。它似乎都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 一个有优势且强有力的人,在其当下的环境或更广大的范围内,会对他的意见要求一种压倒 性的分量,要求一种具有客观性的信念或信心。从而他可以享有他的决定带给他的特权和公 理般的信赖,这些决定胜过,至少部分地胜过单纯主观人格的价值,后者一直是多变的、相 对的、和易受批评的。通过以“权威的方式”行事,他的重要性的量已经转化为一种新质, 隐喻地讲,这为他所处的环境设想了一个客观性的实体状态。 同样的结果,权威,也能从相反的方向获得。超个人的力量——国家、教会、学校、 家族或军事组织等——赋予某人那些决不可能得自于其个体性的名誉、尊严和最高的决定 权。正是这种以确定性和自动的承认作决策的赋有权威的人的性质,逻辑上仅与非个人的、 客观的公理和演绎有关。若在目前讨论的例子中,权威是自上而下至于个人的话,那在先前 的分析中,权威则可以说是经由一种“不确定的诞生”(generatio aequivoca)2出自于个人本 身的品性。但很显然,在这种过渡和转变(从个人情境到有权威的情境)的关节上,服从权 威一方的多少自愿的信念是起了作用的。这种从人格价值向超个人价值的转变给予人格某种 多于其可证明的与合理的成分的东西,无论此增加的部分是何等稀少!权威的信奉者自身也 发生了那种转变。他(作为从属的一方)参与了需要他自发合作的社会学事件。事实上,正 是对权威的“压迫性”的感觉表明从属方的自主是被预先假设的且从未完全被取消。 另一个有细微差别的优势,被称为“声望”,须与“权威”区别开来。声望缺少超主观 意义的成分,缺少人格与客观力量或准则的同一性。以声望为手段的领导完全受制于个人的 能量。这种个体的力量一直对自身保持着自觉的意识。此外,如果普通型的领导总表现为个 人因素与附加的客观因素的某种混合的话,声望型领导则源于纯粹的人格,而权威乃是出自 规范和力量的客观性。声望的优势在于具有“促使”个人与大众成为其无条件的追随者的能 力。权威没有如此大的能力。更高级、更冷静和规范性的权威更能容许批评,甚至对其跟随 者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声望会令我们更自愿地忠于这些具有优势的人。事实上,较之于由 一个王子、神父、军事或精神上的领袖的声望所散发的魅力来说,对权威的承认也许包含了 一种更深刻的主体自由。问题在于被领导的人们的感觉是难以把握的。面对权威,我们常常 是无助的,而我们追随一个名流的热心总怀有一种自发性的自觉。这里,确切的原因是这种 忠诚仅仅针对个人的,并且这种忠诚看来只能出自拥有其不可剥夺自由的人格的基础。当人 们考察他们必须在一行动中投入的自由时,他们却无数次地发生错误。出错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据以解释这一内部过程的这个明确的自由概念,却既含糊又不确定。然而无论我们如何 解释自由,我们可以说,但凡在对自由有感觉有确信的地方,都已提出了对自由的某种考察, 即使它可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那样3。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在诸如演讲者与其听众或老师与学生这样的关系中,看似完全被动的因素实际上却可 能是更为主动的。演讲者与老师无疑就是领导者;是当下的居上者。然而,不管发现自己处 于这种或类似情境中的人是谁,都会感到需要决定和控制那些似乎只是单纯的接受者和被引 导者们的反应。这并非只是适用于双方彼此面对面际遇的情形。所有的领导者也是被领导的; 在无数的事例中,主人就是他们自己奴隶的奴隶。德国最伟大的政党领袖之一者,在谈到他 的追随者时这样说道,“我是他们的领袖,因此我必须跟随他们。” 这种关系的最通俗的一个例子是由记者的情境提供的。记者为沉默大众的意见阐明意 义与方向。但他仍然必须倾听和组合大众的意见,猜测大众的倾向,了解什么是他们想要听 的和已为他们所认定的,以及他们想被引向哪里去。当看上去只有大众要被置于他的评论前

时,事实上他却更受大众舆论的支配。这样,在完全优势的一方与纯为消极被领导的另一方 这样一种外表的掩蔽下,实际上存在一种高度复杂的互动,当然同为自发力量的这两方的表 现形式肯定是极其不同的。 就被隐藏一定个人间关系的内容与意义在于两方中一方的唯一职能是服务于另一方。 但第一方完美的忠诚,往往取决于另一方屈服于第一方的情况,即便这是发生在不同的关系 水平上的事。因此,俾斯麦谈及他与威廉一世的关系时说道,“一定的忠诚是由法律决定的 更多的忠诚是由政治信念决定的;再超越其上的忠诚,则须求之于一种互惠的个人情感了。 一我的忠诚主要基于我对保皇主义信仰的委身。但在这种保皇主义藉以存在的特殊形式 上,仅在某种互惠—一主仆之间的互惠——的作用下,忠诚最终才可能。”催眠术也许提供 了这类关系的最具特点的例子。一个杰出的催眠师指出,在每一次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都对 催眠师有效应;虽然这种效应不易被确定,可是如果没有这种效应催眠的结果就达不到。因 此,这里的现象再次显示一方面是绝对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绝对地被影响:但这隐藏了一种 互动,一种影响的交换,正是这互动和交换,将支配与从属的单纯的片面性转变为一种社会 学的形式。 注释 1“与狮共舞”(” Sociation with a lion”),意指所有好处都为一方据有的伙伴关系 英译注 2“不确定的诞生”( Equivocal birth”)或“自发的生产”(“ " spontaneous generation”) 3在这里—一以及类似地在许多其他的情形中一一关键不是去定义声望概念,而是要查明某些人类互动的 存在,而完全无关乎它们的名义。但描述通常会适当地从语言学的用法使其相对最适于作关系发现的概念 入手,因为此概念暗示了这种关系。这听来好象仅仅是一种定义的程序。但实际上,这类尝试从未发现 概念的内容,毋宁说只不过描述了一实际的内容,而且多少也是依靠已有的概念,这种实际内容才偶尔有 机会被发现。 (张怡译于海校)

时,事实上他却更受大众舆论的支配。这样,在完全优势的一方与纯为消极被领导的另一方 这样一种外表的掩蔽下,实际上存在一种高度复杂的互动,当然同为自发力量的这两方的表 现形式肯定是极其不同的。 就被隐藏一定个人间关系的内容与意义在于两方中一方的唯一职能是服务于另一方。 但第一方完美的忠诚,往往取决于另一方屈服于第一方的情况,即便这是发生在不同的关系 水平上的事。因此,俾斯麦谈及他与威廉一世的关系时说道,“一定的忠诚是由法律决定的; 更多的忠诚是由政治信念决定的;再超越其上的忠诚,则须求之于一种互惠的个人情感了。 ——我的忠诚主要基于我对保皇主义信仰的委身。但在这种保皇主义藉以存在的特殊形式 上,仅在某种互惠——主仆之间的互惠——的作用下,忠诚最终才可能。”催眠术也许提供 了这类关系的最具特点的例子。一个杰出的催眠师指出,在每一次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都对 催眠师有效应;虽然这种效应不易被确定,可是如果没有这种效应催眠的结果就达不到。因 此,这里的现象再次显示一方面是绝对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绝对地被影响;但这隐藏了一种 互动,一种影响的交换,正是这互动和交换,将支配与从属的单纯的片面性转变为一种社会 学的形式。 注释 1 “与狮共舞”(” Sociation with a lion”),意指所有好处都为一方据有的伙伴关系。——英译注 2 “不确定的诞生”(”Equivocal birth”)或“自发的生产”(“spontaneous generation”)。——英译注 3 在这里——以及类似地在许多其他的情形中——关键不是去定义声望概念,而是要查明某些人类互动的 存在,而完全无关乎它们的名义。但描述通常会适当地从语言学的用法使其相对最适于作关系发现的概念 入手,因为此概念暗示了这种关系。这听来好象仅仅是一种定义的程序。但实际上,这类尝试从未发现一 概念的内容,毋宁说只不过描述了一实际的内容,而且多少也是依靠已有的概念,这种实际内容才偶尔有 机会被发现。 (张 怡 译 于 海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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