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2权力的方法 因此,要用权力的概念,而不是用压制的或法律的概念去分析某一类性的知识的形 成。但是,“权力”一词容易引起很多误会。如对于权力是什么、它的形式及单位这样的 问题会产生误解。我所说的权力既不是指在确定的一个国家里保证公民服从的一系列机构 与机器,即“政权”,也不是指某种非暴力的、表现为规章制度的约束方式;也不是指由 某一分子或团体对另一分子或团体实行的一般统治体系,其作用通过不断地分流穿透整 社会机体。用权力的概念研究权力不应该将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的同一性设为原始 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它们发生作用的那个领域……而且它们构成自己的有机体:那 使它们在不断的斗争与对抗中改变它们、加强它们、换掉它们位置的规律;诸多力的关系 之间存在的那些使其形成系列或系统的相互依赖的点,或相反,使它们彼此独立的差距与 矛盾:它们赖以发挥作用的战略,其一般意图或制度形式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陈述和社 会联盟之中。我们不应该通过某一最高中心点的最初形式,通过辐射各种生产和递减形式 的唯一最高权力点,去寻找产生权力的必要条件,寻找那既能帮助我们了解权力的实施 甚至它最“边陲”的功效,又能使我们通过权力的机制去了解社会的观点。是力的关系活 动的基础,才通过那些不均等的力,在不停地诱发权力的不同状态,这些状态永远是局部 的、不稳定的。权力无所不在,这并非因为它拥有将一切会聚在它的不可战胜的一致之下 的特权,而是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生产,或者,更明确地说,在任意两点的关系中都会产 生权力。权力无所不在,并不是因为它包含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一切方面。因此,具有 连续性、重复性、停滞性和自我再生性的权力,不过是以上述活动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力的 某种整体的效果,不过是依靠每一个活动环带而形成的链条,同时,这条链条又反过来固 定每一个环带。无疑,我们应该这样为权力定名了:权力,不是什么制度,不是什么结 构,不是一些人拥有的什么势力,而是人们赋予某一个社会中的复杂的战略形势的名称 是否应该将人们常说的话颠倒过来,说政治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如果不愿意将 战争与政治混为一谈,也许应该说诸多的力的关系可以以“战争”或者“政治”的形式表 现,但是,这是局部的,永远不会是全部的。这样就形成了能够包含那些不平衡的、不同 性质的、不稳定的、紧张的力的关系之两种不同的战略(二者极易相互渗透)。沿着这个 思路,我们可以提出下列命题: 权力不是某种可以获得、夺取或分享的东西,不是某种可以保留或丧失的东西 权力的事实乃是通过无数的点、通过不均等的、运动的力的关系的变化得到实现的 权力诸关系并非处于其他类型的关系之外(如经济进程、知识关系、性的关 系),而是它们的内在的东西;是在它们之中产生的分化、不均等与不协调的直接后果, 同时,也是这些差异产生的内在条件;权力诸关系不是具有简单的禁止或监督功能的上层 建筑:它们在自己作功的范围内具有直接的生产作用 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就是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般的二元对立并不是权力 诸关系产生的母体,尽管这种对立由上至下,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再现,直至社会机体最 细微之处。应该认为,在生产机构、家庭、团体和制度中形成并发生作用的大量的力之关 系是造成社会主要差异的基础。这些力的关系形成一股总的力量,穿过局部争端并使对立 的诸方联合起来,当然,反过来,它也对它们进行重新分配、排列、平均,组织联合体并 使它们达成一致。伟大的统治正是以这些紧张的局部对抗为基础的霸权结果。 权力关系是意向性的,但不是主观的。如果说,事实上,它们是可以被人理解 的,原因并不在于根据因果关系的理论可以对之作出“解释”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们完全 被计算所渗透,也就是说,不存在无一定对象和目的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来 自某一个体的选择或决定。不必寻找保证权力合理性的最高机构。无论是统治的阶层、控 制国家机器的团体,或是那些作出最重要经济决策的人,都控制不了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 原文出自 Michel foucault著 The History of sextain,vol.l: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1978)pp92-102;中译选自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345-352页(尚 恒译,顾嘉琛校)
39.2 权力的方法* 因此，要用权力的概念，而不是用压制的或法律的概念去分析某一类性的知识的形 成。但是，“权力”一词容易引起很多误会。如对于权力是什么、它的形式及单位这样的 问题会产生误解。我所说的权力既不是指在确定的一个国家里保证公民服从的一系列机构 与机器，即“政权”，也不是指某种非暴力的、表现为规章制度的约束方式；也不是指由 某一分子或团体对另一分子或团体实行的一般统治体系，其作用通过不断地分流穿透整个 社会机体。用权力的概念研究权力不应该将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的同一性设为原始 论据；确切地说，它们不过是权力的最终形式。我以为，首先应该将权力理解为：众多的 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它们发生作用的那个领域……而且它们构成自己的有机体；那 使它们在不断的斗争与对抗中改变它们、加强它们、换掉它们位置的规律；诸多力的关系 之间存在的那些使其形成系列或系统的相互依赖的点，或相反，使它们彼此独立的差距与 矛盾；它们赖以发挥作用的战略，其一般意图或制度形式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陈述和社 会联盟之中。我们不应该通过某一最高中心点的最初形式，通过辐射各种生产和递减形式 的唯一最高权力点，去寻找产生权力的必要条件，寻找那既能帮助我们了解权力的实施， 甚至它最“边陲”的功效，又能使我们通过权力的机制去了解社会的观点。是力的关系活 动的基础，才通过那些不均等的力，在不停地诱发权力的不同状态，这些状态永远是局部 的、不稳定的。权力无所不在，这并非因为它拥有将一切会聚在它的不可战胜的一致之下 的特权，而是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生产，或者，更明确地说，在任意两点的关系中都会产 生权力。权力无所不在，并不是因为它包含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一切方面。因此，具有 连续性、重复性、停滞性和自我再生性的权力，不过是以上述活动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力的 某种整体的效果，不过是依靠每一个活动环带而形成的链条，同时，这条链条又反过来固 定每一个环带。无疑，我们应该这样为权力定名了：权力，不是什么制度，不是什么结 构，不是一些人拥有的什么势力，而是人们赋予某一个社会中的复杂的战略形势的名称。 是否应该将人们常说的话颠倒过来，说政治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如果不愿意将 战争与政治混为一谈，也许应该说诸多的力的关系可以以“战争”或者“政治”的形式表 现，但是，这是局部的，永远不会是全部的。这样就形成了能够包含那些不平衡的、不同 性质的、不稳定的、紧张的力的关系之两种不同的战略（二者极易相互渗透）。沿着这个 思路，我们可以提出下列命题： ——权力不是某种可以获得、夺取或分享的东西，不是某种可以保留或丧失的东西； 权力的事实乃是通过无数的点、通过不均等的、运动的力的关系的变化得到实现的。 ——权力诸关系并非处于其他类型的关系之外（如经济进程、知识关系、性的关 系），而是它们的内在的东西；是在它们之中产生的分化、不均等与不协调的直接后果， 同时，也是这些差异产生的内在条件；权力诸关系不是具有简单的禁止或监督功能的上层 建筑；它们在自己作功的范围内具有直接的生产作用。 ——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就是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般的二元对立并不是权力 诸关系产生的母体，尽管这种对立由上至下，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再现，直至社会机体最 细微之处。应该认为，在生产机构、家庭、团体和制度中形成并发生作用的大量的力之关 系是造成社会主要差异的基础。这些力的关系形成一股总的力量，穿过局部争端并使对立 的诸方联合起来，当然，反过来，它也对它们进行重新分配、排列、平均，组织联合体并 使它们达成一致。伟大的统治正是以这些紧张的局部对抗为基础的霸权结果。 ——权力关系是意向性的，但不是主观的。如果说，事实上，它们是可以被人理解 的，原因并不在于根据因果关系的理论可以对之作出“解释”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们完全 被计算所渗透，也就是说，不存在无一定对象和目的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来 自某一个体的选择或决定。不必寻找保证权力合理性的最高机构。无论是统治的阶层、控 制国家机器的团体，或是那些作出最重要经济决策的人，都控制不了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 *原文出自 Michel Foucault 著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1978),pp.92-102; 中译选自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年），第 345-352 页（尚 恒译，顾嘉琛校）
(同时也是使社会运转的)权力网。权力的合理性,就是那些在它们发生效力的范围内十 分明确的战术的合理性。这也是权力的局部暴露性,这些战术环环相扣、此呼彼应、传播 蔓延,在权力关系之外寻找支点与条件,最终勾画出整体机制。在这当中权力的逻辑还是 很清楚的,目的也是可辨识的,但是,有时,可能没有人设计这些战术,很少有人阐述它 们,这就是那些隐名的、无声的伟大战略的模糊性,正是这些战略在协调那些饶舌的战 术,后者的“发明人”或负责人往往是率直的。 有权力,就有反抗。但是,尽管如此,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如此,对于权力来 说,反抗并不是外在的。能否认为我们必然在权力的控制“之中”,“摆脱”不了它?能 否认为相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绝对的外在,因为我们必须要服从法律?或认为,既然历 史是理性的计谋,那么,权力就是历史的计谋——常胜不败的计谋?这样就否认了权力关 系严格的相对性特质。权力关系只有依据众多的抵抗力才能存在,这些抵抗力在权力关系 中起着对手、靶子、支撑和突击点的作用。在权力网中,这些抵抗点无所不在。因此,对 于权力关系来说,不存在一种关键的抵抗点—一反抗之魂、一切叛乱之源、革命的纯粹法 则,而是多种抵抗点。它们往往是可能的、必然的、未必的、自发的、野蛮的、孤立的 协调的、潜在的、暴力的、不可协调的、易于和解的、有利害关系的或富有牺牲精神的 确切地说,反抗只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战略范围之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抗仅仅是对权 力关系的反击或反动,最终只能形成权力统治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注定要不断失败的对立 面。反抗不属于若干不同性质的原则,但是,它们也并不是注定令人失望的诱饵或诺言 在权力关系中,反抗是另一面,是权力关系不可消失的对立面。因此,它们同样呈不规则 的分布状态,反抗的点、结、源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布或疏或密,有时明确地唤起一些团 体或个人,刺激身体的某些点、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及某些类型的行为。会不会有彻底的大 决裂,二元的、大规模的分割?有时如此。但是,最常见的是活动的、过渡的反抗点,它 们给社会带来无休止的变迁与分化,打破统一,引起重新组合,穿过所有个体,分裂、改 造他们,在他们的肉体和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正像权力关系网络最终形成穿过 切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而又不在任何一个部位停留的一种厚密的组织,反抗点的分布穿过 社会上各个层次和所有个人。也许,正如国家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制度整体化上一样,这 些反抗点的战略性组织则使一场革命成为可能。 应该在力的关系范围内分析权力机制,这样,我们将摆脱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界的 君主-法律体系。如果马基雅维里真的属于极少数用力的关系分析王权的人(也许这正是他 “厚颜无耻”之处),那么,我们也许应该再朝前走一步,取消国王,从力的关系内在的 战略出发去研究权力机制 当我们重新面对性及陈述性的真实的话语时,亟待解决的不应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既 定国体的前提下,“一个”政权为什么需要以及怎样建立性的知识?也非:18世纪以来制 造有关性的真实话语的努力究竞是为怎样的整体统治服务的?更非: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 决定着性行为的规律性及涉及性的话语的适度性?而是:在某种涉及性的话语中,在历史 上出现有确切范围的某类对真实进行勒索的形式中(围绕儿童的肉体、妇女的性,在节制 生育的实践中),究竟是哪些最直接、最局部的权力关系在起作用?它们怎样使涉及性的 真实话语变得可以为人们所接受,而这类话语又是怎样为它们充当基础的?这些权力关系 究竟怎样通过其自身的活动改变这它们的作用一一加强某些项,削弱其他项,起到阻力的 作用、反宣泄的作用—以至于从未出现过一种稳定的一劳永逸的屈从?这些权力关系是 怎样依照一个一贯的、统一的、唯意志的对性的总体战略逻辑彼此相联的呢?总之,应该 深入大量的、活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中去研究涉及性的话语的大量产生,而不是把对性的 一切微不足道的暴力、一切模糊的认识和所有阻碍人们了解性的遮掩手段,都归罪唯 的、巨大的权力形式 这就需要预先确立四项规则。但是,这些规则绝不是强制性的研究方法,它们至多是 出自谨慎的处方。 1.内在的规则 不应该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性意识领域,它们一般来说属于科学的、无功利的、自由的 知识,而是权力根据自己的需要一一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将禁止的机制引入其中并使 其发挥作用的领域。性意识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需要人们认识的领域,靠的是将它确立为 可接受的对象的权力关系;而权力之所以将性意识作为目标,是因为它曾经被大量的知识
（同时也是使社会运转的）权力网。权力的合理性，就是那些在它们发生效力的范围内十 分明确的战术的合理性。这也是权力的局部暴露性，这些战术环环相扣、此呼彼应、传播 蔓延，在权力关系之外寻找支点与条件，最终勾画出整体机制。在这当中权力的逻辑还是 很清楚的，目的也是可辨识的，但是，有时，可能没有人设计这些战术，很少有人阐述它 们，这就是那些隐名的、无声的伟大战略的模糊性，正是这些战略在协调那些饶舌的战 术，后者的“发明人”或负责人往往是率直的。 ——有权力，就有反抗。但是，尽管如此，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如此，对于权力来 说，反抗并不是外在的。能否认为我们必然在权力的控制“之中”，“摆脱”不了它？能 否认为相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绝对的外在，因为我们必须要服从法律？或认为，既然历 史是理性的计谋，那么，权力就是历史的计谋——常胜不败的计谋？这样就否认了权力关 系严格的相对性特质。权力关系只有依据众多的抵抗力才能存在，这些抵抗力在权力关系 中起着对手、靶子、支撑和突击点的作用。在权力网中，这些抵抗点无所不在。因此，对 于权力关系来说，不存在一种关键的抵抗点——反抗之魂、一切叛乱之源、革命的纯粹法 则，而是多种抵抗点。它们往往是可能的、必然的、未必的、自发的、野蛮的、孤立的、 协调的、潜在的、暴力的、不可协调的、易于和解的、有利害关系的或富有牺牲精神的； 确切地说，反抗只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战略范围之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抗仅仅是对权 力关系的反击或反动，最终只能形成权力统治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注定要不断失败的对立 面。反抗不属于若干不同性质的原则，但是，它们也并不是注定令人失望的诱饵或诺言。 在权力关系中，反抗是另一面，是权力关系不可消失的对立面。因此，它们同样呈不规则 的分布状态，反抗的点、结、源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布或疏或密，有时明确地唤起一些团 体或个人，刺激身体的某些点、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及某些类型的行为。会不会有彻底的大 决裂，二元的、大规模的分割？有时如此。但是，最常见的是活动的、过渡的反抗点，它 们给社会带来无休止的变迁与分化，打破统一，引起重新组合，穿过所有个体，分裂、改 造他们，在他们的肉体和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正像权力关系网络最终形成穿过一 切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而又不在任何一个部位停留的一种厚密的组织，反抗点的分布穿过 社会上各个层次和所有个人。也许，正如国家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制度整体化上一样，这 些反抗点的战略性组织则使一场革命成为可能。 应该在力的关系范围内分析权力机制，这样，我们将摆脱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界的 君主-法律体系。如果马基雅维里真的属于极少数用力的关系分析王权的人（也许这正是他 “厚颜无耻”之处），那么，我们也许应该再朝前走一步，取消国王，从力的关系内在的 战略出发去研究权力机制。 当我们重新面对性及陈述性的真实的话语时，亟待解决的不应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既 定国体的前提下，“一个”政权为什么需要以及怎样建立性的知识？也非：18 世纪以来制 造有关性的真实话语的努力究竟是为怎样的整体统治服务的？更非：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 决定着性行为的规律性及涉及性的话语的适度性？而是：在某种涉及性的话语中，在历史 上出现有确切范围的某类对真实进行勒索的形式中（围绕儿童的肉体、妇女的性，在节制 生育的实践中），究竟是哪些最直接、最局部的权力关系在起作用？它们怎样使涉及性的 真实话语变得可以为人们所接受，而这类话语又是怎样为它们充当基础的？这些权力关系 究竟怎样通过其自身的活动改变这它们的作用——加强某些项，削弱其他项，起到阻力的 作用、反宣泄的作用——以至于从未出现过一种稳定的一劳永逸的屈从？这些权力关系是 怎样依照一个一贯的、统一的、唯意志的对性的总体战略逻辑彼此相联的呢？总之，应该 深入大量的、活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中去研究涉及性的话语的大量产生，而不是把对性的 一切微不足道的暴力、一切模糊的认识和所有阻碍人们了解性的遮掩手段，都归罪唯一 的、巨大的权力形式。 这就需要预先确立四项规则。但是，这些规则绝不是强制性的研究方法，它们至多是 出自谨慎的处方。 1． 内在的规则 不应该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性意识领域，它们一般来说属于科学的、无功利的、自由的 知识，而是权力根据自己的需要——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将禁止的机制引入其中并使 其发挥作用的领域。性意识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需要人们认识的领域，靠的是将它确立为 可接受的对象的权力关系；而权力之所以将性意识作为目标，是因为它曾经被大量的知识
技术和言说程序所包围。在知识的技术和权力的战略之间,不存在任何外在性,即使它们 各自具有特殊的作用,即使它们通过彼此间的差异相联。可以从权力一知识的“局部中心 点”入手,以忏悔者与指导神父或者信徒与禅师之间的关系为例:在这种关系中,在需要 控制的“肉欲”的招牌下,不同的言说形式—一自我反应、盘问、自白、诠释、交谈 在交流中充当着不停地传递不同的制约形式和知识模式的媒介。另外,在摇篮、卧室和儿 童寝室里,儿童的身体受到包括父母、乳母、佣人、教师和医生等一群人的监视,他们密 切注视儿童的性的最细微的表现,尤其自18世纪以来,儿童的身体成了权力一知识的另 个“中心点” 2.不停变化的规则 不要研究在性意识领域中谁拥有权力(男人、成年人、父母、医生),谁没有权力 (妇女、青少年、儿童、病人……):也不要研究谁有权知道,谁被迫处于无知状态。应 该研究力的关系通过其自身的活动造成的变化模式。“权力的分配”和“知识的战友”从 来只能代表某一最强因素的积累力量,或势力的关系的转换,或是双方同步发展的过程中 的瞬间状态。权力一知识系统不是既定的分配状态,而是“变化模式”。19世纪,围绕儿 童和儿童的性,由父母、教师、医生组成的圈子不断发生变化和迁移,其中最惊人的转换 就是:对儿童性意识的质疑最初是通过医生与父母之间的直接关系建立起来的(医生建议 父母监督儿童的性并且用儿童的未来会受影响来威胁父母),而最后确实通过精神病医生 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对成年人的性意识的质疑 3.相互调节的规则 任何一个局部“中心点”,任何一个“变化的模式”,如果不通过一系列连续的联接 最终归入一个整体战略,那么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相反,任何战略,如果它不以准确 的、细致的关系为基础一一后者不仅不是它的实施与后果,而是它的支点与锚地一一它就 无法获得整体效果。在它们之间一一不像在两个不同层次之间(一个是微观的,另一个是 宏观的)一一没有断裂存在,也没有同质性存在(似乎一个只是另一个的放大或缩小 对此,应该想到战略和战术的相互调节:战略通过可能的战术的特殊性,而战术则是通过 使其发挥作用的总体战略进行调节。因此,家庭中的父亲不是君主或是国家的“代表 国家和君主也绝不是父亲在另一层次上的发展。家庭不再现社会:社会也不模仿家庭。但 是,正是因为相对于权力的真实机制来说,家庭机制具有独立性和变异性,所以,它才成 为这样一些大规模“运动”的基础:如,马尔萨斯的人口控制,鼓励人口增长,性的医学 化以及性的非生殖性实践之精神病学化等 4.话语的战术多样性的规则 不应该简单地将涉及性的话语作为权力机制的表面外延去研究。权力与知识正是通过 话语连结起来的,甚至,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将话语看成是一系列不连贯的环节,其战术 作用既不统一,也不稳定,更确切地说,不应该设想话语领域简单划分为被接受的话语与 被排除的话语,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与被统治的话语,而应该设想话语领域就是一大堆能够 在多种多样的战略中发挥作用的话语元素。我们正是要描绘这些话语元素的分布,包括 切讲出的和被听讲的,允许陈述的和禁止陈述的东西,包括由于讲话主体不同、在权力关 系中的地位及在机构中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变化及不同效果,包括在表述矛盾的事物时采 用相同的或不同的陈述方式。话语和沉默一样,并非永远屈服于权力或永远与权力相抗 必须承认有这样一个复杂的、不稳定的现象存在:话语既是权力的工具和效力,也是它的 障碍和阻力,是它的反抗点及对立的战略形成的出发点。话语负载并生产和加强权力,但 它也削弱、暴露权力,使权力变得脆弱并使权力的实施受阻。同样,沉默与秘密掩蔽权 力、固定权力的禁忌,同时也放松权力的控制,调整出或多或少为权力所承认的宽容。请 回顾一下所谓违背自然的“大”罪过的力是:对鸡奸这个十分模糊不清的概念,书面文字 的小心谨慎及口语的几乎绝对的沉默,造成相当长时间内权力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绝对 严厉(18世纪仍然对鸡奸施以火刑惩罚,而且,18世纪的前50年中,从未有人对此提出 过重大抗议),另一方面则是极大宽容(极少的法律处罚可以说明这一点,另外,有关军 队或神修院的男人社会的历史记载也可以直接说明问题)。但是,19世纪,在精神病学、 法学及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关于各种类型的同性恋、性倒置、鸡奸、“雌雄同体”的言说 显然使社会加强了对这一“邪恶”领域的检查与控制;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对此的“补 偿”,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同性恋开始使用那些人们用来将它逐出医学领域的词汇与概
技术和言说程序所包围。在知识的技术和权力的战略之间，不存在任何外在性，即使它们 各自具有特殊的作用，即使它们通过彼此间的差异相联。可以从权力—知识的“局部中心 点”入手，以忏悔者与指导神父或者信徒与禅师之间的关系为例：在这种关系中，在需要 控制的“肉欲”的招牌下，不同的言说形式——自我反应、盘问、自白、诠释、交谈—— 在交流中充当着不停地传递不同的制约形式和知识模式的媒介。另外，在摇篮、卧室和儿 童寝室里，儿童的身体受到包括父母、乳母、佣人、教师和医生等一群人的监视，他们密 切注视儿童的性的最细微的表现，尤其自 18 世纪以来，儿童的身体成了权力—知识的另一 个“中心点”。 2．不停变化的规则 不要研究在性意识领域中谁拥有权力（男人、成年人、父母、医生），谁没有权力 （妇女、青少年、儿童、病人……）；也不要研究谁有权知道，谁被迫处于无知状态。应 该研究力的关系通过其自身的活动造成的变化模式。“权力的分配”和“知识的战友”从 来只能代表某一最强因素的积累力量，或势力的关系的转换，或是双方同步发展的过程中 的瞬间状态。权力—知识系统不是既定的分配状态，而是“变化模式”。19 世纪，围绕儿 童和儿童的性，由父母、教师、医生组成的圈子不断发生变化和迁移，其中最惊人的转换 就是：对儿童性意识的质疑最初是通过医生与父母之间的直接关系建立起来的（医生建议 父母监督儿童的性并且用儿童的未来会受影响来威胁父母），而最后确实通过精神病医生 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对成年人的性意识的质疑。 3．相互调节的规则 任何一个局部“中心点”，任何一个“变化的模式”，如果不通过一系列连续的联接 最终归入一个整体战略，那么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相反，任何战略，如果它不以准确 的、细致的关系为基础——后者不仅不是它的实施与后果，而是它的支点与锚地——它就 无法获得整体效果。在它们之间——不像在两个不同层次之间（一个是微观的，另一个是 宏观的）——没有断裂存在，也没有同质性存在（似乎一个只是另一个的放大或缩小）。 对此，应该想到战略和战术的相互调节：战略通过可能的战术的特殊性，而战术则是通过 使其发挥作用的总体战略进行调节。因此，家庭中的父亲不是君主或是国家的“代表”； 国家和君主也绝不是父亲在另一层次上的发展。家庭不再现社会；社会也不模仿家庭。但 是，正是因为相对于权力的真实机制来说，家庭机制具有独立性和变异性，所以，它才成 为这样一些大规模“运动”的基础：如，马尔萨斯的人口控制，鼓励人口增长，性的医学 化以及性的非生殖性实践之精神病学化等。 4．话语的战术多样性的规则 不应该简单地将涉及性的话语作为权力机制的表面外延去研究。权力与知识正是通过 话语连结起来的，甚至，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将话语看成是一系列不连贯的环节，其战术 作用既不统一，也不稳定，更确切地说，不应该设想话语领域简单划分为被接受的话语与 被排除的话语，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与被统治的话语，而应该设想话语领域就是一大堆能够 在多种多样的战略中发挥作用的话语元素。我们正是要描绘这些话语元素的分布，包括一 切讲出的和被听讲的，允许陈述的和禁止陈述的东西，包括由于讲话主体不同、在权力关 系中的地位及在机构中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变化及不同效果，包括在表述矛盾的事物时采 用相同的或不同的陈述方式。话语和沉默一样，并非永远屈服于权力或永远与权力相抗。 必须承认有这样一个复杂的、不稳定的现象存在：话语既是权力的工具和效力，也是它的 障碍和阻力，是它的反抗点及对立的战略形成的出发点。话语负载并生产和加强权力，但 它也削弱、暴露权力，使权力变得脆弱并使权力的实施受阻。同样，沉默与秘密掩蔽权 力、固定权力的禁忌，同时也放松权力的控制，调整出或多或少为权力所承认的宽容。请 回顾一下所谓违背自然的“大”罪过的力是：对鸡奸这个十分模糊不清的概念，书面文字 的小心谨慎及口语的几乎绝对的沉默，造成相当长时间内权力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绝对 严厉（18 世纪仍然对鸡奸施以火刑惩罚，而且，18 世纪的前 50 年中，从未有人对此提出 过重大抗议），另一方面则是极大宽容（极少的法律处罚可以说明这一点，另外，有关军 队或神修院的男人社会的历史记载也可以直接说明问题）。但是，19 世纪，在精神病学、 法学及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关于各种类型的同性恋、性倒置、鸡奸、“雌雄同体”的言说 显然使社会加强了对这一“邪恶”领域的检查与控制；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对此的“补 偿”，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同性恋开始使用那些人们用来将它逐出医学领域的词汇与概
念进行自我介绍,要就获得合法地位和“权力”。这样的情况时不存在的:一方是权力的 话语,另一方是与其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是在力的关系范围之内的战术元素或集团:在 同一战略中可能出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话语,话语还可以在相互对抗的战略之间 流动而不必改变自己的形式。没有必要首先研究涉及性的话语出自哪种不明确的理论,或 者,来自哪些伦理派别或者代表哪种意识形式一一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被统治的- 而 应该通过涉及性的话语所具有的战术生产力的两个层次(即由性话语联系起来的权力与知 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及战略整体化(在发生冲突的不同时期,什么样的局势和力的 关系使性话语的作用成为必须)去涉及性的话语 简言之,关键在于选择一种新的权力观,用目的观取代法律的特权,用战术效力观取 代禁忌的特权,取消君主特权,代之以对大量的、活动的力的关系场的研究。这种力的关 系场可以产生总体效力,但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绝对的、稳定的效力。放弃法的模式,选 择战略的模式,并非由于思辨或偏重某理论的缘故,而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就 是:曾经长期以战争、多种形式的战争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力的关系逐渐进入政治权利 范围
念进行自我介绍，要就获得合法地位和“权力”。这样的情况时不存在的：一方是权力的 话语，另一方是与其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是在力的关系范围之内的战术元素或集团；在 同一战略中可能出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话语，话语还可以在相互对抗的战略之间 流动而不必改变自己的形式。没有必要首先研究涉及性的话语出自哪种不明确的理论，或 者，来自哪些伦理派别或者代表哪种意识形式——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被统治的——，而 应该通过涉及性的话语所具有的战术生产力的两个层次（即由性话语联系起来的权力与知 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及战略整体化（在发生冲突的不同时期，什么样的局势和力的 关系使性话语的作用成为必须）去涉及性的话语。 简言之，关键在于选择一种新的权力观，用目的观取代法律的特权，用战术效力观取 代禁忌的特权，取消君主特权，代之以对大量的、活动的力的关系场的研究。这种力的关 系场可以产生总体效力，但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绝对的、稳定的效力。放弃法的模式，选 择战略的模式，并非由于思辨或偏重某理论的缘故，而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就 是：曾经长期以战争、多种形式的战争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力的关系逐渐进入政治权利 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