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对社会学存在理由的思考 我的道路(19758.16) 只是作一个评论家并不令人满意。但除此之外我还能怎样做呢?废黜意识形态并试图 抓住社会关系的现实是绝对必要的。最痛苦的是孤独,所谓的左派知识界恰恰同右派一样掩 盖了社会的现实:教条主义者的话语是一个与控制和压迫一样沉重的面具 比较恰当地说,大学不再信任它自己,而且几乎不再具有做决定的能力,但毕竟它给 了我基本的东西:工作和表达我自己的实质的可能性。虽然几乎没有人能倾听我,但我还是 要讲。也许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人们对于已经成为我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关于行动、管理等这 些奇妙梦想的漠然。这些梦想—一像对伟大运动和重要事件的热情,甚至是听到战鼓声时的 阵颤动,将一直伴随我。但我也知道我仅仅是通过把玩这些幻想来自我消遣,我不再有时 间四面出击。我有幸看到自己拒绝了从1968年起在大学里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诱惑。寻找 其他的或多或少有些虚幻的路径是没有用处的。我想恢复我的精力,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研 究上,摆脱施加上我身上的所有职责。一完成目前我对于拉美的研究,我至少知道了什么必 须要做,那将必须要放弃写作、阅读,并给予有社会学介入其中的实践的创造工作以绝对的 优先权,这是我已经思考多年的问题。许多年后我必定将回到我不能不写的关于社会运动、 后工业社会和当代法国的社会问题的书上去。对我来说做关于这些问题的适度研究,这种时 机的出现是可能的。但是我的道路已经筹划好了:通过社会学的行动来表达我自己,然后回 到理论和现实同时并举的分析上去。对于前景我并不担心,我并没有过多考虑所要选取的方 向,我想的比较多的是迫使我走这样一条道路的种种原因,为什么它们不能消失?基本上它 们是什么呢?我宁愿相信我是因为对知识的渴求而走到这一步的,但这样的回答又太模糊. 我还没有好好碰到过一个读者,我已经忍受了许多批评在1965-196年间,在经受了一阵 极其猛烈的攻击后,我的确想放弃,把自己封闭于更有限的大学管理工作中但至今已经十 载风雨我不曾停止工作。在我的道义原则里是否有一司号令的超我,它推动我走上一条通向 不可到达的圣地的道路?为什么不!?但是这种解释也不能说明整个事实,它不仅仅是一种 责任的驱使,促使我前进,它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宁愿与许多人共同分享它。那种感觉越 来越多地在支撑着我,使我在我的研究中取得许多成果,建构了一套研究工具,这套研究工 具对我很有用,它产生了明白易懂的结果,给了我一种判断力,用这种判断力理解行动者能 比他们的自我理解更好。 我相当强烈地意识到大学环境中的腐败,社会的胆怯与平庸,教条主义者阻碍思想进步 的力量,甚至还有我自己在如何使我能被别人所倾听,从而知道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拥有一种 自信方面遭遇的困难。为了逃避现有秩序的压力和诱惑扭曲自己是必要的,这是我为什么可 能在自信与沮丧、自负和妄自菲薄中颠簸前行的原因。 回首我的过去,我发现了我生命中的两种色调:暗淡的灰黑色和灿烂的橘红色。要想 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必须在一致与分裂的边界中平衡自己,并同时处于中心与边缘。比较专业 地说,这一直是我的处境,在最为经典的学科传统中接受教育但同时几乎一直处在正规的大 学生涯之外,我只知道相对边缘的一些研究机构。但是我必须追溯的更远一点,我成长在巴 黎的中心,法国社会的中心,成长在一种坚信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坚信努力工作的重要 原文获准选自 La societe invisible; Regards1974-1976( Paris:Seul,1977),pp141-43,106,4-46,116,2003, 22427。 Charles Lemert译成英文。读者可以注意到,该书的行文多为正式风格,但本选段展示的是一段个 人化的经历:许多叙事并未顾及语句结构,段与段之间也未有明确过渡。为保持原文风格,译文常常照直 移译。一一英译注 中译文据 Alain touraine著 Reflections on Sociology' s Raison d etre译出,选自 Charles c. Lemert编 french Sociolog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73-85
1 43.1 对社会学存在理由的思考* 我的道路（1975.8.16） 只是作一个评论家并不令人满意。但除此之外我还能怎样做呢？废黜意识形态并试图 抓住社会关系的现实是绝对必要的。最痛苦的是孤独，所谓的左派知识界恰恰同右派一样掩 盖了社会的现实：教条主义者的话语是一个与控制和压迫一样沉重的面具。 比较恰当地说，大学不再信任它自己，而且几乎不再具有做决定的能力，但毕竟它给 了我基本的东西：工作和表达我自己的实质的可能性。虽然几乎没有人能倾听我，但我还是 要讲。也许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人们对于已经成为我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关于行动、管理等这 些奇妙梦想的漠然。这些梦想——像对伟大运动和重要事件的热情，甚至是听到战鼓声时的 一阵颤动，将一直伴随我。但我也知道我仅仅是通过把玩这些幻想来自我消遣，我不再有时 间四面出击。我有幸看到自己拒绝了从 1968 年起在大学里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诱惑。寻找 其他的或多或少有些虚幻的路径是没有用处的。我想恢复我的精力，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研 究上,摆脱施加上我身上的所有职责。一完成目前我对于拉美的研究，我至少知道了什么必 须要做，那将必须要放弃写作、阅读，并给予有社会学介入其中的实践的创造工作以绝对的 优先权，这是我已经思考多年的问题。许多年后我必定将回到我不能不写的关于社会运动、 后工业社会和当代法国的社会问题的书上去。对我来说做关于这些问题的适度研究，这种时 机的出现是可能的。但是我的道路已经筹划好了：通过社会学的行动来表达我自己，然后回 到理论和现实同时并举的分析上去。对于前景我并不担心，我并没有过多考虑所要选取的方 向，我想的比较多的是迫使我走这样一条道路的种种原因，为什么它们不能消失？基本上它 们是什么呢？我宁愿相信我是因为对知识的渴求而走到这一步的，但这样的回答又太模糊. 我还没有好好碰到过一个读者，我已经忍受了许多批评.在 1965-1966 年间，在经受了一阵 极其猛烈的攻击后，我的确想放弃，把自己封闭于更有限的大学管理工作中.但至今已经十 载风雨我不曾停止工作。在我的道义原则里是否有一司号令的超我，它推动我走上一条通向 不可到达的圣地的道路？为什么不！？但是这种解释也不能说明整个事实，它不仅仅是一种 责任的驱使,促使我前进，它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宁愿与许多人共同分享它。那种感觉越 来越多地在支撑着我，使我在我的研究中取得许多成果，建构了一套研究工具，这套研究工 具对我很有用，它产生了明白易懂的结果，给了我一种判断力，用这种判断力理解行动者能 比他们的自我理解更好。 我相当强烈地意识到大学环境中的腐败,社会的胆怯与平庸,教条主义者阻碍思想进步 的力量,甚至还有我自己在如何使我能被别人所倾听，从而知道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拥有一种 自信方面遭遇的困难。为了逃避现有秩序的压力和诱惑扭曲自己是必要的，这是我为什么可 能在自信与沮丧、自负和妄自菲薄中颠簸前行的原因。 回首我的过去，我发现了我生命中的两种色调：暗淡的灰黑色和灿烂的橘红色。要想 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必须在一致与分裂的边界中平衡自己，并同时处于中心与边缘。比较专业 地说，这一直是我的处境，在最为经典的学科传统中接受教育但同时几乎一直处在正规的大 学生涯之外，我只知道相对边缘的一些研究机构。但是我必须追溯的更远一点，我成长在巴 黎的中心，法国社会的中心，成长在一种坚信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坚信努力工作的重要 * 原文获准选自 La Societe Invisible: Regards 1974-1976(Paris: Seuil, 1977),pp141-43，106，44-46，116，200-03， 224-27。Charles Lemert 译成英文。读者可以注意到，该书的行文多为正式风格，但本选段展示的是一段个 人化的经历；许多叙事并未顾及语句结构，段与段之间也未有明确过渡。为保持原文风格，译文常常照直 移译。——英译注 中译文据 Alain Touraine 著 Reflections on Sociology’s Raison D’Etre 译出，选自 Charles C. Lemert 编 French Sociology(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pp73-85
性,坚信智力生活头等重要的社会环境中,然而我发现我自己即使在那时也是走在一条孤独 的道路上,我成长在物质衰退和政治腐败的环境中,在成为一个成人过程中我发现我成长于 其中的社会和学科领域与世界本身的现实状况之间没有共同点,从那时起我感到身上留下了 腐败和颓废的痕迹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怎样才能信任社会,信任它的体系?基本上它闻起来就像被扔在塞纳 河里的垃圾袋。但同时我强迫自己意识到一种责任:投身于智力工作和关于什么超越于社会, 什么能够为社会辩护的知识研究中,为了负责任的、充满反抗意识的、独立的和满怀激情的 重建对立的、已解体的社会,我不停地走着一条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被一种相反的趋势引导 着,这肯定使我不能适应那种被称之为行动的东西,但也使我发展了行动社会学 社会学的存在理由(1975.4。2) 我所有的思考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论断组织起来的:社会行为是通过行动者在社会行 动控制社会自身的整体冲突中所处的位置来解释的。要理解我所说的关键是不要一再坚持社 会自我生产这个观点,而要坚持超越阻碍我们认识的一个问题:社会行动是由行动者的意图 决定的还是由一个客观系统决定的? 我必须用我所有的力量大声疾呼:二者都没道理!谁能自命根据行动者来解释行动呢? 这种想法是如此的肤浅甚至是愚蠢的,以至于如果它不是一种完全可理解的抗拒对社会行动 去人文化的方式,或更简单地说,一种拒绝经济人的骑士形象的方式,就不会有一个严肃的 人曾梦想过它:当然我赞同这一点 另一方面,问题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我越是认为行动是根据社会组 织定义的,这种解释越有可能被置于历史性总体的作用水平上。一个群体在社会衰退(遭受 失业的打击)时的行为方式可用整合的或分裂的来定义它。这意味着我对于经济体系的具体 运作考虑的越多,就越是远离阶级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这样人们就会盲目,看不到你越 是从经济上去规定情境,你离阶级行为的硏究也就越远。你对问题的谈论就全被诸如满意和 不满意、中心与边缘、失范和遵从等话语牵着鼻子,简言之用的全是功能主义武库中的概念。 同样地,如果假定是经济目标决定了行动者,那么阶级制度就不可能被理解。如果说 用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来解释投机,那肯定不会有工业化 所以这些看似对立的解释实际上是彼此联系的,用“客观”的术语即在最直接的结合 层次上来界定情境,你就能接受行动者给予他们自身行为的解释。只有当人们试图去把握更 大的整体时一一社会、文明,以及因而引起的巨大的历史变迁一一就必须放弃在客观与主观 之间玩的这种游戏,认真考虑社会学的真正对象:各种社会关系,它们不是悬在空中,相反 是由社会对它自身的干预模式界定的。只要社会事实看起来好像从属于另一类型的事实(特 别是政治或经济事实),就会导致把社会学分析隐没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之争的背后 要成为一个社会学家需要理解:当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社会学中超越它们自身时 它们会彼此调和,不能将行动和社会关系相分离。最终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时刻,内在的分 析和外在的分析彼此会合,结果是相互消灭了对方,因为不再有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结 构”,同样也不会有超越社会的“价值”。 我明白人们不情愿放弃他们己经习惯了的知识家园。我们企图理解行动者的心理,始 终谈及情境的逻辑,这种情况越发如此,是因为对作用于社会的行动的控制看起来更为无力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再被接受。一切事物都是行动。情境仅仅是社会关系系统中的一个 结合点:行动者仅是某一层面上的一个事件,在那个层面上汇聚了所有层面上的分析 关于社会的错误表象(1974,12,20) 没有什么比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这三部曲更古老更仪式化的了,社会的基础是经济, 因为它看起来与意识,与意志最不相干,因为它具有事物的秩序而不单单是精神。在另一个 2
2 性，坚信智力生活头等重要的社会环境中，然而我发现我自己即使在那时也是走在一条孤独 的道路上，我成长在物质衰退和政治腐败的环境中，在成为一个成人过程中我发现我成长于 其中的社会和学科领域与世界本身的现实状况之间没有共同点，从那时起我感到身上留下了 腐败和颓废的痕迹。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怎样才能信任社会，信任它的体系？基本上它闻起来就像被扔在塞纳 河里的垃圾袋。但同时我强迫自己意识到一种责任：投身于智力工作和关于什么超越于社会， 什么能够为社会辩护的知识研究中，为了负责任的、充满反抗意识的、独立的和满怀激情的 重建对立的、已解体的社会，我不停地走着一条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被一种相反的趋势引导 着，这肯定使我不能适应那种被称之为行动的东西，但也使我发展了行动社会学。 社会学的存在理由（1975.4。2） 我所有的思考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论断组织起来的：社会行为是通过行动者在社会行 动控制社会自身的整体冲突中所处的位置来解释的。要理解我所说的关键是不要一再坚持社 会自我生产这个观点，而要坚持超越阻碍我们认识的一个问题：社会行动是由行动者的意图 决定的还是由一个客观系统决定的？ 我必须用我所有的力量大声疾呼:二者都没道理！谁能自命根据行动者来解释行动呢？ 这种想法是如此的肤浅甚至是愚蠢的，以至于如果它不是一种完全可理解的抗拒对社会行动 去人文化的方式，或更简单地说，一种拒绝经济人的骑士形象的方式，就不会有一个严肃的 人曾梦想过它；当然我赞同这一点。 另一方面,问题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我越是认为行动是根据社会组 织定义的，这种解释越有可能被置于历史性总体的作用水平上。一个群体在社会衰退（遭受 失业的打击）时的行为方式可用整合的或分裂的来定义它。这意味着我对于经济体系的具体 运作考虑的越多，就越是远离阶级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这样人们就会盲目，看不到你越 是从经济上去规定情境，你离阶级行为的研究也就越远。你对问题的谈论就全被诸如满意和 不满意、中心与边缘、失范和遵从等话语牵着鼻子，简言之用的全是功能主义武库中的概念。 同样地，如果假定是经济目标决定了行动者，那么阶级制度就不可能被理解。如果说 用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来解释投机，那肯定不会有工业化。 所以这些看似对立的解释实际上是彼此联系的，用“客观”的术语即在最直接的结合 层次上来界定情境，你就能接受行动者给予他们自身行为的解释。只有当人们试图去把握更 大的整体时——社会、文明，以及因而引起的巨大的历史变迁——就必须放弃在客观与主观 之间玩的这种游戏，认真考虑社会学的真正对象：各种社会关系，它们不是悬在空中，相反， 是由社会对它自身的干预模式界定的。只要社会事实看起来好像从属于另一类型的事实（特 别是政治或经济事实），就会导致把社会学分析隐没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之争的背后。 要成为一个社会学家需要理解：当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社会学中超越它们自身时， 它们会彼此调和，不能将行动和社会关系相分离。最终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时刻，内在的分 析和外在的分析彼此会合，结果是相互消灭了对方，因为不再有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结 构”，同样也不会有超越社会的“价值”。 我明白人们不情愿放弃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知识家园。我们企图理解行动者的心理，始 终谈及情境的逻辑，这种情况越发如此，是因为对作用于社会的行动的控制看起来更为无力。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再被接受。一切事物都是行动。情境仅仅是社会关系系统中的一个 结合点；行动者仅是某一层面上的一个事件，在那个层面上汇聚了所有层面上的分析。 关于社会的错误表象（1974，12，20） 没有什么比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这三部曲更古老更仪式化的了，社会的基础是经济， 因为它看起来与意识，与意志最不相干,因为它具有事物的秩序而不单单是精神。在另一个
极端则是种种表象:它们也是维持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社会图景意味着什么? 从行动者的观点,即从变化的观点看,它是对社会情境的描述。被授予经济的特权无非是经 济情境对于个别行动者主动性的抗拒。工业、资本主义、利润率、商业交换不可能对任何人 都一视同仁。正相反,意识形态甚至政治,都是人的作为,结果是更易变、更脆弱及更任意。 人们必须将这种特权给予行动者的主动性以便将这样一种优势授予经济的事实。甚 至,社会这种建筑的图景与解释历史变化的要求相一致。这正是费尔南一布罗代尔和其他历 史学家所发展的观念:在社会的基础上,有这些长时段的整体性存在,包括各种现存的经济 系统,然后里面的是各种社会制度或政治系统,以及最后是文化作品,它们多半成为种种事 件。争论的不是对社会的分析,尽管外表上看是这样,而是对变化的理解:所以我要重申 问题是行动者观点的立场的执守问题。 一个人越是感兴趣于个人自己的自愿决定和创造,他就越能够认识到经济组织的抗拒。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只考虑社会自身,并不再考虑围绕寻求变化之创意的种种条件 的话,这一通过基础解释上层建筑和通过经济解释意识形态的图景就会丧失它所有的意义 经济组织毕竟只是一种服务于政治决定以及更深刻的阶级利益和文化取向的一种工具 的安排。这就是为什么我将组织——那其中包括经济组织一一说成是最依赖于社会系统的层 面。组织由它的工具性目标和对环境的利用来界定。相反,社会中最基本的是通过社会进行 的生产,这个社会富有社会行动的意义,知识的各种类型,积累和投资的各种形式,以及各 种文化取向。社会行动作用于它自身,这与社会的内部分化是不可分的;即阶级斗争。位于 两者之间的是政治体系 看不到这两种图景彼此对应,但一个又是另一个的反面,这如何可能?当人们只是将 结构视为既定的,和行动者置身其中的背景时,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就被首尾倒置了。这样, 被唤起的是两个简单的观念 结构 变化 历史性 意识形态 政治 国家 组织 经济 首先,对系统的研究需要研究变化,完全是因为对社会关系的研究恰是社会学题中之 义,而情境和行动者的分离,如果一开始就被引进来会是灾难性的,因此只适于一种从属于 变化的分析 第二,你绝对不能把用于结构硏宄的概念同样用于变化硏宄 我会全力反对进化论,它是根据历史来谈论社会:天堂、原罪、救赎、启示或是从简 单到复杂、从传统到发明的进路等。我不知道能够预言权力理性化或利润率下降的社会变迁 的规律和自然趋势。我只要求一个人应从根本上意识到社会必须被当作一个系统来理解,而 且它是一个作用于自身的社会行动系统。当你追究教条学说时,最重要的是当其盗用先前阶 级斗争的名义时,其阻止清晰的思考并只是为绝对权力和因循守旧扫清道路时,你务必要有 最起码的勇气:只使用活生生的概念。 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年鉴学派的创始人
3 极端则是种种表象:它们也是维持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社会图景意味着什么？ 从行动者的观点，即从变化的观点看，它是对社会情境的描述。被授予经济的特权无非是经 济情境对于个别行动者主动性的抗拒。工业、资本主义、利润率、商业交换不可能对任何人 都一视同仁。正相反，意识形态甚至政治，都是人的作为，结果是更易变、更脆弱及更任意。 人们必须将这种特权给予行动者的主动性以便将这样一种优势授予经济的事实。甚 至，社会这种建筑的图景与解释历史变化的要求相一致。这正是费尔南-布罗代尔1和其他历 史学家所发展的观念：在社会的基础上，有这些长时段的整体性存在，包括各种现存的经济 系统，然后里面的是各种社会制度或政治系统，以及最后是文化作品，它们多半成为种种事 件。争论的不是对社会的分析，尽管外表上看是这样，而是对变化的理解：所以我要重申， 问题是行动者观点的立场的执守问题。 一个人越是感兴趣于个人自己的自愿决定和创造,他就越能够认识到经济组织的抗拒。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只考虑社会自身，并不再考虑围绕寻求变化之创意的种种条件 的话，这一通过基础解释上层建筑和通过经济解释意识形态的图景就会丧失它所有的意义。 经济组织毕竟只是一种服务于政治决定以及更深刻的阶级利益和文化取向的一种工具 的安排。这就是为什么我将组织——那其中包括经济组织——说成是最依赖于社会系统的层 面。组织由它的工具性目标和对环境的利用来界定。相反，社会中最基本的是通过社会进行 的生产，这个社会富有社会行动的意义，知识的各种类型，积累和投资的各种形式，以及各 种文化取向。社会行动作用于它自身，这与社会的内部分化是不可分的；即阶级斗争。位于 两者之间的是政治体系 看不到这两种图景彼此对应，但一个又是另一个的反面，这如何可能？当人们只是将 结构视为既定的，和行动者置身其中的背景时，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就被首尾倒置了。这样， 被唤起的是两个简单的观念： 结构 变化 历史性 意识形态 政治 国家 组织 经济 首先，对系统的研究需要研究变化，完全是因为对社会关系的研究恰是社会学题中之 义，而情境和行动者的分离，如果一开始就被引进来会是灾难性的，因此只适于一种从属于 变化的分析。 第二，你绝对不能把用于结构研究的概念同样用于变化研究。 我会全力反对进化论，它是根据历史来谈论社会：天堂、原罪、救赎、启示或是从简 单到复杂、从传统到发明的进路等。我不知道能够预言权力理性化或利润率下降的社会变迁 的规律和自然趋势。我只要求一个人应从根本上意识到社会必须被当作一个系统来理解，而 且它是一个作用于自身的社会行动系统。当你追究教条学说时，最重要的是当其盗用先前阶 级斗争的名义时，其阻止清晰的思考并只是为绝对权力和因循守旧扫清道路时，你务必要有 最起码的勇气:只使用活生生的概念。 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年鉴学派的创始人 之一。——译注
反对价值观念(1975,4,25) 一个人不时地大声对自己重复两三个常用来打气的固定语词,是需要的,在最糟糕的 日子里尤其需要。我在一本书的某处读到:“当价值被应用于特定情境以产生关于社会行为 的精确规则时,社会学家称这些规则为‘规范’”。简单的句子:教科书式的公式。然而一切 也尽在其中了。我所做的就是要竭尽全力瓦解这两个词:价值和规范:就是为了抛开这个侵 入的干涉者:社会规则被定义为文化价值的一种特定形式;因为人们只有凭借阶级和权力关 系,才能超越文化取向到达社会规则。正是这一点迫使我重新界定价值概念。价值这个词是 危险的,因为它标示了一种文化取向、社会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杂烩。价值的承载者总是 个确定的社会行动者,他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用这些术语思考就是要接受既定的秩序,排 除对权力关系的分析和排除自身。当我谈到种种文化取向时,我不是在考虑一种自觉的 意识形态,而是在考虑各种报告和组织社会经验的范畴:福柯称为知识型( EPISTEME)的知识 模式、文化模式、和积累模式,无意识的范畴是真正社会性的。一个人根据“意识”思考的 越多,必然就会更多地思考所有的社会关系模式: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组织形式等。价值 是对行动者混乱行为的扭转,行动者以自己为出发点,努力把他各个层面构成的行为统一起 来,同时把它们熔入一种意识形态中。文化取向+阶级关系规范价值 —由它的种种价值—一即被表达的从而是主导的价值一一开始来分析一个社会,不仅要 颠倒事物,而且会在意识形态上站在统治阶级一边。这就是为什么价值概念的危机必定会 伴之以对意识形态的冲突、社会中种种价值对抗的研究:因为阶级斗争之故,,价值从未可 能避免分裂,同时当价值超越阶级斗争一定程度时,不管如何间接,它们就会将自己附于各 种文化取向上,而文化取向乃是社会斗争的利害所在 社会学的出发点之一,至少对于那些在功能主义盛行的5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基 于“技术的”理由,是拒绝从价值迈向规范的 做一个社会学家还是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76,1,2) 让我总结一下对社会和社会行动的陈述,它们最经常被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这 正是我所反对的 1.最一般而言,我反对用另一种事实的秩序对社会事实所作的任何解释。说经济结构 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就是说这种结构是用非社会的术语来定义的。人们还用意识的秩序反 对存在的秩序。对于我来说,这种方法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丝毫不知道在社会秩序中什么 能够成为无意识的存在。再比如,把政治关系还原为只是意识事实也是荒唐的,似乎它不是 个决定一种实践类型,特别是经济的类型的问题,但至少同样是这一个问题。对社会事实 的这种解释秩序的孤立性质带给这种秩序双重特点:元社会的和自然的。据说,在社会之上 的领域,驰骋着生产力和人类的需要。当一个人进入社会秩序中,随该秩序的持续,他也进 到自然和权力的纯粹矛盾之中。报酬不再由社会所决定,而是由一种将工人仅归结为其劳动 力再生产的权力所决定。行动者的政治行为或意识行为同样只是被阶级利益的逻辑支配着, 从而也是被行动者在基本的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支配着。我只是观察到这一地位禁止对社 会行为进行分析。最好是如共产党很久以前所做过的,坦率谴责社会学是一门资产阶级的科 学。这一观点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但却是一个实际上承认这种经济地位在社会事实分析中的 重要性的观点。 2.我不怀疑存在一种阶级支配的逻辑,当然经济学家(但不仅仅是他们)必须调查这种 利润的逻辑及其结果。但是如果给予这种逻辑一种心理学的表达,就会陷入错误之中。可以 显示地产商和投机商如何被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所引导。但在这种基本的行为规则基础上不可 能理解工业化,以及自那以后的长期投资和工作的组织的。一旦人们认识到在被称之为资本
4 反对价值观念（1975，4，25） 一个人不时地大声对自己重复两三个常用来打气的固定语词，是需要的，在最糟糕的 日子里尤其需要。我在一本书的某处读到：“当价值被应用于特定情境以产生关于社会行为 的精确规则时，社会学家称这些规则为‘规范’”。简单的句子；教科书式的公式。然而一切 也尽在其中了。我所做的就是要竭尽全力瓦解这两个词：价值和规范；就是为了抛开这个侵 入的干涉者：社会规则被定义为文化价值的一种特定形式；因为人们只有凭借阶级和权力关 系，才能超越文化取向到达社会规则。正是这一点迫使我重新界定价值概念。价值这个词是 危险的，因为它标示了一种文化取向、社会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杂烩。价值的承载者总是一 个确定的社会行动者，他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用这些术语思考就是要接受既定的秩序，排 除对权力关系的分析……和排除自身。当我谈到种种文化取向时，我不是在考虑一种自觉的 意识形态，而是在考虑各种报告和组织社会经验的范畴：福柯称为知识型(EPISTEME)的知识 模式、文化模式、和积累模式，无意识的范畴是真正社会性的。一个人根据“意识”思考的 越多，必然就会更多地思考所有的社会关系模式：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组织形式等。价值 是对行动者混乱行为的扭转，行动者以自己为出发点，努力把他各个层面构成的行为统一起 来，，同时把它们熔入一种意识形态中。文化取向+阶级关系 规范 价值。 由它的种种价值——即被表达的从而是主导的价值——开始来分析一个社会，不仅要 颠倒事物，而且会在意识形态上站在统治阶级一边 。这就是为什么价值概念的危机必定会 伴之以对意识形态的冲突、社会中种种价值对抗的研究；因为阶级斗争之故，,价值从未可 能避免分裂，同时当价值超越阶级斗争一定程度时，不管如何间接，它们就会将自己附于各 种文化取向上，而文化取向乃是社会斗争的利害所在。 社会学的出发点之一，至少对于那些在功能主义盛行的 50 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基 于“技术的”理由，是拒绝从价值迈向规范的。 做一个社会学家还是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76，1，2） 让我总结一下对社会和社会行动的陈述，它们最经常被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这 正是我所反对的。 1． 最一般而言，，我反对用另一种事实的秩序对社会事实所作的任何解释。说经济结构 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就是说这种结构是用非社会的术语来定义的。人们还用意识的秩序反 对存在的秩序。对于我来说，这种方法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丝毫不知道在社会秩序中什么 能够成为无意识的存在。再比如，把政治关系还原为只是意识事实也是荒唐的，似乎它不是 一个决定一种实践类型，特别是经济的类型的问题，但至少同样是这一个问题。对社会事实 的这种解释秩序的孤立性质带给这种秩序双重特点：元社会的和自然的。据说，在社会之上 的领域，驰骋着生产力和人类的需要。当一个人进入社会秩序中，随该秩序的持续，他也进 到自然和权力的纯粹矛盾之中。报酬不再由社会所决定，而是由一种将工人仅归结为其劳动 力再生产的权力所决定。行动者的政治行为或意识行为同样只是被阶级利益的逻辑支配着， 从而也是被行动者在基本的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支配着。我只是观察到这一地位禁止对社 会行为进行分析。最好是如共产党很久以前所做过的，坦率谴责社会学是一门资产阶级的科 学。这一观点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但却是一个实际上承认这种经济地位在社会事实分析中的 重要性的观点。 2． 我不怀疑存在一种阶级支配的逻辑，当然经济学家（但不仅仅是他们）必须调查这种 利润的逻辑及其结果。但是如果给予这种逻辑一种心理学的表达，就会陷入错误之中。可以 显示地产商和投机商如何被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所引导。但在这种基本的行为规则基础上不可 能理解工业化，以及自那以后的长期投资和工作的组织的。一旦人们认识到在被称之为资本
主义的东西中的发展模式和生产关系的话,一切就都变得清楚了。声称与生产模式有关的各 种分析的基本点,其关注的并非各种社会关系,而是一种由资产阶级导演的工业化的历史模 式。那当然存在着一种利润的逻辑和积累的逻辑:它可以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作用相联系 但并没有与之融为一体。 3.如果我们赞同严格说来没有社会学能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近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 这种并非没有想象力的反社会学( antisociology)的一种社会学的补充物。这个问题就是 从阶级对抗走向社会的实存,走向由各种制度构成的社会的实存及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实 存。我们已经指出一种恶魔的存在,它通过整合、等级化、社会化、压制、掩饰、排除等运 作从而将阶级的二元对抗转变为社会秩序的单元统一。可以说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操作.这个 恶魔的力量来自哪里?国家吗?如果它真的如此强大,为何不能大大限制阶级关系的作用? 这情况完全是一个悖论 首先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完全被认同为功能主义的分析:也就是说它将社会团结 (你可以叫它价值或主导的意识形态)用为中心原则,而长期的传统则相反致力于在政治和 文化中发现阶级和各种对抗的生动迹象。其次是因为人们在借助阶级关系以解释变化后,却 又试图借助国家来解释社会。 必须做的恰好是相反,因为一种关系可合理地被规定为一个结构中的一种要素,而一个 行动者,如像国家,则可以更自然地解释决策,从而还有变化。 这样一种(功能主义的)社会学是愚蠢的,同时又是空洞无物的。因为简单的观察就 会发现这种整合的和再生的社会图景是矛盾的。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专制的,没有冲突的利 益代表,它就不能用阶级统治来解释。因为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不是专制的社 会。说到资产阶级的种种自由,只不过是人们对于所有那些由于有了并为了这些自由,过去 现在都在彼此争斗的人,如政客、新闻记者、工会的好斗分子政治活动家们投以蔑视的拙劣 表达而己 4.我的结论是:是到了接受社会学的存在,并从而打破社会学在其中没有地位,社会事实 在其中仍然只被视为从属于更高级的事实秩序的思想模式的时候了。人们一定会惊讶对社会 运动和政治行动的研究几乎完全付诸阙如,这种研究原本无疑会激起年轻社会学家的巨大热 情的。但最好不必惊讶,因为恰恰在这里行动社会学最能要求我们的注意;也正是在这里系 统和行动者之间的分离是最具灾难性的武断观点 我们必须超越已经不能给予我们任何教益的过去。毫无疑问在社会学的分析中我们将 发现每一个社会里都存在这样对抗的思考:敏感于各种冲突和运动与更关注秩序和整合 但我也经常谴责许多所谓的左派社会学家们犯的离奇过失,他们将自己置身于那些只 看到秩序和一致的人的阵营中。而活生生的思考是在别处的,它必须拒绝分裂秩序和社会事 实,破除任何一种认为社会事实是由另一种事实秩序所决定的观念:它必须认识行动者既不 是由他们所处的情境,也不是由他们的意识决定的,而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即由他们为文 化控制而导致的对抗决定的,所谓文化控制我指的是社会通过知识、积累和文化诸模式自我 进行的社会的生产;它必须最终把社会(它们的结构和组织)的研究与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 社会的各种转型形式的历史研究区分开来。在我们身后有一段被历史哲学主导了的时期,只 到现在,从19世纪末以来我们才目睹了关于各种社会系统的知识的兴起。这种日益增长的 力量一一允许我们详细阐述发展理论,同时又作为历史的实在一一迫使我们分离(历史哲学 和社会学)这两种思考的秩序,并勘查它们的关系。我们总会有一些东西要从马克思主义思 想中汲取:我们仍将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但现在是我们必须在 做社会学家还是做马克思主义者两者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了。我是一个社会学家! 社会学的基本原则(1976.1.24)
5 主义的东西中的发展模式和生产关系的话，一切就都变得清楚了。声称与生产模式有关的各 种分析的基本点，其关注的并非各种社会关系，而是一种由资产阶级导演的工业化的历史模 式。那当然存在着一种利润的逻辑和积累的逻辑；它可以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作用相联系， 但并没有与之融为一体。 3． 如果我们赞同严格说来没有社会学能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近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 这种并非没有想象力的反社会学（antisociology）的一种社会学的补充物。这个问题就是 从阶级对抗走向社会的实存，走向由各种制度构成的社会的实存及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实 存。我们已经指出一种恶魔的存在，它通过整合、等级化、社会化、压制、掩饰、排除等运 作从而将阶级的二元对抗转变为社会秩序的单元统一。可以说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操作.这个 恶魔的力量来自哪里？国家吗？如果它真的如此强大，为何不能大大限制阶级关系的作用？ 这情况完全是一个悖论。 首先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完全被认同为功能主义的分析；也就是说它将社会团结 （你可以叫它价值或主导的意识形态）用为中心原则，而长期的传统则相反致力于在政治和 文化中发现阶级和各种对抗的生动迹象。其次是因为人们在借助阶级关系以解释变化后，却 又试图借助国家来解释社会。 必须做的恰好是相反，因为一种关系可合理地被规定为一个结构中的一种要素，而一个 行动者，如像国家，则可以更自然地解释决策，从而还有变化。 这样一种（功能主义的）社会学是愚蠢的，同时又是空洞无物的。因为简单的观察就 会发现这种整合的和再生的社会图景是矛盾的。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专制的，没有冲突的利 益代表，它就不能用阶级统治来解释。因为 19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的美国都不是专制的社 会。说到资产阶级的种种自由，只不过是人们对于所有那些由于有了并为了这些自由，过去 现在都在彼此争斗的人，如政客、新闻记者、工会的好斗分子政治活动家们投以蔑视的拙劣 表达而已。 4． 我的结论是：是到了接受社会学的存在，并从而打破社会学在其中没有地位，社会事实 在其中仍然只被视为从属于更高级的事实秩序的思想模式的时候了。人们一定会惊讶对社会 运动和政治行动的研究几乎完全付诸阙如，这种研究原本无疑会激起年轻社会学家的巨大热 情的。但最好不必惊讶，因为恰恰在这里行动社会学最能要求我们的注意；也正是在这里系 统和行动者之间的分离是最具灾难性的武断观点。 我们必须超越已经不能给予我们任何教益的过去。毫无疑问在社会学的分析中我们将 发现每一个社会里都存在这样对抗的思考：敏感于各种冲突和运动与更关注秩序和整合。 但我也经常谴责许多所谓的左派社会学家们犯的离奇过失，他们将自己置身于那些只 看到秩序和一致的人的阵营中。而活生生的思考是在别处的，它必须拒绝分裂秩序和社会事 实，破除任何一种认为社会事实是由另一种事实秩序所决定的观念；它必须认识行动者既不 是由他们所处的情境，也不是由他们的意识决定的，而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即由他们为文 化控制而导致的对抗决定的，所谓文化控制我指的是社会通过知识、积累和文化诸模式自我 进行的社会的生产；它必须最终把社会（它们的结构和组织）的研究与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 社会的各种转型形式的历史研究区分开来。在我们身后有一段被历史哲学主导了的时期，只 到现在，从 19 世纪末以来我们才目睹了关于各种社会系统的知识的兴起。这种日益增长的 力量——允许我们详细阐述发展理论，同时又作为历史的实在——迫使我们分离（历史哲学 和社会学）这两种思考的秩序，并勘查它们的关系。我们总会有一些东西要从马克思主义思 想中汲取；我们仍将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但现在是我们必须在 做社会学家还是做马克思主义者两者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了。我是一个社会学家！ 社会学的基本原则（1976.1.24）
没有一个历史情境能被归并为一种社会机制。也没有什么实践的秩序、变化的力量、 阶级关系及其政治的和组织的表现、文化领域可完全形成一种分析的总体 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一种政治情境,因为没有人有权以社会的名义行动,像单行道入 处的警察那样自说自话。 过去的几个月,我主要关心对这种错误的整体进行抵制:要认识到,一方面,作为变化 力量的国家不可还原为统治阶级,和社会系统的核心行动者,另一方面,被组织起来的实践 的总体,像城市生活,学术生活等,并没有什么内在的统一性,它是被一个或几个有支配地 位的阶级打上标记的历史现实,但又是不可化约的。 虽然与这些问题同样重要,但与对社会系统自身的分析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这里 有两个观念是强加给它们自己的。第一个是,人不能在文化的统一和阶级关系的分裂之间进 行选择。没有比在阶级斗争中更多不带阶级斗争的历史性,历史性在阶级斗争中不被当作领 域和利害。那些由定义社会的精神和价值开始的人们同那些最终以剥削结尾的人们犯有同样 的错误。这就引出第二个观念,这个观念定义了一个更好的社会图景,我希望用它来取代那 些继续妨碍我们的社会图景。行动者不在社会之中,他们就是社会。没有什么诸如社会机制 这样的东西来支配社会行为。表现为一种社会机制的只是在组织的功能层面上对参与文化定 向的行动者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复制,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由各种冲突动员起来的 是的,人创造了社会,我甚至还想加一句说人们知道他们创造了社会。但并不是我们 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自觉的和被组织起来的”,必须是历史的主体,因为社会是由它以 之作用于自身的行动定义的,又因为社会的这种意义是从社会关系的碎镜片中折射出来的。 旦可能就有必要离开行动者,以便暴露社会系统。为什么?因为现实中的行动者并不是行 动者,不是由他的行动和他的各种关系界定的行动者。他是上帝、人(Man)和历史的一个 特定体现 首要的是本质的世界和神灵的世界化成灰烬,以便人们可以发现一门行动的社会学 很长一段时间,把行动社会学叫做价值社会学的最后化身是社会学中的一种时尚。现在这 切都过去了,随50年代美国人自命不凡的物质的和知识的帝国而消失。我们生活在这样的 一个世界,在这里神圣没有地位,大势力的种种历史诉求,现今象意识形态一样只是服务于 军事权力。我们不再被迫在主体和系统之中进行选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关系、权力斗争和 文化需求构成的网络,同时我们要承担对我们环境的全部责任。尽管这种想法似乎有些奇怪, 但对于各种社会的社会分析的最大抵抗不正隐藏在这里吗?知识分子很难放弃的正是作为 种解释原则的社会概念。因此就有罗兰-巴特的示范的和行善的作用。正是他的反社会学 主义,他对于用全体解释部分和用17世纪解释莫里哀的拒绝,他的终止于文本分析的意愿 被视为既是结果又是快乐—一对社会学的复兴贡献最大。正如人们不会用生命本身来解释 个生物的行为,人们也不会用社会来解释社会行为。社会学和政治学又一次走到一起。因 为社会学分析的做法就是要重新发现隐藏在权力、秩序和各种机制之后的诸社会关系的各种 运动(即社会冲突和文化取向两方面的运动),而民主行动的目标必须等同于重新发现隐藏 在阶级统治、历史遗产和国家权力的面罩之后的被支配的和被压迫的行动 个人应怎样把这种一般取向转变成智识的实践?首先,专断地说,可作为一研究对 象的只有各种社会行动。不要急着对我说拉丁美洲依赖跨国资本主义。最好对我讲游击队、 人民党主义、智利的军事政变和威权国家。当然我们很快就进到统治阶级的角色问题,它部 分地也是一种外部的经济力量。但这不是一个多少给予政治或经济以重视的问题。而是一劳 永逸地禁止人谈论在分析中不起作用的这些推理生物。真正的问题是建构一种推理,它从 开始就把社会整体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网络来把握。当然,其危险是会陷入唯意志论。让我 们靠得更近一点看问题。谁最急切地求助观念和伟人的作用?读读我的书。是我吗?正相反, 我发现,当问题涉及如何理解社会和政治事实时,那些只会谈论系统和资本主义机制等等的
6 没有一个历史情境能被归并为一种社会机制。也没有什么实践的秩序、变化的力量、 阶级关系及其政治的和组织的表现、文化领域可完全形成一种分析的总体。 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一种政治情境，因为没有人有权以社会的名义行动，像单行道入 口处的警察那样自说自话。 过去的几个月,我主要关心对这种错误的整体进行抵制：要认识到，一方面,作为变化 力量的国家不可还原为统治阶级，和社会系统的核心行动者，另一方面,被组织起来的实践 的总体，像城市生活，学术生活等，并没有什么内在的统一性，它是被一个或几个有支配地 位的阶级打上标记的历史现实，但又是不可化约的。 虽然与这些问题同样重要，但与对社会系统自身的分析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这里 有两个观念是强加给它们自己的。第一个是,人不能在文化的统一和阶级关系的分裂之间进 行选择。没有比在阶级斗争中更多不带阶级斗争的历史性，历史性在阶级斗争中不被当作领 域和利害。那些由定义社会的精神和价值开始的人们同那些最终以剥削结尾的人们犯有同样 的错误。这就引出第二个观念，这个观念定义了一个更好的社会图景，我希望用它来取代那 些继续妨碍我们的社会图景。行动者不在社会之中，他们就是社会。没有什么诸如社会机制 这样的东西来支配社会行为。表现为一种社会机制的只是在组织的功能层面上对参与文化定 向的行动者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复制，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由各种冲突动员起来的。 是的，人创造了社会，我甚至还想加一句说人们知道他们创造了社会。但并不是我们 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自觉的和被组织起来的”，必须是历史的主体，因为社会是由它以 之作用于自身的行动定义的，又因为社会的这种意义是从社会关系的碎镜片中折射出来的。 一旦可能就有必要离开行动者，以便暴露社会系统。为什么？因为现实中的行动者并不是行 动者，不是由他的行动和他的各种关系界定的行动者。他是上帝、人（Man）和历史的一个 特定体现。 首要的是本质的世界和神灵的世界化成灰烬，以便人们可以发现一门行动的社会学。 很长一段时间,把行动社会学叫做价值社会学的最后化身是社会学中的一种时尚。现在这一 切都过去了，随 50 年代美国人自命不凡的物质的和知识的帝国而消失。我们生活在这样的 一个世界，在这里神圣没有地位，大势力的种种历史诉求，现今象意识形态一样只是服务于 军事权力。我们不再被迫在主体和系统之中进行选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关系、权力斗争和 文化需求构成的网络，同时我们要承担对我们环境的全部责任。尽管这种想法似乎有些奇怪, 但对于各种社会的社会分析的最大抵抗不正隐藏在这里吗？知识分子很难放弃的正是作为 一种解释原则的社会概念。因此就有罗兰-巴特的示范的和行善的作用。正是他的反社会学 主义,他对于用全体解释部分和用 17 世纪解释莫里哀的拒绝，他的终止于文本分析的意愿— —被视为既是结果又是快乐——对社会学的复兴贡献最大。正如人们不会用生命本身来解释 一个生物的行为，人们也不会用社会来解释社会行为。社会学和政治学又一次走到一起。因 为社会学分析的做法就是要重新发现隐藏在权力、秩序和各种机制之后的诸社会关系的各种 运动（即社会冲突和文化取向两方面的运动），而民主行动的目标必须等同于重新发现隐藏 在阶级统治、历史遗产和国家权力的面罩之后的被支配的和被压迫的行动。 一个人应怎样把这种一般取向转变成智识的实践？首先，专断地说，可作为一研究对 象的只有各种社会行动。不要急着对我说拉丁美洲依赖跨国资本主义。最好对我讲游击队、 人民党主义、智利的军事政变和威权国家。当然我们很快就进到统治阶级的角色问题，它部 分地也是一种外部的经济力量。但这不是一个多少给予政治或经济以重视的问题。而是一劳 永逸地禁止人谈论在分析中不起作用的这些推理生物。真正的问题是建构一种推理，它从一 开始就把社会整体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网络来把握。当然，其危险是会陷入唯意志论。让我 们靠得更近一点看问题。谁最急切地求助观念和伟人的作用？读读我的书。是我吗？正相反， 我发现，当问题涉及如何理解社会和政治事实时，那些只会谈论系统和资本主义机制等等的
人除了谈论社会主义的进步,斯大林主义的天才和罪行,或毛泽东思想外别无所有!在社会 的唯物主义和行动者的唯心主义之间,难道就不能发现社会学的道路、社会关系的知识、从 而社会干涉其自身的领域吗 要使人们敢于着手这样一个分析任务,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没有人写过社会变迁和革 命,除去其目的为获得一种纯为“决策论的”政治视野的写作,或者完全相反,是为了投身 于一种特定党派的意识形态而做的著述。我看在拉美这种情况最甚。如果放手让人进行传统 的经济分析,每个人都会害怕被迫运用他的批判思想触及对他来说如同殉教者一样神圣的事 物。但为什么会害怕?人为什么自欺,在考量历史的行动者的行动时往往诋毁他们,而不是 坚持说这种行动具有正当性?超越这种智识方法的大颠倒,发明新的方法将是必需的了 人们只是从远处考虑社会行动;看上去人们甚至试图使自己离得更远。我向自己提出 关于罢工、和工人行动的问题。人们如何从疏离角色的分裂走向集体意志的统一?在基础的 诉求、工会行动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及在工会和党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现在我还没有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自然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一—除了一小部分历史学家外—一都不再 关心作为一种行动的罢工,他们谈论经济联合,而不是环境。社会学家的首要职责就是分析 社会行动,研究它如何产生、运用、被谈论及冲突的。 我不想在这里说我希望做什么,因为最好是先做起来。我任由自己为一种回到各种新 的实践中去的希望所鼓舞,这些实践将使我的思想不断发展;一个人不会用活思想,而是用 实践向死思想开战。困难的时刻…令人沮丧因为没人注意这些思想。相反,我看到 的是钦定文本和濒死思想的势力日益增大,祈求法律,祈求各种机器和某些冲突,在这些冲 突中除了远离现实的思想的机巧外一无所有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接受这种反社会学:当它谴责现存的秩序时,因为那时它把行动 社会学的抵达点作为出发点,发现了社会行动的分裂、疏离和破碎。这种想法不仅不与社会 学相对立:反而是它最大的成就之一。 (司敏译于海校)
7 人除了谈论社会主义的进步，斯大林主义的天才和罪行，或毛泽东思想外别无所有！在社会 的唯物主义和行动者的唯心主义之间，难道就不能发现社会学的道路、社会关系的知识、从 而社会干涉其自身的领域吗？ 要使人们敢于着手这样一个分析任务，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没有人写过社会变迁和革 命，除去其目的为获得一种纯为“决策论的”政治视野的写作，或者完全相反，是为了投身 于一种特定党派的意识形态而做的著述。我看在拉美这种情况最甚。如果放手让人进行传统 的经济分析，每个人都会害怕被迫运用他的批判思想触及对他来说如同殉教者一样神圣的事 物。但为什么会害怕？人为什么自欺，在考量历史的行动者的行动时往往诋毁他们，而不是 坚持说这种行动具有正当性？超越这种智识方法的大颠倒，发明新的方法将是必需的了。 人们只是从远处考虑社会行动；看上去人们甚至试图使自己离得更远。我向自己提出 关于罢工、和工人行动的问题。人们如何从疏离角色的分裂走向集体意志的统一？在基础的 诉求、工会行动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及在工会和党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现在我还没有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自然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除了一小部分历史学家外——都不再 关心作为一种行动的罢工，他们谈论经济联合，而不是环境。社会学家的首要职责就是分析 社会行动，研究它如何产生、运用、被谈论及冲突的。 我不想在这里说我希望做什么，因为最好是先做起来。我任由自己为一种回到各种新 的实践中去的希望所鼓舞，这些实践将使我的思想不断发展；一个人不会用活思想，而是用 实践向死思想开战。困难的时刻…… 令人沮丧……因为没人注意这些思想。相反，我看到 的是钦定文本和濒死思想的势力日益增大，祈求法律，祈求各种机器和某些冲突，在这些冲 突中除了远离现实的思想的机巧外一无所有。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接受这种反社会学：当它谴责现存的秩序时，因为那时它把行动 社会学的抵达点作为出发点，发现了社会行动的分裂、疏离和破碎。这种想法不仅不与社会 学相对立：反而是它最大的成就之一。 （司 敏 译 于 海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