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考“风险社会”:理论、政治学、评论及研究项目 生活在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我们试图把现代性(我更愿意说是第一次工业现代性)和 全球风险社会(或者说第二次反身的现代性)区分开来的努力看来是天真甚至自相矛盾的。 在一个结构主义者的理论框架内,没有人能够定义或者断言什么是真正“是”或者真正“不 是”的。不过,这一切和我的经验不相符。我无法理解的是:无论是谁怎么能利用十八和十 九世纪形成的参考理论框架来理解向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后传统全球社会的转型过程。马克思 韦伯有“铁笼”的概念一—他认为人类在“铁笼”中被诅咒而为可以被预见到的未来生活一 对我而言这是古典社会学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假设的 束缚。我们得把自己从这些概念范畴中解放出来,去了解未知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别以为 我错了。我认为大多数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社会学)无甚起色,因为它们没能回 答非常基本的问题:日常生活和职业领域如何转变,以哪些方式转变。因此我想坚持,即使 传统的社会学在从事着高度精细的理论和经验硏究项目,它们陷入了循环论证中。传统的社 会学使用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诸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科学、民族国家 等等),将它们其实应该努力论证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即我们仍旧在有民族国家 现代性的正常世界中生活、行动并死亡 某些对我《风险社会》(贝克,1992)一书的批评指责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这是 误解了我的论证的结果。这些评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于结构主义者想不到去批评和更新 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让我解释一下。我认为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非 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问题。我们不必发誓效忠于任何特定的看法或者理论观 点。决定选择现实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实用主义的事情,就是选择 合适的方法来达成期望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全球时代全球风险的新的矛盾的遭遇而开设社会 科学,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暂时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一个(“反身的”) “现实主义者”的外表和语言。如果说结构主义者使得一个(积极的)问题转向成为可能 并且这种转向允许我们提出现实主义者不会问及的重要问题,那我很乐意(至少在当时)成 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伴随着诸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思想家的结构主义哲学成长,今 天我发现这是不够的。特别在风险社会学的领域,这会把我的分析限制到一个观点或者仅仅 是概念的教条上。正如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全球风险社会中复杂矛盾的风险“本质”,那 些变形的陈述是有用的,我能够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既使用现实主义, 又使用结构主义。 让我们考虑一下欧洲智力思考的现状。1989年,整个世界秩序崩塌了。这是一个何等 的天赐良机,让我们冒险进入处女地,探索新的智力疆域。这个机会没被把握住,绝大部分 理论家仍然固守相同的陈旧概念。看来倒退而不是修正成为了当时的秩序:吉登斯(1994b) 提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已经变得小心翼翼,而保守主义变得激进。改变甚微:现代性的剧本 尚需重写,重新定义并重新发明。这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涉及的一切。 此刻,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在流逝”。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想从传统和正统 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铁笼中摆脱出来,我们必须充满想象力又遵守纪律。我们需要一种新 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具体的矛盾和反身现代性的挑战是敏感的,同时它又是 深思熟虑并且足够有力的,能打破学术的陈规所囿于的抽象的樊篱 在本章中,我想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第一点,再一次地,我想简短地重申一下关于为什 么风险社会的想法可以被作为一个“非工业”社会的新概念引入的论据,提问“什么是‘风 险’?”,并用“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的选择去了解风险的现状。第二 我想提出我的一些批评者的观点,在此过程中,我会提供读者理论问题的讨论,我认为,现
再思考“风险社会”：理论、政治学、评论及研究项目1 生活在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我们试图把现代性（我更愿意说是第一次工业现代性）和 全球风险社会（或者说第二次反身的现代性）区分开来的努力看来是天真甚至自相矛盾的。 在一个结构主义者的理论框架内，没有人能够定义或者断言什么是真正“是”或者真正“不 是”的。不过，这一切和我的经验不相符。我无法理解的是：无论是谁怎么能利用十八和十 九世纪形成的参考理论框架来理解向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后传统全球社会的转型过程。马克思. 韦伯有“铁笼”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在“铁笼”中被诅咒而为可以被预见到的未来生活— —对我而言这是古典社会学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假设的 束缚。我们得把自己从这些概念范畴中解放出来，去了解未知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别以为 我错了。我认为大多数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社会学）无甚起色，因为它们没能回 答非常基本的问题：日常生活和职业领域如何转变，以哪些方式转变。因此我想坚持，即使 传统的社会学在从事着高度精细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项目，它们陷入了循环论证中。传统的社 会学使用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诸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科学、民族国家 等等），将它们其实应该努力论证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即我们仍旧在有民族国家 现代性的正常世界中生活、行动并死亡。 某些对我《风险社会》（贝克，1992）一书的批评指责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这是 误解了我的论证的结果。这些评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于结构主义者想不到去批评和更新 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让我解释一下。我认为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非 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问题。我们不必发誓效忠于任何特定的看法或者理论观 点。决定选择现实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实用主义的事情，就是选择 合适的方法来达成期望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全球时代全球风险的新的矛盾的遭遇而开设社会 科学，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暂时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一个（“反身的”） “现实主义者”的外表和语言。如果说结构主义者使得一个（积极的）问题转向成为可能， 并且这种转向允许我们提出现实主义者不会问及的重要问题，那我很乐意（至少在当时）成 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伴随着诸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思想家的结构主义哲学成长，今 天我发现这是不够的。特别在风险社会学的领域，这会把我的分析限制到一个观点或者仅仅 是概念的教条上。正如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全球风险社会中复杂矛盾的风险“本质”，那 些变形的陈述是有用的，我能够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既使用现实主义， 又使用结构主义。 让我们考虑一下欧洲智力思考的现状。1989 年，整个世界秩序崩塌了。这是一个何等 的天赐良机，让我们冒险进入处女地，探索新的智力疆域。这个机会没被把握住，绝大部分 理论家仍然固守相同的陈旧概念。看来倒退而不是修正成为了当时的秩序：吉登斯（1994b） 提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已经变得小心翼翼，而保守主义变得激进。改变甚微：现代性的剧本 尚需重写，重新定义并重新发明。这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涉及的一切。 此刻，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在流逝”。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想从传统和正统 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铁笼中摆脱出来，我们必须充满想象力又遵守纪律。我们需要一种新 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具体的矛盾和反身现代性的挑战是敏感的，同时它又是 深思熟虑并且足够有力的，能打破学术的陈规所囿于的抽象的樊篱。 在本章中，我想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第一点，再一次地，我想简短地重申一下关于为什 么风险社会的想法可以被作为一个“非工业”社会的新概念引入的论据，提问“什么是‘风 险’？”，并用“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的选择去了解风险的现状。第二， 我想提出我的一些批评者的观点，在此过程中，我会提供读者理论问题的讨论，我认为，现 1
在这些理论问题束缚了我关于全球风险观念的发展。最后,我想强调一些理论和政治的方法 我很愿意看到它们在不远的将来被探究。我还将确认一些处于欧洲水准和高于欧洲水准的比 较研究的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的元素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想概况出一个连贯的完整的论证,这些论证散落在我关于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的著作中。我也希望通过这么做间接地阐明我从对自己早期工作现 存的批评中所学到的东西。我把这些问题组织成为八个要点 1风险不是指招致的损害。它们不同于毁灭。如果风险是毁灭,所有的保险公司会被整 得破产。然而,风险确实预示着毁灭。关于风险的论述始于我们对安全信任的终止之处,这 种论述在潜在的大祸降临时不再有关系。因此风险的概念以介于安全和毁灭之间的奇特的中 间状态为特征,在这种状态中,危险的风险感觉左右着思想和行动。结果,我发现要找出 Scott lash(1999)“风险文化”概念和我“风险社会”概念间的很大区别是很难的。不过 我确实发现Lash的讨论有价值,在于他通过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强调了风险文化框架的激 进化。但是,在文化定义风险的时代,“定义的关系”(马克思)在我看来依然使“风险社会” 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参见以下的讨论)。所以归根结底,是文化感觉和定义构成了风险。“风 险”和“风险的(公共)定义”是一回事 “不再是但是还未曾 不再信任/安全,还未毁灭/灾难,这个奇怪的现状就是风 险概念所要表达的,也是这种现状使风险概念成为参考的公共框架。风险社会学是潜在性和 关于可能性判断的科学——即马克思韦伯(1991)所谓的“可能性判断”。因此风险“是” 种虚拟的现实性,现实的虚拟性。风险离 Joost van Loon(1998)所谓“在一个控制论复 制的年代虚拟的风险”只一步之遥。他写道:“只有就现实而言,或者更胜一筹,就正在变 为现实(虚拟性)而言来思考风险,社会的物质化才能被理解。只有根据一个结构思考风险, 我们才能理解风险无法定义的“本质”。风险不可能通过某一特定的调解在它们的物质化之 外被理解,无论这种调解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流行的( van loon,1999)。”我全 心全意地同意他的这种看法。我觉得以上所说就是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念尽管看上去不 相容,却可以互补的方法。疯牛病危机所牵涉的电子媒介把科学、政治学和流行的消费文化 连接起来。他们通过这么做,使得风险由不可见变成可见,比如疯牛病变异的缺核酸蛋白质 他们通过数字化的意象使风险形成。我们作为这种意象的消费者,没办法检验这种陈述的充 分性,我们也没必要去检验。这陈述的起源是虚构的,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被制造出来,由 计算机模拟进一步增强。它们的源头的确是计算机技术的,将化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和计 算机制图法以及电视广播联系起来。随着计算杋模拟让新闻广播开始说明无法说明的事物 (比如,告诉我们疯牛病和CJD到底“是”什么)并且解释无法解释的事物(一个正常的 缺核酸蛋白质—一无论它可能是什么一一是怎样“病变”的),这使缺核酸蛋白质变得可见。 发病机理可能与平常食用牛肉有关这种仅有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明了本杰明(1968)一个论断 的有力,即在一个机械复制的年代,所有的审美经验都可能被政治化 疯牛病风险的“实现”和它的调解直接相关。既然“我们”知道“存在”可能的风险, 我们”就面对一份责任。这种责任的形式是决定是否吃牛肉和其他的牛肉制品。因此,随 着对与疯牛病相关联的紧张的确认,CJD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危险了。尽管风险是否可量化还 是疑问,事实上,风险正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运作。有关疯牛病和CJD之间可能关系的“知 识”突然变得唾手可得,这使得危险变成了风险。我们现在得做出决定,这决定对我们,我 们所爱的人们,也可能我们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很重要。( van loon,1999) 风险社会学重建了一个(非)物质性的技术一一社会事件。被认为确有风险的地方,商 业、政治、科学和日常生活的基础是变动的。于是乎,风险的概念,如果用科学的方法考虑
在这些理论问题束缚了我关于全球风险观念的发展。最后，我想强调一些理论和政治的方法， 我很愿意看到它们在不远的将来被探究。我还将确认一些处于欧洲水准和高于欧洲水准的比 较研究的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的元素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想概况出一个连贯的完整的论证，这些论证散落在我关于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的著作中。我也希望通过这么做间接地阐明我从对自己早期工作现 存的批评中所学到的东西。我把这些问题组织成为八个要点。 1 风险不是指招致的损害。它们不同于毁灭。如果风险是毁灭，所有的保险公司会被整 得破产。然而，风险确实预示着毁灭。关于风险的论述始于我们对安全信任的终止之处，这 种论述在潜在的大祸降临时不再有关系。因此风险的概念以介于安全和毁灭之间的奇特的中 间状态为特征，在这种状态中，危险的风险感觉左右着思想和行动。结果，我发现要找出 Scott Lash（1999）“风险文化”概念和我“风险社会”概念间的很大区别是很难的。不过， 我确实发现 Lash 的讨论有价值，在于他通过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强调了风险文化框架的激 进化。但是，在文化定义风险的时代，“定义的关系”（马克思）在我看来依然使“风险社会” 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参见以下的讨论）。所以归根结底，是文化感觉和定义构成了风险。“风 险”和“风险的（公共）定义”是一回事。 “不再是但是还未曾” ——不再信任/安全，还未毁灭/灾难，这个奇怪的现状就是风 险概念所要表达的，也是这种现状使风险概念成为参考的公共框架。风险社会学是潜在性和 关于可能性判断的科学——即马克思.韦伯（1991）所谓的“可能性判断”。因此风险“是” 一种虚拟的现实性，现实的虚拟性。风险离 Joost van Loon（1998）所谓“在一个控制论复 制的年代虚拟的风险”只一步之遥。他写道：“只有就现实而言，或者更胜一筹，就正在变 为现实（虚拟性）而言来思考风险，社会的物质化才能被理解。只有根据一个结构思考风险， 我们才能理解风险无法定义的“本质”。风险不可能通过某一特定的调解在它们的物质化之 外被理解，无论这种调解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流行的（van Loon，1999）。”我全 心全意地同意他的这种看法。我觉得以上所说就是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念尽管看上去不 相容，却可以互补的方法。疯牛病危机所牵涉的电子媒介把科学、政治学和流行的消费文化 连接起来。他们通过这么做，使得风险由不可见变成可见，比如疯牛病变异的缺核酸蛋白质。 他们通过数字化的意象使风险形成。我们作为这种意象的消费者，没办法检验这种陈述的充 分性，我们也没必要去检验。这陈述的起源是虚构的，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被制造出来，由 计算机模拟进一步增强。它们的源头的确是计算机技术的，将化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和计 算机制图法以及电视广播联系起来。随着计算机模拟让新闻广播开始说明无法说明的事物 （比如，告诉我们疯牛病和 CJD 到底“是”什么）并且解释无法解释的事物（一个正常的 缺核酸蛋白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是怎样“病变”的），这使缺核酸蛋白质变得可见。 发病机理可能与平常食用牛肉有关这种仅有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明了本杰明（1968）一个论断 的有力，即在一个机械复制的年代，所有的审美经验都可能被政治化。 疯牛病风险的“实现”和它的调解直接相关。既然“我们”知道“存在”可能的风险， “我们”就面对一份责任。这种责任的形式是决定是否吃牛肉和其他的牛肉制品。因此，随 着对与疯牛病相关联的紧张的确认，CJD 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危险了。尽管风险是否可量化还 是疑问，事实上，风险正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运作。有关疯牛病和 CJD 之间可能关系的“知 识”突然变得唾手可得，这使得危险变成了风险。我们现在得做出决定，这决定对我们，我 们所爱的人们，也可能我们世界的其余部分都很重要。（van Loon，1999） 风险社会学重建了一个（非）物质性的技术——社会事件。被认为确有风险的地方，商 业、政治、科学和日常生活的基础是变动的。于是乎，风险的概念，如果用科学的方法考虑
(风险事故×概率),是用概率计算的形式,我们知道这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排除最糟的情 况。(参见 Prior,1999)这一点变得很重要,就风险的决策者和那些处理他人决定所导致后果 的人在社会上的有关区分而言。在这方面, Niklas luhmann(1993)对风险和危险的区别指 向了接受风险决定这一社会学的关键问题。然而,这么做还是没有回答中心的问题:(风险) 决策者和受疾病侵袭的群体,包括更大的社会团体(危险)之间的概率计算差异和社会区别 对处理灾难意义何在?在这种情况下,谁有合法的权利去做决定?或者,更一般地说,对危 险技术的决定如何能在未来变得合法化? 与这个问题紧密联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风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虚拟的风 险事实”环境中首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这的确是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根本上区别于技术和科学风险评估(以后会更多地介绍)的一点。 2风险的概念保留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过去失去了决定现在的力量。过去作为 今天经历和行动之原因的地位被将来替代了,也就是说,一些不存在的,构造的和假象的东 西。我们在讨论和争辩未成事实的一些事,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向着我们已经进入的路线行驶, 它们会发生的。 相信风险会鞭策今天大步向前。在远处幽现的可怕未来在今天投射的阴影越危险,戏剧 化今天的风险所引发的震惊就越引人注目。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对环境危机的论述来证实 而且可能可以通过全球化论述的例子更有力地被论证。例如,雇佣劳动力的全球化(至今) 还没有在很大范围内存在。这种全球化威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跨国管理以雇佣劳动 力的全球化威胁着我们。把欧洲(昂贵的)劳动力交换成印度或韩国的(廉价)劳动力毕竟 最多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0%(在德国),并且主要地影响较低的工资和熟练工(未来问题委 员会,1997:ch7)。然而,辉煌登场的全球化风险已经成为重新开启社会中权力问题的工 具。当全球化的恐慌被唤起,一切都产生了疑问:工会,当然还有福利国家,国家政策的座 右铭,毫无疑问,还有福利补助。此外,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用遗憾的表达方式完成的,不幸 的是,它必须用基督教同情的名义来结束基督教的同情 因此,确定的风险定义是一根魔棍,一个停滞的社会可以用它恐吓自己,以此激活其政 治中心并从内部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的(大众传媒)戏剧化风险对目前狭隘的“差 不多”态度而言是一剂解毒药。一个自认为是风险社会的社会使用了一个天主教的暗喻,人 处于罪人的位置,忏悔他或她的罪过,以盘算与自然和世界的良心和谐共处的“更好的”生 活的可能性和向往。不过,几乎没有忏悔者真正想要悔悟并发起改变。大多数人在抱怨那些 事实的同时希望什么也不要发生,因为此后什么都可能发生。宣布罪孽和认同风险社会允许 我们同时享受既好又坏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威胁 3风险是根据事实的陈述吗?风险是价值陈述吗?风险陈述既不完全是事实称述也不 仅仅是价值陈述。它们要么同时两者兼有,要么介于两者之间,它是“数学化的道德”。作 为数学计算(概率计算或灾难模式),风险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可以容忍及不能容忍 的生活标准相关。因此,在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想怎样生活?这 意味着,风险论述在其他事物中天生是只能通过跨学科的(竞争的)关系被解读的,因为风 险论述对技术知识和对文化感知与规范的精通采用同等程度的洞察力。 那么,什么是我们政治动力学中特性的源泉?这个源泉使得风险论述发展成各种评价的 混血儿,在真实的虚拟和不存在的将来的跨学科王国里,它依然激发着今天的行动。这种政 治炸药主要得自两个源泉:第一个与生存普遍价值的文化重要性相关。因此 Thomas hobbes 保守的国家社会理论家,把国家威胁其公民生命或生存时公民的抵抗视为公民的权利(足够 特别的是,他用诸如“有毒的空气和有毒的食品”这样的短语,看来在这点上预感到生态学
（风险＝事故×概率），是用概率计算的形式，我们知道这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排除最糟的情 况。（参见 Prior,1999）这一点变得很重要，就风险的决策者和那些处理他人决定所导致后果 的人在社会上的有关区分而言。在这方面，Niklas Luhmann（1993）对风险和危险的区别指 向了接受风险决定这一社会学的关键问题。然而，这么做还是没有回答中心的问题：（风险） 决策者和受疾病侵袭的群体，包括更大的社会团体（危险）之间的概率计算差异和社会区别 对处理灾难意义何在？在这种情况下，谁有合法的权利去做决定？或者，更一般地说，对危 险技术的决定如何能在未来变得合法化？ 与这个问题紧密联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风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虚拟的风 险事实”环境中首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这的确是风险 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根本上区别于技术和科学风险评估（以后会更多地介绍）的一点。 2 风险的概念保留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过去失去了决定现在的力量。过去作为 今天经历和行动之原因的地位被将来替代了，也就是说，一些不存在的，构造的和假象的东 西。我们在讨论和争辩未成事实的一些事，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向着我们已经进入的路线行驶， 它们会发生的。 相信风险会鞭策今天大步向前。在远处幽现的可怕未来在今天投射的阴影越危险，戏剧 化今天的风险所引发的震惊就越引人注目。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对环境危机的论述来证实， 而且可能可以通过全球化论述的例子更有力地被论证。例如，雇佣劳动力的全球化（至今） 还没有在很大范围内存在。这种全球化威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跨国管理以雇佣劳动 力的全球化威胁着我们。把欧洲（昂贵的）劳动力交换成印度或韩国的（廉价）劳动力毕竟 最多只占全部劳动力的 10％（在德国），并且主要地影响较低的工资和熟练工（未来问题委 员会，1997：ch.7）。然而，辉煌登场的全球化风险已经成为重新开启社会中权力问题的工 具。当全球化的恐慌被唤起，一切都产生了疑问：工会，当然还有福利国家，国家政策的座 右铭，毫无疑问，还有福利补助。此外，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用遗憾的表达方式完成的，不幸 的是，它必须用基督教同情的名义来结束基督教的同情。 因此，确定的风险定义是一根魔棍，一个停滞的社会可以用它恐吓自己，以此激活其政 治中心并从内部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的（大众传媒）戏剧化风险对目前狭隘的“差 不多”态度而言是一剂解毒药。一个自认为是风险社会的社会使用了一个天主教的暗喻，人 处于罪人的位置，忏悔他或她的罪过，以盘算与自然和世界的良心和谐共处的“更好的”生 活的可能性和向往。不过，几乎没有忏悔者真正想要悔悟并发起改变。大多数人在抱怨那些 事实的同时希望什么也不要发生，因为此后什么都可能发生。宣布罪孽和认同风险社会允许 我们同时享受既好又坏的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威胁。 3 风险是根据事实的陈述吗？风险是价值陈述吗？风险陈述既不完全是事实称述也不 仅仅是价值陈述。它们要么同时两者兼有，要么介于两者之间，它是“数学化的道德”。作 为数学计算（概率计算或灾难模式），风险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可以容忍及不能容忍 的生活标准相关。因此，在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想怎样生活？这 意味着，风险论述在其他事物中天生是只能通过跨学科的（竞争的）关系被解读的，因为风 险论述对技术知识和对文化感知与规范的精通采用同等程度的洞察力。 那么，什么是我们政治动力学中特性的源泉？这个源泉使得风险论述发展成各种评价的 混血儿，在真实的虚拟和不存在的将来的跨学科王国里，它依然激发着今天的行动。这种政 治炸药主要得自两个源泉：第一个与生存普遍价值的文化重要性相关。因此 Thomas Hobbes， 保守的国家社会理论家，把国家威胁其公民生命或生存时公民的抵抗视为公民的权利（足够 特别的是，他用诸如“有毒的空气和有毒的食品”这样的短语，看来在这点上预感到生态学
上的问题)。第二个源泉关系到把危险归咎于生产者和社会秩序(商业、政治、法律、科学) 的保证者,也即,可疑的是那些危及公众幸福的人和那些责令保护公众幸福的人很可能是同 批 4在其早期阶段(难以局限在一处),风险和对风险的理解是主宰着现代性的控制逻辑 学的“无意识后果”。从政治上和社会学上讲,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社会和技术控制的方案 最重要的是,是 Talcott Parsons将现代社会概念化成为一个建构秩序和控制的事业。这样, 结果一一风险一一产生了,它将民族国家控制的断言引入疑问,不仅仅因为风险的全球化(天 气灾难或者臭氧空洞),而且来自风险诊断内在的不确定和无常。注意到这一点相当有趣 马克思韦伯(1968)确实在一段极其重要的上下文中讨论过“无意识后果”这一概念,而 且尤其因为那个概念始终在结构上涉及工具理性的主导。然而,韦伯没有认可或讨论“风险” 概念,此概念的特性之一正好失去了意图和结果,工具理性和控制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性的第一阶段,安全的建构以及支配(社会)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控制类型正 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变得虚假。我们越试图借助风险分类“殖民化”未来,风险越是逃离我们 的掌控。在全球风险社会中,风险外在化不再可能。这造成风险问题如此“政治化”(从颠 覆性的意义上说)。对于两个阶段或形式的风险概念间的重要区别,在这个悖论里存在一个 基本的根据(我觉得它能回答一些问题)。 Scott lash(1999)提出他的“决定性判断”概念, 与“反身性判断”相对。在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工业现代 化开始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时间段),风险基本上意味着计算(工业决定)不可预知后果的方 法 正如 Francois ewald(1986)指出,风险的计算发展出各种形式和方法,使得不可预知 的变得可以预言。这是Lash“决定性判断”一词的含义。相应方法的保留剧目包括数据的 陈述、事故概率和模式、精算以及预期照料的标准和组织。这个风险概念的含义指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事物,包括由传统决定和调整的外界自然和生活方式,继续被认为是 预先注定的(命运)。 就自然工业化和传统变得可以选择而言,新型的不确定出现,我和 Anthony Giddens把 它称为“制造的不确定”。这种内部的风险和危险假定有科学专家的三倍参与,从风险的定 义出发,他们扮演生产者、分析者和牟利者的角色。在这些条件下,很多人尝试限制和控制 风险的天性为不确定和危险的扩展。 5因此和风险社会以及生产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风险的当代概念指一个奇特的知识和 无意的合成。准确地说,两个意思,也就是一方面风险评估基于经验知识(例如车祸),另 方面,在模糊的无常,也就是不确定中做决定并按风险行动。这里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这个意义上,“制造的不确定”概念有双重含义。首先,大多数人用率直的褒义词来评价 更多更好的知识,它们正在成为新风险的来源。因为我们对大脑的功能知道得越来越多,我 们现在知道一个“脑死亡”的人在其它某种意义上恰恰是活着的(比如,因为其心脏还在跳 动)。科学通过打开越来越多新的行动领域,也创造出新的风险。目前的例子又是人类遗传 学方面的进步,这些进步有可能模糊病人和健康者之间的界限,因为越来越多先天的疾病, 甚至那些根据自己的经验自认为健康的人们感染上的先天疾病,都可以被诊断 (Beck- Gernsheim,1993)。第二,然而相反的也是真的:风险来源于无意识(非知识),并 且由无意识(非知识)组成。我们如何理解“无意识”?在生命世界完整的安全中,无意识 常常被理解为还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再意识到,也就是说,它被当作潜在的知识。无意识的问 题在此是从它的反面来理解的,从生命世界所栖居的知识和(没有说出口的)确定性来理解。 相反,没有能力知道在现代性的这第二个阶段正在变得愈加重要。在此我不是指挑剔的观点
上的问题）。第二个源泉关系到把危险归咎于生产者和社会秩序（商业、政治、法律、科学） 的保证者，也即，可疑的是那些危及公众幸福的人和那些责令保护公众幸福的人很可能是同 一批。 4 在其早期阶段（难以局限在一处），风险和对风险的理解是主宰着现代性的控制逻辑 学的“无意识后果”。从政治上和社会学上讲，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社会和技术控制的方案。 最重要的是，是 Talcott Parsons 将现代社会概念化成为一个建构秩序和控制的事业。这样， 结果——风险——产生了，它将民族国家控制的断言引入疑问，不仅仅因为风险的全球化（天 气灾难或者臭氧空洞），而且来自风险诊断内在的不确定和无常。注意到这一点相当有趣： 马克思.韦伯（1968）确实在一段极其重要的上下文中讨论过“无意识后果”这一概念，而 且尤其因为那个概念始终在结构上涉及工具理性的主导。然而，韦伯没有认可或讨论“风险” 概念，此概念的特性之一正好失去了意图和结果，工具理性和控制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性的第一阶段，安全的建构以及支配（社会）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控制类型正 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变得虚假。我们越试图借助风险分类“殖民化”未来，风险越是逃离我们 的掌控。在全球风险社会中，风险外在化不再可能。这造成风险问题如此“政治化”（从颠 覆性的意义上说）。对于两个阶段或形式的风险概念间的重要区别，在这个悖论里存在一个 基本的根据（我觉得它能回答一些问题）。Scott Lash（1999）提出他的“决定性判断”概念， 与“反身性判断”相对。在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工业现代 化开始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时间段），风险基本上意味着计算（工业决定）不可预知后果的方 法。 正如 Francois Ewald（1986）指出，风险的计算发展出各种形式和方法，使得不可预知 的变得可以预言。这是 Lash“决定性判断”一词的含义。相应方法的保留剧目包括数据的 陈述、事故概率和模式、精算以及预期照料的标准和组织。这个风险概念的含义指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事物，包括由传统决定和调整的外界自然和生活方式，继续被认为是 预先注定的（命运）。 就自然工业化和传统变得可以选择而言，新型的不确定出现，我和 Anthony Giddens 把 它称为“制造的不确定”。这种内部的风险和危险假定有科学专家的三倍参与，从风险的定 义出发，他们扮演生产者、分析者和牟利者的角色。在这些条件下，很多人尝试限制和控制 风险的天性为不确定和危险的扩展。 5 因此和风险社会以及生产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风险的当代概念指一个奇特的知识和 无意的合成。准确地说，两个意思，也就是一方面风险评估基于经验知识（例如车祸），另 一方面，在模糊的无常，也就是不确定中做决定并按风险行动。这里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这个意义上，“制造的不确定”概念有双重含义。首先，大多数人用率直的褒义词来评价 更多更好的知识，它们正在成为新风险的来源。因为我们对大脑的功能知道得越来越多，我 们现在知道一个“脑死亡”的人在其它某种意义上恰恰是活着的（比如，因为其心脏还在跳 动）。科学通过打开越来越多新的行动领域，也创造出新的风险。目前的例子又是人类遗传 学方面的进步，这些进步有可能模糊病人和健康者之间的界限，因为越来越多先天的疾病， 甚至那些根据自己的经验自认为健康的人们感染上的先天疾病，都可以被诊断。 （Beck-Gernsheim，1993）。第二，然而相反的也是真的：风险来源于无意识（非知识），并 且由无意识（非知识）组成。我们如何理解“无意识”？在生命世界完整的安全中，无意识 常常被理解为还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再意识到，也就是说，它被当作潜在的知识。无意识的问 题在此是从它的反面来理解的，从生命世界所栖居的知识和（没有说出口的）确定性来理解。 相反，没有能力知道在现代性的这第二个阶段正在变得愈加重要。在此我不是指挑剔的观点
瞬间的遗忘或者不发达的专门技术的表达。举例来说,概率的计算从来不能排除一个特定的 事件,或者风险专家们会质疑彼此的详细结果,因为他们非常敏感地从不同的假设出发。(见 上文第六章) 这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基于知识、信息的,风险打开了可能性的危险领域。一切都归入逃 避的命令。日常生活因此变成非自愿的不幸的抽彩。这里“中彩者”的概率可能不比每周的 抽彩“中彩者”概率高,但是几乎不可能不参与这不幸的抽彩,“中彩者”得病,甚至可能 死去。政治家中,比如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他抱怨消费者对欧洲疯牛病争论的反应“歇 斯底里”以及因此发生的牛肉市场崩溃。他仍然鼓励人们参与国家抽彩,为政治的可信性提 供独特的服务。在这个范围的最后,处理“制造的不确定”的两种策略是可以想象的:如果 一个人拥护约翰梅杰的观点,唯有特定的知识能迫使我们行动,那么他必须接受否认风险 使得风险无限地和无法控制地生长。没有什么比否认风险更能够滋养风险。如果一个人选择 相反的策略,使得假定的(缺乏)知识作为抵挡风险的行动基础,那么这会打开恐惧的闸门, 一切都会变得危险 风险只暗示什么不该做,而不是什么该做。就风险变成感知世界无所不包的背景而 风险所煽动的惊恐造成一种无力和瘫痪的气氛。什么都不做和要求过多都将世界变成一系列 不可征服的风险。这可以被叫做凤险陷所,世界能以风险的知觉形式转变为风险陷阱。在风 险陷阱中如何行事没有任何处方,但是(在欧洲内部和外部)有非常对立的文化反应。在不 同的边界和时间之内,冷漠和惊慌的躁动突然和激进地转换。 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人在这个处境中如何反应不再是能够由专家决定的事情。专家指 出(或遮掩)的风险同时解除了专家的武装,因为风险迫使每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什么还可 以忍受,什么不再可以忍受了?它们要求决定是否抗议以及何时何地抗议,即使这抗议只是 采用有组织的,不同文化间消费者联合抵制货物的形式。这些问题对公众、文化定义、全体 公民、议会、政客、道德规范和组织工会的权威提出了疑问。 6甚至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对立也因风险而短路。新型的风险同时是地方的和全球的,或 者“全球地方的”( Robertson,1992)。因此环境危险“不知道有边界”是非常基本的体验, 它们被空气、风、水、食物链普遍化了,这使无所不在的全球环境运动正当化并将全球风险 提出来讨论。 在地方和全球风险之间选择的危险的“时空分离”( Harvey,1998)确认了全球风险社 会的诊断。全球威胁导致这样一个世界,确定的风险逻辑的基础在这个世界被破坏并且失效 在这个世界只有难以控制的危险,而不是可以计算的风险。新的危险毁掉了传统的安全计算 的支柱:损失几乎不能再归咎于一个特定的作恶者,以至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失去了 其敏锐;损失不再能从经济上得到补偿。为自己免受威胁的全球螺旋的最糟糕分支而保险是 毫无意义的。因此,万一最糟的情况发生,没有后续照料的计划。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 制逻辑从内部崩塌了。所以,风险社会是(潜在的)政治社会 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为在风险和制造不确定的时代回归控制逻辑而辩护,也不是鼓 励这种回归(某些人这么认为)。那是第一次简单现代化时的解决之道。相反,在全球风险 社会中,控制逻辑从根本上被质疑,不仅是从社会学的观点,而且是从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自 身。这儿是风险社会变成自我批评的社会的原因之一。不同的机构和参与者一一比如化工业 经理和保险专家一一互相矛盾。技术员辩论说:“没有风险”,同时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因为风 险太高。一场相似的争论目前正在遗传工程食物的领域中发生 为了谈及全球风险社会,也有必要让全球危险开始设计行动并推动国际机构的创设。从 大多数国际环境协议是在过去二十年中缔结这个事实可见,确实存在这样的推动力。这个新 风险跨越边界的推动力不仅仅在国际间适用,而且也在民族国家内部存在,暗示那个系统的
瞬间的遗忘或者不发达的专门技术的表达。举例来说，概率的计算从来不能排除一个特定的 事件，或者风险专家们会质疑彼此的详细结果，因为他们非常敏感地从不同的假设出发。（见 上文第六章） 这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基于知识、信息的，风险打开了可能性的危险领域。一切都归入逃 避的命令。日常生活因此变成非自愿的不幸的抽彩。这里“中彩者”的概率可能不比每周的 抽彩“中彩者”概率高，但是几乎不可能不参与这不幸的抽彩，“中彩者”得病，甚至可能 死去。政治家中，比如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他抱怨消费者对欧洲疯牛病争论的反应“歇 斯底里”以及因此发生的牛肉市场崩溃。他仍然鼓励人们参与国家抽彩，为政治的可信性提 供独特的服务。在这个范围的最后，处理“制造的不确定”的两种策略是可以想象的：如果 一个人拥护约翰.梅杰的观点，唯有特定的知识能迫使我们行动，那么他必须接受否认风险 使得风险无限地和无法控制地生长。没有什么比否认风险更能够滋养风险。如果一个人选择 相反的策略，使得假定的（缺乏）知识作为抵挡风险的行动基础，那么这会打开恐惧的闸门， 一切都会变得危险。 风险只暗示什么不该做，而不是什么该做。就风险变成感知世界无所不包的背景而言， 风险所煽动的惊恐造成一种无力和瘫痪的气氛。什么都不做和要求过多都将世界变成一系列 不可征服的风险。这可以被叫做风险陷阱，世界能以风险的知觉形式转变为风险陷阱。在风 险陷阱中如何行事没有任何处方，但是（在欧洲内部和外部）有非常对立的文化反应。在不 同的边界和时间之内，冷漠和惊慌的躁动突然和激进地转换。 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人在这个处境中如何反应不再是能够由专家决定的事情。专家指 出（或遮掩）的风险同时解除了专家的武装，因为风险迫使每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什么还可 以忍受，什么不再可以忍受了？它们要求决定是否抗议以及何时何地抗议，即使这抗议只是 采用有组织的，不同文化间消费者联合抵制货物的形式。这些问题对公众、文化定义、全体 公民、议会、政客、道德规范和组织工会的权威提出了疑问。 6 甚至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对立也因风险而短路。新型的风险同时是地方的和全球的，或 者“全球地方的”（Robertson，1992）。因此环境危险“不知道有边界”是非常基本的体验， 它们被空气、风、水、食物链普遍化了，这使无所不在的全球环境运动正当化并将全球风险 提出来讨论。 在地方和全球风险之间选择的危险的“时空分离”（Harvey，1998）确认了全球风险社 会的诊断。全球威胁导致这样一个世界，确定的风险逻辑的基础在这个世界被破坏并且失效， 在这个世界只有难以控制的危险，而不是可以计算的风险。新的危险毁掉了传统的安全计算 的支柱：损失几乎不能再归咎于一个特定的作恶者，以至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失去了 其敏锐；损失不再能从经济上得到补偿。为自己免受威胁的全球螺旋的最糟糕分支而保险是 毫无意义的。因此，万一最糟的情况发生，没有后续照料的计划。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 制逻辑从内部崩塌了。所以，风险社会是（潜在的）政治社会。 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为在风险和制造不确定的时代回归控制逻辑而辩护，也不是鼓 励这种回归（某些人这么认为）。那是第一次简单现代化时的解决之道。相反，在全球风险 社会中，控制逻辑从根本上被质疑，不仅是从社会学的观点，而且是从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自 身。这儿是风险社会变成自我批评的社会的原因之一。不同的机构和参与者——比如化工业 经理和保险专家——互相矛盾。技术员辩论说：“没有风险”，同时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因为风 险太高。一场相似的争论目前正在遗传工程食物的领域中发生。 为了谈及全球风险社会，也有必要让全球危险开始设计行动并推动国际机构的创设。从 大多数国际环境协议是在过去二十年中缔结这个事实可见，确实存在这样的推动力。这个新 风险跨越边界的推动力不仅仅在国际间适用，而且也在民族国家内部存在，暗示那个系统的
分界线也不再正确地运行了。从风险是一种“非自愿的、消极的流通”可见这一点。没有人 想接受或承认风险,但是到处都有风险,并且积极活跃,抵抗一切想压制它们的努力。全球 风险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危险变形,难以描绘和监控:市场崩溃,在过剩中有不足,医疗失败 经济合理性的建构摇摆不定,政府被迫辞职,日常生活理所当然的规则被颠倒过来。几乎每 个人面对被工业重造过的自然威胁都不能自卫。危险是构成正常消费习惯的一部分。可是它 们本质上仍然是倚赖知识的并且依靠文化感知,无论它们是以警报、容忍还是犬儒主义出现。 7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主义一一结构主义的争论,全神贯注于知识和影响的区别,一如 Barbara adam(1998)在她最近的书中提及的。这一区别对于理解全球风险社会所面对的第 二阶段“不确定的全球风险”是重要的,因为影响这一点并不是明显地依赖起因这一点的 与此同时,危险的传送和运动常常是潜在的和固有的,也即,对于日常感知是不可见的和不 可追踪的。这种社会的不可见意味着,不像许多别的政治问题,风险无疑必须恢复知觉:只 有在那时才能说它们构成了真实的威胁,这包括文化价值、文化象征(“垂死的森林”)以及 科学辩论。同时我们知道,至少在原则上,风险的影啊恰恰在增长,因为没有人知道风险或 者想了解风险。一个典型例子是东欧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环境破坏。 因此一一再一次一一风险同时是“真实的”和由社会感知和建构组成的。它们的真实性 来自植根于进行中的工业科学生产和常规研究的“影响”。相反,有关风险的知识依赖其文 化的历史和各种象征(比如,对自然的理解)以及社会的知识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上 相同的风险在欧洲和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被感知和处理的方式如此不同的原因之一。此外,在 风险的那两个维度之间存在有趣的联系。如此,知识和影响间巨大的空间分离:感知总是不 可避免地和上下文联系而且在地方上建立。这种地方性联系上下文的特性只有在想象中并借 助诸如电视、计算机和大众传媒这样的技术,才是可扩张的。相反,工业生活方式的影响, 在空间和临时性上都是开放的,一方面倾向于在全球延伸,另一方面,向高层和宇宙延伸 辐射、合成化学制品和遗传工程组织都是相关的例子。 许多其它例子可以用来强调在行动和它们的影响之间无法逾越的时间差。当代环境危险 比如臭氧耗尽,对物种生殖和免疫系统的损害或者疯牛病没有以症状出现,直到数年后它们 作为特定行为不可见的结果开始其影响。因此,举例来说,一些死于CJD新变异的英国人 在最近的十年左右都是素食主义者,这暗示着至少那么长时间的潜伏影响期。其他危险只有 在它们结合到形成临界的数量时才外化为症状。也就是说,影响是暂时不确定的,它只有在 物质化为某时某地可见的“文化”现象后才作为有症状的(因此可知的)可被察觉。这个来 源和可察觉的症状之间的差距是社会和专家建构的主要冲突事件之一:食物中的杀虫剂、辐 射、对未来的化学伤害和全球变暖只是这一时间分离的几个例子 这反过来回去联系到我前面提出的问题,联系到这样的认识:公众认识到的风险越少, 产生的风险越多(不仅因为高度工业化,而且也因为功能区别)。这可能是风险社会一条有 趣的“法则”,特别提及保险业时。忽略风险,最初看来是为保险公司的利益服务,而不是 为那些潜在的受害者的利益服务。风险社会基本的是风险的自我转化,从技术风险到经济风 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政治风险等等。对保险业者重要的是在保险合同和通过自然和文 化的风险出现之间的时间差。因此保险公司(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险者)在这个时间炸弹爆炸 时不得不为之赔付。落到伦敦劳合社头上的问题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这个案例的几个元 素值得进一步关注 ●保险公司和制造商不是一条船上的。相反,保险公司发现他们和潜在的受害者在“天 然的联盟”中。这意味着为了按他们的商业利益行事,他们必须信赖社会科学的风 险定义,甚至谣言,而且他们得在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早期找出它们的真相 忽略风险信息推动风险的生长和传播。石棉是个典型例子。二战时使用石棉迅速传
分界线也不再正确地运行了。从风险是一种“非自愿的、消极的流通”可见这一点。没有人 想接受或承认风险，但是到处都有风险，并且积极活跃，抵抗一切想压制它们的努力。全球 风险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危险变形，难以描绘和监控：市场崩溃，在过剩中有不足，医疗失败， 经济合理性的建构摇摆不定，政府被迫辞职，日常生活理所当然的规则被颠倒过来。几乎每 个人面对被工业重造过的自然威胁都不能自卫。危险是构成正常消费习惯的一部分。可是它 们本质上仍然是倚赖知识的并且依靠文化感知，无论它们是以警报、容忍还是犬儒主义出现。 7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的争论，全神贯注于知识和影响的区别，一如 Barbara Adam（1998）在她最近的书中提及的。这一区别对于理解全球风险社会所面对的第 二阶段“不确定的全球风险”是重要的，因为影响这一点并不是明显地依赖起因这一点的。 与此同时，危险的传送和运动常常是潜在的和固有的，也即，对于日常感知是不可见的和不 可追踪的。这种社会的不可见意味着，不像许多别的政治问题，风险无疑必须恢复知觉；只 有在那时才能说它们构成了真实的威胁，这包括文化价值、文化象征（“垂死的森林”）以及 科学辩论。同时我们知道，至少在原则上，风险的影响恰恰在增长，因为没有人知道风险或 者想了解风险。一个典型例子是东欧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环境破坏。 因此——再一次——风险同时是“真实的”和由社会感知和建构组成的。它们的真实性 来自植根于进行中的工业科学生产和常规研究的“影响”。相反，有关风险的知识依赖其文 化的历史和各种象征（比如，对自然的理解）以及社会的知识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上， 相同的风险在欧洲和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被感知和处理的方式如此不同的原因之一。此外，在 风险的那两个维度之间存在有趣的联系。如此，知识和影响间巨大的空间分离：感知总是不 可避免地和上下文联系而且在地方上建立。这种地方性联系上下文的特性只有在想象中并借 助诸如电视、计算机和大众传媒这样的技术，才是可扩张的。相反，工业生活方式的影响， 在空间和临时性上都是开放的，一方面倾向于在全球延伸，另一方面，向高层和宇宙延伸。 辐射、合成化学制品和遗传工程组织都是相关的例子。 许多其它例子可以用来强调在行动和它们的影响之间无法逾越的时间差。当代环境危险 比如臭氧耗尽，对物种生殖和免疫系统的损害或者疯牛病没有以症状出现，直到数年后它们 作为特定行为不可见的结果开始其影响。因此，举例来说，一些死于 CJD 新变异的英国人 在最近的十年左右都是素食主义者，这暗示着至少那么长时间的潜伏影响期。其他危险只有 在它们结合到形成临界的数量时才外化为症状。也就是说，影响是暂时不确定的，它只有在 物质化为某时某地可见的“文化”现象后才作为有症状的（因此可知的）可被察觉。这个来 源和可察觉的症状之间的差距是社会和专家建构的主要冲突事件之一：食物中的杀虫剂、辐 射、对未来的化学伤害和全球变暖只是这一时间分离的几个例子。 这反过来回去联系到我前面提出的问题，联系到这样的认识：公众认识到的风险越少， 产生的风险越多（不仅因为高度工业化，而且也因为功能区别）。这可能是风险社会一条有 趣的“法则”，特别提及保险业时。忽略风险，最初看来是为保险公司的利益服务，而不是 为那些潜在的受害者的利益服务。风险社会基本的是风险的自我转化，从技术风险到经济风 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政治风险等等。对保险业者重要的是在保险合同和通过自然和文 化的风险出现之间的时间差。因此保险公司（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险者）在这个时间炸弹爆炸 时不得不为之赔付。落到伦敦劳合社头上的问题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这个案例的几个元 素值得进一步关注。 ⚫ 保险公司和制造商不是一条船上的。相反，保险公司发现他们和潜在的受害者在“天 然的联盟”中。这意味着为了按他们的商业利益行事，他们必须信赖社会科学的风 险定义，甚至谣言，而且他们得在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早期找出它们的真相。 ⚫ 忽略风险信息推动风险的生长和传播。石棉是个典型例子。二战时使用石棉迅速传
播因为它被认为是有效的、持久耐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便宜。同时随后的风险被 忽略了。 ●商业成功和远离诉讼的自由导致满足。更糟的是,制造者停止了他们的产品和健康 之间医学联系的证据。正如烟草制造商过去不—一现在仍不一一想知道吸烟的健康 后果,石棉工业宁愿忽略警告 结果,风险工业和保险业一方面被忽略的影响和生长的风险间的“时间牢笼”俘虏, 另一方面,被风险知识和文化敏感之间的“时间牢笼”俘虏。这是很平常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危险的制造不确定性正在被工业内在化,并转化成潜在的经济灾难。 8最后,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和这样的世界有关,可以用自然和文化之间清晰差 异的丧失作为这个世界的特征。今天,如果我们谈论自然,我们就在谈论文化,如果我 们谈论文化,我们就在谈论自然。我们把世界分为自然和文化的概念和现代性思想紧密 联系,这个概念未能认识到我们在一个构建的人工文明世界中建造、行动并生活,这个 世界的特征超越了这些差异,然而这些差异还在支配我们的思想。这些领域间分界线的 丧失不仅是由自然和文化的工业化引起的,也是由危及人类、动物和类似植物的危险带 来的。无论我们想到臭氧空洞、污染或是食物稀缺,自然不可避免地被人类的活动污染 了。也就是说,通常的危险具有夷平的效果,削去阶级、国家、人类和自然界其余部分 间以及文化创造者和本能创造物之间一些小心树立的边界,或者使用更早的区分,削去 有灵魂的存在和那些没有灵魂的存在之间一些小心树立的边界(Adam,1998:24)。面 对威胁,人们有这样的体验,他们像植物一样呼吸,离开水生活,如同鱼在水中生活 样。中毒的威胁使他们感到他们用肉体参与事情—“有意识和道德感的新陈代谢过 程”,随后他们会像酸雨中的石头和树一样被侵蚀(舒茨,1984,在Beck,1992:74 中被引用)。 我们生活在一个混合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了我们思想的两重框架, Bruno latour (1995)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他。我们俩都看到我们生活在其中并持 续地产生的混合世界同时是文化感知、道德评判、政治和技术,这些以演员般的网络被 建构起来,并被“黑匣子”弄成难以理解的事实。然而用“混合”世界的概念理解新事 物是必要但不够充分的。“混合的”与其说是一个正面概念,不如说是一个负面概念。 它以某种方式说出了它不是什么一一不是自然,不是社会等等一一但它没有真正说出它 是什么。我想提议的是,我们必须克服支配我们思想的“不”、“超”、“后”。但如果你 问在结束之处什么开始了,我的回答是:风险和风险社会的概念。因此风险是人造的混 合物。他们包括并结合了政治、伦理、数学、大众传媒、技术、文化定义和感知。最重 要的是,如果你想理解全球风险社会的文化政治动力学,你不能将这些方面和事实分开 因此,“风险”不仅是用在非常不同的秩序下中心事件的概念,它也是“混合的社会” 监视、描述、估价、批评自身混合性的方式 这个复杂的“和”,在非此即彼的范畴里反抗思考,它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文化政 治的推动力,并使之如此难以理解(关于这一点更详细的内容,参见Beck,199) 个感知自己为风险社会的社会变得反身,也就是说,其活动基础和目标变成公共科学 和政治辩论的对象。有人可以说谈论风险社会时存在天真的现实误解,这会以一种“新 施本格勒”告终。然而,同样可能和合理的是对风险反身的理解,正如在以上的八个论 题中所展开的。风险的概念和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是矛盾的概念,这意味着他们消灭了 区别,再接合了对立面。于是,正如以上所说,(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 1.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 2.一个危险的将来,(尽管)和事实相反,变成当前行动的影响参数
播因为它被认为是有效的、持久耐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便宜。同时随后的风险被 忽略了。 ⚫ 商业成功和远离诉讼的自由导致满足。更糟的是，制造者停止了他们的产品和健康 之间医学联系的证据。正如烟草制造商过去不——现在仍不——想知道吸烟的健康 后果，石棉工业宁愿忽略警告。 ⚫ 结果，风险工业和保险业一方面被忽略的影响和生长的风险间的“时间牢笼”俘虏， 另一方面，被风险知识和文化敏感之间的“时间牢笼”俘虏。这是很平常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危险的制造不确定性正在被工业内在化，并转化成潜在的经济灾难。 8 最后，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和这样的世界有关，可以用自然和文化之间清晰差 异的丧失作为这个世界的特征。今天，如果我们谈论自然，我们就在谈论文化，如果我 们谈论文化，我们就在谈论自然。我们把世界分为自然和文化的概念和现代性思想紧密 联系，这个概念未能认识到我们在一个构建的人工文明世界中建造、行动并生活，这个 世界的特征超越了这些差异，然而这些差异还在支配我们的思想。这些领域间分界线的 丧失不仅是由自然和文化的工业化引起的，也是由危及人类、动物和类似植物的危险带 来的。无论我们想到臭氧空洞、污染或是食物稀缺，自然不可避免地被人类的活动污染 了。也就是说，通常的危险具有夷平的效果，削去阶级、国家、人类和自然界其余部分 间以及文化创造者和本能创造物之间一些小心树立的边界，或者使用更早的区分，削去 有灵魂的存在和那些没有灵魂的存在之间一些小心树立的边界（Adam，1998：24）。面 对威胁，人们有这样的体验，他们像植物一样呼吸，离开水生活，如同鱼在水中生活一 样。中毒的威胁使他们感到他们用肉体参与事情——“有意识和道德感的新陈代谢过 程”，随后他们会像酸雨中的石头和树一样被侵蚀（舒茨，1984，在 Beck，1992：74 中被引用）。 我们生活在一个混合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了我们思想的两重框架，Bruno Latour （1995）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他。我们俩都看到我们生活在其中并持 续地产生的混合世界同时是文化感知、道德评判、政治和技术，这些以演员般的网络被 建构起来，并被“黑匣子”弄成难以理解的事实。然而用“混合”世界的概念理解新事 物是必要但不够充分的。“混合的”与其说是一个正面概念，不如说是一个负面概念。 它以某种方式说出了它不是什么——不是自然，不是社会等等——但它没有真正说出它 是什么。我想提议的是，我们必须克服支配我们思想的“不”、“超”、“后”。但如果你 问在结束之处什么开始了，我的回答是：风险和风险社会的概念。因此风险是人造的混 合物。他们包括并结合了政治、伦理、数学、大众传媒、技术、文化定义和感知。最重 要的是，如果你想理解全球风险社会的文化政治动力学，你不能将这些方面和事实分开。 因此，“风险”不仅是用在非常不同的秩序下中心事件的概念，它也是“混合的社会” 监视、描述、估价、批评自身混合性的方式。 这个复杂的“和”，在非此即彼的范畴里反抗思考，它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文化政 治的推动力，并使之如此难以理解（关于这一点更详细的内容，参见 Beck，1999a）。 一个感知自己为风险社会的社会变得反身，也就是说，其活动基础和目标变成公共科学 和政治辩论的对象。有人可以说谈论风险社会时存在天真的现实误解，这会以一种“新 施本格勒”告终。然而，同样可能和合理的是对风险反身的理解，正如在以上的八个论 题中所展开的。风险的概念和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是矛盾的概念，这意味着他们消灭了 区别，再接合了对立面。于是，正如以上所说，（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 1. 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 2. 一个危险的将来，（尽管）和事实相反，变成当前行动的影响参数；
3.既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的陈述,它以数学化的道德结合 4.以制造的不确定表达的控制和失控 在(再)认识的冲突中意识到的知识和无意识 6.同时是全球的和地方的,被重构为风险的“全球地方化” 7.知识、潜伏的影响和构成症状的结果间的区别 8.人造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和文化间的两重性 许多社会理论(包括米歇尔福柯的那些理论、马克思霍克海姆和 Theodor Adorno的法 兰福克学派的那些理论)把现代社会描绘成官僚机构和专家知识的技术牢笼。身处这样的社 会,人们不过是技术专家和官僚政治理性巨大机器上的齿轮。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绘制的现代 性图象和这些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毕竟,风险社会理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至今刚刚用政 治和科学理解,是去打开—一至少在理性上——看似僵硬的境况并将其置于运转中。不像现 代社会的大多数理论,风险社会的理论展开一个形象,使得现代性的境况随条件而定、自相 矛盾并且(非自愿地)易受政治安排的影响 由于到处谈论风险激起的这种经常是看不见的和不受欢迎的自我怀疑(“反身的现代 化”),对马克思韦伯忠心耿耿的社会学家认为不可能的一些事终于发生了:制度开始变化e 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韦伯的诊断是现代性转变成一个铁笼,人们在其中必须为理性的祭 坛牺牲,如同古埃及的农民。全球风险社会的理论详细阐述了对立:现代性的牢笼打开了(也 可参见 Beck et al,1994,和第二章以上)。因此在风险社会和风险社会理论中植入了一个乌 托邦一一有责任的现代性的乌托邦,另一种现代性的乌托邦,在不同的文化和世界的各个部 分,许多现代性将被发明出来并被经历(参见以下)。仅仅专注于工业社会风险潜能的任何 人都不能理解风险不只是非故意的后果 周的毒素”一一也是制度中非故意后果的无 意识后果。以疯牛病为例,有人可以说那不只是牛,也是执政党、代理机构、肉市和受感染 并因此卷入疯狂的消费者 有组织的不负责和风险定义的权力游戏 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想和一些在 Adam et al(1999)和其它地方公式化的批评交战 首先,存在一个德意志中间路线,甚至是“巴伐利亚中间路线”( Alan Scott,在我看来, 风险社会等同于“森林之死社会”。如果这是事实,是否意味着英国,恰恰在疯牛病之后, 就不是全球风险社会的一部分了? 也许风险社会理论有一个德国背景。“绿色”毫无疑问是德国国家特征的一部分。核武 器检查可能是法国国家标志的一部分—一我不清楚。“英国(星期日午餐)牛肉”的文化意 义可能是疯牛病危机的重要背景。然而起于这些国家问题的冲突不能被限制在国家边界内 人民、专家集团、文化、国家在社会组织的每一个层面非自愿地卷进去:欧洲公众无意识地 和非自愿地诞生于关于英国牛肉的冲突中。 在我所有的书中,我试图论证在全球风险时代回归工业现代性的理论和政治哲学注定失 败。那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依然依赖于进步的概念和技术变迁的物价稳定措施。同样地,那 些理论使得这样的信仰不朽,即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危险还是能够被十九世纪风险评估和关 于危险和安全的工业假设的科学模型所捕获。与此同时,它们坚持工业现代性瓦解制度的幻 觉_一核家族、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性别角色的隔离、社会阶层、民族国家可以被支持而对 抗席卷西方的反身现代性浪潮。这一运用十九世纪的思想于二十世纪晚期的努力是一个普遍 的我在自己作品中论及的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和政治的范畴错误。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环 境”问题不再被认为是外部问题。相反,它们在制度的中心被理论化了。这种内在性被德国 的法学认识到了(伴随着在公共法律中制造的风险和不确定的争论),但还没有清楚地被英
3. 既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的陈述，它以数学化的道德结合； 4. 以制造的不确定表达的控制和失控； 5. 在（再）认识的冲突中意识到的知识和无意识； 6. 同时是全球的和地方的，被重构为风险的“全球地方化”； 7. 知识、潜伏的影响和构成症状的结果间的区别； 8. 人造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和文化间的两重性。 许多社会理论（包括米歇尔.福柯的那些理论、马克思.霍克海姆和 Theodor Adorno 的法 兰福克学派的那些理论）把现代社会描绘成官僚机构和专家知识的技术牢笼。身处这样的社 会，人们不过是技术专家和官僚政治理性巨大机器上的齿轮。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绘制的现代 性图象和这些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毕竟，风险社会理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至今刚刚用政 治和科学理解，是去打开——至少在理性上——看似僵硬的境况并将其置于运转中。不像现 代社会的大多数理论，风险社会的理论展开一个形象，使得现代性的境况随条件而定、自相 矛盾并且（非自愿地）易受政治安排的影响。 由于到处谈论风险激起的这种经常是看不见的和不受欢迎的自我怀疑（“反身的现代 化”），对马克思.韦伯忠心耿耿的社会学家认为不可能的一些事终于发生了：制度开始变化。 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韦伯的诊断是现代性转变成一个铁笼，人们在其中必须为理性的祭 坛牺牲，如同古埃及的农民。全球风险社会的理论详细阐述了对立：现代性的牢笼打开了（也 可参见 Beck et al，1994，和第二章以上）。因此在风险社会和风险社会理论中植入了一个乌 托邦——有责任的现代性的乌托邦，另一种现代性的乌托邦，在不同的文化和世界的各个部 分，许多现代性将被发明出来并被经历（参见以下）。仅仅专注于工业社会风险潜能的任何 人都不能理解风险不只是非故意的后果——“一周的毒素”——也是制度中非故意后果的无 意识后果。以疯牛病为例，有人可以说那不只是牛，也是执政党、代理机构、肉市和受感染 并因此卷入疯狂的消费者。 有组织的不负责和风险定义的权力游戏 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想和一些在 Adam et al（1999）和其它地方公式化的批评交战。 首先，存在一个德意志中间路线，甚至是“巴伐利亚中间路线”（Alan Scott），在我看来， 风险社会等同于“森林之死社会”。如果这是事实，是否意味着英国，恰恰在疯牛病之后， 就不是全球风险社会的一部分了？ 也许风险社会理论有一个德国背景。“绿色”毫无疑问是德国国家特征的一部分。核武 器检查可能是法国国家标志的一部分——我不清楚。“英国（星期日午餐）牛肉”的文化意 义可能是疯牛病危机的重要背景。然而起于这些国家问题的冲突不能被限制在国家边界内。 人民、专家集团、文化、国家在社会组织的每一个层面非自愿地卷进去：欧洲公众无意识地 和非自愿地诞生于关于英国牛肉的冲突中。 在我所有的书中，我试图论证在全球风险时代回归工业现代性的理论和政治哲学注定失 败。那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依然依赖于进步的概念和技术变迁的物价稳定措施。同样地，那 些理论使得这样的信仰不朽，即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危险还是能够被十九世纪风险评估和关 于危险和安全的工业假设的科学模型所捕获。与此同时，它们坚持工业现代性瓦解制度的幻 觉——核家族、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性别角色的隔离、社会阶层、民族国家可以被支持而对 抗席卷西方的反身现代性浪潮。这一运用十九世纪的思想于二十世纪晚期的努力是一个普遍 的我在自己作品中论及的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和政治的范畴错误。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环 境”问题不再被认为是外部问题。相反，它们在制度的中心被理论化了。这种内在性被德国 的法学认识到了（伴随着在公共法律中制造的风险和不确定的争论），但还没有清楚地被英
国或者德国的风险社会学认识到 在这点上,简要地描述一些风险社会危险的核心概念并总结福利国家的辩论是非常中肯 的。这些概念包括:有组织的不负责、定义的关系、危险的社会爆炸。对我来说,这些概念 把这些辩论结合起来,即为什么有必要不仅根据缺乏风险和权力制度尺度的“风险文化 ( Scott lash,1999)来谈论,而且理论化风险社会,将其文化焦点落在当代全球化工业社 会的制度基础上。 “有组织的不负责”概念帮助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如何和为何不得已地承认灾难现实并 同时否认其存在,隐藏其起因并排除补偿或者控制。换一种说法,风险社会以越来越多环境 退化的悖论为特征一—感觉到并且可能的——伴随着环境法规的扩张。然而同时,看来没有 个人或者公共机构被认为特别对任何事负责任。这是如何发生的?对我来说,解释这种事件 情形的关键在于存在于风险社会的错配。这种错配存在于风险社会中,在由最近的工业制度 产生的危险或制造不确定的特征和盛行的定义的关系之间,这些定义在它们建构时显得陈 旧,并从一个初期的不同质的时代获得满足 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想象定义的关系类似于卡尔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风险社会定义 的关系包括特定的规则,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身份建构和风险评估的制度和能力。它们是法 律的、认识论的和文化的权力矩阵,风险政治在其中被引导。我关注的定义的关系可以通过 四串问题(参见Beck,196)被确认 1.谁来定义和决定产品的有害、危险和风险?责任在哪儿一一在于那些造成风险的 人,那些从风险中受益的人,那些被风险潜在地影响的人还是公共机构? 2.关于原因、尺度、行动者等等涉及到何种知识或者非知识?证明和“证据”提交给 谁? 3.在一个有关环境风险的知识必然被质疑且或然的世界中,什么被认为是充分的证 据? 4.谁来对受折磨的人做出赔偿的决定?由什么来构成未来损害限度控制和规则的合 适形式? 和这每一个问题相关,风险社会如今陷于词汇的困境,这个词汇不仅特别不适合现代灾 难,也非常不适合由制造不安全构成的挑战。结果,我们面对似是而非,就在威胁和危险看 来变得更加危险和更加明显时,它们变得愈加难以接近通过科学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建立证 据、归属和补偿的努力。 当然,有一个关于风险社会政治主题的身份的问题。尽管我在这个主题上讨论广泛 然而评论家无法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要他们从启蒙思想的二元框架里面阅读我的原 文:坚持没有人和所有人都是这个主题。因此这个回答迷失了这点不会使我们惊讶。但是就 这一点还有更多,我这里的辩论接近 Bruno latour的类似对象理论。在我的著作中,危险是 类似主题,其活跃表演的品质由风险社会的制度矛盾产生。而且,风险社会不是关于“反乌 托邦的警告”。我用危险的社会爆炸暗喻来解释风险(定义)冲突的政治化效果。我探究虚 拟,大规模危险的“实现”( van loon,1999),风险和制造的不确定性如何引起文化和政治 变迁的动力,这些变迁削弱了国家的官僚政治,挑战了科学的统治地位并重新画出当代政治 的边界和战斗线。因此危险,被理解为社会建构和产生的“类似主题”,是一个强有力的、 无法控制的“演员”,它使得国家制度丧失合法性并动摇,特别在污染控制的责任方面和通 常在公共安全方面 危险本身迅速消灭了制度精英和专家控制它们的努力。“风险评估的官僚主义”当然有 否认的陈腐的例行公事。利用影响和知识间的差距,数据可以被隐藏、否认并扭曲。相反的 辩论可以被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允许的接受水平可以被提高。人的错误而不是系统风险可以
国或者德国的风险社会学认识到。 在这点上，简要地描述一些风险社会危险的核心概念并总结福利国家的辩论是非常中肯 的。这些概念包括：有组织的不负责、定义的关系、危险的社会爆炸。对我来说，这些概念 把这些辩论结合起来，即为什么有必要不仅根据缺乏风险和权力制度尺度的“风险文化” （Scott Lash，1999）来谈论，而且理论化风险社会，将其文化焦点落在当代全球化工业社 会的制度基础上。 “有组织的不负责”概念帮助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如何和为何不得已地承认灾难现实并 同时否认其存在，隐藏其起因并排除补偿或者控制。换一种说法，风险社会以越来越多环境 退化的悖论为特征——感觉到并且可能的——伴随着环境法规的扩张。然而同时，看来没有 个人或者公共机构被认为特别对任何事负责任。这是如何发生的？对我来说，解释这种事件 情形的关键在于存在于风险社会的错配。这种错配存在于风险社会中，在由最近的工业制度 产生的危险或制造不确定的特征和盛行的定义的关系之间，这些定义在它们建构时显得陈 旧，并从一个初期的不同质的时代获得满足。 在风险社会，我们必须想象定义的关系类似于卡尔.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风险社会定义 的关系包括特定的规则，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身份建构和风险评估的制度和能力。它们是法 律的、认识论的和文化的权力矩阵，风险政治在其中被引导。我关注的定义的关系可以通过 四串问题（参见 Beck，1996）被确认： 1. 谁来定义和决定产品的有害、危险和风险？责任在哪儿——在于那些造成风险的 人，那些从风险中受益的人，那些被风险潜在地影响的人还是公共机构？ 2. 关于原因、尺度、行动者等等涉及到何种知识或者非知识？证明和“证据”提交给 谁？ 3. 在一个有关环境风险的知识必然被质疑且或然的世界中，什么被认为是充分的证 据？ 4. 谁来对受折磨的人做出赔偿的决定？由什么来构成未来损害限度控制和规则的合 适形式？ 和这每一个问题相关，风险社会如今陷于词汇的困境，这个词汇不仅特别不适合现代灾 难，也非常不适合由制造不安全构成的挑战。结果，我们面对似是而非，就在威胁和危险看 来变得更加危险和更加明显时，它们变得愈加难以接近通过科学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建立证 据、归属和补偿的努力。 当然，有一个关于风险社会政治主题的身份的问题。尽管我在这个主题上讨论广泛， 然而评论家无法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要他们从启蒙思想的二元框架里面阅读我的原 文：坚持没有人和所有人都是这个主题。因此这个回答迷失了这点不会使我们惊讶。但是就 这一点还有更多，我这里的辩论接近 Bruno Latour 的类似对象理论。在我的著作中，危险是 类似主题，其活跃表演的品质由风险社会的制度矛盾产生。而且，风险社会不是关于“反乌 托邦的警告”。我用危险的社会爆炸暗喻来解释风险（定义）冲突的政治化效果。我探究虚 拟，大规模危险的“实现”（van Loon，1999），风险和制造的不确定性如何引起文化和政治 变迁的动力，这些变迁削弱了国家的官僚政治，挑战了科学的统治地位并重新画出当代政治 的边界和战斗线。因此危险，被理解为社会建构和产生的“类似主题”，是一个强有力的、 无法控制的“演员”，它使得国家制度丧失合法性并动摇，特别在污染控制的责任方面和通 常在公共安全方面。 危险本身迅速消灭了制度精英和专家控制它们的努力。“风险评估的官僚主义”当然有 否认的陈腐的例行公事。利用影响和知识间的差距，数据可以被隐藏、否认并扭曲。相反的 辩论可以被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允许的接受水平可以被提高。人的错误而不是系统风险可以
被指定为此例的祸首。然而,这些只是暂时胜利的战役,战败是很可能的,或至少是可能的 因为它们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和19世纪的安全誓言斗争,在全球风险社会中,这样的承诺 是空洞的并且失去了价值。科学家和专家的专门领域、危险的本质不再到处并为乐意和感兴 趣去看的人们展示 我的政治描述和想象力接近 Francois ewald的安全和福利国家思想。 Ewald的理论标志 着对福利国家解释的重大转变。尽管大多数社会学家按照阶级利益、社会秩序的保持或者国 家生产力的提升和军事力量来探索解释福利国家的起源和结构, Ewald的论证强调(卫生保 健)服务的供应,保险(养老金和失业保险)计划的创造和根据安全的创造对经济和环境的 管理。当然,涉及工业和技术,技术专家在回答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安全是如何足够安全 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个福利国家的模型与西欧大陆的制度和程序有最紧密的联 系,而与英裔美国人的资本主义或者斯堪迪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国家的联系少得多 展望:风险的机会 对于风险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未来,从此开始会有什么追随呢?在本章的最后部分, 我会提供两个可能的暗示的讨论 首先,正如我先前所说,我欣赏 Bruno latour的作品,但是谈到全球风险社会,我不同 意他“我们从来不是现代的”的思想。当然,从古代起太阳一如既往地升起。但是一一并且 这是一个重要的附带条件一一这种相似只是表面的。如果你把风险问题置于其文化定义之上 而探究在现代制庋中风险管理的细节,当代的矛盾和进退两难涌现出来,很明显全球风险社 会及其文化政治矛盾不能根据前现代危险和威胁的管理来理解和解释。当然,这不是要否认 政治家和技术法律专家可以从前代高位的司祭那儿学到如何处理社会爆炸危险的恶魔。 第二,风险社会理论不是关于爆炸的核潜艇:它不是千禧年“德国焦虑”的又一种表 达。相反,我正致力于一个理解我们时代的新的、乐观的模型。我的论证解释了其他人看作 是后现代秩序发展的东西,这种秩序是就激进的(第二阶段)现代性进程而言的,在这个进 程中,个体化、全球化和风险的动力削弱了工业民族国家现代性及其基础的第一阶段。现代 性变得反身了,这意味着它关心非故意的后果,风险和现代性基础的风险暗示。大多数后现 代理论家不满宏大的叙述、概略的理论以及人性,我依然忠于所有这些,但是在一种新的意 义上。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一系列想法,而是一个过程和动力,批评、自 我批评、讽刺和人性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合理性”意味着“推 理能力”和“文化相对主义”,我的“第二次反身的现代性”的概念暗示着在新的后现代意 味中,我们没有充分的理智(理性)在制造不确定的全球时代( Albrow)生活和行动 许多理论和理论家没有认识到风险社会的机会,“坏”的机会。我赞成对先前决策的非 政治化领域开始民主监督,也赞成需要认识这种当代争论如何被认识论的和法学的体系限 制,这争论正是在这体系中被引导的。那么,这就是我想要更深一步探究的课题之一,最好 是在比较跨国界的、跨文化的、潜在的全球水平上(参见韩国社会学杂志,1998)。我们在 不同的文化框架内重建风险和风险管理的社会定义成为必须:我们发现在人们不愿意相互交 流而被迫共同进入分享的(全球)风险“共同体”之处,风险冲突和定义的(负面)力量 因此我们在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中澄清有组织的不负责问题和定义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这 将会是一门崭新的有价值的概念和政治社会科学
被指定为此例的祸首。然而，这些只是暂时胜利的战役，战败是很可能的，或至少是可能的， 因为它们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和 19 世纪的安全誓言斗争，在全球风险社会中，这样的承诺 是空洞的并且失去了价值。科学家和专家的专门领域、危险的本质不再到处并为乐意和感兴 趣去看的人们展示。 我的政治描述和想象力接近 Francois Ewald 的安全和福利国家思想。Ewald 的理论标志 着对福利国家解释的重大转变。尽管大多数社会学家按照阶级利益、社会秩序的保持或者国 家生产力的提升和军事力量来探索解释福利国家的起源和结构，Ewald 的论证强调（卫生保 健）服务的供应，保险（养老金和失业保险）计划的创造和根据安全的创造对经济和环境的 管理。当然，涉及工业和技术，技术专家在回答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安全是如何足够安全 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个福利国家的模型与西欧大陆的制度和程序有最紧密的联 系，而与英裔美国人的资本主义或者斯堪迪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国家的联系少得多。 展望：风险的机会 对于风险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未来，从此开始会有什么追随呢？在本章的最后部分， 我会提供两个可能的暗示的讨论。 首先，正如我先前所说，我欣赏 Bruno Latour 的作品，但是谈到全球风险社会，我不同 意他“我们从来不是现代的”的思想。当然，从古代起太阳一如既往地升起。但是——并且 这是一个重要的附带条件——这种相似只是表面的。如果你把风险问题置于其文化定义之上 而探究在现代制度中风险管理的细节，当代的矛盾和进退两难涌现出来，很明显全球风险社 会及其文化政治矛盾不能根据前现代危险和威胁的管理来理解和解释。当然，这不是要否认 政治家和技术法律专家可以从前代高位的司祭那儿学到如何处理社会爆炸危险的恶魔。 第二，风险社会理论不是关于爆炸的核潜艇；它不是千禧年“德国焦虑”的又一种表 达。相反，我正致力于一个理解我们时代的新的、乐观的模型。我的论证解释了其他人看作 是后现代秩序发展的东西，这种秩序是就激进的（第二阶段）现代性进程而言的，在这个进 程中，个体化、全球化和风险的动力削弱了工业民族国家现代性及其基础的第一阶段。现代 性变得反身了，这意味着它关心非故意的后果，风险和现代性基础的风险暗示。大多数后现 代理论家不满宏大的叙述、概略的理论以及人性，我依然忠于所有这些，但是在一种新的意 义上。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一系列想法，而是一个过程和动力，批评、自 我批评、讽刺和人性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合理性”意味着“推 理能力”和“文化相对主义”，我的“第二次反身的现代性”的概念暗示着在新的后现代意 味中，我们没有充分的理智（理性）在制造不确定的全球时代（Albrow）生活和行动。 许多理论和理论家没有认识到风险社会的机会，“坏”的机会。我赞成对先前决策的非 政治化领域开始民主监督，也赞成需要认识这种当代争论如何被认识论的和法学的体系限 制，这争论正是在这体系中被引导的。那么，这就是我想要更深一步探究的课题之一，最好 是在比较跨国界的、跨文化的、潜在的全球水平上（参见韩国社会学杂志，1998）。我们在 不同的文化框架内重建风险和风险管理的社会定义成为必须；我们发现在人们不愿意相互交 流而被迫共同进入分享的（全球）风险“共同体”之处，风险冲突和定义的（负面）力量； 因此我们在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中澄清有组织的不负责问题和定义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这 将会是一门崭新的有价值的概念和政治社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