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国家与社会调节 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已成为过去。但是,社会要能够变得更加理性,其自身的调节就 应该得到更好的理解 社会支持系统的沉重好象有些不可抵抗,究其原因,它们仅仅受到了那些面对一个既保 护他们又使他们贫乏的官僚主义国家,以行会形式自我调节的职业群体的纠缠。只要社会的 自动调节存在,受教育者、病人和被救济的人就有可能真的重新成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一些客 户,而且不再成为被治理者而从属于使自己患幼稚症的行会体系。 如果我们要想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国家一定是事先接受一个共同法则,即禁止以相同的 权威为涉及自己利害的纠纷充当仲裁人,这包含了国家不再垄断一般利益的意思 最近的文化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公民是赞成行政权服从于宪法委员会对其规定的界 限,而且赞同宪法委员会在解除行政权的约束时要考虑法庭或高层委员会的利益,更令人满 意的是引发信任,这种信任对于良性调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在这条通过社会文化运动引出的道路上,人们不仅能够获得一些可以重建金融理性 的机会,而且有可能获得使社会的人类实际意义得以重建的机会 经济与社会分离的终结 工业社会的体系,至少在其最后的阶段,是以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分离为其特征的, 人们对它的理解完全是以定量分析为根据的,而此时,社会还停留在经济和价值的领域。这 种分离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中,尤其是在这方面提出一种特别不同看法的瑞典模式里达 到了最高限度。人们认为瑞典工业的竞争性能够甚至应该根据国际竞争中占主导的理性原则 来肯定,而这个国际竞争是瑞典企业在其中名列前茅的。作为回报,对因此获得的产品分配 进行担保的原则不得不出自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它们与经济思考无关,除了在某个综合 性的哲学看法的框架里:经济目标是对最大的天然国有产品的保证,而这个产品的平均分配 是对社会安宁的保证,社会安宁又可以维持经济效率 在60年代里,甚至在70年代里,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是以一般的方法维持了经济(纯理 性的,完全近似于技术的领域)与社会(分配公平的领域、价值选择的领域)之间的这种区 别一对立。关于这两个范畴的思考之间复杂关系的争论确实延续了很长时间。可是,只要知 识分子的争论还靠那些基于经济理性之上的良性社会管理的结果,而且还继续靠“社会”参 与生产的需要来维持的话,那么实践,特别在法国,也继续依赖于两种秩序之间的严密分离。 在哲学上有很教养的,十分精通于把专制支配者的状态保持下去的法国传统工程师非常赞成 在社会的秩序里工作,当然这个社会秩序是在他的理性范围的。他是根据打赌式经验的推论 逻辑来要求人们为他确定目标,他自己负责为自己找到实现此目标的最好手段一一这里的意 思是说,包括人类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将会取决于他的实践选择,因为他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日本竞争的泛滥使这个过于完善的理性模式有了爆裂的危险,甚至在人们转向受服务和 高工艺支配的后工业社会时,已经开始使它受到质疑了。其实,在后工业社会里,人的因素 重新占有了优势,可相互替换的人越来越少。企业为了保持可自由竞争的状态,必须调动组 织内的人文资源和重新引进组织外部复杂人文关系的忧虑,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与客户的关 系,而且包括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关系。社会不会受限于分配,而会成为生产要素整体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过,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个不再是集体的和等级的,而是越来越具有个性 的社会。还有其他一切领域里,数量也在把位子让给质量。况且此时,“旧式”社会已经倾 本文原名 L Etat et les regulations du social, i选自 Michel crozier著 Etat modeste, Etat moderne Strategie our un autre changement(Editions Fayard, France, 1987),pp 149-171
1 41.1 国家与社会调节 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已成为过去。但是，社会要能够变得更加理性，其自身的调节就 应该得到更好的理解。 社会支持系统的沉重好象有些不可抵抗，究其原因，它们仅仅受到了那些面对一个既保 护他们又使他们贫乏的官僚主义国家，以行会形式自我调节的职业群体的纠缠。只要社会的 自动调节存在，受教育者、病人和被救济的人就有可能真的重新成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一些客 户，而且不再成为被治理者而从属于使自己患幼稚症的行会体系。 如果我们要想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国家一定是事先接受一个共同法则，即禁止以相同的 权威为涉及自己利害的纠纷充当仲裁人，这包含了国家不再垄断一般利益的意思。 最近的文化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公民是赞成行政权服从于宪法委员会对其规定的界 限，而且赞同宪法委员会在解除行政权的约束时要考虑法庭或高层委员会的利益，更令人满 意的是引发信任，这种信任对于良性调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在这条通过社会文化运动引出的道路上，人们不仅能够获得一些可以重建金融理性 的机会，而且有可能获得使社会的人类实际意义得以重建的机会。 经济与社会分离的终结 工业社会的体系，至少在其最后的阶段，是以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分离为其特征的， 人们对它的理解完全是以定量分析为根据的，而此时，社会还停留在经济和价值的领域。这 种分离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中，尤其是在这方面提出一种特别不同看法的瑞典模式里达 到了最高限度。人们认为瑞典工业的竞争性能够甚至应该根据国际竞争中占主导的理性原则 来肯定，而这个国际竞争是瑞典企业在其中名列前茅的。作为回报，对因此获得的产品分配 进行担保的原则不得不出自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它们与经济思考无关，除了在某个综合 性的哲学看法的框架里：经济目标是对最大的天然国有产品的保证，而这个产品的平均分配 是对社会安宁的保证，社会安宁又可以维持经济效率。 在 60 年代里，甚至在 70 年代里，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是以一般的方法维持了经济（纯理 性的，完全近似于技术的领域）与社会（分配公平的领域、价值选择的领域）之间的这种区 别-对立。关于这两个范畴的思考之间复杂关系的争论确实延续了很长时间。可是，只要知 识分子的争论还靠那些基于经济理性之上的良性社会管理的结果，而且还继续靠“社会”参 与生产的需要来维持的话，那么实践，特别在法国，也继续依赖于两种秩序之间的严密分离。 在哲学上有很教养的，十分精通于把专制支配者的状态保持下去的法国传统工程师非常赞成 在社会的秩序里工作，当然这个社会秩序是在他的理性范围的。他是根据打赌式经验的推论 逻辑来要求人们为他确定目标，他自己负责为自己找到实现此目标的最好手段——这里的意 思是说，包括人类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将会取决于他的实践选择，因为他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日本竞争的泛滥使这个过于完善的理性模式有了爆裂的危险，甚至在人们转向受服务和 高工艺支配的后工业社会时，已经开始使它受到质疑了。其实，在后工业社会里，人的因素 重新占有了优势，可相互替换的人越来越少。企业为了保持可自由竞争的状态，必须调动组 织内的人文资源和重新引进组织外部复杂人文关系的忧虑，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与客户的关 系，而且包括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关系。社会不会受限于分配，而会成为生产要素整体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过，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个不再是集体的和等级的，而是越来越具有个性 的社会。还有其他一切领域里，数量也在把位子让给质量。况且此时，“旧式”社会已经倾 本文原名 L`Etat et les régulations du social,选自 Michel Crozier 著 Etat modeste, Etat moderne ── Stratégie pour un autre changement (Editions Fayard,France,1987),pp.149-171
向于从自己方面来使经济衰竭。它的迅速繁殖威胁着理性的平衡。它所引起的失控使人担心 它不去加快消费国有的原产品,而该产品全部是在卫生、救济和教育支出总是增加的这种 不可抵抗的机制里的 在我看来,这些倾向的连结已经使我们随处可以察觉到一点的那种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 想变得枯竭了。反常的是,当社会的传统思想受到了质疑时,社会的管理也成了社交界的重 要问题。 这场深刻社会危机在初期就促使那些通过经济理性的原则而形成的传统活动蔓延开来。 更反常的是,当这些原则在它们的选定范围,在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受到质疑时,人们发现这 些原则在一个社会里的迫切需要,而这个社会当时是人们一一往往是以惊人的方式一一拒绝 予以重视的! 我们在卫生领域特别观察到的这个向往理性的运动肯定是必要的,当然在教育和所有社 会保险范围也会有它的空间,但是它完全不足以很快成为反生产的,又可能为之而冒风险, 因为这些活动中的理性和质量部分在经济范围还很重要。因此,仅仅从这些定量模式出发来 管理这些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模式的局限即使是对于不太复杂的活动而言也已经是显 而易见的了。 为了这些充满混乱的领域恢复它们的辨别力,因此有必要借助一种同类的思考,即是我 在前一章涉及那些能够替代经济市场规律性的调节时所概述的思考。自由主义者和专家治国 论者愿意引进一些市场机制,以便限制社会的膨胀耗费。然而,这样的机制在一些被本质上 非常不同的调节所支配的社会体系里,只能局部地发挥作用。如果人们想在同时发现经济的 限制和足够的人文平衡,那些最好去试图修正和改造这些调节。 人们能够试图决定的解决方法在一开始不会是一些市场的解决方案,而是社会活动的一 些自动调节模式,正是因为这些模式,个体的质量要求有可能部分地取代等级人员的要求并 有可能使这些要求的膨胀压力减少。只要我们达到了把由于社会一一和可能更多地一一把由 于经济而变得贫乏的人文资源调动起来,那么我们才能重新找到社会的行家。 社会保护系统的沉重 要在改革企业、机构或任何活动团体方面取得成功,就必须将这些拥有的潜在人文资源 至少是部分地动员起来。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动员看来很难在社会保护系统里实现,可是 社会保护体系的成员对人文价值更为敏感,而这种敏感是技术和经济约束起重要作用的部门 里的雇员所不可能有的。 我们的社会生产机构五十年以来,是在越来越脱离支配一切人文活动的实际原则的同时 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使反常现象得到了解释:承认一个完美世界的局限和约束 在法国,成本的暴涨使整个社会保护系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因此这个暴涨几 乎成了我们的唯一敏感点,而且我们的责任人试图不顾一切地以控制和重组的措施来改革这 个系统,当然他们只能以专制方式从上层来强行规定这些措施的执行。不过,他们的改革向 来只是一些权宜之计,因为这些改革是不可能使它们自身可利用的人员一一专业人员和客户 把那些仅在总体水平上出现的限制和约束内在化 问题是更为广泛的。人们只有伴随着对总成本是通过不正常的组织,换句话说,是由于 存在那些脱离实际原则的人文调节这一现象的认识,才有可能提出这类更为广泛的问题。 我以瑞典体系作为例子,这个体系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最成功的生产模式。目前 在瑞典,有40%的就业人口受雇于人们现在称之为护理的部门:教育、培训、卫生、救济 对这种现象的意识是从集体协商的重新集聚开始获得发展的,而这些集体协商的重新集聚使 保证护理部门活动的那些人员的级别利益有了特权,因此也是有助于重组这些人员的级别利 益,并使它们达成一致
2 向于从自己方面来使经济衰竭。它的迅速繁殖威胁着理性的平衡。它所引起的失控使人担心 它不去加快消费国有的原产品，而该产品全部是在卫生、救济和教育支出总是增加 的这种 不可抵抗的机制里的。 在我看来，这些倾向的连结已经使我们随处可以察觉到一点的那种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 想变得枯竭了。反常的是，当社会的传统思想受到了质疑时，社会的管理也成了社交界的重 要问题。 这场深刻社会危机在初期就促使那些通过经济理性的原则而形成的传统活动蔓延开来。 更反常的是，当这些原则在它们的选定范围，在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受到质疑时，人们发现这 些原则在一个社会里的迫切需要，而这个社会当时是人们——往往是以惊人的方式——拒绝 予以重视的！ 我们在卫生领域特别观察到的这个向往理性的运动肯定是必要的，当然在教育和所有社 会保险范围也会有它的空间，但是它完全不足以很快成为反生产的，又可能为之而冒风险， 因为这些活动中的理性和质量部分在经济范围还很重要。因此，仅仅从这些定量模式出发来 管理这些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模式的局限即使是对于不太复杂的活动而言也已经是显 而易见的了。 为了这些充满混乱的领域恢复它们的辨别力，因此有必要借助一种同类的思考，即是我 在前一章涉及那些能够替代经济市场规律性的调节时所概述的思考。自由主义者和专家治国 论者愿意引进一些市场机制，以便限制社会的膨胀耗费。然而，这样的机制在一些被本质上 非常不同的调节所支配的社会体系里，只能局部地发挥作用。如果人们想在同时发现经济的 限制和足够的人文平衡，那些最好去试图修正和改造这些调节。 人们能够试图决定的解决方法在一开始不会是一些市场的解决方案，而是社会活动的一 些自动调节模式，正是因为这些模式，个体的质量要求有可能部分地取代等级人员的要求并 有可能使这些要求的膨胀压力减少。只要我们达到了把由于社会——和可能更多地——把由 于经济而变得贫乏的人文资源调动起来，那么我们才能重新找到社会的行家。 社会保护系统的沉重 要在改革企业、机构或任何活动团体方面取得成功，就必须将这些拥有的潜在人文资源 至少是部分地动员起来。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动员看来很难在社会保护系统里实现，可是， 社会保护体系的成员对人文价值更为敏感，而这种敏感是技术和经济约束起重要作用的部门 里的雇员所不可能有的。 我们的社会生产机构五十年以来，是在越来越脱离支配一切人文活动的实际原则的同时 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使反常现象得到了解释：承认一个完美世界的局限和约束。 在法国，成本的暴涨使整个社会保护系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因此这个暴涨几 乎成了我们的唯一敏感点，而且我们的责任人试图不顾一切地以控制和重组的措施来改革这 个系统，当然他们只能以专制方式从上层来强行规定这些措施的执行。不过，他们的改革向 来只是一些权宜之计，因为这些改革是不可能使它们自身可利用的人员——专业人员和客户 ——把那些仅在总体水平上出现的限制和约束内在化。 问题是更为广泛的。人们只有伴随着对总成本是通过不正常的组织，换句话说，是由于 存在那些脱离实际原则的人文调节这一现象的认识，才有可能提出这类更为广泛的问题。 我以瑞典体系作为例子，这个体系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最成功的生产模式。目前 在瑞典，有 40% 的就业人口受雇于人们现在称之为护理的部门：教育、培训、卫生、救济。 对这种现象的意识是从集体协商的重新集聚开始获得发展的，而这些集体协商的重新集聚使 保证护理部门活动的那些人员的级别利益有了特权，因此也是有助于重组这些人员的级别利 益，并使它们达成一致
这个整体的分量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沉重,它与整个商品经济一样或更重(确切地说,公 用事业部门实际上不包括在这个百分比里)。它的成员显然是非常不同的,但他们都想成为 些专业人员或一些准职业者,这些准职业者进行的自治是因为他们熟知属于自己的伦理学 规则,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客户给予好评这样的成果所导致的。他们不依赖于他们的个别客户 而是为一般公众服务的。一个必然浓密的体系所具有的这种大规模、其成员之间的隔离、他 们对于客户依赖的缺乏以及对他们行动结果评估的困难,导致了一系列的大大超出成本增长 问题的后果。 首先,一种与公众隔开的招致损害的壕沟。这些职业以行会的方式自行治理。它们的趋 于造假的倾向即它们在行为上令人费解的趋势,和一种根据适合于习惯和专业理论的抽象规 范来确定客户利益的倾向就来自于它们的这种自行治理。 其次,服务的提供者一接受者的熟悉关系的一种颠倒。在一般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 客户。在护理体系里,客户从属于为其提供援助的专业人员。教育界到处显而易见的职业专 制在瑞典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中达到了普遍化,这些不同的社会福利事业为了监督人们遵守 它们所建立的规范而有越来越干预日常生活的趋势。已被人们观察到的(因不循习俗而很少 使人信服的父母剥夺孩子生命)的此类恶习的发生率尚属较低,而这不应该使人忘记一部分 公众的拒绝和束缚可能引起的反作用。 这些倾向可以使人们理解为什么调动客户在体系里所描绘的那些资源是不可能的。与 个在自己经验之外建立其规范的世界相比,一个处于从属状态的客户更容易被束缚。这个客 户积极表现的惟一方法是发挥体系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利并且 经常不断地提出更多的要求。他由于被置于消费一边而不参加服务的执行,人们为了分享他 的管理而不可能依靠他。 在所有这些服务中,客户事实上必须是一个共同生产者:大学生受教育、病人受治疗 这同样可以说成,教授或医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或医治。但我们愿意促进的是一个无约 束的和摆脱经济忧虑的社会中更有价值的体系,这个体系其实在消费关系方面达到了一种畸 形发展,由于这种畸形发展,人们对商品社会产生了不满 既然对于这种社会消费来说不存在市场自动调节的令人满意的平衡,既然人们不会另外 承认那些按等级制秩序强制规定个体接受的决定可能被作出,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去求助 于一种以非个性方式将人员分等分类的推论逻辑。由此受益的者的这个否认看(?)他同时 是一个按章纳税的人,又会像一个试图逃避规定费率的纳税人那样行为,又会像一个试图从 其级别权利中获取最大份额的权利所有者那样行为。 这个体系是不可能找到它的平衡的。它由于“总是更多”的要求而遭受强烈指责。它丧 失了一些调节,而这些调节是倾向于不顾他们行动结果而发展他们才能和提高他们收入的那 些专家群体的行会的调节,它们因此也是非常有类别的。 瑞典只是在整体性和类别一致的官僚主义作用较为明显的范围里的样本。所有这些现象 都是以多少有些按照西方世界里的活动和当地人所突出的方式存在的 人们只有通过把客户-受益者一按章纳税者重新引入这些体系的调节中,才能使这种倾向 反过来。惟独这些体系的调节可以使人们对金融失败和对债务的另外分配加以控制。如果这 些体系的调节今天不能借助一种倾向于个体价值的社会与文化演变的话,那么它的存在似乎 就是不可能的。享受救济的条件是使人稚嫩的,因而它将越来越少地被人接受。自治的要求 如果在公众场合是觉察得到的,那么它可能是手段,因为这个手段,这些群体解除行会主义 将是可能的 趋于社会的自动调节 从现在就开始以非常笼统的方式提出问题是可能做到的。相反,预想解决这些大体系的
3 这个整体的分量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沉重，它与整个商品经济一样或更重（确切地说，公 用事业部门实际上不包括在这个百分比里）。它的成员显然是非常不同的，但他们都想成为 一些专业人员或一些准职业者，这些准职业者进行的自治是因为他们熟知属于自己的伦理学 规则，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客户给予好评这样的成果所导致的。他们不依赖于他们的个别客户， 而是为一般公众服务的。一个必然浓密的体系所具有的这种大规模、其成员之间的隔离、他 们对于客户依赖的缺乏以及对他们行动结果评估的困难，导致了一系列的大大超出成本增长 问题的后果。 首先，一种与公众隔开的招致损害的壕沟。这些职业以行会的方式自行治理。它们的趋 于造假的倾向即它们在行为上令人费解的趋势，和一种根据适合于习惯和专业理论的抽象规 范来确定客户利益的倾向就来自于它们的这种自行治理。 其次，服务的提供者-接受者的熟悉关系的一种颠倒。在一般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 客户。在护理体系里，客户从属于为其提供援助的专业人员。教育界到处显而易见的职业专 制在瑞典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中达到了普遍化，这些不同的社会福利事业为了监督人们遵守 它们所建立的规范而有越来越干预日常生活的趋势。已被人们观察到的（因不循习俗而很少 使人信服的父母剥夺孩子生命）的此类恶习的发生率尚属较低，而这不应该使人忘记一部分 公众的拒绝和束缚可能引起的反作用。 这些倾向可以使人们理解为什么调动客户在体系里所描绘的那些资源是不可能的。与一 个在自己经验之外建立其规范的世界相比，一个处于从属状态的客户更容易被束缚。这个客 户积极表现的惟一方法是发挥体系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利并且 经常不断地提出更多的要求。他由于被置于消费一边而不参加服务的执行，人们为了分享他 的管理而不可能依靠他。 在所有这些服务中，客户事实上必须是一个共同生产者：大学生受教育、病人受治疗， 这同样可以说成，教授或医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或医治。但我们愿意促进的是一个无约 束的和摆脱经济忧虑的社会中更有价值的体系，这个体系其实在消费关系方面达到了一种畸 形发展，由于这种畸形发展，人们对商品社会产生了不满。 既然对于这种社会消费来说不存在市场自动调节的令人满意的平衡，既然人们不会另外 承认那些按等级制秩序强制规定个体接受的决定可能被作出，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去求助 于一种以非个性方式将人员分等分类的推论逻辑。由此受益的者的这个否认看（？）他同时 是一个按章纳税的人，又会像一个试图逃避规定费率的纳税人那样行为，又会像一个试图从 其级别权利中获取最大份额的权利所有者那样行为。 这个体系是不可能找到它的平衡的。它由于“总是更多”的要求而遭受强烈指责。它丧 失了一些调节，而这些调节是倾向于不顾他们行动结果而发展他们才能和提高他们收入的那 些专家群体的行会的调节，它们因此也是非常有类别的。 瑞典只是在整体性和类别一致的官僚主义作用较为明显的范围里的样本。所有这些现象 都是以多少有些按照西方世界里的活动和当地人所突出的方式存在的。 人们只有通过把客户-受益者-按章纳税者重新引入这些体系的调节中，才能使这种倾向 反过来。惟独这些体系的调节可以使人们对金融失败和对债务的另外分配加以控制。如果这 些体系的调节今天不能借助一种倾向于个体价值的社会与文化演变的话，那么它的存在似乎 就是不可能的。享受救济的条件是使人稚嫩的，因而它将越来越少地被人接受。自治的要求 如果在公众场合是觉察得到的，那么它可能是手段，因为这个手段，这些群体解除行会主义 将是可能的。 趋于社会的自动调节 从现在就开始以非常笼统的方式提出问题是可能做到的。相反，预想解决这些大体系的
实践中的问题好象是超出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要为现实意义的这个重新获得创造条件,我 们目前只能从投资开始进行探索。在初期的努力中,公共权力必须扮演一种主要角色,因为 是它们稳固了这个行会体系的合法性并承担着维持这个行会体系的责任 在此,我将介绍几个简明的看法,这些看法认为一个如此的投资可能提出的问题是在社 会的三个主要领域:教育、卫生、救助。 相对来说,教育领域的情况好象更清楚一些。但这并不是说处理这个领域里发生的事情 因此是容易的。教育在行会科层制的途径中衍生出,直至在我们文化里得到加强的思想:教 育者是上级而受教育者是下属;教育者的行会是共和国一种益友;教育者的行会可以根据它 所信奉的好或坏的观念—一凭借其学问—一来利用对未来一代培养的权利。曾使整个教育的 根本关系,即受教育者在其中作为客户的服务关系有可能重新确立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 方式正在开始衰弱。可惜,这里的客户通常很少有能力识别他所得到的那个帮助的质量,因 为对这方面的成果测算从来就是有争议的。客户的直接进入因此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个进入 是合乎希望的。学校不会让学生或家长议会来管理。人们能够设想的重新平衡因此必须依靠 组更宽泛的共同体:不仅有孩子和父母组成的共同体,而且有提供一些销路的专业共同体 以及地方共同体。这个重新平衡也应该甚至特别应该包括研究和培训方面的一种投资,即向 专业人员提供一种关于他们工作成果的坚定不移的看法。看来,以权威投资的方式或者在使 学校从属父母或地方政治共同体这两个代表的同时变化体系也是难以接受的。我们需要一些 迫使各方交换的中介。以前,这些中介在乡村的学校里以某种方式被肯定过:老师在共同体 内曾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们在有产者中学所构成的,而且在当今的高等专业学校和具有特 性的学校里仍在构成的小型体系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平均制度的普遍化几乎到处在摧毁 那些不可能重建的交换模式。对分散的研究和培训的投资有可能独自地使人们提供一种足以 促成刺激的替代物。我们必须对那些凭借知识的作用使一些可比性得以产生的和使质量要求 得以面目一新的条件进行探索 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种在质量方面的投资对于一个谦虚国家的构成所具有的意义,质量 应该成为我们在获得现代性时的首要担心 至于卫生体系,它在理论上还是受到客户的支配,但这个客户是一个较少负有责任的, 相信他是不需要对其要求承担成本的客户。例如在教育领域,整体的调节实际上很久以来是 根据医生职业的内部惯例来保证的。过去,主张精英理论的行会主义与高等学校的行会主义 样,至少一方面是有利于对成本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与客户维持一种传送意见的人 文关系。这些调节有变弱的趋势,这是由于医学越来越专门化并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也是由 于社会保护的平均制度的普遍化和在整体运行中受昂贵的医院制度支配的部分越来越大 当医院活动的理性化以惊人的方式得到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大管理组织的追求和通过法 国总预算的行政途径继续进行时,各种各样的企图却在这里那里被大力推行,以在更地方性 的、更人文的范围和更人文的层面上重建一些人类的调节:合作诊所、地方卫生组织(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HMO)。以专家治国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无论耗费多少精力,也经 常是耸人听闻的,当它们普遍使病人再次失去理智,最终又引起医生自己失去理智时,它们 就不会那么总是能令人信服的。美国的HMO在那些具有更合作和对“整个”人类问题更关心 的医学精神的开拓者中激发了极大的热情。用了十二年取得的成果没有能够接近这些期待 没有任何方面可以解说清楚那个对体系分析进行的非常重大而又持续的投资,而这些体系分 析有可能使人们发现新的调节因素,而且还有可能加强那些总是存在的,但被改革者忽略的 调节因素 统计学范畴的或曰纯粹经济学的研究肯定是大量的,但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的实际贡献 是无利益的。然而,关于各种不同的现行的护理制度、它们的约束、它们的失控以及它们的 适应与变化能力的研究对于摆脱我们在其中挣扎的一些恶性循环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同样
4 实践中的问题好象是超出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要为现实意义的这个重新获得创造条件，我 们目前只能从投资开始进行探索。在初期的努力中，公共权力必须扮演一种主要角色，因为 是它们稳固了这个行会体系的合法性并承担着维持这个行会体系的责任。 在此，我将介绍几个简明的看法，这些看法认为一个如此的投资可能提出的问题是在社 会的三个主要领域：教育、卫生、救助。 相对来说，教育领域的情况好象更清楚一些。但这并不是说处理这个领域里发生的事情 因此是容易的。教育在行会科层制的途径中衍生出，直至在我们文化里得到加强的思想：教 育者是上级而受教育者是下属；教育者的行会是共和国一种益友；教育者的行会可以根据它 所信奉的好或坏的观念——凭借其学问——来利用对未来一代培养的权利。曾使整个教育的 根本关系，即受教育者在其中作为客户的服务关系有可能重新确立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 方式正在开始衰弱。可惜，这里的客户通常很少有能力识别他所得到的那个帮助的质量，因 为对这方面的成果测算从来就是有争议的。客户的直接进入因此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个进入 是合乎希望的。学校不会让学生或家长议会来管理。人们能够设想的重新平衡因此必须依靠 一组更宽泛的共同体：不仅有孩子和父母组成的共同体，而且有提供一些销路的专业共同体 以及地方共同体。这个重新平衡也应该甚至特别应该包括研究和培训方面的一种投资，即向 专业人员提供一种关于他们工作成果的坚定不移的看法。看来，以权威投资的方式或者在使 学校从属父母或地方政治共同体这两个代表的同时变化体系也是难以接受的。我们需要一些 迫使各方交换的中介。以前，这些中介在乡村的学校里以某种方式被肯定过；老师在共同体 内曾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们在有产者中学所构成的，而且在当今的高等专业学校和具有特 性的学校里仍在构成的小型体系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平均制度的普遍化几乎到处在摧毁 那些不可能重建的交换模式。对分散的研究和培训的投资有可能独自地使人们提供一种足以 促成刺激的替代物。我们必须对那些凭借知识的作用使一些可比性得以产生的和使质量要求 得以面目一新的条件进行探索。 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种在质量方面的投资对于一个谦虚国家的构成所具有的意义，质量 应该成为我们在获得现代性时的首要担心。 至于卫生体系，它在理论上还是受到客户的支配，但这个客户是一个较少负有责任的， 相信他是不需要对其要求承担成本的客户。例如在教育领域，整体的调节实际上很久以来是 根据医生职业的内部惯例来保证的。过去，主张精英理论的行会主义与高等学校的行会主义 一样，至少一方面是有利于对成本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与客户维持一种传送意见的人 文关系。这些调节有变弱的趋势，这是由于医学越来越专门化并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也是由 于社会保护的平均制度的普遍化和在整体运行中受昂贵的医院制度支配的部分越来越大。 当医院活动的理性化以惊人的方式得到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大管理组织的追求和通过法 国总预算的行政途径继续进行时，各种各样的企图却在这里那里被大力推行，以在更地方性 的、更人文的范围和更人文的层面上重建一些人类的调节：合作诊所、地方卫生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HMO）。以专家治国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无论耗费多少精力，也经 常是耸人听闻的，当它们普遍使病人再次失去理智，最终又引起医生自己失去理智时，它们 就不会那么总是能令人信服的。美国的 HMO 在那些具有更合作和对“整个”人类问题更关心 的医学精神的开拓者中激发了极大的热情。用了十二年取得的成果没有能够接近这些期待。 没有任何方面可以解说清楚那个对体系分析进行的非常重大而又持续的投资，而这些体系分 析有可能使人们发现新的调节因素，而且还有可能加强那些总是存在的，但被改革者忽略的 调节因素。 统计学范畴的或曰纯粹经济学的研究肯定是大量的，但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的实际贡献 是无利益的。然而，关于各种不同的现行的护理制度、它们的约束、它们的失控以及它们的 适应与变化能力的研究对于摆脱我们在其中挣扎的一些恶性循环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同样
对于离开病人的束缚和避免成本失控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平均主义模式的现时理 论千篇一律的背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些特别的差异,研究这些差异既可以使改革者的批 评相对化,又可以使改革者的愿望相对化 要试图控制医生,就必须在相同时间里规定他们服从于约束结构并让他们体验一些甚至 是非直接的管理检查方法,如果不这样做,就吸收他们参与一种他们至少可以负大部分责任 的真正开放的研究努力,那么这最终是否会更无效,又是谁使他们成为变化的积极合作者? 为了在一些更广泛的基础上组织一种在现时很难的,不然的话,就是不可能的对话,使护士 职业甚至一些病人也参与到这些研究计划里来,这难道就不是有理智的? 对众多遭受贫困或残疾痛苦的人提供救济的第三部门领域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然而, 该领域可以通过自己调动的财政资源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它的人力、社会甚至政 治的砝码来获取极大的重要性。这个领域是以自治的而且更行会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个 庞大的社会救济体系的领域。它的成员发展了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特有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离开现实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远。它的成员也受到类别推论逻辑的支配,而且在他们那 里,只要有可能,类别还被分成许多部分。与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特别规定相符合的客户需 要被规范和分化得很细。人们终于促成了一些特有的漫画般的反功能 法国的救济及救济控制方面的官僚主义纠纷在几年里赶上了美国。当父亲已感觉到自己 被禁止以父亲的身份为独身亲属维护补助金方面的一种权利时,社会福利员的巡查却能够像 在《西部故事》里一样,用同样荒谬的良心在有生理缺陷的儿童的母亲那里持续下去。 在这个领域就如同在所有其他的领域,以发展知识来获得理性是十分重要的。有生理缺 陷的儿童、残疾人、低收入者、贫困者的集体保护之需要与劣等质量的所有受害者的个人必 需的证明之间存在着对抗,这个对抗问题只有通过对目前的机构和可能轮换的机构的一种更 好的认识才能得到解决 大家都非常相信那些救济体系的最初目标应该是在需要帮助的人中发展学习能力,因为 这些能力的发展使他们能够越来越成为有责任的人。不过,当前体系自身的运行必然地倾向 于使他们越来越处于依赖地位,确切地说,不使他们进入这样的学习以具备成为负责人的可 能性 为什么这些体系屈服于这个失控?对此问题作出反应的便捷方法是批评它们的成员,比 如说他们有偏见的倾向,诸如此类的指责就是很容易的事,而相比之下,对他们所对质和抵 抗的事实作出理解就可能要难得多,但从他们的观点看,这样做才是理性的。 重要的是现在要用退一步的方式来面对所有这些使我们最为深处的社会标准发挥作用 的微妙问题。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必须成为过时的 让集体承担责任的这一平均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曾经是而且仍然应该受到人 们尊重。这一看法使我们得到很多启发。但它太多是来自于一种更多人文机遇的质量要求, 而这种要求是针对趋于“总是更多”模式的某一类别的数量答案所提出的。为了个人的补充 要求能够建立在一种可以独自准许人员晋级的质量之上,这一看法的知识经验应该得到保 存,但它们对未来而言是有局限的。有必要创建一些体系,这些体系是更开放的,更能使客 户、受益者或受害者激发起一种强烈参与的和一种更多投资的体系。即使我们为进入这条道 路投入了时间,我们也要对此有紧迫感。谦虚的国家应把责任定为帮助各部门通过体验一些 更好的程式之后再来确立它们,而不应仅仅以专家治国论的方式去决定它们 解除角色混乱 至少从罗马帝国以来,一个在司法上明显的组织原则迫使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接受:任 何人不能充当与自己利害有关的纠纷的仲裁人 既然王子是造就社会的那个高明天性的化身,那么能够成功地逃避这个高明天性的只有
5 对于离开病人的束缚和避免成本失控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平均主义模式的现时理 论千篇一律的背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些特别的差异，研究这些差异既可以使改革者的批 评相对化，又可以使改革者的愿望相对化。 要试图控制医生，就必须在相同时间里规定他们服从于约束结构并让他们体验一些甚至 是非直接的管理检查方法，如果不这样做，就吸收他们参与一种他们至少可以负大部分责任 的真正开放的研究努力，那么这最终是否会更无效，又是谁使他们成为变化的积极合作者？ 为了在一些更广泛的基础上组织一种在现时很难的，不然的话，就是不可能的对话，使护士 职业甚至一些病人也参与到这些研究计划里来，这难道就不是有理智的？ 对众多遭受贫困或残疾痛苦的人提供救济的第三部门领域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然而， 该领域可以通过自己调动的财政资源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它的人力、社会甚至政 治的砝码来获取极大的重要性。这个领域是以自治的而且更行会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个 庞大的社会救济体系的领域。它的成员发展了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特有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离开现实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远。它的成员也受到类别推论逻辑的支配，而且在他们那 里，只要有可能，类别还被分成许多部分。与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特别规定相符合的客户需 要被规范和分化得很细。人们终于促成了一些特有的漫画般的反功能。 法国的救济及救济控制方面的官僚主义纠纷在几年里赶上了美国。当父亲已感觉到自己 被禁止以父亲的身份为独身亲属维护补助金方面的一种权利时，社会福利员的巡查却能够像 在《西部故事》里一样，用同样荒谬的良心在有生理缺陷的儿童的母亲那里持续下去。 在这个领域就如同在所有其他的领域，以发展知识来获得理性是十分重要的。有生理缺 陷的儿童、残疾人、低收入者、贫困者的集体保护之需要与劣等质量的所有受害者的个人必 需的证明之间存在着对抗，这个对抗问题只有通过对目前的机构和可能轮换的机构的一种更 好的认识才能得到解决。 大家都非常相信那些救济体系的最初目标应该是在需要帮助的人中发展学习能力，因为 这些能力的发展使他们能够越来越成为有责任的人。不过，当前体系自身的运行必然地倾向 于使他们越来越处于依赖地位，确切地说，不使他们进入这样的学习以具备成为负责人的可 能性。 为什么这些体系屈服于这个失控？对此问题作出反应的便捷方法是批评它们的成员，比 如说他们有偏见的倾向，诸如此类的指责就是很容易的事，而相比之下，对他们所对质和抵 抗的事实作出理解就可能要难得多，但从他们的观点看，这样做才是理性的。 重要的是现在要用退一步的方式来面对所有这些使我们最为深处的社会标准发挥作用 的微妙问题。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必须成为过时的。 让集体承担责任的这一平均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曾经是而且仍然应该受到人 们尊重。这一看法使我们得到很多启发。但它太多是来自于一种更多人文机遇的质量要求， 而这种要求是针对趋于“总是更多”模式的某一类别的数量答案所提出的。为了个人的补充 要求能够建立在一种可以独自准许人员晋级的质量之上，这一看法的知识经验应该得到保 存，但它们对未来而言是有局限的。有必要创建一些体系，这些体系是更开放的，更能使客 户、受益者或受害者激发起一种强烈参与的和一种更多投资的体系。即使我们为进入这条道 路投入了时间，我们也要对此有紧迫感。谦虚的国家应把责任定为帮助各部门通过体验一些 更好的程式之后再来确立它们，而不应仅仅以专家治国论的方式去决定它们。 解除角色混乱 至少从罗马帝国以来，一个在司法上明显的组织原则迫使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接受：任 何人不能充当与自己利害有关的纠纷的仲裁人。 既然王子是造就社会的那个高明天性的化身，那么能够成功地逃避这个高明天性的只有
王子。法国国家以不顾时代冲击的方式维持着它的超出一般利益的观念,并在同时以违反规 则的方式延续了这个特权。法国的傲慢是来自这种观念。试图窃取国家管理责任的那些政治 家的狂妄自大也是由这种观念维持的。 只有国家和由国家建立、保护和激励的所有机构最终像所有公民那样同意服从于这个造 就自由社会的组织原则,有效的自治调节机制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当国家的行动领域有限时,在比较简单的世界里兼任一些从事规章制定和规章实践的职 能才是可能的。但这在我们这个极端复杂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的,因为集体的那部分在其中对 所有人员类别而言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或是不可缺少的。现代社会越是复杂,对于保护较自由 个体的信心和合作能力来说,支配中立的权力机构就越重要,这些权力机构是对维持游戏规 则、使游戏规则得以被适应和重新创建反映有责任的。古老的社会能够满足于使用少量的严 厉规则,这些少量规则可以通过同一个权威来同时加以规定和实施的。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 使角色专业化。法国在公民的眼里不是中立国。如果它情愿被人怀疑,这是因为它兼任了规 章制定和规章实行的职能。过去曾是令人满意的进步一一创建了一种受人尊重的公共职务 一个因独立自主而真正中立的国家一一在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公民在其中已成为非常苛求的 世界里是不再可接受的了。 般利益的合乎道德的和普遍诚恳的借口既不再被直接相关的部门所接受,也不再被大 部分公民所接受。在理论上,我们还继续在使国家神圣化,并且还继续尊重高级公务员,这 些高级公务员是国家的看守者,而我们却越来越少地感觉到他们在实践中的角色是可以容忍 的。这些反应对于每个涉及教育、卫生、社会保护的事务而言都是特别明显的。越来越清楚 的是这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并在同时成为最先和最后可依靠的国家,在它的仲裁不被视为中 立的情况下,已没有能力决定什么了 如果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目前比我们的天命国家更好地抵抗了对立批评的这种高 涨,这是因为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是这样狭义地与一个有无限权力的坚如磐石的国家 进行合作,而且还因为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更容易接受那些独自调节的权力机构的存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怀旧使人想起这些成功是为了向我们建议社会国家的一些较少等级制的 程式,比如依靠工人工会的程序。人们忘却的是被国家殖民化又与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法 国式工会把国家最劣等的怪癖内在化这一现象。国家与这些工会能够达到的共同管理模式, 比如在教育方面,特别在社会安全方面的共同管理模式,是一种疲乏不堪的模式,这种模式 仅仅像支撑物和保护屏那样作为一般利益的国家证明而维持着原状。人们拒绝承认的还有北 欧国家的经典社会民主主义自己的筋疲力尽,因为这个经典社会民主主义无法摆脱自己,也 无法避免类别平均主义的不确定追求必然在某种限度之外引起的那些理性的非责任性、混乱 和丧失。 现在不应该去设想诸如非国家的共同管理或非国家的国有化这样的幻想程式会带来的 奇迹。只要集体事业的中性特征有可能被保存,法国民众在智力方面的成熟程度就可以达到 使国家约束解除 在这一点上,人们大概还没有足够地意识到一些已经实现的,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发生的 巨大变化。电视和宪法方面的演变特别明显,但这个演变是一般的。 政治家应该对调节委员会和宪法委员会的成绩进行严肃思考:这些机构运行时并非没有 问题,它们也不会轻易地不把任何怀疑或任何批评放在眼里,但原因是对宪法委员会或这些 调节委员会的判断自主和自由有利的公众反抗在一开始就差不多是一致的 宪法委员会能够对政府的统治权强行规定一些限制,这个政府可以支配议会,但必须重 视权利的某些原则,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因此就是决定性的第一步。逐渐地,它的权力扩大了 现时的宪法委员会所享受的宽待如此地表明法国人在这一点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 仅仅在这儿才开始触及到一个又深刻又必要的变化。法国人认为,公民对自由和对个人证明
6 王子。法国国家以不顾时代冲击的方式维持着它的超出一般利益的观念，并在同时以违反规 则的方式延续了这个特权。法国的傲慢是来自这种观念。试图窃取国家管理责任的那些政治 家的狂妄自大也是由这种观念维持的。 只有国家和由国家建立、保护和激励的所有机构最终像所有公民那样同意服从于这个造 就自由社会的组织原则，有效的自治调节机制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当国家的行动领域有限时，在比较简单的世界里兼任一些从事规章制定和规章实践的职 能才是可能的。但这在我们这个极端复杂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的，因为集体的那部分在其中对 所有人员类别而言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或是不可缺少的。现代社会越是复杂，对于保护较自由 个体的信心和合作能力来说，支配中立的权力机构就越重要，这些权力机构是对维持游戏规 则、使游戏规则得以被适应和重新创建反映有责任的。古老的社会能够满足于使用少量的严 厉规则，这些少量规则可以通过同一个权威来同时加以规定和实施的。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 使角色专业化。法国在公民的眼里不是中立国。如果它情愿被人怀疑，这是因为它兼任了规 章制定和规章实行的职能。过去曾是令人满意的进步——创建了一种受人尊重的公共职务、 一个因独立自主而真正中立的国家——在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公民在其中已成为非常苛求的 世界里是不再可接受的了。 一般利益的合乎道德的和普遍诚恳的借口既不再被直接相关的部门所接受，也不再被大 部分公民所接受。在理论上，我们还继续在使国家神圣化，并且还继续尊重高级公务员，这 些高级公务员是国家的看守者，而我们却越来越少地感觉到他们在实践中的角色是可以容忍 的。这些反应对于每个涉及教育、卫生、社会保护的事务而言都是特别明显的。越来越清楚 的是这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并在同时成为最先和最后可依靠的国家，在它的仲裁不被视为中 立的情况下，已没有能力决定什么了。 如果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目前比我们的天命国家更好地抵抗了对立批评的这种高 涨，这是因为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是这样狭义地与一个有无限权力的坚如磐石的国家 进行合作，而且还因为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更容易接受那些独自调节的权力机构的存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怀旧使人想起这些成功是为了向我们建议社会国家的一些较少等级制的 程式，比如依靠工人工会的程序。人们忘却的是被国家殖民化又与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法 国式工会把国家最劣等的怪癖内在化这一现象。国家与这些工会能够达到的共同管理模式， 比如在教育方面，特别在社会安全方面的共同管理模式，是一种疲乏不堪的模式，这种模式 仅仅像支撑物和保护屏那样作为一般利益的国家证明而维持着原状。人们拒绝承认的还有北 欧国家的经典社会民主主义自己的筋疲力尽，因为这个经典社会民主主义无法摆脱自己，也 无法避免类别平均主义的不确定追求必然在某种限度之外引起的那些理性的非责任性、混乱 和丧失。 现在不应该去设想诸如非国家的共同管理或非国家的国有化这样的幻想程式会带来的 奇迹。只要集体事业的中性特征有可能被保存，法国民众在智力方面的成熟程度就可以达到 使国家约束解除。 在这一点上，人们大概还没有足够地意识到一些已经实现的，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发生的 巨大变化。电视和宪法方面的演变特别明显，但这个演变是一般的。 政治家应该对调节委员会和宪法委员会的成绩进行严肃思考：这些机构运行时并非没有 问题，它们也不会轻易地不把任何怀疑或任何批评放在眼里，但原因是对宪法委员会或这些 调节委员会的判断自主和自由有利的公众反抗在一开始就差不多是一致的。 宪法委员会能够对政府的统治权强行规定一些限制，这个政府可以支配议会，但必须重 视权利的某些原则，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因此就是决定性的第一步。逐渐地，它的权力扩大了。 现时的宪法委员会所享受的宽待如此地表明法国人在这一点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 仅仅在这儿才开始触及到一个又深刻又必要的变化。法国人认为，公民对自由和对个人证明
的要求在其中大量表现出来的这个极其复杂的现代国家里,暂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结合体不 应该有权以不可改变的方式对未来作出决定,对执行该政治结合体的决定负有责任的复杂的 技术官僚更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人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即将临近的未来,一些有争议而且 比选区划分的问题更微妙的问题可以绕过议会和内务部,一些特别法官和法庭将根据人口变 迁提出的要求进行周期性的重新划分。投票方式的选择本身有可能留住多数票,而这些多数 票从公民的眼里看来是一般利益的体现,但它们显然不会同时是仲裁者和当事人的拥护者利 益的表示。 如果我指出了这些涉及宪法权的重要问题,而我在此没有充裕时间来处理它们,这是因 为法国人对自主调节的辩护是意味深长的反应,它们是不受国家最高行政权一—“不分割的 权力一一保证的自主调节,法国人对它们的反应完全是社会重大倾向的显露,更多是与当今 政治和行政的实践与意识形态所不可能有的世界演变相吻合的 视听领域的演变更加显著。要想领悟这方面的演变,只有把德斯坦(1974-1981年间法 国总统一一译注)的国家和把社会主义国家为捍卫它们在广播电台领域里的优势地位而使用 的那些论据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而广播电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领域。调谐频率的 规章制订者国家、能够用技术论据来限制其数量的操作技术者的国家、为其公共体系辩护的 垄断者国家以及用各种手段维持其对周边地区控制的金融家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经常由于当 权者而混淆在一起——而且,我敢说是被他们玩乐地搞混的。它们的延迟战略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开始像非常奇特的古语证明中的一种显现出来。 在电视方面,多疑的法国人一一人们毕竟了解他们一一距离接受完全信赖国营通讯委员 会和距离承认自由实在还很远。然而,为了那些更可接受的,使国家和政治体系摆脱这种荒 唐责任一一应该保证信息中立的—一调节逐渐发展起来,这样的信赖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 这种荒唐的责任与其说使国家和政治体系陷于瘫痪,倒不如说它不为国家和政治体系尽力。 不管怎么说,我们对此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但我们已经跨越了一大步:制定规章的职能、技 术的职能和操作的职能即将被真正地分开 人们是否可以考虑利用教育、卫生、社会保护方面的一些相似的手段?如果问题是不同 的,那么在我看来,揭示那些相似的间隔机构的利益来作为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是可以接受 的 只要人们还想继续能够管理一些与其他团体同样复杂的,而且对压力有敏感力的人类团 体,那么就必须避免使管理者通过他们所体现的国家来成为负责人,说到底,这些管理者是 负不起执行事故的责任的。所有现代国家都试图通过不同的道路找到一些解决这些难题的方 案。最严厉的解决方案在瑞典得到了强行规定:政府的部级机构减缩成为一些在立法和规章 条例方面进行筹备、研究和评估的基本单位。至于执行的任务,它们被托付给了一些自治的 代理行,这些代理行的总部由于某些情况还被建在远离德斯哥尔摩的地方。规章制订者的国 家与执行者的国家之间的分离所基于的看法是:行政体系有太多的利益以致于同时是规章的 制订和执行的最高审判者。在造成这个分离的同时,人们在规章制订过程中发展信任,也在 执行体系里发展信任。人们使获得服务的公民和提供服务的行政机构之间的合作变成了可 能。 为了制定出一个良好的规章制度,人们对这个可能发生的演变提出反对意见说,它必须 与实地有直接的接触。这完全是准确的,但按等级制方式进行的接触不就是最好的认识工具, 因为这个接触是以完全使观点变样为目的的。其他的认识途径打算今后在复杂体系里得到优 先权是可能的事。 这样的推论可以使人们实现一种如此期待和如此必要的变革,比如变革这个由于国家教 育部所向往的行会主义和官僚主义而缺乏效果的体系。这个非常庞大的部级机构完全没有能 力以理性的方式去管理它的百万职员。它必须而又不合逻辑地成为一切琐碎事务的负责人
7 的要求在其中大量表现出来的这个极其复杂的现代国家里，暂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结合体不 应该有权以不可改变的方式对未来作出决定，对执行该政治结合体的决定负有责任的复杂的 技术官僚更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人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即将临近的未来，一些有争议而且 比选区划分的问题更微妙的问题可以绕过议会和内务部，一些特别法官和法庭将根据人口变 迁提出的要求进行周期性的重新划分。投票方式的选择本身有可能留住多数票，而这些多数 票从公民的眼里看来是一般利益的体现，但它们显然不会同时是仲裁者和当事人的拥护者利 益的表示。 如果我指出了这些涉及宪法权的重要问题，而我在此没有充裕时间来处理它们，这是因 为法国人对自主调节的辩护是意味深长的反应，它们是不受国家最高行政权——“不分割的” 权力——保证的自主调节，法国人对它们的反应完全是社会重大倾向的显露，更多是与当今 政治和行政的实践与意识形态所不可能有的世界演变相吻合的。 视听领域的演变更加显著。要想领悟这方面的演变，只有把德斯坦（1974-1981 年间法 国总统——译注）的国家和把社会主义国家为捍卫它们在广播电台领域里的优势地位而使用 的那些论据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而广播电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领域。调谐频率的 规章制订者国家、能够用技术论据来限制其数量的操作技术者的国家、为其公共体系辩护的 垄断者国家以及用各种手段维持其对周边地区控制的金融家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经常由于当 权者而混淆在一起——而且，我敢说是被他们玩乐地搞混的。它们的延迟战略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开始像非常奇特的古语证明中的一种显现出来。 在电视方面，多疑的法国人——人们毕竟了解他们——距离接受完全信赖国营通讯委员 会和距离承认自由实在还很远。然而，为了那些更可接受的，使国家和政治体系摆脱这种荒 唐责任——应该保证信息中立的——调节逐渐发展起来，这样的信赖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 这种荒唐的责任与其说使国家和政治体系陷于瘫痪，倒不如说它不为国家和政治体系尽力。 不管怎么说，我们对此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但我们已经跨越了一大步：制定规章的职能、技 术的职能和操作的职能即将被真正地分开。 人们是否可以考虑利用教育、卫生、社会保护方面的一些相似的手段？如果问题是不同 的，那么在我看来，揭示那些相似的间隔机构的利益来作为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是可以接受 的。 只要人们还想继续能够管理一些与其他团体同样复杂的，而且对压力有敏感力的人类团 体，那么就必须避免使管理者通过他们所体现的国家来成为负责人，说到底，这些管理者是 负不起执行事故的责任的。所有现代国家都试图通过不同的道路找到一些解决这些难题的方 案。最严厉的解决方案在瑞典得到了强行规定：政府的部级机构减缩成为一些在立法和规章 条例方面进行筹备、研究和评估的基本单位。至于执行的任务，它们被托付给了一些自治的 代理行，这些代理行的总部由于某些情况还被建在远离德斯哥尔摩的地方。规章制订者的国 家与执行者的国家之间的分离所基于的看法是：行政体系有太多的利益以致于同时是规章的 制订和执行的最高审判者。在造成这个分离的同时，人们在规章制订过程中发展信任，也在 执行体系里发展信任。人们使获得服务的公民和提供服务的行政机构之间的合作变成了可 能。 为了制定出一个良好的规章制度，人们对这个可能发生的演变提出反对意见说，它必须 与实地有直接的接触。这完全是准确的，但按等级制方式进行的接触不就是最好的认识工具， 因为这个接触是以完全使观点变样为目的的。其他的认识途径打算今后在复杂体系里得到优 先权是可能的事。 这样的推论可以使人们实现一种如此期待和如此必要的变革，比如变革这个由于国家教 育部所向往的行会主义和官僚主义而缺乏效果的体系。这个非常庞大的部级机构完全没有能 力以理性的方式去管理它的百万职员。它必须而又不合逻辑地成为一切琐碎事务的负责人
但它既不能对此进行改革,又不能对此进行引导和激励。因此,对角色和职务实行一种新的 划分对于能够着手考虑其他的以更加人文调节为基础的管理手段来说才是必不可少的 些体系如同国家银行以及由社会保险局、巴黎公共事业局、医院领导、卫生和社会行 动的省级领导体系共同管理的机构也一样,它们也是受一些行政官僚机构的权力支配,而这 些行政官僚机构完全与其自身在理论上的至高无上一样是不具灵活性的,但人们不知道它们 是否还经营、调节、监管或执行一种属于体系的政治。 如果人们走这条道路,那么一般利益的担心究竞会变成什么意思?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 时,我特别想到了所有那些热中于他们自觉地甚至经常带有偏见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员, 而我无限地敬佩他们的效忠。 有人不认为效忠是同时因为一个社会里维持一般利益之理智的必要性和不亏本售出法 国在国家事业周围积累起来的实践与情感资本的重要性,我非常同意这些人的看法 这种对过去和对过去的功劳的承认不应该引导我们愿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维持 些今后无法适应的服务形式。我认为对传统的忠诚在我看来,相反地要求我们去更新这些在 当前背景下转为漫画手法的形式 从此以后,一般利益不能再由那些与大多数人隔离的公务员等级集团以同样的方法来表 现。我们要关注企业的演变:作为权威的传统捍卫者的老板们正在发现人们能够越来越少地 通过规则和等级秩序的迂回办法来实施管理。下属不再认为秩序是可以接受的,所有的人由 于规则的增加而感到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而这些规则要获得与目标相一致,只有以废除一切 首创精神为代价。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人们在利用道德和文化演变的同时终于把雇员的潜 在力量解放出来。这是否包含着领导的一种效能?绝对不是。这还要求人们作更多的研究, 而且要用不同的方式 应该鼓励我们的公务员和我们的政治家去换种方式工作。他们要扮演知识和信息提供者 的角色、扮演交往和合作熟练者的角色,就必须抛弃自己可能成为真理捍卫者的那种傲慢 他们最后一—可能是首先一一必须向我们社会的前途所依赖的基本方面进行广泛的投入 他们所管理的研究和培训机构的质量、他们所使用的智力方法、他们的组织与管理方式的 种变革,这种变革可以使他们终于着手学习收听电话,并开始学习为自身构成一般利益首要 部分的这些公民提供服务 (李友梅译)
8 但它既不能对此进行改革，又不能对此进行引导和激励。因此，对角色和职务实行一种新的 划分对于能够着手考虑其他的以更加人文调节为基础的管理手段来说才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体系如同国家银行以及由社会保险局、巴黎公共事业局、医院领导、卫生和社会行 动的省级领导体系共同管理的机构也一样，它们也是受一些行政官僚机构的权力支配，而这 些行政官僚机构完全与其自身在理论上的至高无上一样是不具灵活性的，但人们不知道它们 是否还经营、调节、监管或执行一种属于体系的政治。 如果人们走这条道路，那么一般利益的担心究竟会变成什么意思？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 时，我特别想到了所有那些热中于他们自觉地甚至经常带有偏见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员， 而我无限地敬佩他们的效忠。 有人不认为效忠是同时因为一个社会里维持一般利益之理智的必要性和不亏本售出法 国在国家事业周围积累起来的实践与情感资本的重要性，我非常同意这些人的看法。 这种对过去和对过去的功劳的承认不应该引导我们愿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维持一 些今后无法适应的服务形式。我认为对传统的忠诚在我看来，相反地要求我们去更新这些在 当前背景下转为漫画手法的形式。 从此以后，一般利益不能再由那些与大多数人隔离的公务员等级集团以同样的方法来表 现。我们要关注企业的演变：作为权威的传统捍卫者的老板们正在发现人们能够越来越少地 通过规则和等级秩序的迂回办法来实施管理。下属不再认为秩序是可以接受的，所有的人由 于规则的增加而感到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而这些规则要获得与目标相一致，只有以废除一切 首创精神为代价。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人们在利用道德和文化演变的同时终于把雇员的潜 在力量解放出来。这是否包含着领导的一种效能？绝对不是。这还要求人们作更多的研究， 而且要用不同的方式。 应该鼓励我们的公务员和我们的政治家去换种方式工作。他们要扮演知识和信息提供者 的角色、扮演交往和合作熟练者的角色，就必须抛弃自己可能成为真理捍卫者的那种傲慢。 他们最后——可能是首先——必须向我们社会的前途所依赖的基本方面进行广泛的投入 ： 他们所管理的研究和培训机构的质量、他们所使用的智力方法、他们的组织与管理方式的一 种变革，这种变革可以使他们终于着手学习收听电话，并开始学习为自身构成一般利益首要 部分的这些公民提供服务。 （李友梅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