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社会学与社会行动的定义 社会学(这个字眼具有多重涵义,下面仅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予 以定义),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 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所谓“行动” ( Handeln)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一一不论外显或 内隐,不作为或容忍默认。“社会的”行动(“ soziales” Handeln)则 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个行动 A.方法论的基础 1.“意义”(Sin)在这里可以有两种涵义:(a)事实存在的意义: 是指某个行动者在某一既定情况下的主观意义,或诸多事例中,行动 者平均或相类似的意义;(b)纯粹类型的意义:是指以概念建构的方 式被当作一种或多种行动者的类型来想像其可能的主观意义。 2.有意义的行动和不具主观意义赋予的反射性行为 ( Sichverhalten)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有一大部分与社会学 相关的行为,尤其是纯粹的习惯性行为,是界于两者之间。在有些心 理物理( psy chophysische)过程,并不易发现有意义的、亦即可理解 的行动,有时候或许根本没有意义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只有心理学 家才能发现什么是有意义的行动。许多无法妥当以语言表达的神秘经 原文出自 Weber著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JCB.Mohr( Paul Siebeck, Tubingen,1976)英译选自 Parsons 编译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Free Press,1947,pp.88-14.中译摘自顾忠华译《社会
4.1 社会学与社会行动的定义 社会学（这个字眼具有多重涵义，下面仅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予 以定义），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 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所谓“行动” （Handeln）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不论外显或 内隐，不作为或容忍默认。“社会的”行动（“Soziales”Handeln）则 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个行动 1。 A. 方法论的基础 2 1．“意义”（Sinn）在这里可以有两种涵义：（a）事实存在的意义： 是指某个行动者在某一既定情况下的主观意义，或诸多事例中，行动 者平均或相类似的意义；（b）纯粹类型的意义：是指以概念建构的方 式被当作一种或多种行动者的类型来想像其可能的主观意义。 2 ． 有 意 义 的 行 动 和 不 具 主 观 意 义 赋 予 的 反 射 性 行 为 （Sichverhalten）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有一大部分与社会学 相关的行为，尤其是纯粹的习惯性行为，是界于两者之间。在有些心 理物理（psychophysische）过程，并不易发现有意义的、亦即可理解 的行动，有时候或许根本没有意义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只有心理学 家才能发现什么是有意义的行动。许多无法妥当以语言表达的神秘经 原文出自 Weber 著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J.C.B. Mohr(Paul Siebeck),Tubingen,1976);英译选自 Parsons 编译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Free Press,1947),pp.88-114。中译摘自顾忠华译《社会
验,对没有类似经验的人来说,是没办法完全理解的。同时,从事相 同的行动,并不是理解的必要先决条件:“要理解恺撒,不必然要成 为恺撒”。“再体验的可能性”( Nacherlebarkeit)对理解的精确性是重 要的,但不是意义诠释的绝对条件。一个过程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部 分经常是相互混合而相关联的。 3.如同所有科学的观察,任何对意义的诠释,都是追求一种“确 证”( Evidenz)3。理解的确证可以有两种特质:a.理性的(逻辑的 或数学式的);b.拟情式的再体验(情绪的或艺术欣赏式的)。理性 的确证,主要适用于其主观意义关联( gemeinter Sinnzusammenhang) 能够以知性清楚理解的行动。拟情的确认( Einfuhlen evident),则适 用于那些可以完全再体验当事者所经历之情感关联 ( Gefuhlszusammenhang)的行动。理性的理解在这里是指以知性直 接而清楚可对意义掌握的理解,在最极致的情况下表现为数学式或逻 辑命题相联系的意义关联。譬如当某人引用2×2=4此命题或是以毕 氏定理做推论,或当他依据我们一般接受的思考模式推演出逻辑上的 正确”结论时,我们可以完全清楚理解其意义关联。同样的,当某 人根据我们熟知的“经验事实”,以一定手段达到既定目标并产生 定行动结果,其行动便可以理性地理解。任何对这类理性倾向之目的 行动( Zweckhandeln)的诠释,在理解其手段选择上具有着高度的确 证性。就一种较不精确、但尚可以满足一般对解释之需求的确证程度 而言,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些自己会涉入的、或对其原因可拟情式体验 学的基本概念》(台湾远流出版社,1995年),第19-49页
验，对没有类似经验的人来说，是没办法完全理解的。同时，从事相 同的行动，并不是理解的必要先决条件：“要理解恺撒，不必然要成 为恺撒”。“再体验的可能性”（Nacherlebarkeit）对理解的精确性是重 要的，但不是意义诠释的绝对条件。一个过程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部 分经常是相互混合而相关联的。 3．如同所有科学的观察，任何对意义的诠释，都是追求一种“确 证”（Evidenz）3。理解的确证可以有两种特质：a. 理性的（逻辑的 或数学式的）；b. 拟情式的再体验（情绪的或艺术欣赏式的）。理性 的确证，主要适用于其主观意义关联（gemeinter Sinnzusammenlang） 能够以知性清楚理解的行动。拟情的确认（Einfuhlend evident），则适 用 于 那 些 可 以 完 全 再 体 验 当 事 者 所 经 历 之 情 感 关 联 （Gefuhlszusammenhang）的行动。理性的理解在这里是指以知性直 接而清楚可对意义掌握的理解，在最极致的情况下表现为数学式或逻 辑命题相联系的意义关联。譬如当某人引用 2×2=4 此命题或是以毕 氏定理做推论，或当他依据我们一般接受的思考模式推演出逻辑上的 “正确”结论时，我们可以完全清楚理解其意义关联。同样的，当某 人根据我们熟知的“经验事实”，以一定手段达到既定目标并产生一 定行动结果，其行动便可以理性地理解。任何对这类理性倾向之目的 行动（Zweckhandeln）的诠释，在理解其手段选择上具有着高度的确 证性。就一种较不精确、但尚可以满足一般对解释之需求的确证程度 而言，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些自己会涉入的、或对其原因可拟情式体验 学的基本概念》(台湾远流出版社，1995 年)，第 19-49 页
的某些“错误”( Irrtumer),包括对问题的混淆掩饰( Problem verschlingungen)。 另一方面,人们行动所倾向的一些终极“目标”和“价值”,我们 可能常常无法确证式地去理解。在一定条件下,我们虽然对这些目标 价值可以知性的掌握,然而当它与我们自己所相信的价值偏离得越 远,我们就越无法以拟情式的体验去理解。依个别的情况我们必须满 足于:对这些价值只作知性的诠释;或当这种尝试也失败时,我们只 能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而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去知性的诠释 或达到拟情体验最近似的程度,以便对受这些动机驱使的行动过程多 少能有所理解。就此而言,像那些对宗教的或慈善德行的热情无动于 衷的人,或那些不赞成极端理性或狂热主义者(如“人权斗士”)之 行动的人,往往甚至是畏避去从事任何理解的努力,或只以上述方式 来面对这类行动。我们自己越涉入以下这些的情感性反应,如焦虑 愤怒、野心、羨慕、嫉妒、爱、狂热、骄傲、仇恨、忠诚、奉献和各 种不同欲望,及所衍生的非理性行为时,我们越能够同情地去理解 即使当感情强烈的程度完全无法拟情式理解,并且无法知性地计算情 感对行动方向和手段的影响时,亦是如此。 不过,对一种以类型建构为目的的科学分析而言,所有非理性的 由情感决定的行动要素,都可以视作与目的理性行动之概念式纯粹类 型的“偏离”( Ablenkungen)部分加以研究与描述。例如,在解释“证 券市场的恐慌”时,就可以如此分析:首先试图决定,假若没有受到 非理性影响,行动过程将会如何;然后,便可以引进非理性的成分
的某些“错误”（Irrtumer），包括对问题的混淆掩饰（Problem verschlingungen）。 另一方面，人们行动所倾向的一些终极“目标”和“价值”，我们 可能常常无法确证式地去理解。在一定条件下，我们虽然对这些目标 价值可以知性的掌握，然而当它与我们自己所相信的价值偏离得越 远，我们就越无法以拟情式的体验去理解。依个别的情况我们必须满 足于：对这些价值只作知性的诠释；或当这种尝试也失败时，我们只 能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而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去知性的诠释 或达到拟情体验最近似的程度，以便对受这些动机驱使的行动过程多 少能有所理解。就此而言，像那些对宗教的或慈善德行的热情无动于 衷的人，或那些不赞成极端理性或狂热主义者（如“人权斗士”）之 行动的人，往往甚至是畏避去从事任何理解的努力，或只以上述方式 来面对这类行动。我们自己越涉入以下这些的情感性反应，如焦虑、 愤怒、野心、羡慕、嫉妒、爱、狂热、骄傲、仇恨、忠诚、奉献和各 种不同欲望，及所衍生的非理性行为时，我们越能够同情地去理解。 即使当感情强烈的程度完全无法拟情式理解，并且无法知性地计算情 感对行动方向和手段的影响时，亦是如此。 不过，对一种以类型建构为目的的科学分析而言，所有非理性的、 由情感决定的行动要素，都可以视作与目的理性行动之概念式纯粹类 型的“偏离”（Ablenkungen）部分加以研究与描述。例如，在解释“证 券市场的恐慌”时，就可以如此分析：首先试图决定，假若没有受到 非理性影响，行动过程将会如何；然后，便可以引进非理性的成分
以说明偏离上述假设所观察到的现象。同样的,在分析政治或军事行 动时,可以事先假定:行动者根据我们拥有所有参与者意图和相关情 境的知识下的有效经验,可能如何在严格之目的理性的意义下选取他 的手段。在评估因果关系时,将那些偏离纯粹类型的事物,归诸于非 理性因素。此种情况下所建构出之严格地目的理性式的行动,对社会 学来说,基于它明确的可理解性和它的清晰度,可以作为“类型”(理 念型),以便将实际上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如情感、错误等)影响 到的行动,当作与纯粹理性行动的“偏离”现象来理解。 也只有出自于上述这个方法论上的考虑,“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才 称得上是“理性主义”( rationalistisch)的。这种方法不应视为社会学 理性主义式的偏见,而只是一种方法上的工具;也不应被扩大解释为 理性可以在生活中支配一切的信仰。因为在社会学中根本并未提到: 在现实中,理性的目的和手段衡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的 行动,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影响。(不容否认的,这种理性主义式的诠 释还是有被误置在不适宜之场合的危险。不幸地,过去的所有经验证 实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 4.所有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也必须计及那些缺乏主观意义的过 程及对象,如:行动的起因、结果和促发或阻碍行动的现象。“缺乏 意义”( Sinnfremd)4并不等同于“不生动”( unbelebt)或“非人类 的”( nichtmenschlich)(译按:即仍可属于人类的行动范围)。每一种 人造物,例如机器,其意义只能根据它的制造以及既有的或企图有的 功用来理解。意义可能得自许多相关的目的,若没有论及意义的话
以说明偏离上述假设所观察到的现象。同样的，在分析政治或军事行 动时，可以事先假定：行动者根据我们拥有所有参与者意图和相关情 境的知识下的有效经验，可能如何在严格之目的理性的意义下选取他 的手段。在评估因果关系时，将那些偏离纯粹类型的事物，归诸于非 理性因素。此种情况下所建构出之严格地目的理性式的行动，对社会 学来说，基于它明确的可理解性和它的清晰度，可以作为“类型”（理 念型），以便将实际上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如情感、错误等）影响 到的行动，当作与纯粹理性行动的“偏离”现象来理解。 也只有出自于上述这个方法论上的考虑，“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才 称得上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tisch）的。这种方法不应视为社会学 理性主义式的偏见，而只是一种方法上的工具；也不应被扩大解释为 理性可以在生活中支配一切的信仰。因为在社会学中根本并未提到： 在现实中，理性的目的和手段衡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的 行动，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影响。（不容否认的，这种理性主义式的诠 释还是有被误置在不适宜之场合的危险。不幸地，过去的所有经验证 实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 4. 所有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也必须计及那些缺乏主观意义的过 程及对象，如：行动的起因、结果和促发或阻碍行动的现象。“缺乏 意义”（Sinnfremd）4 并不等同于“不生动”（unbelebt）或“非人类 的”（nichtmenschlich）（译按：即仍可属于人类的行动范围）。每一种 人造物，例如机器，其意义只能根据它的制造以及既有的或企图有的 功用来理解。意义可能得自许多相关的目的，若没有论及意义的话
这样一个客体就全然无法理解。所谓的理解,因此是关系到行动者对 行动,或是作为手段、或是作为目的的选择,而且也常牵涉到行动的 指向,只有在这样的范畴中,才谈得上对这种对象的理解。 从而,缺乏意义的过程和情境(无论生动或不生动、人类的或非 人类的)是指那些无法关联到主观意义内涵的动作。换言之,如果这 些动作不能与手段或目的建立关联,而只表现为行动的剌激、促发或 阻碍,那么它们就缺乏意义。譬如说:1277年多拉特地方( Dollart, 靠近德、荷边界的埃姆斯河口)的大泛滥,作为促使有历史重要影响 的大迁移,因此(可能)有其“历史”意义;而人类的死亡和生命的 必然有机循环(从无助的婴幼儿到老年)自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学 意义,因为人们会透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指向此种事实。 又有一些概念范畴,是指精神或心理的现象中缺乏意义、不可理 解的过程,如疲劳、习惯、记忆等;还有禁欲苦修的情境下典型的狂 喜状态( Euphorion),或个人对时间、方式、精确性程度等反应模式 上之典型差异。总归而言,对实际行动者及理解式的观察而言,这些 是必须接受为“资料”( Daten)来参考的。 未来的研究或可找出与特定意义的行动有相关的、那些无法理解 的规律现象( unverstehbare Reglmassigkeiten),虽然至今此目标很少 被完成。例如遗传生物构造上的差异(像“种族”),如果而且唯有在 统计上,若能证明它对社会学相同的行动有所影响一—特别是在社会 行动的意义关联上有其影响,将会被社会学视作既存事实来接受。正 如营养需求或衰老对行动之影响的生理学事实。对这些因素之因果重
这样一个客体就全然无法理解。所谓的理解，因此是关系到行动者对 行动，或是作为手段、或是作为目的的选择，而且也常牵涉到行动的 指向，只有在这样的范畴中，才谈得上对这种对象的理解。 从而，缺乏意义的过程和情境（无论生动或不生动、人类的或非 人类的）是指那些无法关联到主观意义内涵的动作。换言之，如果这 些动作不能与手段或目的建立关联，而只表现为行动的刺激、促发或 阻碍，那么它们就缺乏意义。譬如说：1277 年多拉特地方（Dollart， 靠近德、荷边界的埃姆斯河口）的大泛滥，作为促使有历史重要影响 的大迁移，因此（可能）有其“历史”意义；而人类的死亡和生命的 必然有机循环（从无助的婴幼儿到老年）自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学 意义，因为人们会透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指向此种事实。 又有一些概念范畴，是指精神或心理的现象中缺乏意义、不可理 解的过程，如疲劳、习惯、记忆等；还有禁欲苦修的情境下典型的狂 喜状态（Euphorien），或个人对时间、方式、精确性程度等反应模式 上之典型差异。总归而言，对实际行动者及理解式的观察而言，这些 是必须接受为“资料”（Daten）来参考的。 未来的研究或可找出与特定意义的行动有相关的、那些无法理解 的规律现象（unverstehbare Reglmassigkeiten），虽然至今此目标很少 被完成。例如遗传生物构造上的差异（像“种族”），如果而且唯有在 统计上，若能证明它对社会学相同的行动有所影响——特别是在社会 行动的意义关联上有其影响，将会被社会学视作既存事实来接受。正 如营养需求或衰老对行动之影响的生理学事实。对这些因素之因果重
要性的认知,当然不至于改变社会学或其他行动科学分析的特殊任 务,即清楚地去理解及诠释具主观意义的行动。这样的结果其实就像 我们现在已注意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尝试找出可理解的动机组合 中,一些已经存在的无法理解的事实(例如:存在于某种行动取向的 频率或其理性的程度,以及头盖骨大小或肤色或其任何其他生理上遗 传特征之间的典型关系)。 5.理解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对既有的行动(包括其所表达出) 的主观意义作直接观察的理解( das aktuelle verstehen)。因此,当我 们听到或看到2×2=4这个命题时,我们能藉着直接观察而理解它的 意义,这是对概念的直接理性理解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理解表情所显 示的愤怒、暴动、叫喊或非理性的运动,这是非理性情绪反应的直接 观察之理解。我们亦可以用相似的观察方式了解伐木者的行动,或者 某人伸手关门或瞄枪对准动物之行动,这是对行动的理性观察之理 解。然而,理解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称之为解释性理解( erklarendes Verstehen)。当我们根据“动机”( motivationsmassig)来理解一个行 动者陈述或写下2×2=4这个命题的意义时,通常可以理解到他为什 么在这个时候及这些情境下如此儆。如果我们知道他正在结帐或做科 学论证,或者从事其他工作,而此命题是从属这些行动的一部分时, 我们便可获致一个可理解的及更概括的意义脉络(这是理性的动机理 解[ rationales motivationsverstehen])5。 因此,我们对砍伐木材或举枪瞄准的行动,不仅可以直接地观察, 也可以经由动机去理解。如果我们知道伐木者是为薪资工作、或是为
要性的认知，当然不至于改变社会学或其他行动科学分析的特殊任 务，即清楚地去理解及诠释具主观意义的行动。这样的结果其实就像 我们现在已注意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尝试找出可理解的动机组合 中，一些已经存在的无法理解的事实（例如：存在于某种行动取向的 频率或其理性的程度，以及头盖骨大小或肤色或其任何其他生理上遗 传特征之间的典型关系）。 5. 理解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对既有的行动（包括其所表达出） 的主观意义作直接观察的理解（das aktuelle Verstehen）。因此，当我 们听到或看到 2×2=4 这个命题时，我们能藉着直接观察而理解它的 意义，这是对概念的直接理性理解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理解表情所显 示的愤怒、暴动、叫喊或非理性的运动，这是非理性情绪反应的直接 观察之理解。我们亦可以用相似的观察方式了解伐木者的行动，或者 某人伸手关门或瞄枪对准动物之行动，这是对行动的理性观察之理 解。然而，理解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称之为解释性理解（erklarendes Verstehen）。当我们根据“动机”（motivationsmassig）来理解一个行 动者陈述或写下 2×2=4 这个命题的意义时，通常可以理解到他为什 么在这个时候及这些情境下如此做。如果我们知道他正在结帐或做科 学论证，或者从事其他工作，而此命题是从属这些行动的一部分时， 我们便可获致一个可理解的及更概括的意义脉络（这是理性的动机理 解[rationales Motivationsverstehen]）5。 因此，我们对砍伐木材或举枪瞄准的行动，不仅可以直接地观察， 也可以经由动机去理解。如果我们知道伐木者是为薪资工作、或是为
了他自己燃火之用、或者可能只是一种消遣活动而已(这是理性的例 子);但是,他可能也是为宣泄因愤怒而生的冲动(这是非理性的例 子)。相同的,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瞄枪的动机:如果我们知道他 是行刑队员而被命令射击、或者他与敌人作战(这是理性的行动), 或者他只为了泄恨,后者是被情感所决定的,因此在某种意义来说是 非理性的。最后,我们对愤怒的爆发,亦可以有一个动机的理解:如 果我们知道它是被忌妒、尊严受伤害或被侮辱所引起的话,这些例子 全都是由感情所决定的,因此是源自非理性的动机。从以上所有的例 子看来,只要行动在一个可理解其动机的意义关联中,我们的理解 可以视作是对实际行为过程的一个解释。因此,对一个涉及行动之意 义的学科而言,“解释”意味着能够掌握到根据行动者自己的主观意 义,他的行动所系属其中( hineignehort)的意义关联(关于这种“解 释”的因果诠释问题,请参见第六点)。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包括那 些极度情感性的过程,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以及其行动所属的意义关 联,将被视为“意向的”意义(als" gemeenten”Sin)(这与惯常的用 法不同——意向性在此只指涉理性的、有目的的行动)7。 6.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理解”意谓着对下列意义之诠释性掌握: (a)在历史探究中,对具体个别行动的真正意向之意义;或(b)在 社会学大量观察中,平均或近似于实际意向之意义;(c)经常出现之 现象的纯粹类型(理想型),亦即以科学方法建构的(理想型的)意 义或意义相关,纯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法则”是这种理想型的例子。 它们论证如果人是非常理性、不被错误或感情因素所影响的话,人类
了他自己燃火之用、或者可能只是一种消遣活动而已（这是理性的例 子）；但是，他可能也是为宣泄因愤怒而生的冲动（这是非理性的例 子）。相同的，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瞄枪的动机：如果我们知道他 是行刑队员而被命令射击、或者他与敌人作战（这是理性的行动）， 或者他只为了泄恨，后者是被情感所决定的，因此在某种意义来说是 非理性的。最后，我们对愤怒的爆发，亦可以有一个动机的理解：如 果我们知道它是被忌妒、尊严受伤害或被侮辱所引起的话，这些例子 全都是由感情所决定的，因此是源自非理性的动机。从以上所有的例 子看来，只要行动在一个可理解其动机的意义关联6中，我们的理解 可以视作是对实际行为过程的一个解释。因此，对一个涉及行动之意 义的学科而言，“解释”意味着能够掌握到根据行动者自己的主观意 义，他的行动所系属其中（hineignehort）的意义关联（关于这种“解 释”的因果诠释问题，请参见第六点）。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包括那 些极度情感性的过程，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以及其行动所属的意义关 联，将被视为“意向的”意义（als “gemeinter” Sinn）（这与惯常的用 法不同——意向性在此只指涉理性的、有目的的行动）7。 6.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理解”意谓着对下列意义之诠释性掌握： （a）在历史探究中，对具体个别行动的真正意向之意义；或（b）在 社会学大量观察中，平均或近似于实际意向之意义；（c）经常出现之 现象的纯粹类型（理想型），亦即以科学方法建构的（理想型的）意 义或意义相关，纯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法则”是这种理想型的例子。 它们论证如果人是非常理性、不被错误或感情因素所影响的话，人类
会以何种方式行动;进一步而言,如果行动是完全且清楚的指向单 目的的话,则会极大化其经济利得。事实上,只有在少数事例中(如 股票交易),人们的行动过程才会如此,甚至在这类情况下,实际的 行动往往也只是近似于理想型(这种建构的目的,参见我的论文《社 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及下面第十一点)。 每个诠释都企图获致清楚的确证。但无论如何清楚,这样一个从 有意义的观点所得出的诠释,仍不能基于它的确证性,即宣称它在因 果上是有效的诠释。在这个层次上,它始终只是一种有几分确证基础 的因果性假设( kausale Hypothese)。其理由是:首先,即使对行动者 本身而言,他可能隐藏了许多(不愿承认的)“动机”和“压抑”,或 许这些才是其行动的真正驱力,因此,即使主观诚实的自我告白 ( Selbstzeugnisse)也只具相对的价值而已。这种情况下,察觉这些 动机的情境并描述及分析之,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即使它并未实际成 为行动者有意识之意图的具体部分(或许完全不是,但至少不是完整 的),这是意义诠释的边界性事例( Grenzfall)。 其次,那种对观察者而言似乎是相同或相似的行动过程,可能出 自于实际行动者很多种动机的组合;同时即使情境表面上非常相似, 我们也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实际理解或诠释它们,因为这些行动 在意义取向上可能是彼此对立的。(齐美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之问题》 中给了许多例子。)第三,在任何既定情况下的行动者,经常会处于 敌对或冲突的刺激之下,这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经验大 多数的事例不可能完全掌握(即使只是近似的估计)相冲突的动机之
会以何种方式行动；进一步而言，如果行动是完全且清楚的指向单一 目的的话，则会极大化其经济利得。事实上，只有在少数事例中（如 股票交易），人们的行动过程才会如此，甚至在这类情况下，实际的 行动往往也只是近似于理想型（这种建构的目的，参见我的论文《社 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及下面第十一点）。 每个诠释都企图获致清楚的确证。但无论如何清楚，这样一个从 有意义的观点所得出的诠释，仍不能基于它的确证性，即宣称它在因 果上是有效的诠释。在这个层次上，它始终只是一种有几分确证基础 的因果性假设（kausale Hypothese）。其理由是：首先，即使对行动者 本身而言，他可能隐藏了许多（不愿承认的）“动机”和“压抑”，或 许这些才是其行动的真正驱力，因此，即使主观诚实的自我告白 （Selbstzeugnisse）也只具相对的价值而已。这种情况下，察觉这些 动机的情境并描述及分析之，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即使它并未实际成 为行动者有意识之意图的具体部分（或许完全不是，但至少不是完整 的），这是意义诠释的边界性事例（Grenzfall）。 其次，那种对观察者而言似乎是相同或相似的行动过程，可能出 自于实际行动者很多种动机的组合；同时即使情境表面上非常相似， 我们也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实际理解或诠释它们，因为这些行动 在意义取向上可能是彼此对立的。（齐美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之问题》 中给了许多例子。）第三，在任何既定情况下的行动者，经常会处于 敌对或冲突的刺激之下，这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经验大 多数的事例不可能完全掌握（即使只是近似的估计）相冲突的动机之
相对强度。虽然它有些规则性,但我们通常无法确定我们的诠释,只 有实际冲突的结果可以给予可靠的判断基础。一般说来,以结果来控 制可理解的意义诠释,正如每个假设需要透过实际来验证,是不可或 缺的。但很不幸地,这种类型的证明之在少数特殊设计的心理实验中, 才能达到相对的精确性。另外,对某些(有限的)可以记数及确定因 果关系的大量现象而言,也可能透过统计获得不同近似程度的精确 性。除此之外,只剩下尽可能地比较大量的历史资料或日常生活一途, 这些资料看起来千篇一律,但在关键的一点上:即它们有待考察的、 个别特殊情境下的“动机”与“诱因”,却又各有千秋。我们时常只 能靠着“思想实验”( gedankliche Experiments)的不确定方法,亦即 持续思索着动机连系的元素以及建构出行动的可能步骤,以达成因果 归属的判断8。 例如,称为葛氏定理( Gresham's law)(译者按:即劣币驱逐良 币之定理)的通则,是对于在某种情境及预设下的人类行动之理性清 楚地诠释,它立基于纯粹目的理性式行动的理想型前提上。任何符合 于此的实际行动过程,只有藉着对从流通中低估的货币单位之实际消 失的有效统计证据才可以被证明。在此事件中,我们提供了论证高度 正确性的讯息。经验事实是在通则之前就已被知道,此通则是后来才 形成的。但是,若没有这个成功的诠释,则我们对因果解释的需要显 然无法满足;另一方面,若在此可以被假定具有理论上妥当性的诠释, 并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一些实际行动过程相关联的话,那么任一个 “法则”,无论它在理论上的论证多么完全,对于真实世界的行动之
相对强度。虽然它有些规则性，但我们通常无法确定我们的诠释，只 有实际冲突的结果可以给予可靠的判断基础。一般说来，以结果来控 制可理解的意义诠释，正如每个假设需要透过实际来验证，是不可或 缺的。但很不幸地，这种类型的证明之在少数特殊设计的心理实验中， 才能达到相对的精确性。另外，对某些（有限的）可以记数及确定因 果关系的大量现象而言，也可能透过统计获得不同近似程度的精确 性。除此之外，只剩下尽可能地比较大量的历史资料或日常生活一途， 这些资料看起来千篇一律，但在关键的一点上：即它们有待考察的、 个别特殊情境下的“动机”与“诱因”，却又各有千秋。我们时常只 能靠着“思想实验”（gedankliche Experiments）的不确定方法，亦即 持续思索着动机连系的元素以及建构出行动的可能步骤，以达成因果 归属的判断8。 例如，称为葛氏定理（Gresham’s Law）（译者按：即劣币驱逐良 币之定理）的通则，是对于在某种情境及预设下的人类行动之理性清 楚地诠释，它立基于纯粹目的理性式行动的理想型前提上。任何符合 于此的实际行动过程，只有藉着对从流通中低估的货币单位之实际消 失的有效统计证据才可以被证明。在此事件中，我们提供了论证高度 正确性的讯息。经验事实是在通则之前就已被知道，此通则是后来才 形成的。但是，若没有这个成功的诠释，则我们对因果解释的需要显 然无法满足；另一方面，若在此可以被假定具有理论上妥当性的诠释， 并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一些实际行动过程相关联的话，那么任一个 “法则”，无论它在理论上的论证多么完全，对于真实世界的行动之
理解而言,也将是亳无价值的。在此例子中,对动机的理论诠释与它 的经验证明之间的一致性完全相符,并且这些个例相当充分,因此可 以建立起证明。但是,拿另一个例子来看,迈尔(E. Meyer)曾经提 出一个关于马拉松、萨拉米斯( Salamis)和派拉提( Platea)等战役 对希腊文化(更普遍地说是西方文明)的特殊发展之因果重要性的精 致假设,这是得自于他对某种具有症候之事实的有意义诠释(如希腊 祭司与预言家对于波斯人的态度)9。这种假设只能经由波斯人在耶 路撒冷、埃及、小亚细亚等地战胜的结果作为检证之参考,而这样的 检证必然在许多方面是十分不完全的。就上例而言,其假设本身条理 清楚的理性推论显然有助于获得证据来支持。但在多数情况下,看来 似乎十分明白的历史因果归责问题却欠缺任何加以检证的可能,即连 迈尔应用过的这种方法也不可行。如此一来,这类的因果归责或历史 诠释便终究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次了。 7.“动机”是主观意义的复合体,意指行动者本身一一或是从观 察者来说一一对于行为所提供的有妥当意义之“理由”。所谓行为过 程的关联乃是“主观上妥当的”,或“意义上妥当的” ( sinnhaftadaquat),意指在关系中的各要素,根据我们感情和思考的 习常模式,可被认为构成了“典型的”10——通常我们称其为“正确 的”——意义关联。相对地,事情前后序列的诠释,如果我们根据经 验的规则发现它始终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便是“因果上妥当的” ( kasal adaquat)。诠释在意义上妥当的例子可见于算术问题的正确 解法,如果它和我们所接受的推理原则、计算规律相符合。另一方面
理解而言，也将是毫无价值的。在此例子中，对动机的理论诠释与它 的经验证明之间的一致性完全相符，并且这些个例相当充分，因此可 以建立起证明。但是，拿另一个例子来看，迈尔（E. Meyer）曾经提 出一个关于马拉松、萨拉米斯（Salamis）和派拉提（Platea）等战役 对希腊文化（更普遍地说是西方文明）的特殊发展之因果重要性的精 致假设，这是得自于他对某种具有症候之事实的有意义诠释（如希腊 祭司与预言家对于波斯人的态度）9。这种假设只能经由波斯人在耶 路撒冷、埃及、小亚细亚等地战胜的结果作为检证之参考，而这样的 检证必然在许多方面是十分不完全的。就上例而言，其假设本身条理 清楚的理性推论显然有助于获得证据来支持。但在多数情况下，看来 似乎十分明白的历史因果归责问题却欠缺任何加以检证的可能，即连 迈尔应用过的这种方法也不可行。如此一来，这类的因果归责或历史 诠释便终究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次了。 7．“动机”是主观意义的复合体，意指行动者本身——或是从观 察者来说——对于行为所提供的有妥当意义之“理由”。所谓行为过 程 的 关 联 乃 是 “ 主 观 上 妥 当 的 ”， 或 “ 意 义 上 妥 当 的 ” （sinnhaftadaquat），意指在关系中的各要素，根据我们感情和思考的 习常模式，可被认为构成了“典型的”10——通常我们称其为“正确 的”——意义关联。相对地，事情前后序列的诠释，如果我们根据经 验的规则发现它始终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便是“因果上妥当的” （kausal adaquat）。诠释在意义上妥当的例子可见于算术问题的正确 解法，如果它和我们所接受的推理原则、计算规律相符合。另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