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社会批判理论的任务 A.一一社会研究所的工作长期以来主要围绕着六个主题而展开, 直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曾在纽约聚会的学术界开始解体时为止 出现在 Zeitschrift fuir So=ia/ forschung显著位置上的先导性理论文章反 映了这些研究兴趣。它们包括(a)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社会整合的形 式,(b)家庭社会化与个人自我发展,(c)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d)反 抗中止背后的社会心理,(e)艺术理论,以及(f)对于实证主义和科学 的批判。1这一系列主题体现了霍克海默( Horkheimer)所提出的跨学科 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一阶段探究的主线——被我描述为一句流行语 “如物化般的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as reification)——要借助不同 学科有所区别的方法勾勒出来。3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将物化过 程又一次压缩成历史哲学的话题之前,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把 真正的抽象化”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了。从这个理论视角看来,不 难看出在上述列举的主题的多样性中所包含的一致性 (a)首先,在自由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变化后,物化的概 念需要具体地予以说明。4首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被证明刺激了对 经济与国家之间业已变动了的关系的考察,也刺激了对以下疑问的解 答:伴随着从魏玛共和国到专制独裁国家的转变,是否出现了社会组 织的新的原则;法西斯主义究竟是显示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强的 相似性,还是考虑到其政治系统的极权特征而与斯大林主义有更多的 原文选自 Jurgen Habermas著( Thomas Mccarthy,tr)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2( Coston: Beacon Press, 1987),pp. 374-403
1 34.2 社会批判理论的任务* A.——社会研究所的工作长期以来主要围绕着六个主题而展开， 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曾在纽约聚会的学术界开始解体时为止。 出现在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显著位置上的先导性理论文章反 映了这些研究兴趣。它们包括 (a)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社会整合的形 式，(b)家庭社会化与个人自我发展，(c)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d)反 抗中止背后的社会心理，(e)艺术理论，以及 (f)对于实证主义和科学 的批判。1这一系列主题体现了霍克海默(Horkheimer)所提出的跨学科 社会科学的概念。2这一阶段探究的主线——被我描述为一句流行语 “如物化般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as reification）——要借助不同 学科有所区别的方法勾勒出来。3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将物化过 程又一次压缩成历史哲学的话题之前，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把 “真正的抽象化”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了。从这个理论视角看来，不 难看出在上述列举的主题的多样性中所包含的一致性。 (a)首先，在自由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变化后，物化的概 念需要具体地予以说明。4首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被证明刺激了对 经济与国家之间业已变动了的关系的考察，也刺激了对以下疑问的解 答：伴随着从魏玛共和国到专制独裁国家的转变，是否出现了社会组 织的新的原则；法西斯主义究竟是显示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强的 相似性，还是考虑到其政治系统的极权特征而与斯大林主义有更多的 * 原文选自 Jürgen Habermas 著,(Thomas McCarthy, tr.)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2 (Coston: Beacon Press, 1987),pp.374-403
共同之处。波洛克( Pollock)和霍克海默倾向于认为,纳粹政权类似苏 维埃政权,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秩序中, 生产资料私有制徒有其表,对总体经济过程的调控已经从市场转移到 计划行政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大宗事务的管理似乎已经与政党 和行政领导层融为一体。从这种观点看来,与专制独裁的国家体制相 应,我们有一个行政极权的社会。社会整合的形式是由有目的的、理 性的——至少是有意图的——中央调控的行政统治的运作所决定的。 纽曼( Neumann)和基希海默( Kirchheimer)则反对这一理论,他们认 为专制独裁政体只是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未遭破坏的极权主 义的空壳,因为市场机制仍像先前一样起作用。按照这种观点看来, 即使是发达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取代经济规则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的 优势地位。经济、政党和行政领导层之间的妥协是基于私人资本主义 的经济系统产生的。从这一观点看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在结 构上的类似性一—无论是极权政权的还是大众民主的政治形式 都清晰地显示出来了。既然极权主义国家并不被视为权力的中心,社 会整合便不仅仅以技术统治一般化的( technocratically generalized?)、行政理性的形式发生。5 (b,c)行动的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社会如何整 合,而个体生活情境的理性形式便受制于这种整合。然而,把社会化 的个人( sociated individuals)纳入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控制模式和 物化过程本身之中进行分析,这需要在其他领域进行研究:在家庭中 —家庭作为社会化的机构,使下一代为适应职业系统的规则做准
2 共同之处。波洛克(Pollock)和霍克海默倾向于认为，纳粹政权类似苏 维埃政权，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秩序中， 生产资料私有制徒有其表，对总体经济过程的调控已经从市场转移到 计划行政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大宗事务的管理似乎已经与政党 和行政领导层融为一体。从这种观点看来，与专制独裁的国家体制相 应，我们有一个行政极权的社会。社会整合的形式是由有目的的、理 性的——至少是有意图的——中央调控的行政统治的运作所决定的。 纽曼(Neumann)和基希海默(Kirchheimer)则反对这一理论，他们认 为专制独裁政体只是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未遭破坏的极权主 义的空壳，因为市场机制仍像先前一样起作用。按照这种观点看来， 即使是发达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取代经济规则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的 优势地位。经济、政党和行政领导层之间的妥协是基于私人资本主义 的经济系统产生的。从这一观点看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在结 构上的类似性——无论是极权政权的还是大众民主的政治形式—— 都清晰地显示出来了。既然极权主义国家并不被视为权力的中心，社 会 整 合 便 不 仅 仅 以 技 术 统 治 一 般 化 的 （ technocratically generalized ？）、行政理性的形式发生。5 (b,c) 行动的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社会如何整 合，而个体生活情境的理性形式便受制于这种整合。然而，把社会化 的个人（sociated individuals）纳入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控制模式和 物化过程本身之中进行分析，这需要在其他领域进行研究：在家庭中 ——家庭作为社会化的机构，使下一代为适应职业系统的规则做准
备;在政治-文化公共领域中——这个领域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 产生出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遵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能解释社会 整合的类型。另一方面,分析社会心理学——继承左派弗洛伊德主义 传统的弗洛姆( Fromm)7将其与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问题相联 系一一应该解释个人意识按照系统的功能要求进行调适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垄断经济与独裁国家互相融合。 研究所的人员调查了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 导致了父权功能的缺失和其专制地位的削弱,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家 庭作为避难所的功能,并使下一代越来越受到家庭以外的力量的社会 化控制。他们还调査了文化工业的发展,这一发展使文化变得庸俗 ( desublimated culture),剥夺了它的理性内容,并为了实现对意识的 操纵性控制而将文化职能化。同时,正如卢卡奇( Lukacs)所言,物化 仍然是意识哲学的一个范畴;它可以在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中被觉 察出来。借助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物化了的意识现象需要在经验层 面上加以解释。独裁者往往以各个时代的典型形式出现,他们的自我 由于虚弱而具有易于被控制的特性;与此相应的超我的形成则可以回 溯到社会结构与本能变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里又出现了两种解释的路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坚 持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并激起内在本性的动力,尽管内在本性确实 对社会压力做出了反应,但它在内核里仍然保持着对社会化暴力的抵 制。8另一方面,弗洛姆接受了自我心理学的观点,并将自我发展的 过程转化为社会互动的中介,而这种社会互动则渗透并构造了本能冲
3 备；在政治-文化公共领域中——这个领域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 产生出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遵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能解释社会 整合的类型。另一方面，分析社会心理学——继承左派弗洛伊德主义 传统6的弗洛姆(Fromm)7将其与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问题相联 系——应该解释个人意识按照系统的功能要求进行调适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垄断经济与独裁国家互相融合。 研究所的人员调查了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 导致了父权功能的缺失和其专制地位的削弱，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家 庭作为避难所的功能，并使下一代越来越受到家庭以外的力量的社会 化控制。他们还调查了文化工业的发展，这一发展使文化变得庸俗 （desublimated culture），剥夺了它的理性内容，并为了实现对意识的 操纵性控制而将文化职能化。同时，正如卢卡奇 (Lukacs)所言，物化 仍然是意识哲学的一个范畴；它可以在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中被觉 察出来。借助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物化了的意识现象需要在经验层 面上加以解释。独裁者往往以各个时代的典型形式出现，他们的自我 由于虚弱而具有易于被控制的特性；与此相应的超我的形成则可以回 溯到社会结构与本能变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里又出现了两种解释的路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坚 持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并激起内在本性的动力，尽管内在本性确实 对社会压力做出了反应，但它在内核里仍然保持着对社会化暴力的抵 制。8另一方面，弗洛姆接受了自我心理学的观点，并将自我发展的 过程转化为社会互动的中介，而这种社会互动则渗透并构造了本能冲
动的自然基础。另一阵线则是围绕着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形成 的,在这一阵线上,阿多诺和本杰明各执一端。阿多诺(与洛文塔尔 和马尔库塞一起)坚决地将真正艺术的经验内容与消费文化对立起 来,而本杰明则坚定地把希望寄托在对文化的世俗解释上,这一解释 来自被摘去了光环的大众文化 (d)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研究所成员的狭小圈子里发展 出了有关所有这些主题的一致立场。一个在完全的行政管理之下、如 铁板一块的社会图景出现了;与之相应的是把内在本性排除在外的社 会化的压制性模式,和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起作用的无所不在的社会控 制。相比之下,纽曼和基希海默、弗洛姆和本杰明的立场并没有被简 单地看作相同。他们对于后自由社会的整合形式以及家庭社会化和大 众文化的形式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持有相当不同的评价。这些互不相同 的方法也许为关于仍在抵制意识物化的潜在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研究 起点。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历史上的德国流亡者的经历,促 使他们宁愿去研究那些可能解释反抗的潜在因素中止的机制。这也是 他们研究工人和雇员的政治意识的方向,并特别是对由在德国的研究 所发起、后在美国一直继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反犹太主义的研究 的方向10。 (e,f意识的物化过程只有在价值理论失去其基础性地位之后,才 有可能被作为广泛的经验研究项目的对象。当然,与之相伴随,在价 值理论中得以保留的理性自然法理论的规范性内容也失去其地位。l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位置被源自卢卡奇的社会理性化理论占据
4 动9的自然基础。另一阵线则是围绕着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形成 的，在这一阵线上，阿多诺和本杰明各执一端。阿多诺（与洛文塔尔 和马尔库塞一起）坚决地将真正艺术的经验内容与消费文化对立起 来，而本杰明则坚定地把希望寄托在对文化的世俗解释上，这一解释 来自被摘去了光环的大众文化。 (d)这样，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研究所成员的狭小圈子里发展 出了有关所有这些主题的一致立场。一个在完全的行政管理之下、如 铁板一块的社会图景出现了；与之相应的是把内在本性排除在外的社 会化的压制性模式，和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起作用的无所不在的社会控 制。相比之下，纽曼和基希海默、弗洛姆和本杰明的立场并没有被简 单地看作相同。他们对于后自由社会的整合形式以及家庭社会化和大 众文化的形式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持有相当不同的评价。这些互不相同 的方法也许为关于仍在抵制意识物化的潜在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研究 起点。但是，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历史上的德国流亡者的经历，促 使他们宁愿去研究那些可能解释反抗的潜在因素中止的机制。这也是 他们研究工人和雇员的政治意识的方向，并特别是对由在德国的研究 所发起、后在美国一直继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反犹太主义的研究 的方向10。 (e,f)意识的物化过程只有在价值理论失去其基础性地位之后，才 有可能被作为广泛的经验研究项目的对象。当然，与之相伴随，在价 值理论中得以保留的理性自然法理论的规范性内容也失去其地位。11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位置被源自卢卡奇的社会理性化理论占据
了。现在,物化概念的规范性内容不得不从现代文化的理性潜力中得 来。正因为如此,批判理论在其古典阶段,明显保持着它与资产阶级 时代的艺术与哲学的肯定性联系。艺术一一在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看 来,最首要的是德国的古典文学;而在本杰明和阿多诺看来,则是文 学与音乐先锋派——是意识形态批判所偏爱的批判对象,他旨在将真 正艺术的先验内容一一乌托邦的或是批判的一一与资产阶级理想中 肯定性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过时的成分分离。“理性( reason),” 马尔库塞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是哲学思考中的基本范畴,只是通过 这种方式理性才将它自己与人类命运绑在一起”,12这篇文章补充了霍 克海默对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所作的纲领性划分。“理性,思想,道 德,知识和幸福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哲学的范畴,而且也是人类的关怀。 所以它们如果不被重新引出的话,也必须被保留下来。当批判理论考 察尚有可能谈到人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条时,它首先着手对付的,是 在资产阶级时期关于人的谈论的虚假和错误的特征。”13 这一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所造成的与传统的对立,可以指向哲 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真理内容,也可以旨在借用它们的系统性内容, 而这仅仅因为批判是由理论假设所引导的。那时,批判理论仍是以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为基础的,即是以确信生产力在以客观的爆炸性 力量发展为基础的。仅仅在此预设之下,批判就会被局限于“唤醒在 历史情景自身的成熟过程中出现的意识潜力”。4没有一个历史理论, 就不可能有内在的批判( Immanent critique),这种批判符合客观精神 的外在表现,并能区分事物与人类的可能之态与实然之态。5批判在
5 了。现在，物化概念的规范性内容不得不从现代文化的理性潜力中得 来。正因为如此，批判理论在其古典阶段，明显保持着它与资产阶级 时代的艺术与哲学的肯定性联系。艺术——在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看 来，最首要的是德国的古典文学；而在本杰明和阿多诺看来，则是文 学与音乐先锋派——是意识形态批判所偏爱的批判对象，他旨在将真 正艺术的先验内容——乌托邦的或是批判的——与资产阶级理想中 肯定性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过时的成分分离。“理性（reason），” 马尔库塞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是哲学思考中的基本范畴，只是通过 这种方式理性才将它自己与人类命运绑在一起”，12这篇文章补充了霍 克海默对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所作的纲领性划分。“理性，思想，道 德，知识和幸福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哲学的范畴，而且也是人类的关怀。 所以它们如果不被重新引出的话，也必须被保留下来。当批判理论考 察尚有可能谈到人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条时，它首先着手对付的，是 在资产阶级时期关于人的谈论的虚假和错误的特征。”13 这一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所造成的与传统的对立，可以指向哲 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真理内容，也可以旨在借用它们的系统性内容， 而这仅仅因为批判是由理论假设所引导的。那时，批判理论仍是以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为基础的，即是以确信生产力在以客观的爆炸性 力量发展为基础的。仅仅在此预设之下，批判就会被局限于“唤醒在 历史情景自身的成熟过程中出现的意识潜力”。14没有一个历史理论， 就不可能有内在的批判（immanent critique），这种批判符合客观精神 的外在表现，并能区分事物与人类的可能之态与实然之态。15批判在
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都会落入占统治地位的标准之中。带着对资产阶 级文化的理性潜力一—一种在生产力发展的压力下会在社会运动中 释放的潜力一一的历史哲学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计划兴起 之后又衰落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 阿多诺所发起的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使他们深信,在后自由社会里, 文化正在丧失它的自主权,并日益被并入经济行政系统的运作机构 之中。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批判思想本身,都越来越趋向一种与它们 的对立面( bleak?)同化的视角。在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中,只有扩 张到社会整体的工具理性得到了体现;任何存在的事物都被转变成了 一个真正的抽象物。然而,在那种情况下,被这些抽象物控制并变形 的东西便逃脱了经验探究。 发展一种交叉学科形式的批判理论是暗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 学为基础的,而这种历史哲学的脆弱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它不得不失败 以及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这一研究项目有计划地缩减至对《启 蒙的辩证法》(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思辩考察。关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之间辨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假设,已经被转变为关于一 个历史客观目的论的伪规范命题( pseudonormative propositions)。这 就是理性觉醒背后的动力,这一动力曾在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有过模糊 的表达。批判理论只能在一种历史哲学中确保它的规范( normative) 基础。然而这个基础不能支持一项经验研究计划。 这一点在以下这个意义上也很明显:缺少一个像日常生活世界的 交往实践( communicatIve practice)这样被明确界定的客体范围,在
6 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都会落入占统治地位的标准之中。带着对资产阶 级文化的理性潜力——一种在生产力发展的压力下会在社会运动中 释放的潜力——的历史-哲学的信心，20 世纪 30 年代的研究计划兴起 之后又衰落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 阿多诺所发起的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使他们深信，在后自由社会里， 文化正在丧失它的自主权，并日益被并入经济-行政系统的运作机构 之中。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批判思想本身，都越来越趋向一种与它们 的对立面（bleak？）同化的视角。在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中，只有扩 张到社会整体的工具理性得到了体现；任何存在的事物都被转变成了 一个真正的抽象物。然而，在那种情况下，被这些抽象物控制并变形 的东西便逃脱了经验探究。 发展一种交叉学科形式的批判理论是暗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 学为基础的，而这种历史哲学的脆弱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它不得不失败 以及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这一研究项目有计划地缩减至对《启 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思辩考察。关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之间辨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假设，已经被转变为关于一 个历史客观目的论的伪规范命题（pseudonormative propositions）。这 就是理性觉醒背后的动力，这一动力曾在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有过模糊 的表达。批判理论只能在一种历史哲学中确保它的规范（normative） 基础。然而这个基础不能支持一项经验研究计划。 这一点在以下这个意义上也很明显：缺少一个像日常生活世界的 交往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这样被明确界定的客体范围，在
这一交往实践中理性结构( rationality structures)得以体现,而物化 过程也有踪迹可寻。批判理论的基本概念使个人意识直接面对整合的 经济和行政机制,而这些机制只是向着心理内部伸展(? which were only extended inward, intrapsychical)。与此相对,交往行动理论通 过分析,为它自己确定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层结构的理性内容,而这 种分析开始是重构性的,即非历史性的。它描述行动的结构与相互理 解的结构,这种结构被发现于现代社会之称职成员的直觉性知识中。 而要从这些理论再回到一种对发展逻辑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不加区 分的历史理论已无退路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从其哲学的积重 ( philosophical ballast之下中解脱出来。1这需要两个抽象过程:(i) 将认知结构的发展从事件的历史动力中抽象出来,和(i)将社会的进 化从生活形式的历史凝结中抽象出来。二者都有助于避免历史哲学所 赖以存在的基本范畴的混淆。 这样发展出来的理论就不再以考察内在于生活传统形式中的具体 理想为起点。它必须将自己定位在学习过程的范围,这种学习过程是 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由历史地达到的一定学习水平所开启的。它必须避 免将总体( totalities)、生活和文化的形式、生活情境以及时代作为一 个整体来加以批判性地评价和规范性地命令。而它也可以采用一些早 期批判理论的交叉学科研究计划对其仍具有启发意义的一些意图。 B.一—(当走到对交往行动理论之主要特征的一项复杂研究的尽 头时,这一建议甚至不能被视为一张“期票”。?)它与其说是一种
7 这一交往实践中理性结构（rationality structures）得以体现，而物化 过程也有踪迹可寻。批判理论的基本概念使个人意识直接面对整合的 经济和行政机制，而这些机制只是向着心理内部伸展（？which were only extended inward，intrapsychically）。与此相对，交往行动理论通 过分析，为它自己确定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层结构的理性内容，而这 种分析开始是重构性的，即非历史性的。它描述行动的结构与相互理 解的结构，这种结构被发现于现代社会之称职成员的直觉性知识中。 而要从这些理论再回到一种对发展逻辑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不加区 分的历史理论已无退路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从其哲学的积重 （philosophical ballast）之下中解脱出来。16这需要两个抽象过程：(i) 将认知结构的发展从事件的历史动力中抽象出来，和 (ii)将社会的进 化从生活形式的历史凝结中抽象出来。二者都有助于避免历史哲学所 赖以存在的基本范畴的混淆。 这样发展出来的理论就不再以考察内在于生活传统形式中的具体 理想为起点。它必须将自己定位在学习过程的范围，这种学习过程是 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由历史地达到的一定学习水平所开启的。它必须避 免将总体（totalities）、生活和文化的形式、生活情境以及时代作为一 个整体来加以批判性地评价和规范性地命令。而它也可以采用一些早 期批判理论的交叉学科研究计划对其仍具有启发意义的一些意图。 B.——（当走到对交往行动理论之主要特征的一项复杂研究的尽 头时，这一建议甚至不能被视为一张“期票”。 ？）它与其说是一种
承诺还不如说是一种推测。为了使交往行动理论不至显得全无根据, 接下来,我将对上面提及的主题,以相同的顺序作一简要的评论。我 还想要通过这些说明性的评述来强调一种社会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特 征和灵活性,而这种方法的卓有成效只有在社会和哲学研究的衍生结 果中才能得到证实。至于一种社会理论能在它自身中完成些什么,以 及能完成些关于它自身的什么——这就好像一个放大镜的聚焦能力。 只有当社会科学不再迸发一丁点的思想火花时,社会理论才真正过时 (a)关于后自由社会的整合形式问题:西方国家的理性主义产生于 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因为这个原因,追随马克思和韦伯 的研究思路,我考察了与这一社会类型相联系的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并 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在后自由社会,这条路径出现了一个分 叉:现代化在一个方向上通过由经济积累所内生的问题( endogenously produced problems)向前推进,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则通过由国家的 理性化努力所产生的问题向前推进。随着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 organized cap italism)的发展,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政治秩序形成 了。然而在某些地方,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遭到社会解体威胁的生 产方式只有在集权的政治形式或法西斯主义的秩序下才能维持一段 时间。随着社会主义科层制的发展,一种由国家政党独裁的政治秩序 形成了。近年来,斯大林主义的武力统治已让位于较温和的后斯大林 政权;工人的民主运动与党内的民主决策过程目前仅仅在波兰才初露 端倪。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与这两种主要模式所产生的偏差,似乎
8 承诺还不如说是一种推测。为了使交往行动理论不至显得全无根据， 接下来，我将对上面提及的主题，以相同的顺序作一简要的评论。我 还想要通过这些说明性的评述来强调一种社会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特 征和灵活性，而这种方法的卓有成效只有在社会和哲学研究的衍生结 果中才能得到证实。至于一种社会理论能在它自身中完成些什么，以 及能完成些关于它自身的什么——这就好像一个放大镜的聚焦能力。 只有当社会科学不再迸发一丁点的思想火花时，社会理论才真正过时 了。 (a)关于后自由社会的整合形式问题：西方国家的理性主义产生于 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因为这个原因，追随马克思和韦伯 的研究思路，我考察了与这一社会类型相联系的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并 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在后自由社会，这条路径出现了一个分 叉：现代化在一个方向上通过由经济积累所内生的问题（endogenously produced problems）向前推进，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则通过由国家的 理性化努力所产生的问题向前推进。随着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organized capitalism）的发展，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政治秩序形成 了。然而在某些地方，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遭到社会解体威胁的生 产方式只有在集权的政治形式或法西斯主义的秩序下才能维持一段 时间。随着社会主义科层制的发展，一种由国家政党独裁的政治秩序 形成了。近年来，斯大林主义的武力统治已让位于较温和的后斯大林 政权；工人的民主运动与党内的民主决策过程目前仅仅在波兰才初露 端倪。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与这两种主要模式所产生的偏差，似乎
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特性,尤其是取决于所涉国家的政治文 化。无论如何,即使是在社会整合类型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病变类型的 最一般化水平上,这些偏差也需要用历史的规定性( historical specifications来加以说明。如果我们允许自己采取一种简单的理想 类型方式,并把自己局限在后自由社会的两个主要变量上,如果我们 从这一假设开始:即异化现象表现为由系统所诱发的生活世界的变 形,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社会组织的原则、危机趋势的种类以及 社会病变的形式进行一个比较研究 根据我们的假设,一个相当理性化的生活世界是现代化进程的初 始条件之一。金钱和权力必须可能在生活世界中被固定为媒介,即通 过积极立法来使之制度化。如果满足这些条件,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 就能够被分化出来,而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并借助 引导媒介( steer ing media)与它们的环境进行互换。在这一系统分化 的水平上,现代社会出现了,最初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后—从它们 自身爆发出的(?)——是科层制-社会主义社会。一旦经济系统发 展出自身增长的内在动力,并带着其自身的种种内生性问题对社会的 整体发展起领头作用——即拥有优先进化权( evolutionary primacy), 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便从此开端了。在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 制和制度化的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当行政行动系统获得了与经济系统 相关并与之相似的自身发展动力时,现代化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向前发 展 这些组织原则一旦建立,就会在功能上相互牵联的子系统、存在
9 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特性，尤其是取决于所涉国家的政治文 化。无论如何，即使是在社会整合类型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病变类型的 最一般化水平上，这些偏差也需要用历史的规定性（historical specifications）来加以说明。如果我们允许自己采取一种简单的理想 类型方式，并把自己局限在后自由社会的两个主要变量上，如果我们 从这一假设开始：即异化现象表现为由系统所诱发的生活世界的变 形，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社会组织的原则、危机趋势的种类以及 社会病变的形式进行一个比较研究。 根据我们的假设，一个相当理性化的生活世界是现代化进程的初 始条件之一。金钱和权力必须可能在生活世界中被固定为媒介，即通 过积极立法来使之制度化。如果满足这些条件，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 就能够被分化出来，而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并借助 引导媒介（steering media）与它们的环境进行互换。在这一系统分化 的水平上，现代社会出现了，最初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后——从它们 自身爆发出的（？）——是科层制-社会主义社会。一旦经济系统发 展出自身增长的内在动力，并带着其自身的种种内生性问题对社会的 整体发展起领头作用——即拥有优先进化权（evolutionary primacy）， 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便从此开端了。在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 制和制度化的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当行政行动系统获得了与经济系统 相关并与之相似的自身发展动力时，现代化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向前发 展。 这些组织原则一旦建立，就会在功能上相互牵联的子系统、存在
于封闭的子系统中的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以及媒介固定于其中的生 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间出现互换关系( interchange relations)。或多或 少从物质再生产的任务中解脱出来的生活世界,转而能够在符号结构 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并能够将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解放出 来。与此同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系统被( set off?)为系统所处 的环境。是经济系统还是国家机制获得优先进化权,将决定是私人占 有者还是有政治背景的社会成员将成为陷入危机的关键;这种危机正 从子系统转移到生活世界。在经过现代化的社会中,发生在生活世界 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中的混乱表现为顽固的系统上的失调;后者要么直 接以危机的形式产生效果,要么引发生活世界中的病变。 引导性危机( steering crises)最初是与市场经济的商业循环联系 起来被研究的。在科层制社会主义中,危机的趋势产生于计划管理中 的自我阻碍( self-blocking)机制,正如它另一方面产生于积累过程 的内生性中断( endogenous interruptions)。如同交换理性的内在矛盾 ( paradoxes)-样,计划理性的内在矛盾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 理性行动的取向由于出乎期望之外的系统性效果而与其自身相矛盾。 这些危机趋势不仅在它们所产生的子系统中成为现实,也在它们得以 被转移入的补充性行动系统中成为现实。正如资本主义经济有赖于国 家的组织状况,社会主义计划科层制也不得不有赖于经济的自我引导 状况。发达的资本主义在相反的“市场自我修复能力”政策与国家干 涉主义政策之间摇摆不定。17结构上的两难境地在另一方面甚至更加 明显,政策无助地在日益增强的中央计划与权力分散
10 于封闭的子系统中的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以及媒介固定于其中的生 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间出现互换关系（interchange relations）。或多或 少从物质再生产的任务中解脱出来的生活世界，转而能够在符号结构 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并能够将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解放出 来。与此同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系统被（set off ？）为系统所处 的环境。是经济系统还是国家机制获得优先进化权，将决定是私人占 有者还是有政治背景的社会成员将成为陷入危机的关键；这种危机正 从子系统转移到生活世界。在经过现代化的社会中，发生在生活世界 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中的混乱表现为顽固的系统上的失调；后者要么直 接以危机的形式产生效果，要么引发生活世界中的病变。 引导性危机（steering crises）最初是与市场经济的商业循环联系 起来被研究的。在科层制社会主义中，危机的趋势产生于计划管理中 的自我阻碍（self-blocking）机制，正如它另一方面产生于积累过程 的内生性中断（endogenous interruptions）。如同交换理性的内在矛盾 （paradoxes）一样，计划理性的内在矛盾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 理性行动的取向由于出乎期望之外的系统性效果而与其自身相矛盾。 这些危机趋势不仅在它们所产生的子系统中成为现实，也在它们得以 被转移入的补充性行动系统中成为现实。正如资本主义经济有赖于国 家的组织状况，社会主义计划科层制也不得不有赖于经济的自我引导 状况。发达的资本主义在相反的“市场自我修复能力”政策与国家干 涉主义政策之间摇摆不定。17结构上的两难境地在另一方面甚至更加 明 显 ， 政 策 无 助 地 在 日 益 增 强 的 中 央 计 划 与 权 力 分 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