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课程原著中文文献：24.布劳_文化与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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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文化与社会结构” 在这篇结束语里,我将区分在社会学的理论化中所使用的文化探究法和结构探究法,并以扼要阐述一种宏观结构理论来结束全文。为了引入讨论,我先对文化的视角和结构的视角作一个简要的对比对社会生活的文化阐释体现在韦伯的“理解”( Verstehen)概念中。它集中关注作为基本取冋的普通价值和规范并据以解释社会生活。而结构分析的模式则体现于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外部约束的关注。它集中讨论这些客观结构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文化探究法和结构探究法之间区别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数个世纪前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分歧。这种分歧继而体现为19世纪的一场有关方法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李凯尔特和狄尔泰攻击了孔德实证主义的拥护者。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曾试图通过在两种知识之间作一种分析性的区别来解决这个矛盾表意的,即像历史学那样旨在处理独一无二的人类事件的知识:和立法的,即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总结自然的普遍规律的知识。这种对立,反过来又在19世纪两种对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的对立中得到了系统的表现,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解释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文化文化(唯心主义的)探究法的后继者中的经典代表是马克斯·韦伯,他把社会学看作“ 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1922]1978:4)。他也使用了文德尔班所作的区分,但却仅仅是为了否认在总结规律的自然科学和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之间存在截然的对立。韦伯对经济学和历史学就像对社会学一样精通,但他却把社会学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不愿否认它是一门社会科学。韦伯争辩道,尽管它的资料是有关具体事件的,而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也是一样,但它的目的,就像自然科学一样,旨在从中引申出它们各自所研究主题的普遍概括。韦伯为完成社会学的任务—一概括人类历史一一而发明了一种工具:理想型。这是指种非现实的抽象的核心概念,以经济学理论为例,它“总是问:如果单纯考虑理性因素和经济目的的取向,将会有何种行动发生”([1922]1978:21)。它只是一个纯概念,但并非令人极为想望意义上的完美概念。换言之,它只是一种最好的或最坏的特征的原型,既可以指圣徒又可以指恶人。韦伯构造这些术语是为了使社会学区别于历史学:历史学关注个别事件和趋势,而与此相反,社会学则想要对社会事件的共同要素作出概括韦伯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5]1930)。他那风格简洁明朗的分析旨在表明:马克思关于物质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的理论必须加以补充,因为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起了作用,这在本杰明·富兰克林(1748)的世俗化格言中有显著的体现在本世纪初,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也许是最杰出的作者:萨姆纳。他的主要作品《民俗论》(1934)区分了“民俗”一—日常惯例,和“民德”一一由道德权威所支持的规则,如“十诫”。但本世纪具有支配性地位的文化社会学家是塔尔科特·帕森斯, 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是《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在这本书里,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价值取向:他还声称这一结论隐含在马歇尔、韦伯、帕累托和涂尔干的著作中。(这种把涂尔干归到文化探究法传统中的划分是值得商榷的,我在下文将谈到。) 本文原名”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选自 Alan Sica编: What is Social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Ld.1998),pp265-75

24.3 文化与社会结构* 在这篇结束语里，我将区分在社会学的理论化中所使用的文化探究法和结构探究法，并以扼要阐述一种宏观结构理论来结束全文。为了引入讨论，我先对文化的视角和结构的视角作一个简要的对比。对社会生活的文化阐释体现在韦伯的“理解”（Verstehen）概念中。它集中关注作为基本取向的普通价值和规范并据以解释社会生活。而结构分析的模式则体现于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外部约束的关注。它集中讨论这些客观结构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文化探究法和结构探究法之间区别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数个世纪前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分歧。这种分歧继而体现为 19 世纪的一场有关方法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李凯尔特和狄尔泰攻击了孔德实证主义的拥护者。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曾试图通过在两种知识之间作一种分析性的区别来解决这个矛盾：表意的，即像历史学那样旨在处理独一无二的人类事件的知识；和立法的，即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总结自然的普遍规律的知识。这种对立，反过来又在 19 世纪两种对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的对立中得到了系统的表现，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解释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文化文化（唯心主义的）探究法的后继者中的经典代表是马克斯·韦伯，他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1922]1978：4）。他也使用了文德尔班所作的区分，但却仅仅是为了否认在总结规律的自然科学和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之间存在截然的对立。韦伯对经济学和历史学就像对社会学一样精通，但他却把社会学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不愿否认它是一门社会科学。韦伯争辩道，尽管它的资料是有关具体事件的，而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也是一样，但它的目的，就像自然科学一样，旨在从中引申出它们各自所研究主题的普遍概括。韦伯为完成社会学的任务——概括人类历史——而发明了一种工具：理想型。这是指一种非现实的抽象的核心概念，以经济学理论为例，它“总是问：如果单纯考虑理性因素和经济目的的取向，将会有何种行动发生”（[1922]1978：21）。它只是一个纯概念，但并非令人极为想望意义上的完美概念。换言之，它只是一种最好的或最坏的特征的原型，既可以指圣徒又可以指恶人。韦伯构造这些术语是为了使社会学区别于历史学：历史学关注个别事件和趋势，而与此相反，社会学则想要对社会事件的共同要素作出概括。韦伯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5]1930）。他那风格简洁明朗的分析旨在表明：马克思关于物质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的理论必须加以补充，因为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起了作用，这在本杰明·富兰克林（1748）的世俗化格言中有显著的体现。在本世纪初，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也许是最杰出的作者：萨姆纳。他的主要作品《民俗论》（1934）区分了“民俗”——日常惯例，和“民德”——由道德权威所支持的规则，如“十诫”。但本世纪具有支配性地位的文化社会学家是塔尔科特·帕森斯，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是《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在这本书里，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价值取向；他还声称这一结论隐含在马歇尔、韦伯、帕累托和涂尔干的著作中。（这种把涂尔干归到文化探究法传统中的划分是值得商榷的，我在下文将谈到。） * 本文原名”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选自 Alan Sica 编: What is Social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pp265-75

帕森斯常常因为其著作的艰深难懂和概念的高度抽象而受人批评(请参阅米尔斯 1961)。但他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作家,写了大约12本书,并且影响和声誉日增。在他的两本书里,他发展了两种不同的主要理论(在另一本中,他试图探寻二者间的联系,但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其一是模式变项理论(帕森斯,1951),另一个是与斯梅尔瑟共同提出的AGL 理论(帕森斯和斯梅尔瑟,1958)。但他的声誉并没有持续下去。他死后几年就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当我问那些90年代的研究生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有些人知道,但极少有人读过他的著作。) 帕森斯在他的第一本书里讨论了对自己产生影响的更早的一位文化社会学家:意大利的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出名的,因为他出版的主要作品都在经济学方面,而他的贡献也主要在这个领域。他之所以会转而撰写《普通社会学》([916]193),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人们并不总是依据经济理性的原则来行动。他在不同的水平层次上发展了对非逻辑行为”的分析。他所区分的六种剩余物( residues)是最基本的驱动力或情感(帕森斯在他对帕累托的解释中,把“剩余物”视为意指共享的价值取向)。两种最重要的剩余物是“创新的本能”( instinct of innovation)和“集合体的持久性” ( persistence of aggregates),分别指寻求新的经验和偏好古老的传统。(另外四种剩余物是自我表达( self-expression),厌弃磨难( repugnance of suffering),个人的完整性( individual ntegrity),和性种奇怪的混合)①这些残余物很可能影响了四种派生物。所有这些剩余物和衍生物的类型之下又分了若干亚类型。帕累托的经济学著作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后来写的社会学专著却好像同帕森斯一样几乎被遗忘了文化研究中的主题包括所有关于人们的共享价值规范、偏好和态度的研究。主要类型是民意调查,包括有关宗教倾向、政治态度、艺术和音乐趣味及投票意向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都以访问为基础,而理想的是随机抽样的访问。第二类是实地研究,这涉及到直接观察, 有时辅以访问。这类研究通常是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或群体中的关系网络的,如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里的雇员,或学校里的学生等对单单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的解释可能会是模棱两可的。比如说,如果一次1960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在年纪较大的人中比在年纪较轻的人中有更大比例的民主党,那么问题就产生了:这是表示年轻人更保守呢,还是意味着在罗斯福的新政策下长大的人更开放?主要的问题在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倾向的显著差异究竟是因为他们处在各自生命中不同的阶段呢, 还是由从前辈独特的过往的经验中所获得的态度造成的?这个问题光靠一次调查是不能解答的,只有通过对同一批人进行反复访问才会有答案,此即小组重访设计小组重访法是拉扎斯菲尔德为进行选票研究而发明的,他想知道选民们是如何在选举前的最后几个月决定他们的投票意向的(请参阅拉扎斯菲尔德, Berelson和 Gaudet,1944)。大多数重访法只进行较短的时间,如拉扎斯菲尔德的调査,但也有一些跟踪调査年轻人进入成年的发展过程,这就需要20年时间或更多。从原则上来说,小组重访法可以用来研究任何时段内人们态度、知识或行为的变化,但持续数年或数十年的研究其费用自然就很高了。在总结这部分关于社会学中文化视角的阐述之际,我想做一番个人的评论。我自己最近做的研究是采用结构视角的,但我以前的工作并不是这样。尽管我认为文化理论可以比结构理论更加深刻,但结构理论可以比文化理论得到更严密和精确的建构。并且我认为,对文化和结构这两种理论来说,可验证性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要求。尽管我更偏好结构理论,但我最喜欢的一个理论,视为至宝的一个理论,却是文化的理论,并且是不可验证的,一一其不可验证不是因为它是文化的,而是因为它是论述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一这就是 ①布劳这里列述的六种剩余物与帕累托本人的表述多少有出入,下面是帕氏在《普通社会学纲要》中提出的六种剩余物:组合的本能( combinations),集合体的持久性,自我表达,与社会性有关的剩余物( sociable ity), 个人的完整性和性

帕森斯常常因为其著作的艰深难懂和概念的高度抽象而受人批评（请参阅米尔斯， 1961）。但他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作家，写了大约 12 本书，并且影响和声誉日增。在他的两本书里，他发展了两种不同的主要理论（在另一本中，他试图探寻二者间的联系，但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其一是模式变项理论（帕森斯，1951），另一个是与斯梅尔瑟共同提出的 AGIL 理论（帕森斯和斯梅尔瑟，1958）。但他的声誉并没有持续下去。他死后几年就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当我问那些 90 年代的研究生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有些人知道，但极少有人读过他的著作。）帕森斯在他的第一本书里讨论了对自己产生影响的更早的一位文化社会学家：意大利的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出名的，因为他出版的主要作品都在经济学方面，而他的贡献也主要在这个领域。他之所以会转而撰写《普通社会学》（[1916]1963），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人们并不总是依据经济理性的原则来行动。他在不同的水平层次上发展了对 “非逻辑行为”的分析。他所区分的六种剩余物（residues）是最基本的驱动力或情感（帕森斯在他对帕累托的解释中，把“剩余物”视为意指共享的价值取向）。两种最重要的剩余物是“创新的本能”（instinct of innovation）和“集合体的持久性” （persistence of aggregates），分别指寻求新的经验和偏好古老的传统。（另外四种剩余物是：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厌弃磨难（repugnance of suffering），个人的完整性（individual integrity），和性——一种奇怪的混合）①这些残余物很可能影响了四种派生物。所有这些剩余物和衍生物的类型之下又分了若干亚类型。帕累托的经济学著作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后来写的社会学专著却好像同帕森斯一样几乎被遗忘了。文化研究中的主题包括所有关于人们的共享价值规范、偏好和态度的研究。主要类型是民意调查，包括有关宗教倾向、政治态度、艺术和音乐趣味及投票意向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都以访问为基础，而理想的是随机抽样的访问。第二类是实地研究，这涉及到直接观察，有时辅以访问。这类研究通常是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或群体中的关系网络的，如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里的雇员，或学校里的学生等。对单单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的解释可能会是模棱两可的。比如说，如果一次 1960 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在年纪较大的人中比在年纪较轻的人中有更大比例的民主党，那么问题就产生了：这是表示年轻人更保守呢，还是意味着在罗斯福的新政策下长大的人更开放？主要的问题在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倾向的显著差异究竟是因为他们处在各自生命中不同的阶段呢，还是由从前辈独特的过往的经验中所获得的态度造成的？这个问题光靠一次调查是不能解答的，只有通过对同一批人进行反复访问才会有答案，此即小组重访设计。小组重访法是拉扎斯菲尔德为进行选票研究而发明的，他想知道选民们是如何在选举前的最后几个月决定他们的投票意向的（请参阅拉扎斯菲尔德，Berelson 和 Gaudet，1944）。大多数重访法只进行较短的时间，如拉扎斯菲尔德的调查，但也有一些跟踪调查年轻人进入成年的发展过程，这就需要 20 年时间或更多。从原则上来说，小组重访法可以用来研究任何时段内人们态度、知识或行为的变化，但持续数年或数十年的研究其费用自然就很高了。在总结这部分关于社会学中文化视角的阐述之际，我想做一番个人的评论。我自己最近做的研究是采用结构视角的，但我以前的工作并不是这样。尽管我认为文化理论可以比结构理论更加深刻，但结构理论可以比文化理论得到更严密和精确的建构。并且我认为，对文化和结构这两种理论来说，可验证性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要求。尽管我更偏好结构理论，但我最喜欢的一个理论，视为至宝的一个理论，却是文化的理论，并且是不可验证的，——其不可验证不是因为它是文化的，而是因为它是论述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这就是 ① 布劳这里列述的六种剩余物与帕累托本人的表述多少有出入，下面是帕氏在《普通社会学纲要》中提出的六种剩余物：组合的本能（combinations），集合体的持久性，自我表达，与社会性有关的剩余物（sociability），个人的完整性和性。——校注

韦伯的《新教伦理》社会结构社会学中结构视角的经典代表是涂尔干,他把社会事实定义为“外在于个体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它们具有一种强制力因而可以控制个体。”(涂尔干[1895]1938:3) 韦伯理论的(唯心主义)焦点在于驱动人们行为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和规范,与此相反, 涂尔干的社会学观点强调规定人们行为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外部约束。他很早就因他的《社会劳动分工论》而著名,在这本书里,他对比了机械团结( 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 Corganic solidarity 涂尔干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认为,劳动分工大大地有助于工业化,并暗示还有助于进步和人类福祉。尽管涂尔干强调了劳动分工的重要贡献,但他并没有为其提出一个功能的解释事实上,他明确地抛弃了功能主义而代之以一种因果解释。人口的增长和常常随之而来的人口密度的增加加剧了生存斗争,并进而破坏了机械团结。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使相互依赖成为可能,从而加强了有机团结在涂尔干的这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他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他用一种因果解释代替了当时盛行的对社会条件的目的论解释。第二,他说明了分工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分工造成了一种得以把工业社会连成一体(有机团结)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正出于分工带来的多样性。第三,他为结构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比马克思的劳资市场区分更高级的基础,他不再象马克思那样把一个统治阶级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涂尔干对人们进行划分不是根据他们的市场位置一一雇主和雇员一一而是根据他们在工作关系结构中的位置,根据劳动分工,这通常被认为是指职业。细致的劳动分工包括非常狭窄的专业,如大公司的总裁和很多其它具体的职业。这样才能在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区分出统治阶级,而根据市场位置所做的划分却不再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的意义不及《自杀论》。我曾经也这样以为,但现在我对《社会劳动分工论》和它的作者的崇敬却大大增加了,并且认为它是结构社会学——唯一真正的社会学探究法一一的代表在《自杀论》(1951)中,涂尔干提出了第一个建立在定量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理论,做出了又一巨大贡献(特别是因为他并不以此来支持这一理论的有效性,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它比较了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自杀率,并且做了很多内在比较(引入性别、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和其它的一些参数)。这种关注的焦点使他能够不把自杀现象当作一件悲惨的个人事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待一一为什么人们要剥夺自己的生命一一而是当作件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是反复发生的事件一一是什么社会条件影响了自杀的可能性。当他决定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原则来解释所有的自杀率的不同之后,他便区分出了三种类型的自杀, 并且用不同的原则来解释利己型自杀的自杀率,例如新教徒的自杀率高于天主教徒,被涂尔干用两种社会差别来解释。第一,新教徒有更大的探寻教义的自由,这表现在他们可以自己阅读并自己解释本国语文的《圣经》。而与此相反,天主教徒却必须遵守由教士所制定的规则,这些教士负责解释普通人所不能阅读的拉丁文《圣经》。第二,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归属一个无所不包的教会, 而新教徒们却归属于多个教派。这两点差别导致了新教徒的自杀率比天主教徒的要高。利他型自杀的原因正相反,不是由于团结度不足,而是因为团结过度而导致一个群体中的成员愿意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甚至包括他们的生命。士兵,特别是志愿兵,表现出一种比大多数普通人都更强烈的爱国主义。据涂尔干认为,士兵越是比普通人轻视自己的生命价值,其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类,失范型自杀,常常出现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危机破坏了很多人的生活,并在人们中间引起混乱和丧失方向。现代城市的多元化和现时代频繁的经济波动使得失范错位

韦伯的《新教伦理》。社会结构社会学中结构视角的经典代表是涂尔干，他把社会事实定义为“外在于个体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它们具有一种强制力因而可以控制个体。”（涂尔干[1895]1938：3）韦伯理论的（唯心主义）焦点在于驱动人们行为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和规范，与此相反，涂尔干的社会学观点强调规定人们行为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外部约束。他很早就因他的《社会劳动分工论》而著名，在这本书里，他对比了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涂尔干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认为，劳动分工大大地有助于工业化，并暗示还有助于进步和人类福祉。尽管涂尔干强调了劳动分工的重要贡献，但他并没有为其提出一个功能的解释。事实上，他明确地抛弃了功能主义而代之以一种因果解释。人口的增长和常常随之而来的人口密度的增加加剧了生存斗争，并进而破坏了机械团结。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使相互依赖成为可能，从而加强了有机团结。在涂尔干的这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他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他用一种因果解释代替了当时盛行的对社会条件的目的论解释。第二，他说明了分工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分工造成了一种得以把工业社会连成一体（有机团结）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正出于分工带来的多样性。第三，他为结构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比马克思的劳资市场区分更高级的基础，他不再象马克思那样把一个统治阶级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涂尔干对人们进行划分不是根据他们的市场位置——雇主和雇员——而是根据他们在工作关系结构中的位置，根据劳动分工，这通常被认为是指职业。细致的劳动分工包括非常狭窄的专业，如大公司的总裁和很多其它具体的职业。这样才能在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区分出统治阶级，而根据市场位置所做的划分却不再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的意义不及《自杀论》。我曾经也这样以为，但现在我对《社会劳动分工论》和它的作者的崇敬却大大增加了，并且认为它是结构社会学——唯一真正的社会学探究法——的代表。在《自杀论》（1951）中，涂尔干提出了第一个建立在定量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理论，做出了又一巨大贡献（特别是因为他并不以此来支持这一理论的有效性，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它比较了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自杀率，并且做了很多内在比较（引入性别、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和其它的一些参数）。这种关注的焦点使他能够不把自杀现象当作一件悲惨的个人事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待——为什么人们要剥夺自己的生命——而是当作一件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是反复发生的事件——是什么社会条件影响了自杀的可能性。当他决定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原则来解释所有的自杀率的不同之后，他便区分出了三种类型的自杀，并且用不同的原则来解释。利己型自杀的自杀率，例如新教徒的自杀率高于天主教徒，被涂尔干用两种社会差别来解释。第一，新教徒有更大的探寻教义的自由，这表现在他们可以自己阅读并自己解释本国语文的《圣经》。而与此相反，天主教徒却必须遵守由教士所制定的规则，这些教士负责解释普通人所不能阅读的拉丁文《圣经》。第二，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归属一个无所不包的教会，而新教徒们却归属于多个教派。这两点差别导致了新教徒的自杀率比天主教徒的要高。利他型自杀的原因正相反，不是由于团结度不足，而是因为团结过度而导致一个群体中的成员愿意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甚至包括他们的生命。士兵，特别是志愿兵，表现出一种比大多数普通人都更强烈的爱国主义。据涂尔干认为，士兵越是比普通人轻视自己的生命价值，其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类，失范型自杀，常常出现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危机破坏了很多人的生活，并在人们中间引起混乱和丧失方向。现代城市的多元化和现时代频繁的经济波动使得失范错位

( disorientation)甚至绝望的情况比在过去那些平静的世纪里要更普遍。四处弥漫的失范现象导致了经济危机时期自杀率的升高,特别是在现时代加快的生活节奏之下使这一理论给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在于涂尔干一定隐约意识到了他从经验数据中推论出的解释可能是无效的。这在他当时写《自杀论》的时候是一个伟大的洞见,直到很久以后波普( Popper,[1935]1959)才首次说明从经验数据推出的解释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除非根据这些解释所作出的新的预测反复被证明是有效的,或是可能有效的。涂尔干因此从他的主要理论假设中演绎出其它的预测来验证这些解释如果是新教徒的自由探究精神导致了其较高的自杀率,这便暗示在质疑程度上的不同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可以假设,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只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更具探究精神,因此可能会更易自杀。事实确实如此。与分属多个教派的新教徒的高自杀率相比,如果天主教徒在他们统一的教会中的更强的整合性是他们的低自杀率的原因,那么单身成人所缺少的婚姻整合纽带就应该反映在单身者较之已婚者更高的自杀率上。这也是事实。涂尔干用利他主义来解释军队生活比普通人的生活中更高的自杀率,而对此还可以有另种解释:军队生活的艰苦使活着不再有意义,而使逃避成为一种解脱,这便反映在士兵的高自杀率上。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生活肯定不如士兵艰苦的军官就应该有较低的自杀率但如果涂尔干的假设一一对国家利益的利他主义认同一一才是原因,那么军官对军队和国家的更强的义务感就应该使其自杀率高于其它士兵。事实是军官的自杀率更高,与涂尔干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吻合。最后,涂尔干用失范来解释在剧烈的经济波动和反复出现的危机时期的高自杀率。如果混乱和绝望的失范感觉是由在经济危机时期生活遭到破坏而引起的,那么由离婚所导致的婚姻纽带的断裂也应该引起失范的感觉,并因此带来更高的自杀的可能性。确实,离异者比已婚者更可能自杀马克思是唯物主义或结构视角的一位早期代表人物。事实上,他创造了“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并且他的理论关注点在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请参阅马克思[1867-79]1925-6) 据我的判断,他的理论包含着一个伟大的见解,但他的主要政治预言却损害了其理论意涵。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正好颠倒了黑格尔的观点):历史被一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规律所支配,而这种辩证法体现在反复出现的阶级斗争中。他最喜欢的个实例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普通人民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绝对专制。在一定时候,这场中产阶级革命的最成功的继承者成为了剥削工人(“工资奴隶”)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理,可以预想另一场革命将由工人阶级来发动而这其实也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从他的理论中还可以得出进一步的预测:这场革命(1917) 的领导者也会成为剥削俄国其它人民的统治阶级。事实上,这好像的确已经发生了,如果不是在列宁的统治之下就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但这却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他预言一一希望成为这一思想之父一一无产阶级革命将成为历史辩证运动过程和所有阶级差别的终点。我把马克思和涂尔干视为社会学中结构探究法的经典代表。我认为,他们的结构概念是社会学中恰当的探究法。但二者都不是纯粹的结构主义者:二者都在结构主义中引入了一些文化元素以丰富他们的理论。特别是涂尔干,常常用文化的洞见来补充他的结构分析,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但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他就已经分析了不断进行的劳动分工的结构变化是如何影响文化的普遍整合的文化的因素在涂尔干后期的著作中更为显著。在《自杀论》中,三种自杀类型的基本差异是三种文化取向,而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对宗教的分析(涂尔干[1915]1947)。马克思骄傲地强调说,他的方法是唯物的而非唯心的,但他的分析同样使用了文化术语,尤其是“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更不用说“意识形态”了,这个词甚至还被用在恩格斯所写的一本

（disorientation）甚至绝望的情况比在过去那些平静的世纪里要更普遍。四处弥漫的失范现象导致了经济危机时期自杀率的升高，特别是在现时代加快的生活节奏之下。使这一理论给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在于涂尔干一定隐约意识到了他从经验数据中推论出的解释可能是无效的。这在他当时写《自杀论》的时候是一个伟大的洞见，直到很久以后波普（Popper，[1935]1959）才首次说明从经验数据推出的解释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除非根据这些解释所作出的新的预测反复被证明是有效的，或是可能有效的。涂尔干因此从他的主要理论假设中演绎出其它的预测来验证这些解释。如果是新教徒的自由探究精神导致了其较高的自杀率，这便暗示在质疑程度上的不同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可以假设，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只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更具探究精神，因此可能会更易自杀。事实确实如此。与分属多个教派的新教徒的高自杀率相比，如果天主教徒在他们统一的教会中的更强的整合性是他们的低自杀率的原因，那么单身成人所缺少的婚姻整合纽带就应该反映在单身者较之已婚者更高的自杀率上。这也是事实。涂尔干用利他主义来解释军队生活比普通人的生活中更高的自杀率，而对此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军队生活的艰苦使活着不再有意义，而使逃避成为一种解脱，这便反映在士兵的高自杀率上。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生活肯定不如士兵艰苦的军官就应该有较低的自杀率。但如果涂尔干的假设——对国家利益的利他主义认同——才是原因，那么军官对军队和国家的更强的义务感就应该使其自杀率高于其它士兵。事实是军官的自杀率更高，与涂尔干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吻合。最后，涂尔干用失范来解释在剧烈的经济波动和反复出现的危机时期的高自杀率。如果混乱和绝望的失范感觉是由在经济危机时期生活遭到破坏而引起的，那么由离婚所导致的婚姻纽带的断裂也应该引起失范的感觉，并因此带来更高的自杀的可能性。确实，离异者比已婚者更可能自杀。马克思是唯物主义或结构视角的一位早期代表人物。事实上，他创造了“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并且他的理论关注点在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请参阅马克思[1867-79]1925-6）。据我的判断，他的理论包含着一个伟大的见解，但他的主要政治预言却损害了其理论意涵。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正好颠倒了黑格尔的观点）：历史被一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规律所支配，而这种辩证法体现在反复出现的阶级斗争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实例是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普通人民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绝对专制。在一定时候，这场中产阶级革命的最成功的继承者成为了剥削工人（“工资奴隶”）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理，可以预想另一场革命将由工人阶级来发动，而这其实也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从他的理论中还可以得出进一步的预测：这场革命（1917）的领导者也会成为剥削俄国其它人民的统治阶级。事实上，这好像的确已经发生了，如果不是在列宁的统治之下就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但这却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他预言——希望成为这一思想之父——无产阶级革命将成为历史辩证运动过程和所有阶级差别的终点。我把马克思和涂尔干视为社会学中结构探究法的经典代表。我认为，他们的结构概念是社会学中恰当的探究法。但二者都不是纯粹的结构主义者；二者都在结构主义中引入了一些文化元素以丰富他们的理论。特别是涂尔干，常常用文化的洞见来补充他的结构分析，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但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他就已经分析了不断进行的劳动分工的结构变化是如何影响文化的普遍整合的。文化的因素在涂尔干后期的著作中更为显著。在《自杀论》中，三种自杀类型的基本差异是三种文化取向，而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对宗教的分析（涂尔干[1915]1947）。马克思骄傲地强调说，他的方法是唯物的而非唯心的，但他的分析同样使用了文化术语，尤其是“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更不用说“意识形态”了，这个词甚至还被用在恩格斯所写的一本

书的标题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61939)。社会学的一种结构理论为了阐述一种社会学的结构理论,我先精确界定这一学科的独特性质。我从提出和回答些简单问题入手:社会学的任务是什么?研究社会。但社会是什么呢?它是由人组成的。人是一些个体,是由心理学家研究的,甚至连社会条件对人的影响也由他们中的一部分社会心理学家一一来研究。那么还剩下什么明显是属于结构的而需要由社会学家来研究的呢?以结构术语来定义社会学就要求用一些不同于其个体成员特征的人群特征的概念一个社会(或其它集体)的人群有这样两个特征:其成员中的差别和他们彼此间的联系孤立的个人有其身体,若他们并非始终孤立隔绝的话,则还有人格,但却不能将社会差别和联系归于个人。我的结论是:任何集体成员的差别和联系是界定一个集体的标准和社会学独特的主题接下来我将根据结构的概念勾勒一下结构社会学理论的轮廓,这里结构的概念是指一个人群中成员中的差别和他们间的联系。因为这些差别和联系在它们表现的是群体的特征而非其个体成员的特征的意义上系结构的特征用抽象术语对社会结构进行定义,是指一个人群分布于其中的社会位置的多维空间。我使用“抽象”一词仅指理论的一般概念,以区别于验证理论所用的它们的经验内容。这样, 异质性和不平等是我理论中的抽象概念,而人群的族群异质性和收入不平等就是表象它们的经验变量。异质性促进群体间的联系是一个抽象的定理,而一个社区的族群异质性促进族群间的联系便是可以验证该理论的经验内容之一。我把这种抽象理论及其所蕴涵的经验验证之间的区别视作反映了齐美尔([1908]93)对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内容所作的对比。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社会联系取决于接触的机会。用社会结构的定义来说就是:它假设社会联系取决于在社会位置的多维空间中的接近度。从这一理论和三个结构维度的抽象定义中可以引申出三个主要的抽象定理。第一,异质性增加群体间联系的机会。第二,不平等增加人们之间的平均地位差距。(确实,不平等增加了地位的显著度,从而减少了远距离地位之间联系的可能性。但不平等的直接正面的结构效果超过了它的间接负面效果。)第三,异质性与不平等的交叉增加群体间的联系保持自变量不变,而把因变量换成冲突,就构成另外一套平行的理论。若把社会流动性作为因变量,则还可以构成一套理论。用抽象术语建构的理论已被它所蕴涵的的变量间的经验联系所证实。接受测试的群体全部来自1970年人口超过250,00的美国标准都市统计地区( SMSAS, 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这些区共有125个。自变量是六种形式的异质性(族裔,籍贯,出生地, 行业,主要职业和具体工作);三种形式的不平等(受教育年数,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八种形式的交叉参数( Intersection)(除具体工作以外的上述所有变量) 布劳在他1994年的一本书中简要概括了这次测验的结果,而详细的调查报告则在他与施瓦茨合写的一本书中([1984]97。对六种异质性的检验,除以主要职业划分的群体异质性外,其他五个都支持这一理论,这可能是因为一旦考虑(控制)更具体工作的更具体的差异之后,主要职业群的异质性对于人际联系就没有意义了。对所有三种不平等形式(教育、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全都支持我们的理论。对所有形式的交叉参数的检验(族裔,籍贯, 出生地,行业,主要职业,教育,收入,社会经济地位)也都支持这一理论简言之,16项检验中有15项,即除一项之外的全部异质性,以及所有形式的不平等, 和所有形式的交叉参数都支持这一理论。唯一不支持这一理论的是当控制具体工作变量时对由其组成的主要职业群的检验,这可能是由于职业群的差别项不再造成新的差异了

书的标题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6]1939）。社会学的一种结构理论为了阐述一种社会学的结构理论，我先精确界定这一学科的独特性质。我从提出和回答一些简单问题入手：社会学的任务是什么？研究社会。但社会是什么呢？它是由人组成的。人是一些个体，是由心理学家研究的，甚至连社会条件对人的影响也由他们中的一部分—— 社会心理学家——来研究。那么还剩下什么明显是属于结构的而需要由社会学家来研究的呢？以结构术语来定义社会学就要求用一些不同于其个体成员特征的人群特征的概念。一个社会（或其它集体）的人群有这样两个特征：其成员中的差别和他们彼此间的联系。孤立的个人有其身体，若他们并非始终孤立隔绝的话，则还有人格，但却不能将社会差别和联系归于个人。我的结论是：任何集体成员的差别和联系是界定一个集体的标准和社会学独特的主题。接下来我将根据结构的概念勾勒一下结构社会学理论的轮廓，这里结构的概念是指一个人群中成员中的差别和他们间的联系。因为这些差别和联系在它们表现的是群体的特征而非其个体成员的特征的意义上系结构的特征。用抽象术语对社会结构进行定义，是指一个人群分布于其中的社会位置的多维空间。我使用“抽象”一词仅指理论的一般概念，以区别于验证理论所用的它们的经验内容。这样，异质性和不平等是我理论中的抽象概念，而人群的族群异质性和收入不平等就是表象它们的经验变量。异质性促进群体间的联系是一个抽象的定理，而一个社区的族群异质性促进族群间的联系便是可以验证该理论的经验内容之一。我把这种抽象理论及其所蕴涵的经验验证之间的区别视作反映了齐美尔（[1908]1923）对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内容所作的对比。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社会联系取决于接触的机会。用社会结构的定义来说就是：它假设社会联系取决于在社会位置的多维空间中的接近度。从这一理论和三个结构维度的抽象定义中可以引申出三个主要的抽象定理。第一，异质性增加群体间联系的机会。第二，不平等增加人们之间的平均地位差距。（确实，不平等增加了地位的显著度，从而减少了远距离地位之间联系的可能性。但不平等的直接正面的结构效果超过了它的间接负面效果。）第三，异质性与不平等的交叉增加群体间的联系。保持自变量不变，而把因变量换成冲突，就构成另外一套平行的理论。若把社会流动性作为因变量，则还可以构成一套理论。用抽象术语建构的理论已被它所蕴涵的的变量间的经验联系所证实。接受测试的群体全部来自 1970 年人口超过 250，000 的美国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 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这些区共有 125 个。自变量是六种形式的异质性（族裔，籍贯，出生地，行业，主要职业和具体工作）；三种形式的不平等（受教育年数，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八种形式的交叉参数（intersection）（除具体工作以外的上述所有变量）。布劳在他 1994 年的一本书中简要概括了这次测验的结果，而详细的调查报告则在他与施瓦茨合写的一本书中（[1984]1997）。对六种异质性的检验，除以主要职业划分的群体异质性外，其他五个都支持这一理论，这可能是因为一旦考虑（控制）更具体工作的更具体的差异之后，主要职业群的异质性对于人际联系就没有意义了。对所有三种不平等形式（教育、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全都支持我们的理论。对所有形式的交叉参数的检验（族裔，籍贯，出生地，行业，主要职业，教育，收入，社会经济地位）也都支持这一理论。简言之，16 项检验中有 15 项，即除一项之外的全部异质性，以及所有形式的不平等，和所有形式的交叉参数都支持这一理论。唯一不支持这一理论的是当控制具体工作变量时对由其组成的主要职业群的检验，这可能是由于职业群的差别项不再造成新的差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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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课程原著中文文献：24.布劳_文化与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