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社会结构和失范 直至最近以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有这样一种明显的 倾向:将社会结构的不完善运作( faulty operation)归结为对人的有害生物驱力的社会控制 失败。在这一学说中暗含着一种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描绘,这种描绘既清晰又可疑。首先, 存在着人的生物冲动,它们要寻求完全的表达。然后,存在着社会秩序,它在本质上是控制 冲动、对紧张进行社会处置( social processing)以及——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使人放 弃本能满足”(“ renunciation of instinctual gratifications”)的一种机制( apparatus)。因此, 个人与社会结构的不一致性( nonconformity)便被假定为是其原初本性所固有的。正是根植 于生物特性的冲动在不断冲破社会控制。其中的涵义便是,一致性是功利主义计算或非推理 调控( unreasoned conditioning)的结果 随着社会科学最近的发展,这一套观念得到了基本的修正。一方面,人在一场生物冲动 与社会限制的永恒战争中与社会截然对立的观点已不再如此明显了。人作为一堆未被驯服的 冲动的形象,开始更象是一幅讽刺漫画而非写实肖像。另一方面,社会学的视野日益进入对 偏离了被规定的( prescribed)行为模式的行为的分析。无论生物冲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进一步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越轨行为的发生频率随社会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以及为 什么越轨行为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会有不同的形式和模式。与过去一样,关于社会结构造成 这样一些情况一一对社会法规的违反在这些情况下成了一种“正常的”(即,可预期的)的 反应( an expectable response 的过程,我们仍有很多需要了解。本章便试图澄清这个 问题。 本文所设计的框架将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路径,以分析越轨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来源 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要发现某些社会结构是怎样对社会中的一些人产生一种确定的压力,以使 其做出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而非符合规范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某些群体特别易受这种压 力的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在这些群体中发现较高的越轨行为发生率,而这并不是因 为组成这些群体的人具有独特的生物倾向,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了正常 的反应。我们的视角是社会学的。我们考察越轨行为发生率的变异,而不是看其个别事例 如果我们的探索完全成功的话,我们将发现某些形式的越轨行为在心理上与符合规范的行为 样正常,于是将越轨行为和心理变态等同起来的观点将受到质疑。 文化目标的模式和制度性规范 在社会文化结构的几个要素中,有两个具有直接的重要性。尽管它们在具体情景中融合 在一起,但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彼此分离的。第一个要素包括从文化方面加以定义的 目标、目的和兴趣利益,它们是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或者分布在不同位置的成员的合法目标。 各种目标或多或少地整合在一起——整合程度则是一个经验事实的问题,并按照某种价值的 等级体系被大致排列起来。那些占优势的目标涉及到各种程度的感情和意义,它们组成了 个抱负参照框架( a frame of aspirational reference)。它们是“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它们 是林顿( Linton)所称的“群体生存设计”( designs for group living)的一个基本—一尽管不 是唯一的一一组成部分。尽管这些文化目标中有一些(不是全部)直接与人的生物冲动有关, 但它们却并不是由这些冲动决定的。 文化结构中的第二个要素界定、规范并控制实现这些目标的可接受的方法。每一个社会 群体总是把它的文化目标与关于接近这些目标所允许的程序的规则相联系,这些规则根植于 民德( mores)或制度当中。这些规范性的标准( regulatory norms)并非一定与技术或效率 本文原名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刊于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38,yol2p672-678
1 13.1 社会结构和失范* 直至最近以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有这样一种明显的 倾向：将社会结构的不完善运作（faulty operation）归结为对人的有害生物驱力的社会控制 失败。在这一学说中暗含着一种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描绘，这种描绘既清晰又可疑。首先， 存在着人的生物冲动，它们要寻求完全的表达。然后，存在着社会秩序，它在本质上是控制 冲动、对紧张进行社会处置（social processing）以及——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使人放 弃本能满足”（“renunciation of instinctual gratifications”）的一种机制（apparatus）。因此， 个人与社会结构的不一致性（nonconformity）便被假定为是其原初本性所固有的。正是根植 于生物特性的冲动在不断冲破社会控制。其中的涵义便是，一致性是功利主义计算或非推理 调控（unreasoned conditioning）的结果。 随着社会科学最近的发展，这一套观念得到了基本的修正。一方面，人在一场生物冲动 与社会限制的永恒战争中与社会截然对立的观点已不再如此明显了。人作为一堆未被驯服的 冲动的形象，开始更象是一幅讽刺漫画而非写实肖像。另一方面，社会学的视野日益进入对 偏离了被规定的（prescribed）行为模式的行为的分析。无论生物冲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进一步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越轨行为的发生频率随社会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以及为 什么越轨行为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会有不同的形式和模式。与过去一样，关于社会结构造成 这样一些情况——对社会法规的违反在这些情况下成了一种“正常的”（即，可预期的）的 反应（an expectable response）——的过程，我们仍有很多需要了解。本章便试图澄清这个 问题。 本文所设计的框架将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路径，以分析越轨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来源。 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要发现某些社会结构是怎样对社会中的一些人产生一种确定的压力，以使 其做出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而非符合规范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某些群体特别易受这种压 力的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在这些群体中发现较高的越轨行为发生率，而这并不是因 为组成这些群体的人具有独特的生物倾向，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了正常 的反应。我们的视角是社会学的。我们考察越轨行为发生率的变异，而不是看其个别事例。 如果我们的探索完全成功的话，我们将发现某些形式的越轨行为在心理上与符合规范的行为 一样正常，于是将越轨行为和心理变态等同起来的观点将受到质疑。 文化目标的模式和制度性规范 在社会文化结构的几个要素中，有两个具有直接的重要性。尽管它们在具体情景中融合 在一起，但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彼此分离的。第一个要素包括从文化方面加以定义的 目标、目的和兴趣利益，它们是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或者分布在不同位置的成员的合法目标。 各种目标或多或少地整合在一起——整合程度则是一个经验事实的问题，并按照某种价值的 等级体系被大致排列起来。那些占优势的目标涉及到各种程度的感情和意义，它们组成了一 个抱负参照框架（a frame of aspirational reference）。它们是“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它们 是林顿（Linton）所称的“群体生存设计”（designs for group living）的一个基本——尽管不 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文化目标中有一些（不是全部）直接与人的生物冲动有关， 但它们却并不是由这些冲动决定的。 文化结构中的第二个要素界定、规范并控制实现这些目标的可接受的方法。每一个社会 群体总是把它的文化目标与关于接近这些目标所允许的程序的规则相联系，这些规则根植于 民德（mores）或制度当中。这些规范性的标准（regulatory norms）并非一定与技术或效率 * 本文原名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刊于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38,vol.2,pp.672-678
的标准同一。很多在特殊个体的立场来看将会是达到期望目标的非常有效的程序一一使用强 力、诈骗、权力,却被排除在制度所允许的行为范围之外。不被允许的程序常常包括一些对 群体本身来说将会是有效的程序—一比如,活体解剖、医学实验和对“神圣”规范(“ sacred norms)进行社会学分析等,对它们是有种种的历史禁忌的,因为可接受性的标准不是技术 效率,而是富含价值的感情(这些感情得到群体多数成员或那些有能力通过综合使用权力和 宣传来激起这些感情的人的支持)。在所有的例子中,对努力达成文化目标的手段的选择都 受到制度化规范的限制。 社会学家经常称这些控制存在于“民德”当中,或贯穿在社会制度当中发挥作用。虽然 这种省略的说法已足够真实,但它们使以下这个事实变得模糊,即文化上符合标准的实践 ( culturally standardized practices)并不全是一个样子( are not all of a piece)。它们受到范围 广泛的各种控制。它们表现为或是被明确规定了的,或是被提倡的,或是得到许可的,或是 被禁止的行为模式。在评定社会控制的过程中,这些不同情况—一大致是规定( prescription)、 提倡( preference)、许可( permission)和藥止( proscription)这些名词所指的内容—一当然 必须加以考虑。 并且,说文化目标和制度化规范共同作用形成了普遍的实践,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具有 种恒常的关系。在文化上对某些目标的强调独立于对制度化手段的强调。这便有可能会产生 种常常是偏向性的、对特定目标之价值的特别强调,而对达成这些目标的制度所规定的手 段,相比之下则几乎很少考虑。这类情况的极端例子出现在当可供选择的程序的范围只受到 技术性规范而非制度性规范的支配的时候。承诺能达到这一极其重要的目标的任一—一并且 也是所有一一程序,在这个假设的极端情况中都将获得许可。这构成了一类整合不良 ( malintegrated)的文化。第二类极端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些群体中:在那里,最初被视作工 具性的活动变成了自足的( self-contained)、缺少进一步目标的实践。最初的目的被遗忘了 而尽力坚持制度规定的行为变成了一种仪式。单纯的遵从成了一种中心价值。社会的稳定性 暂时得到了保证一—以牺牲弹性作为代价。既然被文化所许可的可替换行为的范围受到严格 限制,那么就几乎没有适应新条件的基础了。这样就发展出一个受到传统束缚的、“神圣” 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标志是新恐怖症( neophobia)。处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的,是那些在 对文化目标和对制度化实践的强调之间维持了一种大致平衡的社会,和那些构成了整合的和 相对稳定的、尽管也在变化的社会 只要遵从两种文化制约的个体获得满意,即:源自目标达成的满意和直接来自受到制度 导引的( institutionally canalized)、达成目标的方式的满意,社会结构的这两个方面之间便 可以维持一种有效的均衡。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产物和过程、结果和活动这些概念来看 待之。因此,持续的满足必须从对一个竞争性秩序的单纯参与中获得,也要通过使某人的竞 争对手黯然失色来获得一一如果这个秩序本身要维持下去的话。如果关注点完全转向竞争的 结果,那么不难理解,那些长期遭受失败的人也许会致力于改变游戏规则。由对制度性规范 的遵从而时常一一并非如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样总是一—导致的牺牲,必须由各种社会化的 报酬加以补偿。贯穿在整个竞争中的地位的分配必须以某种方式被组织起来,以使在这一分 配秩序之内,每一个位置都可以受到为坚守其职责( status obligations)而提供的积极刺激。 否则,偏离行为( aberrant behavior)将紧随其后,这一点会很快变得显而易见。这的确是我 的中心假设,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偏离行为可以被视作文化规定的抱负和为实现这些 抱负而被社会地结构化了的途径之间发生分离( dissociation)的一种征兆。 在由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之间相互独立的变异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类型中,我们将首先 关注第一类一一在这种社会中,有着对特定目标的异常强烈的重视,却没有相应的对制度性 程序的重视。这个陈述必须加以详细阐述才不致被误解。没有社会缺少支配行为的规范。但 是各个社会在民俗( folkways)、民德和制度性控制与目标一一它们位于文化价值之等级系 2
2 的标准同一。很多在特殊个体的立场来看将会是达到期望目标的非常有效的程序——使用强 力、诈骗、权力，却被排除在制度所允许的行为范围之外。不被允许的程序常常包括一些对 群体本身来说将会是有效的程序——比如，活体解剖、医学实验和对“神圣”规范（“sacred” norms）进行社会学分析等，对它们是有种种的历史禁忌的，因为可接受性的标准不是技术 效率，而是富含价值的感情（这些感情得到群体多数成员或那些有能力通过综合使用权力和 宣传来激起这些感情的人的支持）。在所有的例子中，对努力达成文化目标的手段的选择都 受到制度化规范的限制。 社会学家经常称这些控制存在于“民德”当中，或贯穿在社会制度当中发挥作用。虽然 这种省略的说法已足够真实，但它们使以下这个事实变得模糊，即文化上符合标准的实践 （culturally standardized practices）并不全是一个样子（are not all of a piece）。它们受到范围 广泛的各种控制。它们表现为或是被明确规定了的，或是被提倡的，或是得到许可的，或是 被禁止的行为模式。在评定社会控制的过程中，这些不同情况——大致是规定（prescription）、 提倡（preference）、许可（permission）和禁止（proscription）这些名词所指的内容——当然 必须加以考虑。 并且，说文化目标和制度化规范共同作用形成了普遍的实践，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具有一 种恒常的关系。在文化上对某些目标的强调独立于对制度化手段的强调。这便有可能会产生 一种常常是偏向性的、对特定目标之价值的特别强调，而对达成这些目标的制度所规定的手 段，相比之下则几乎很少考虑。这类情况的极端例子出现在当可供选择的程序的范围只受到 技术性规范而非制度性规范的支配的时候。承诺能达到这一极其重要的目标的任一——并且 也是所有——程序，在这个假设的极端情况中都将获得许可。这构成了一类整合不良 （malintegrated）的文化。第二类极端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些群体中：在那里，最初被视作工 具性的活动变成了自足的（self-contained）、缺少进一步目标的实践。最初的目的被遗忘了， 而尽力坚持制度规定的行为变成了一种仪式。单纯的遵从成了一种中心价值。社会的稳定性 暂时得到了保证——以牺牲弹性作为代价。既然被文化所许可的可替换行为的范围受到严格 限制，那么就几乎没有适应新条件的基础了。这样就发展出一个受到传统束缚的、“神圣” 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标志是新恐怖症（neophobia）。处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的，是那些在 对文化目标和对制度化实践的强调之间维持了一种大致平衡的社会，和那些构成了整合的和 相对稳定的、尽管也在变化的社会。 只要遵从两种文化制约的个体获得满意，即：源自目标达成的满意和直接来自受到制度 导引的（institutionally canalized）、达成目标的方式的满意，社会结构的这两个方面之间便 可以维持一种有效的均衡。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产物和过程、结果和活动这些概念来看 待之。因此，持续的满足必须从对一个竞争性秩序的单纯参与中获得，也要通过使某人的竞 争对手黯然失色来获得——如果这个秩序本身要维持下去的话。如果关注点完全转向竞争的 结果，那么不难理解，那些长期遭受失败的人也许会致力于改变游戏规则。由对制度性规范 的遵从而时常——并非如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样总是——导致的牺牲，必须由各种社会化的 报酬加以补偿。贯穿在整个竞争中的地位的分配必须以某种方式被组织起来，以使在这一分 配秩序之内，每一个位置都可以受到为坚守其职责（status obligations）而提供的积极刺激。 否则，偏离行为（aberrant behavior）将紧随其后，这一点会很快变得显而易见。这的确是我 的中心假设，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偏离行为可以被视作文化规定的抱负和为实现这些 抱负而被社会地结构化了的途径之间发生分离（dissociation）的一种征兆。 在由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之间相互独立的变异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类型中，我们将首先 关注第一类——在这种社会中，有着对特定目标的异常强烈的重视，却没有相应的对制度性 程序的重视。这个陈述必须加以详细阐述才不致被误解。没有社会缺少支配行为的规范。但 是各个社会在民俗（folkways）、民德和制度性控制与目标——它们位于文化价值之等级系
统的顶端一一的有效整合的程度方面确实有所差别。文化可能会是这样:它引导个体将他们 的情感性信念集中在文化所赞同的目的复合体( the complex of culturally acclaimed ends)上, 而对达到这些目的的规定方法则支持甚少。由于对目标和制度性程序的强调如此不同,便可 能因对目标的强调而使制度性程序遭到严重忽视,以至于使很多个体的行为仅仅受到技术方 便( technical expediency)之考虑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意义的问题变成:在获得 文化所认可的价值时,哪些可行的程序最有效?技术上最有效的程序,无论其在文化上是否 合法,成为较制度所规定的行为而言更加受到偏好的选择。随着对行为的制度性约束越形衰 弱,社会将变得不稳定,并出现涂尔干所谓的“失范”( anomIe)(或无规范)( normlessness) 现象 这一最终导致失范的过程的进行,可以在一系列为人所熟悉的和有启发性的,尽管也许 是不起眼的小事( episodes)中被轻易地发现。这样,在竟技性田径运动中,当获胜的目标 被剥去了其所有的制度性装饰,而成功被解释为“赢得游戏”,而不是“在游戏规则下获胜” 的时候,使用不合法但在技术上有效率的手段便暗中得到了额外的鼓励。对方足球队的主力 秘密遭袭;摔跤手使用聪明但违规的技巧使对手无能为力:大学校友会偷偷摸摸地资助那些 才能仅限于田径场上的“学生”。对目标的强调如此严重地削弱了从对竞技性活动的单纯参 与中而来的满意,以致只有一个成功的结果才能激起满足了。通过这同一个过程,由期望赢 得一场扑克牌游戏而造成的紧张,因成功地处理了自己的四张A牌( one's self four aces)而 得到解除,或者在单人纸牌戏中通过聪明地洗牌而使成功的期望真正得以实现。最后那个例 子中由心神不安引起的微弱刺痛和公开的不法行为的秘密性质清楚地表明,游戏的制度性规 则是为那些逃避规则的人所知晓的。但是对成功目标的怪异的夸张却引导人们放弃了对规则 的情感支持 当然,这一过程并不局限于竞技性体育的领域,这个领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宏 观世界的微观图像。在这个过程中,对目的地位的抬高导致了一种真正的道德腐化,即一种 手段的非制度化:在很多社会结构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没有高度整合的群体当中,都可以看到 这样的过程。 看起来,当代美国文化近似这种极端类型,即在对某些成功目标极度强调的同时,却没 有相应的对制度性手段的强调。当然,断言积聚起来的财富是成功的唯一象征将是一种奇想, 正如否认美国人将财富置于他们价值等级中的高位也是一种奇想一样。在相当大的范围内, 金钱本身被祭奉( consecrated)为一种价值,而超越了将它作为消费物品的开支或权力增长 的手段的用途。“金钱”极其自然地( peculiarly well adapted to)变成了声望的象征。就象齐 美尔所强调的那样,金钱是高度抽象和非人格( impersonal)的。不管它是通过欺騙还是通 过制度性手段获得的,它都可以被用来购买同样的货物和服务。一个城市社区的匿名性加上 金钱的这些特点,使财富成为高贵地位的象征,而财富的来源也许为那些富豪生活的社区所 不知,或者知道,但已经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被净化了。并且,在美国梦里没有终点。“金 钱成功”( monetary success)的度量标准几乎总是不确定和相对的。在每一个收入水平上, 正如克拉克(HF. Clark)所发现的那样,美国人只会想再多要25%(但是这个愿望一旦实 现,这“再多一点点”还会继续下去)。在这种标准的变化之流中,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 或者毋宁说,有的总是“只需向前”的起点。在一个年薪6位数并不罕见的社区里,观察员 向我们报告了一个美国梦受害者的痛苦之声:“在这个镇里,我被人看不起,因为我一个星 期只挣一千美元。那真让我痛苦 说金钱成功的目标在美国文化里根深蒂固,只是说,美国人在每一个方面都受到这样一 种信条的炮轰般的影响—一这种信条肯定人们即使在面对反复挫折的时候,也有权利,或者 常常是有责任坚持这一目标。社会上有声望的代表加强了这一文化的强调。如果要一个人对 个总是难以实现的目标矢志不渝,或者如果要他为一个尚未兑现的好事的允诺所激励,那
3 统的顶端——的有效整合的程度方面确实有所差别。文化可能会是这样：它引导个体将他们 的情感性信念集中在文化所赞同的目的复合体（the complex of culturally acclaimed ends）上， 而对达到这些目的的规定方法则支持甚少。由于对目标和制度性程序的强调如此不同，便可 能因对目标的强调而使制度性程序遭到严重忽视，以至于使很多个体的行为仅仅受到技术方 便（technical expediency）之考虑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意义的问题变成：在获得 文化所认可的价值时，哪些可行的程序最有效？技术上最有效的程序，无论其在文化上是否 合法，成为较制度所规定的行为而言更加受到偏好的选择。随着对行为的制度性约束越形衰 弱，社会将变得不稳定，并出现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或无规范）（normlessness） 现象。 这一最终导致失范的过程的进行，可以在一系列为人所熟悉的和有启发性的，尽管也许 是不起眼的小事（episodes）中被轻易地发现。这样，在竞技性田径运动中，当获胜的目标 被剥去了其所有的制度性装饰，而成功被解释为“赢得游戏”，而不是“在游戏规则下获胜” 的时候，使用不合法但在技术上有效率的手段便暗中得到了额外的鼓励。对方足球队的主力 秘密遭袭；摔跤手使用聪明但违规的技巧使对手无能为力；大学校友会偷偷摸摸地资助那些 才能仅限于田径场上的“学生”。对目标的强调如此严重地削弱了从对竞技性活动的单纯参 与中而来的满意，以致只有一个成功的结果才能激起满足了。通过这同一个过程，由期望赢 得一场扑克牌游戏而造成的紧张，因成功地处理了自己的四张 A 牌（one’s self four aces）而 得到解除，或者在单人纸牌戏中通过聪明地洗牌而使成功的期望真正得以实现。最后那个例 子中由心神不安引起的微弱刺痛和公开的不法行为的秘密性质清楚地表明，游戏的制度性规 则是为那些逃避规则的人所知晓的。但是对成功目标的怪异的夸张却引导人们放弃了对规则 的情感支持。 当然，这一过程并不局限于竞技性体育的领域，这个领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宏 观世界的微观图像。在这个过程中，对目的地位的抬高导致了一种真正的道德腐化，即一种 手段的非制度化；在很多社会结构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没有高度整合的群体当中，都可以看到 这样的过程。 看起来，当代美国文化近似这种极端类型，即在对某些成功目标极度强调的同时，却没 有相应的对制度性手段的强调。当然，断言积聚起来的财富是成功的唯一象征将是一种奇想， 正如否认美国人将财富置于他们价值等级中的高位也是一种奇想一样。在相当大的范围内， 金钱本身被祭奉（consecrated）为一种价值，而超越了将它作为消费物品的开支或权力增长 的手段的用途。“金钱”极其自然地（peculiarly well adapted to）变成了声望的象征。就象齐 美尔所强调的那样，金钱是高度抽象和非人格（impersonal）的。不管它是通过欺骗还是通 过制度性手段获得的，它都可以被用来购买同样的货物和服务。一个城市社区的匿名性加上 金钱的这些特点，使财富成为高贵地位的象征，而财富的来源也许为那些富豪生活的社区所 不知，或者知道，但已经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被净化了。并且，在美国梦里没有终点。“金 钱成功”（monetary success）的度量标准几乎总是不确定和相对的。在每一个收入水平上， 正如克拉克（H. F. Clark）所发现的那样，美国人只会想再多要 25%（但是这个愿望一旦实 现，这“再多一点点”还会继续下去）。在这种标准的变化之流中，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 或者毋宁说，有的总是“只需向前”的起点。在一个年薪 6 位数并不罕见的社区里，观察员 向我们报告了一个美国梦受害者的痛苦之声：“在这个镇里，我被人看不起，因为我一个星 期只挣一千美元。那真让我痛苦。” 说金钱成功的目标在美国文化里根深蒂固，只是说，美国人在每一个方面都受到这样一 种信条的炮轰般的影响——这种信条肯定人们即使在面对反复挫折的时候，也有权利，或者 常常是有责任坚持这一目标。社会上有声望的代表加强了这一文化的强调。如果要一个人对 一个总是难以实现的目标矢志不渝，或者如果要他为一个尚未兑现的好事的允诺所激励，那
么它所需要的集中训练则由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联合提供,这些主要机构塑造了美国人的 人格结构和目标形成。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家长是他们自己所属群体—一首要的是, 他们所属的社会阶级或他们所认同的阶级一一的价值和目标的传送带。而学校自然就是传递 主流价值的官方机构:在城市学校中使用的大部分教科书含蓄或明确地宣称:“教育带来聪 明才智,并因此带来工作和金钱的成功。”这一促使人们维持其尚未实现之抱负的训练过程 的核心是成功的文化原型,是证明一个人只要具备必要的能力便可以实现美国梦的活文档 从这一关联的角度思考以下这些从《国家商业》( Nation 's business)这份商业杂志中摘录的 片断,这份杂志选取了大众传媒中表明商业阶级文化价值观的大量可比较材料。 文就 社会学含义 (《国家商业》,第27卷,第8期,第7页 “你必须生来就善于做那些工作,伙计,要不然就 这是一种异端的观点,也许产生于持续的挫折, 努力干。” 它否认坚持一种明显无法实现的目标的价值,并且 针对为达成这一目标而提供不同途径的社会结构发 出质疑 那是一种对野心的陈旧的麻醉剂。 反击,明确断言了保持一个人的抱负始终不变 不失去“野心”的价值 在听从其麻醉之前,先问一问这些人: 明确肯定随后将要提出的一系列“成功人士 的作用。这些人作为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这样的 社会结构允许这些抱负的实现——如果这个人富有 的话。而相应地,达不成这些目标只是证明了一个 人自己的个人缺点。因此,由失败而引起的攻击行 为应该指向内部而非外部,应该反对自己,而不是 反对提供了自由平等机会的社会结构。 艾尔默R.琼斯(merR. Jones), Wells-Fargo公司 成功的原型I: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同样大的野 的总裁,他原来是个穷孩子,五年级时离开学校开心,因为不论起点有多低,真正的天才总是能够达 始他的第一份工作 到预定高度。抱负必须始终不变。 弗兰克C.波尔( Frank c.Ball),美国的果酱梅森成功的原型I:不论一个人现在努力的结果是什 ( Mason)之王,他驾着由他弟弟乔治( George)的么,未来总是充满了希望:因为即使普通人也可能 马所拉的封闭货运车,从布法罗( Buffalo)到了印变成国王。满足似乎总是被延后,但当一个人的企 第安那州的孟西( Muncie),开始了他在孟西的小生业成为“同行之首”的时候,它们终将得到实现 ,这笔小生意后来成为该行业之首 J.L.柏温(J.L. Bevan),伊利诺易斯州中央铁路的 成功的原型Ⅲ:如果我们经济发展的世俗化趋 总裁,12岁时还是新奥尔良( New Orlean)货物办势( secular trends)留给小生意的空间似乎不大,那 公室的一个信使 么一个人可以从私人企业的庞大官僚机构中发家 如果一个人不再能够成为某个需要凭借他自己的创 造的领域中的国王,那么他至少可以成为某个经济 民主领域中的领导。不管一个人现在的社会地位是 什么,信使抑或职员,他的眼睛都应该盯着最高处。 从一介平民上升到经济皇族阶层的典型标志,被深深地编织进美国的文化模式之中。这 种文化模式的最终表述可以在安得鲁·卡内基( Andrew Carnegie)——他对自己说的那一套 了如指掌——的话中找到:“在你的梦中成为国王。对你自己说:‘我位于颠峰。’” 与积极强调维持高目标的义务并行的,是对那些放弃野心的人进行惩罚的相关强调。在 美国文化的词典中,正如与在年轻人的词典中一样,“没有诸如‘失败’这样的词。”因此美
4 么它所需要的集中训练则由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联合提供，这些主要机构塑造了美国人的 人格结构和目标形成。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家长是他们自己所属群体——首要的是， 他们所属的社会阶级或他们所认同的阶级——的价值和目标的传送带。而学校自然就是传递 主流价值的官方机构；在城市学校中使用的大部分教科书含蓄或明确地宣称：“教育带来聪 明才智，并因此带来工作和金钱的成功。”这一促使人们维持其尚未实现之抱负的训练过程 的核心是成功的文化原型，是证明一个人只要具备必要的能力便可以实现美国梦的活文档。 从这一关联的角度思考以下这些从《国家商业》（Nation’s Business）这份商业杂志中摘录的 片断，这份杂志选取了大众传媒中表明商业阶级文化价值观的大量可比较材料。 文献 （《国家商业》，第 27 卷，第 8 期，第 7 页） 社会学含义 “你必须生来就善于做那些工作，伙计，要不然就 努力干。” 这是一种异端的观点，也许产生于持续的挫折， 它否认坚持一种明显无法实现的目标的价值，并且， 针对为达成这一目标而提供不同途径的社会结构发 出质疑。 那是一种对野心的陈旧的麻醉剂。 反击，明确断言了保持一个人的抱负始终不变、 不失去“野心”的价值。 在听从其麻醉之前，先问一问这些人： 明确肯定随后将要提出的一系列“成功人士” 的作用。这些人作为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这样的 社会结构允许这些抱负的实现——如果这个人富有 的话。而相应地，达不成这些目标只是证明了一个 人自己的个人缺点。因此，由失败而引起的攻击行 为应该指向内部而非外部，应该反对自己，而不是 反对提供了自由平等机会的社会结构。 艾尔默 R. 琼斯（Elmer R. Jones），Wells-Fargo 公司 的总裁，他原来是个穷孩子，五年级时离开学校开 始他的第一份工作。 成功的原型 I：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同样大的野 心，因为不论起点有多低，真正的天才总是能够达 到预定高度。抱负必须始终不变。 弗兰克 C. 波尔（Frank C. Ball），美国的果酱梅森 （Mason）之王，他驾着由他弟弟乔治（George）的 马所拉的封闭货运车，从布法罗（Buffalo）到了印 第安那州的孟西（Muncie），开始了他在孟西的小生 意，这笔小生意后来成为该行业之首。 成功的原型 II：不论一个人现在努力的结果是什 么，未来总是充满了希望；因为即使普通人也可能 变成国王。满足似乎总是被延后，但当一个人的企 业成为“同行之首”的时候，它们终将得到实现。 J. L. 柏温（J. L. Bevan），伊利诺易斯州中央铁路的 总裁，12 岁时还是新奥尔良（New Orlean）货物办 公室的一个信使。 成功的原型 III：如果我们经济发展的世俗化趋 势（secular trends）留给小生意的空间似乎不大，那 么一个人可以从私人企业的庞大官僚机构中发家。 如果一个人不再能够成为某个需要凭借他自己的创 造的领域中的国王，那么他至少可以成为某个经济 民主领域中的领导。不管一个人现在的社会地位是 什么，信使抑或职员，他的眼睛都应该盯着最高处。 从一介平民上升到经济皇族阶层的典型标志，被深深地编织进美国的文化模式之中。这 种文化模式的最终表述可以在安得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他对自己说的那一套 了如指掌——的话中找到：“在你的梦中成为国王。对你自己说：‘我位于颠峰。’” 与积极强调维持高目标的义务并行的，是对那些放弃野心的人进行惩罚的相关强调。在 美国文化的词典中，正如与在年轻人的词典中一样，“没有诸如‘失败’这样的词。”因此美
国人被告诫“不要做一个放弃者”。文化的宣言明白无误:一个人不能放弃,不能停止奋斗 不能降低目标,因为“低目标,而非失败,才是犯罪。” 因此,这种文化乐于接受三个文化公理:第一,所有的人都应当为同样高的目标而奋斗, 因为它们向所有的人敞开;第二,眼前暂时的失败是通向最终成功的驿站:第三,真正的失 败仅仅是由于缩小或放弃野心所致 对这些公理进行粗略的心理学解释,则它们意味着:第一,对刺激的符号性的二级强化 ( a symbolic secondary reinforcement of incentive);第二,通过相关激励来遏制回应终止的威 胁;第三,增加动机强度,以便在没有持续报酬的情况下使回应继续不断。 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则这些公理表示:第一,偏转一个人对加于其自身之上的社 会结构进行批判,这些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使他们不能得到完全和平等的机会:第二,通过使 处于社会低层的人与他们最终将要加入的社会上层,而非他们的同阶层人取得认同来保持一 个社会权力的结构;第三,迫使人们遵从不放松野心的文化命令,否则,将有得不到完全社 会成员资格的威胁 正是因为这些术语和通过这些过程,现代美国文化的特点才一直被描述为:在极度强调 财富作为成功的一个基本象征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对通向这一目标的合法途径的强调。生 活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们是怎样回应的呢?我们所做的观察对认为越轨行为来自生 物冲动对由文化所强加之限制的突破这一教条有何影响?简言之,处于社会结构—一在这种 结构的文化中,对占优势的成功目标的强调日益脱离了相应的对追求这些目标的制度化程序 的强调一一中不同位置的人们的行为后果是什么? 个人适应的类型 离开这些文化模式,我们现在来考察带有这种文化特征的( culture-bearing)社会里个 人适应的类型。虽然我们的关注点仍在越轨行为之不同发生率和类型的文化与社会起源上, 我们的视角要从不同模式的文化价值的层面,转向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不同位置的人对这些价 值的适应类型的层面 我们在这儿考虑五种适应类型,如下表所示。(+)表示“接受”,(-)表示“拒绝”,而 (士)则表示“拒绝流行的价值并用新价值取而代之” 个人适应形式的类型学 适应形式 文化目标 制度化手段 I.遵从 II.创新 III.仪式主义 退隐主义 V.反抗 要考察社会结构怎样对个人的这种或那种可能的行为形式施加压力,必须首先注意到, 当人们从事不同领域的社会活动时,他们也许会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这些范畴指的 是特定类型的情境下的角色行为,而不是人格( personality)。它们是或多或少持久的反应类 型,而不是人格组织的类型。在若干行为领域里考察这些适应的类型,在本章有限的篇幅内 将是一项难以应付的复杂任务。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主要关注我们这个竞争社会中宽泛意 义上的经济活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这个社会中,财富已经
5 国人被告诫“不要做一个放弃者”。文化的宣言明白无误：一个人不能放弃，不能停止奋斗， 不能降低目标，因为“低目标，而非失败，才是犯罪。” 因此，这种文化乐于接受三个文化公理：第一，所有的人都应当为同样高的目标而奋斗， 因为它们向所有的人敞开；第二，眼前暂时的失败是通向最终成功的驿站；第三，真正的失 败仅仅是由于缩小或放弃野心所致。 对这些公理进行粗略的心理学解释，则它们意味着：第一，对刺激的符号性的二级强化 （a symbolic secondary reinforcement of incentive）；第二，通过相关激励来遏制回应终止的威 胁；第三，增加动机强度，以便在没有持续报酬的情况下使回应继续不断。 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则这些公理表示：第一，偏转一个人对加于其自身之上的社 会结构进行批判，这些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使他们不能得到完全和平等的机会；第二，通过使 处于社会低层的人与他们最终将要加入的社会上层，而非他们的同阶层人取得认同来保持一 个社会权力的结构；第三，迫使人们遵从不放松野心的文化命令，否则，将有得不到完全社 会成员资格的威胁。 正是因为这些术语和通过这些过程，现代美国文化的特点才一直被描述为：在极度强调 财富作为成功的一个基本象征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对通向这一目标的合法途径的强调。生 活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们是怎样回应的呢？我们所做的观察对认为越轨行为来自生 物冲动对由文化所强加之限制的突破这一教条有何影响？简言之，处于社会结构——在这种 结构的文化中，对占优势的成功目标的强调日益脱离了相应的对追求这些目标的制度化程序 的强调——中不同位置的人们的行为后果是什么？ 个人适应的类型 离开这些文化模式，我们现在来考察带有这种文化特征的（culture-bearing）社会里个 人适应的类型。虽然我们的关注点仍在越轨行为之不同发生率和类型的文化与社会起源上， 我们的视角要从不同模式的文化价值的层面，转向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不同位置的人对这些价 值的适应类型的层面。 我们在这儿考虑五种适应类型，如下表所示。（+）表示“接受”，（-）表示“拒绝”，而 （±）则表示“拒绝流行的价值并用新价值取而代之”。 个人适应形式的类型学 适应形式 文化目标 制度化手段 I．遵从 + + II．创新 + - III．仪式主义 - + IV．退隐主义 - - V．反抗 ± ± 要考察社会结构怎样对个人的这种或那种可能的行为形式施加压力，必须首先注意到， 当人们从事不同领域的社会活动时，他们也许会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这些范畴指的 是特定类型的情境下的角色行为，而不是人格（personality）。它们是或多或少持久的反应类 型，而不是人格组织的类型。在若干行为领域里考察这些适应的类型，在本章有限的篇幅内 将是一项难以应付的复杂任务。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主要关注我们这个竞争社会中宽泛意 义上的经济活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这个社会中，财富已经
具有了很高的象征意义。 I.遵从 只要一个社会是稳定的,适应类型I—一既遵从文化目标,又遵从制度化手段一一就是 最普遍和广泛存在的。否则,就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构成每一种社会秩序的期 望之网( the mesh of expectancies)通过其成员所表现出的对既有——尽管从世俗的意义上来 说是变化不定的一一文化模式的遵从行为而得以维持。事实上,这仅是因为行为以社会的基 本价值为取向,这样我们才可以说一个人类的聚合体组成了一个社会。除非一系列价值被互 动中的个人所分享,否则只存在社会联系一一如果可以这样来称呼无序互动的话一一而非社 会。因此,在世纪中叶当人们提及一个多国社会( Society of Nations)时,首先是将其视作 一个发表演说的场所,或者是想象的客体,而不是一个社会学实在 既然我们主要的兴趣集中在越轨行为的来源上,同时由于我们已经简要考察了作为美国 文化中之典型反应的遵从的形成机制,关于这一类型的适应在这里就没有什么需要再多说 II.创新 文化上张扬成功目标,导致了这样一种适应方式,即通过使用为制度所禁止但却常常 有效的手段以期达成至少是成功一—财富和权力—一的某种可能。这种反应发生在当个体已 经接受了对目标的文化强调,但同时却并没有将支配目标达成的途径和手段的制度性规范内 化之时。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对一个目标的巨大感情投资,可能会导致人们甘愿冒险,而这种 态度可以被社会各阶层的人所持有。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社会结 构的哪些特征注定了这种类型的适应,以致在某一社会阶层出现更高的越轨行为率 在最高的经济层面,要求创新的压力通常消除了在民德范围内进行中规中矩的奋斗和进 行超出民德之上的出格行动之间的区别。正如凡伯仑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任何既有的案例 中,都很难说一—实际上,在法院作出宣判之前时常都是不可能的一一它是值得赞扬的推销 术还是值得忏悔的违法行为。”庞大的美国财富的历史贯穿着在制度上可疑的创新的压力, 这已为许多强盗巨商( Robber barons)的例子所证明。对这些“精明、机灵和成功的”人的 常常是私下,而且公开地表示谨慎的赞美,是一种文化结构的产物,在这种文化结构里,神 圣的目标实际上也使手段神圣化了。这并不是新的现象。我们在不假设查利斯·狄更斯 ( Charles dickens)(在《美国札记》( American notes)中)是一个美国现象的完全准确的观 察者,并且也完全知道他绝不公正的情况下,来看看他关于美国所作的敏锐的评论 对“聪明”行为(" smart" dealing)的喜爱:它给诸多诈骗和信任的完全 破裂镀上一层美丽的外表;它装点了许多公开的和私下的贪污;它还使很多绝对应 该被送上绞刑架的骗徒仍旧高昂着头。……一次失败的投机,或者一次破产,或 者一个成功的恶棍,其优点不是由其对黄金法则的遵守来衡量,“做你必须做的 而是考虑到他们的聪明。…以下是我引用了数百次的一段对话:“如果这样一个 坏人通过最不光彩和最丑恶的手段弄到一大笔财产而你的市民却无视他所犯下的
6 具有了很高的象征意义。 I． 遵从 只要一个社会是稳定的，适应类型 I——既遵从文化目标，又遵从制度化手段——就是 最普遍和广泛存在的。否则，就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构成每一种社会秩序的期 望之网（the mesh of expectancies）通过其成员所表现出的对既有——尽管从世俗的意义上来 说是变化不定的——文化模式的遵从行为而得以维持。事实上，这仅是因为行为以社会的基 本价值为取向，这样我们才可以说一个人类的聚合体组成了一个社会。除非一系列价值被互 动中的个人所分享，否则只存在社会联系——如果可以这样来称呼无序互动的话——而非社 会。因此，在世纪中叶当人们提及一个多国社会（Society of Nations）时，首先是将其视作 一个发表演说的场所，或者是想象的客体，而不是一个社会学实在。 既然我们主要的兴趣集中在越轨行为的来源上，同时由于我们已经简要考察了作为美国 文化中之典型反应的遵从的形成机制，关于这一类型的适应在这里就没有什么需要再多说 了。 II．创新 文化上张扬成功目标，导致了这样一种适应方式，即通过使用为制度所禁止但却常常 有效的手段以期达成至少是成功——财富和权力——的某种可能。这种反应发生在当个体已 经接受了对目标的文化强调，但同时却并没有将支配目标达成的途径和手段的制度性规范内 化之时。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对一个目标的巨大感情投资，可能会导致人们甘愿冒险，而这种 态度可以被社会各阶层的人所持有。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社会结 构的哪些特征注定了这种类型的适应，以致在某一社会阶层出现更高的越轨行为率。 在最高的经济层面，要求创新的压力通常消除了在民德范围内进行中规中矩的奋斗和进 行超出民德之上的出格行动之间的区别。正如凡伯仑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任何既有的案例 中，都很难说——实际上，在法院作出宣判之前时常都是不可能的——它是值得赞扬的推销 术还是值得忏悔的违法行为。”庞大的美国财富的历史贯穿着在制度上可疑的创新的压力， 这已为许多强盗巨商（Robber Barons）的例子所证明。对这些“精明、机灵和成功的”人的 常常是私下，而且公开地表示谨慎的赞美，是一种文化结构的产物，在这种文化结构里，神 圣的目标实际上也使手段神圣化了。这并不是新的现象。我们在不假设查利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在《美国札记》（American Notes）中）是一个美国现象的完全准确的观 察者，并且也完全知道他绝不公正的情况下，来看看他关于美国所作的敏锐的评论 对“聪明”行为（“smart” dealing）的喜爱：它给诸多诈骗和信任的完全 破裂镀上一层美丽的外表；它装点了许多公开的和私下的贪污；它还使很多绝对应 该被送上绞刑架的骗徒仍旧高昂着头。… … 一次失败的投机，或者一次破产，或 者一个成功的恶棍，其优点不是由其对黄金法则的遵守来衡量，“做你必须做的，” 而是考虑到他们的聪明。… … 以下是我引用了数百次的一段对话：“如果这样一个 坏人通过最不光彩和最丑恶的手段弄到一大笔财产，而你的市民却无视他所犯下的
所有罪行,容忍并支持他,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可耻的情况吗?他是公众所讨厌的 人,是不是?”“是的,阁下。”“一个有罪的说谎者?”“是的,阁下。”“他已经被 人拳打脚踢、棍棒加身了?″“是的,阁下。″“他是—个彻底名誉扫地、被贬斥和 放荡无耻的人?”“是的,阁下。”“那么好奇地问一下,他的优点是什么?”“噢, 阁下,他是一个聪明人。” 在这幅描绘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观的讽刺画中,狄更斯当然仅仅是众多无情地探查到过 度强调金融成功之后果的智者之一。……但也许这里最关键的是安姆布鲁斯·比尔斯 ( Ambrose bierce)对才智(wit)的运用,他以这种形式的运用清楚地表明,才智并未与其 词源学意义切断,而依然意味着人们借以了解、学习或思考的力量。在他的具有特殊讽刺意 味和洞见颇深的一篇关于“犯罪及其矫正物”(“ crime and its correctives”)的文章中,比尔 斯从这样一个观察开始:“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争辩这样一种理论,即犯罪的冲动是一种疾 病,而对此投赞成票者似乎是得了这种病。”在这一开场白之后,他描绘了成功的騙子如何 获得社会的合法性,并继续剖析了文化价值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分歧。 通常,一个好美国人对无赖行为相当严厉,但是他对流氓的友好容忍弥补了这 种严厉。他仅有的要求是他自己必须私下里认识这个流氓。如果我们无幸与窃贼相 识,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公开谴责”这些窃贼。而如果我们与其相识,噢,那就 不一样了—除非他们带有真正的贫民窟或监狱的臭味。我们或许知道他们是有罪 的,但我们还是与他们会面,跟他们握手,和他们一起喝酒,而如果那些人碰巧很 富有或有头有脸,我们还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并且将自己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视 作一种荣幸。我们不“赞成他们的方法”—必须理解这一点;他们并且因此而得 到了足够的惩罚。如果认为一个恶棍会像一个举止文明友善的人那样谨小慎微,这 种想法看起来好像是—个幽默作家的发明。他或许是在火星的歌舞杂耍舞台上发财 的。 如果社会拒绝给予流氓无赖以承认的话,他们将会大大减少。一些人将会更加 卖力地掩盖他们那偏离了正轨的罪恶行迹,但是另一些人的良知却会大受冲击,若
7 所有罪行，容忍并支持他，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可耻的情况吗？他是公众所讨厌的 人，是不是？”“是的，阁下。”“一个有罪的说谎者？”“是的，阁下。”“他已经被 人拳打脚踢、棍棒加身了？”“是的，阁下。”“他是一个彻底名誉扫地、被贬斥和 放荡无耻的人？”“是的，阁下。”“那么好奇地问一下，他的优点是什么？”“噢， 阁下，他是一个聪明人。” 在这幅描绘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观的讽刺画中，狄更斯当然仅仅是众多无情地探查到过 度强调金融成功之后果的智者之一。……但也许这里最关键的是安姆布鲁斯·比尔斯 （Ambrose Bierce）对才智（wit）的运用，他以这种形式的运用清楚地表明，才智并未与其 词源学意义切断，而依然意味着人们借以了解、学习或思考的力量。在他的具有特殊讽刺意 味和洞见颇深的一篇关于“犯罪及其矫正物”（“crime and its correctives”）的文章中，比尔 斯从这样一个观察开始：“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争辩这样一种理论，即犯罪的冲动是一种疾 病，而对此投赞成票者似乎是得了这种病。”在这一开场白之后，他描绘了成功的骗子如何 获得社会的合法性，并继续剖析了文化价值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分歧。 通常，一个好美国人对无赖行为相当严厉，但是他对流氓的友好容忍弥补了这 种严厉。他仅有的要求是他自己必须私下里认识这个流氓。如果我们无幸与窃贼相 识，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公开谴责”这些窃贼。而如果我们与其相识，噢，那就 不一样了——除非他们带有真正的贫民窟或监狱的臭味。我们或许知道他们是有罪 的，但我们还是与他们会面，跟他们握手，和他们一起喝酒，而如果那些人碰巧很 富有或有头有脸，我们还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并且将自己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视 作一种荣幸。我们不“赞成他们的方法”——必须理解这一点；他们并且因此而得 到了足够的惩罚。如果认为一个恶棍会像一个举止文明友善的人那样谨小慎微，这 种想法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幽默作家的发明。他或许是在火星的歌舞杂耍舞台上发财 的。 如果社会拒绝给予流氓无赖以承认的话，他们将会大大减少。一些人将会更加 卖力地掩盖他们那偏离了正轨的罪恶行迹，但是另一些人的良知却会大受冲击，若
拒不承认他们的恶行对那些诚实生活的人所造成的损害的话。能令一个卑劣的家伙 畏惧的莫过于一只诚实的手的阻拦,和一道轻视目光的击,缓慢但无可避让的一 击 我们有很富裕的流氓无赖,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些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对与流氓 无赖握手,对被人看见自己与他们在一起,以及对声称自己与他们相识等等都不以 为耻。这样,谴责他们就是背信弃义;如果在遭到他们抢劫时大喊大叫,则相当于 出卖同犯。 个人也许会对一个坏蛋微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天要这样做好几次),如 果他不知道那人是个坏蛋,并且也没有说他是个坏蛋的话;但是如果他知道那人就 是坏蛋,并且也说过他是一个坏蛋的话,那么对其微笑就是一个伪君子根据这 个坏蛋在其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对其微笑的人或是一个普通的伪君子( plain hypocrite)或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伪君子( sycophantic hypocrite)普通的伪君 子比阿谀奉承的伪君子要多,因为没有什么成就的坏蛋比富裕和有声望的坏蛋要 多,尽管他们毎个人得到的微笑要少一些。只要美国人的这种性格维持依旧;只要 这种性格还在宽容成功的恶棍只要美国人的机巧能在一个人的公共性格和私人性 格——他的商业性格和个人性格——之间划岀一条想象的界限渼国人就将一直遭 受掠夺。简言之,只要美国人值得被掠夺,他们就会被掠夺。没有什么人类的法律 能够阻止,也不应当去阻止,因为那样会取消一个更高的和更有益的法则:“只要 你播种,就会有收获。” 比尔斯生活在一个美国强盗巨商活跃的时代,他很难不观察到后来所称的“白领犯罪” 不过他意识到,不是所有这些发生在经济高层的对制度性规范的重大偏离都能被发觉,也许 发生在较低中产阶级中的不那么严重的越轨行为才被曝光。萨舌兰( Sutherland)曾一再地 证明在商人中所流行的“白领犯罪行为。”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很多这样的罪行没有受到 起诉,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查到,或者如果被查到了,便是由于“这个商人的社会地位,他的
8 拒不承认他们的恶行对那些诚实生活的人所造成的损害的话。能令一个卑劣的家伙 畏惧的莫过于一只诚实的手的阻拦，和一道轻视目光的一击，缓慢但无可避让的一 击。 我们有很富裕的流氓无赖，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些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对与流氓 无赖握手，对被人看见自己与他们在一起，以及对声称自己与他们相识等等都不以 为耻。这样，谴责他们就是背信弃义；如果在遭到他们抢劫时大喊大叫，则相当于 出卖同犯。 一个人也许会对一个坏蛋微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天要这样做好几次），如 果他不知道那人是个坏蛋，并且也没有说他是个坏蛋的话；但是如果他知道那人就 是坏蛋，并且也说过他是一个坏蛋的话，那么对其微笑就是一个伪君子——根据这 个坏蛋在其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对其微笑的人或是一个普通的伪君子（plain hypocrite）或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伪君子（sycophantic hypocrite）。普通的伪君 子比阿谀奉承的伪君子要多，因为没有什么成就的坏蛋比富裕和有声望的坏蛋要 多，尽管他们每个人得到的微笑要少一些。只要美国人的这种性格维持依旧；只要 这种性格还在宽容成功的恶棍；只要美国人的机巧能在一个人的公共性格和私人性 格——他的商业性格和个人性格——之间划出一条想象的界限，美国人就将一直遭 受掠夺。简言之，只要美国人值得被掠夺，他们就会被掠夺。没有什么人类的法律 能够阻止，也不应当去阻止，因为那样会取消一个更高的和更有益的法则：“只要 你播种，就会有收获。” 比尔斯生活在一个美国强盗巨商活跃的时代，他很难不观察到后来所称的“白领犯罪”。 不过他意识到，不是所有这些发生在经济高层的对制度性规范的重大偏离都能被发觉，也许 发生在较低中产阶级中的不那么严重的越轨行为才被曝光。萨舌兰（Sutherland）曾一再地 证明在商人中所流行的“白领犯罪行为。”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很多这样的罪行没有受到 起诉，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查到，或者如果被查到了，便是由于“这个商人的社会地位，他的
远离惩罚的倾向,以及公众对白领犯罪行为的相对散漫的憎恨( relatively unorganized resentment)”。一项对1,700名普通中产阶级个人的研究发现,在社会的所有“值得尊敬的 成员中,“记录外犯罪”非常普遍。其中99%的被访者承认曾经犯过纽约州刑法所规定的49 项犯罪行为中的一项或几项,而其中每一项都严重到足以判处最高不低于一年的监禁。成年 期间犯罪的平均数一一不包括16岁以前所犯的罪—一男性为18项,女性为11项。64%的男 性和29%的女性承认自己曾犯过一项或一项以上的重罪,而按照纽约州的法律,依据这些罪 行足以剥夺他们的全部公民权。这些发现的主旨由一个部长表述出来,他提到他对自己所出 售的一种商品所作的虚假陈述,“开始我试图诚实,但这并不总是成功。”基于这些调查结果, 作者温和地得出结论道:“从法律上构成犯罪的行为的数量大大超出官方所公布的数字。非 法行为远不是一种反常的社会或心理表征,而确确实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是无论越轨行为率在几个不同社会阶层中有怎样的不同,我们从多种来源得知,官方 的犯罪统计数字—一这些数字一律显示,社会较低层的犯罪率较高—一都远不完全和可靠 我们的分析表明,促成越轨的最大压力被施加于社会较低阶层上。一些关键的案例允许我们 探查参与造成这些压力的社会学机制。一些研究员表明,在接受了对金钱成功的文化强调但 却缺乏通向成功的常规且合法的手段的情形下,犯罪的专门化领域( specialized areas of vice and crime)便构成对这种情形的一种“正常的”反应。在这些领域里,人们的职业机会大多 被限制在体力劳动和低级白领的工作中。如果考虑到在美国所有阶级中所持有的相当一致的 对体力劳动的侮辱,以及超越这一阶层的现实机会的付诸阙如,那么其结果便是出现一个越 轨行为的明显趋势。不熟练工的地位及其相应的低收入无法根据既有的价值标准,与邪恶、 敲诈和犯罪所许诺的权力和高收入相抗争的。 对我们目的而言,这些情况表明了两个突出的特征。第一,成功的动力是由既有的文化 价值所提供的;第二,通向这一目标的可行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被阶级结构限制在那些越轨行 为上。这是文化强调和造成强大的越轨压力之社会结构的结合。依靠合法渠道来“赚钱”的 机会受到阶级结构的限制,这种结构并未对各个阶层有能力的人完全开放。尽管我们坚持开 放的阶级的意识形态( open-class-ideology),但达到成功目标的路途,对那些几乎没有受过 什么正规教育及缺少经济资源的人来说,依然是相对比较稀少和非常艰辛的。这种明显的压 力导致合法但却大体上无效的奋斗逐渐衰减,而对虽然非法但却或多或少有效的权宜之计的 使用日增 对那些位于社会结构较低层的人来说,文化对他们提出了互不相容的要求。一方面,他 们被要求将自己的行为指向巨大财富的前景——“每个人都是国王,”马登( Marden)、卡 内基和隆(Long)说一一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拒绝给与在制度内实现目 标的有效机会。这种结构不一致性的后果便是高比率的越轨行为。随着对不择手段获取名望 的不断强调,由文化所指定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均衡关系变得极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一个对其所有成员的经济富裕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都给予额外奖励的社会里,当社会垂直流 动的渠道被关闭或关小时,安尔·卡蓬( Al Capone)就代表了非道德的智力( amoral intelligence)对道德上规定的“失败”( morally prescribed“ failure”)的胜利。最后这一个限 制条件极为重要。它说明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越轨行为的社会来源,除了对金钱成功的极端强 调以外,社会结构的其它方面也必须考虑在内。越轨行为的高频率不仅仅产生于机会的缺乏 或者被夸大的对金钱的强调。一个相对僵化的阶级结构,一个等级制的秩序,也许限制了机 会在今日美国社会可以获致的程度。正是当一种文化价值体系向绝大多数人群高度赞扬某些 普遍的成功目标—一实际上视其高于一切其他目标,而同时社会结构又严格地限制或彻底地 断绝了这些人群中的相当一部分达成这些目标的合法途径( approved modes)时,越轨行为 ①安尔卡蓬,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声名狼籍的汪洋大盗
9 远离惩罚的倾向，以及公众对白领犯罪行为的相对散漫的憎恨（relatively unorganized resentment）”。一项对 1，700 名普通中产阶级个人的研究发现，在社会的所有“值得尊敬的” 成员中，“记录外犯罪”非常普遍。其中 99%的被访者承认曾经犯过纽约州刑法所规定的 49 项犯罪行为中的一项或几项，而其中每一项都严重到足以判处最高不低于一年的监禁。成年 期间犯罪的平均数——不包括 16 岁以前所犯的罪——男性为 18 项，女性为 11 项。64%的男 性和 29%的女性承认自己曾犯过一项或一项以上的重罪，而按照纽约州的法律，依据这些罪 行足以剥夺他们的全部公民权。这些发现的主旨由一个部长表述出来，他提到他对自己所出 售的一种商品所作的虚假陈述，“开始我试图诚实，但这并不总是成功。”基于这些调查结果， 作者温和地得出结论道：“从法律上构成犯罪的行为的数量大大超出官方所公布的数字。非 法行为远不是一种反常的社会或心理表征，而确确实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是无论越轨行为率在几个不同社会阶层中有怎样的不同，我们从多种来源得知，官方 的犯罪统计数字——这些数字一律显示，社会较低层的犯罪率较高——都远不完全和可靠， 我们的分析表明，促成越轨的最大压力被施加于社会较低阶层上。一些关键的案例允许我们 探查参与造成这些压力的社会学机制。一些研究员表明，在接受了对金钱成功的文化强调但 却缺乏通向成功的常规且合法的手段的情形下，犯罪的专门化领域（specialized areas of vice and crime）便构成对这种情形的一种“正常的”反应。在这些领域里，人们的职业机会大多 被限制在体力劳动和低级白领的工作中。如果考虑到在美国所有阶级中所持有的相当一致的 对体力劳动的侮辱，以及超越这一阶层的现实机会的付诸阙如，那么其结果便是出现一个越 轨行为的明显趋势。不熟练工的地位及其相应的低收入无法根据既有的价值标准，与邪恶、 敲诈和犯罪所许诺的权力和高收入相抗争的。 对我们目的而言，这些情况表明了两个突出的特征。第一，成功的动力是由既有的文化 价值所提供的；第二，通向这一目标的可行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被阶级结构限制在那些越轨行 为上。这是文化强调和造成强大的越轨压力之社会结构的结合。依靠合法渠道来“赚钱”的 机会受到阶级结构的限制，这种结构并未对各个阶层有能力的人完全开放。尽管我们坚持开 放的阶级的意识形态（open-class-ideology），但达到成功目标的路途，对那些几乎没有受过 什么正规教育及缺少经济资源的人来说，依然是相对比较稀少和非常艰辛的。这种明显的压 力导致合法但却大体上无效的奋斗逐渐衰减，而对虽然非法但却或多或少有效的权宜之计的 使用日增。 对那些位于社会结构较低层的人来说，文化对他们提出了互不相容的要求。一方面，他 们被要求将自己的行为指向巨大财富的前景——“每个人都是国王，”马登（Marden）、卡 内基和隆（Long）说——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拒绝给与在制度内实现目 标的有效机会。这种结构不一致性的后果便是高比率的越轨行为。随着对不择手段获取名望 的不断强调，由文化所指定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均衡关系变得极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一个对其所有成员的经济富裕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都给予额外奖励的社会里，当社会垂直流 动的渠道被关闭或关小时，安尔·卡蓬（Al Capone）①就代表了非道德的智力（amoral intelligence）对道德上规定的“失败”（morally prescribed“failure”）的胜利。最后这一个限 制条件极为重要。它说明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越轨行为的社会来源，除了对金钱成功的极端强 调以外，社会结构的其它方面也必须考虑在内。越轨行为的高频率不仅仅产生于机会的缺乏 或者被夸大的对金钱的强调。一个相对僵化的阶级结构，一个等级制的秩序，也许限制了机 会在今日美国社会可以获致的程度。正是当一种文化价值体系向绝大多数人群高度赞扬某些 普遍的成功目标——实际上视其高于一切其他目标，而同时社会结构又严格地限制或彻底地 断绝了这些人群中的相当一部分达成这些目标的合法途径（approved modes）时，越轨行为 ① 安尔-卡蓬，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声名狼籍的汪洋大盗。——译注
随即大规模地产生。换句话说,我们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间接地否认了在追求金钱成功的的 过程中存在非竞争的个人和群体。相反,同样一套成功的象征符号适用于所有人。目标超越 了阶级界限,而不是被其所束缚,但事实上的社会组织的现状却使得在通向目标的难易程度 上,存在着阶级差异。在这一背景下,一种主要的美国美德一—“抱负”,促成了一种主要 的美国恶行——“越轨行为”。 这样的理论分析也许可以帮助解释犯罪和贫困之间多样化的相关关系。“贫困”并非 个总是以同样方式起作用的孤立的变量:它仅仅是可识别的社会和文化变量相互作用之网中 的一个。这种贫困及其所导致的机会限制,并不足以产生一个显著的高犯罪行为率。甚至臭 名昭著的“丰裕中的贫困”(“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plenty”)也不会必然导致这个结果。但 是当贫困及其相关的在竞争为社会所有成员所认同的文化价值时的不利条件,与将金钱成功 作为一个主流目标来加以文化上的强调相联系的时侯,高比率的犯罪行为便是正常的结果 因此,原始的(并不一定可靠)犯罪统计数据表明,贫困与犯罪的相关度在欧洲东南部并不 象在美国那样高。在这些欧洲地区,穷人的经济生活机会看上去甚至比在美国更加无望,所 以无论是贫困还是与其相联系的机会限制都不足以说明(二者间的)这种多样化的相关关系 然而,当我们考虑所有因素的全貌( the full configuration)时一—贫困,受到限制的机会和 文化目标的分配一一便似乎有了一些基础以解释贫困和犯罪之间的相关度何以在我们社会 比在其他社会要高,在其它社会里,僵化的阶级结构伴随着不同阶级的成功象征 这一对金钱野心的文化强调和对获得完全机会的社会障碍之间矛盾的受害者,并不总是 能意识到他们自己抱负受阻的结构来源。当然,他们经常意识到个人价值和社会报酬之间的 不相符。但他们并不一定懂得这是怎样形成的。那些的确在社会结构中发现了差异来源的人, 可能会变得疏离那一结构,并变成适应类型V(反抗)的支持者。但是其他人,这好像包括 绝大多数的人,则可能将他们的困难归结于更多神秘的而非社会学的根源。正如著名的古典 学者和不期而然的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穆瑞( Gilbert Murray)就这一一般联系所言,“滋生 迷信的最好土壤是这样一个社会,该社会中人们的好运在现实中不与他们的优点和努力相联 系。笼统地说,一个稳定和管理良好的社会确实趋向于确保品德高尚和勤勉的人在生活中获 得成功,而品质恶劣和游手好闲的人则遭受失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强调合情合 理的或显而易见的因果链条。但在[一个失范的社会里]……通常的勤奋、诚实和仁慈等美 德似乎没什么用。”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倾向于强调神秘主义:幸运( Fortune)、机会 ( Chance)和运气(Luck)在发生作用 事实上,不论是我们社会中突出的“成功”者还是突出的“不成功”者,都往往将结果 归结于“运气”。因此,商业界的红人朱利亚斯·罗森瓦尔德( Julius rosenwald)宣称其95% 的巨大财富都是“由于运气”。而一份主要的商业期刊在一篇解释庞大个人财富的社会效益 的社论中发现,有必要在智慧之外再加上运气来说明发大财的原因:“当一个人通过明智的 投资一一我们承认,在很多时候这是得到了好运的帮助一一积累了数百万资产,他并没有因 此而从其余我们这些人手中拿走什么。”几乎同样地,工人经常用运气来解释其经济地位 工人完全把自己看成没有工作可做的有经验的熟练工。如果他有工作,他觉得很幸运。如 果他没有工作,他就是坏运气的受害者。他很难看到价值和后果之间的关系。” 但是,对那些达到了文化所强调的目标的人和没有达到这些目标的人而言,他们用运气 和侥幸的作用所作的解释却发挥了各自特殊的功能。对成功者而言,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 这是一种令人解除戒心的谦逊的表达方式。说一个人其实是因为侥幸而非完全应该得到这种 好运,这样便去除了任何自负的伪装。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由成功者所解释的有关运气的 说法发挥着双重功能,它既解释了在优点和报酬之间时常发生的不相符的情况,同时又避免 了批评使这种不相符频繁发生的社会结构。因为如果成功首先是一种幸运,如果它仅仅在于 事物的盲目的天性,如果它像风一样四处飘荡,来去无踪,那么它肯定不受控制,并且无论
10 随即大规模地产生。换句话说，我们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间接地否认了在追求金钱成功的的 过程中存在非竞争的个人和群体。相反，同样一套成功的象征符号适用于所有人。目标超越 了阶级界限，而不是被其所束缚，但事实上的社会组织的现状却使得在通向目标的难易程度 上，存在着阶级差异。在这一背景下，一种主要的美国美德——“抱负”，促成了一种主要 的美国恶行——“越轨行为”。 这样的理论分析也许可以帮助解释犯罪和贫困之间多样化的相关关系。“贫困”并非一 个总是以同样方式起作用的孤立的变量；它仅仅是可识别的社会和文化变量相互作用之网中 的一个。这种贫困及其所导致的机会限制，并不足以产生一个显著的高犯罪行为率。甚至臭 名昭著的“丰裕中的贫困”（“poverty in the midst of plenty”）也不会必然导致这个结果。但 是当贫困及其相关的在竞争为社会所有成员所认同的文化价值时的不利条件，与将金钱成功 作为一个主流目标来加以文化上的强调相联系的时侯，高比率的犯罪行为便是正常的结果。 因此，原始的（并不一定可靠）犯罪统计数据表明，贫困与犯罪的相关度在欧洲东南部并不 象在美国那样高。在这些欧洲地区，穷人的经济生活机会看上去甚至比在美国更加无望，所 以无论是贫困还是与其相联系的机会限制都不足以说明（二者间的）这种多样化的相关关系。 然而，当我们考虑所有因素的全貌（the full configuration）时——贫困，受到限制的机会和 文化目标的分配——便似乎有了一些基础以解释贫困和犯罪之间的相关度何以在我们社会 比在其他社会要高，在其它社会里，僵化的阶级结构伴随着不同阶级的成功象征。 这一对金钱野心的文化强调和对获得完全机会的社会障碍之间矛盾的受害者，并不总是 能意识到他们自己抱负受阻的结构来源。当然，他们经常意识到个人价值和社会报酬之间的 不相符。但他们并不一定懂得这是怎样形成的。那些的确在社会结构中发现了差异来源的人， 可能会变得疏离那一结构，并变成适应类型 V（反抗）的支持者。但是其他人，这好像包括 绝大多数的人，则可能将他们的困难归结于更多神秘的而非社会学的根源。正如著名的古典 学者和不期而然的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穆瑞（Gilbert Murray）就这一一般联系所言，“滋生 迷信的最好土壤是这样一个社会，该社会中人们的好运在现实中不与他们的优点和努力相联 系。笼统地说，一个稳定和管理良好的社会确实趋向于确保品德高尚和勤勉的人在生活中获 得成功，而品质恶劣和游手好闲的人则遭受失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强调合情合 理的或显而易见的因果链条。但在[一个失范的社会里]…… 通常的勤奋、诚实和仁慈等美 德似乎没什么用。”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倾向于强调神秘主义：幸运（Fortune）、机会 （Chance）和运气（Luck）在发生作用。 事实上，不论是我们社会中突出的“成功”者还是突出的“不成功”者，都往往将结果 归结于“运气”。因此，商业界的红人朱利亚斯·罗森瓦尔德（Julius Rosenwald）宣称其 95% 的巨大财富都是“由于运气”。而一份主要的商业期刊在一篇解释庞大个人财富的社会效益 的社论中发现，有必要在智慧之外再加上运气来说明发大财的原因：“当一个人通过明智的 投资——我们承认，在很多时候这是得到了好运的帮助——积累了数百万资产，他并没有因 此而从其余我们这些人手中拿走什么。”几乎同样地，工人经常用运气来解释其经济地位。 “工人完全把自己看成没有工作可做的有经验的熟练工。如果他有工作，他觉得很幸运。如 果他没有工作，他就是坏运气的受害者。他很难看到价值和后果之间的关系。” 但是，对那些达到了文化所强调的目标的人和没有达到这些目标的人而言，他们用运气 和侥幸的作用所作的解释却发挥了各自特殊的功能。对成功者而言，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 这是一种令人解除戒心的谦逊的表达方式。说一个人其实是因为侥幸而非完全应该得到这种 好运，这样便去除了任何自负的伪装。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由成功者所解释的有关运气的 说法发挥着双重功能，它既解释了在优点和报酬之间时常发生的不相符的情况，同时又避免 了批评使这种不相符频繁发生的社会结构。因为如果成功首先是一种幸运，如果它仅仅在于 事物的盲目的天性，如果它像风一样四处飘荡，来去无踪，那么它肯定不受控制，并且无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