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农村精英的构成和演变 杨善华 精英的定义和精英研究的由来 1.精英的定义。乡村精英主要是指政治精英。这里将乡村政治精英定义为“在农村社区生 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的功能'”的人(这里借用王汉生对乡村政治精英所 下的定义,见王汉生:1994)。 2.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国家、社会 和民众关系研究中一个最引人注意的问题。以往国内和国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 (其中有相当多社会学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理论、概念和见解,试图对这 问题,尤其是1949年后的情况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描述和解释。早期的有费孝通的“双 轨政治”(费孝通:1947)、孔飞力的“士绅操纵”(孔飞力:1980)、杜赞奇的“经纪体制” (杜赞奇:中译本1995)。80年代之后,有司考特罗泽尔所借用的由斯第格里茨提出的“主 人一代理人”理论(司考特罗泽尔:199〗2:斯第格里茨:1987)、有王思斌的“边际人”理 论(王思斌:1991),有宿胜军的“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宿胜军:1997),有金. 奥伊的“庇护关系”理论(金奥伊:1989)等。 作为一种理论概括,这些概念(理论)有点象当年马克斯韦伯所提的理想类型。即它们 在突出了精英在所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主要特征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要略去一些属于这些 概念和理论的内涵但可能是次要的部分,也会失去它们从中提炼出来的那种现实生活的生动 性和丰富性,失去构成它们前提的社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这就构成了在这里重新讨论这些 概念(理论)的可能。 国外用来描述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社区精英变动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派:一派是精英循环 理论,一派是精英再生产理论。精英循环理论( Victor nee:1989)把精英的更替视为一个 新陈代谢的过程,新精英的产生和旧精英的退出是这一过程相伴相随的两个方面。对于中国 就是说改革后形成的农村社区精英集团在人员构成上较改革之前的旧精英集团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新涌现的精英人物进入精英集团,取代了那些落伍的旧精英的位置(王汉生:1994); 精英再生产理论(转引自孙立平:1994)更倾向于把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 色转换的过程。旧精英集团就象是一个原始胚胎,在社会转型的催化下,孕育出、分化出不 同类型的精英分子。而王汉生则通过她的实地调查提出了更全面的看法。她认为,改革以来 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王
第七讲 农村精英的构成和演变 杨善华 一、精英的定义和精英研究的由来 1．精英的定义。乡村精英主要是指政治精英。这里将乡村政治精英定义为“在农村社区生 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的功能’”的人（这里借用王汉生对乡村政治精英所 下的定义，见王汉生：1994）。 2．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国家、社会 和民众关系研究中一个最引人注意的问题。以往国内和国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 （其中有相当多社会学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理论、概念和见解，试图对这 一问题，尤其是 1949 年后的情况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描述和解释。早期的有费孝通的“双 轨政治”（费孝通：1947）、孔飞力的“士绅操纵”（孔飞力：1980）、杜赞奇的“经纪体制” （杜赞奇：中译本 1995）。80 年代之后，有司考特.罗泽尔所借用的由斯第格里茨提出的“主 人—代理人”理论（司考特.罗泽尔：1992；斯第格里茨：1987）、有王思斌的“边际人”理 论（王思斌：1991），有宿胜军的“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宿胜军：1997），有金. 奥伊的“庇护关系”理论（金.奥伊：1989）等。 作为一种理论概括，这些概念（理论）有点象当年马克斯韦伯所提的理想类型。即它们 在突出了精英在所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主要特征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要略去一些属于这些 概念和理论的内涵但可能是次要的部分，也会失去它们从中提炼出来的那种现实生活的生动 性和丰富性，失去构成它们前提的社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这就构成了在这里重新讨论这些 概念（理论）的可能。 国外用来描述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社区精英变动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派：一派是精英循环 理论，一派是精英再生产理论。精英循环理论（Victor Nee：1989）把精英的更替视为一个 新陈代谢的过程，新精英的产生和旧精英的退出是这一过程相伴相随的两个方面。对于中国， 就是说改革后形成的农村社区精英集团在人员构成上较改革之前的旧精英集团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新涌现的精英人物进入精英集团，取代了那些落伍的旧精英的位置（王汉生：1994）； 精英再生产理论（转引自孙立平：1994）更倾向于把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 色转换的过程。旧精英集团就象是一个原始胚胎，在社会转型的催化下，孕育出、分化出不 同类型的精英分子。而王汉生则通过她的实地调查提出了更全面的看法。她认为，改革以来 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王
汉生:1994)。*因为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来自于对经验研究取得的资料的概括和提炼,而人类 学式的田野工作不可能在这方面取得总体性的资料。所以这样的概括和归纳对照现实生活的 广阔、生动、复杂和丰富总不可避免会有遗漏,会有不全面之处。因而值得再作进一步的探 综合上面各种观点和见解,再结合我们在河北某县郄家庄的田野工作所得到的资料,我 认为在讨论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必须既注意国家(政权)的 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作用一在排除了“决定”和“认可”两种含义之外一更具有一种 导向性),也注意社区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及精英本身的作用。同时,也必须给精英的选 拔和其所发挥的作用以一种动态和历史的考察,注意到他们发挥作用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文化 背景,注意到现有精英和以往精英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精英的选拔 和更替是多种合力的结果;精英在社区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由于其所处的位置一在官系统 和民系统接触的边际地位(王思斌:1991)一从来就是多重性的 二、精英研究的前提条件: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对全国农村的全 面控制和组织,从而彻底改变了1949年前国家的力量无法(完全)达到农村行政村这一级 基层的态势(萧凤霞:1995)。①我则对这一点存有疑问。毫无疑问,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国家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想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无情地阻止 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或完全实现。所谓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即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 或社区的利益来安排村庄的实际事务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先从1949年之后国家在农村施政的基本目标说起 1949年,中国共产党按照1945年它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在中国取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 之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将着手实施 它为革命制定的最高纲领:在土地改革之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就中国农村当时的实 际情况而言,这一目标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它面对的是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的贫穷的农村,落后的小生产的经不起自然灾害打击的小农生产方式,占全国人口五 分之四的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而且文化素质异常低下的农民,再加上一个基本上是以儒家文 化(辅之以释道文化)为其理念和行为规范的农村社会。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起家的并 且有多年的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成功经验,但现在的任务是创建一个高效有序的新体制而不
汉生：1994）。*因为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来自于对经验研究取得的资料的概括和提炼，而人类 学式的田野工作不可能在这方面取得总体性的资料。所以这样的概括和归纳对照现实生活的 广阔、生动、复杂和丰富总不可避免会有遗漏，会有不全面之处。因而值得再作进一步的探 讨。 综合上面各种观点和见解，再结合我们在河北某县郄家庄的田野工作所得到的资料，我 认为在讨论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必须既注意国家（政权）的 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作用—在排除了“决定”和“认可”两种含义之外—更具有一种 导向性），也注意社区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及精英本身的作用。同时，也必须给精英的选 拔和其所发挥的作用以一种动态和历史的考察，注意到他们发挥作用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文化 背景，注意到现有精英和以往精英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精英的选拔 和更替是多种合力的结果；精英在社区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由于其所处的位置—在官系统 和民系统接触的边际地位（王思斌：1991）—从来就是多重性的。 二、精英研究的前提条件：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 1949 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对全国农村的全 面控制和组织，从而彻底改变了 1949 年前国家的力量无法（完全）达到农村行政村这一级 基层的态势（萧凤霞：1995）。①我则对这一点存有疑问。毫无疑问，1949 年之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国家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想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无情地阻止 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或完全实现。所谓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即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 或社区的利益来安排村庄的实际事务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先从 1949 年之后国家在农村施政的基本目标说起。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按照 1945 年它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在中国取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 之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将着手实施 它为革命制定的最高纲领：在土地改革之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就中国农村当时的实 际情况而言，这一目标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它面对的是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的贫穷的农村，落后的小生产的经不起自然灾害打击的小农生产方式，占全国人口五 分之四的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而且文化素质异常低下的农民，再加上一个基本上是以儒家文 化（辅之以释道文化）为其理念和行为规范的农村社会。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起家的并 且有多年的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成功经验，但现在的任务是创建一个高效有序的新体制而不
是象过去那样利用一个旧体制,破坏或者改造一个旧体制。这就带来了许多它过去所没有遇 到的问题。 首先看土地改革。土改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进行的,即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制定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 农,消灭地主阶级”。它根据占有生产资料及是否有雇工剥削的情况来划定阶级成份。根 据党中央决策层的判断,农民应该占据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而地主富农只占农村人口的少数 所以土改应该首先将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口划定为农民,然后将这大多数农民发动起来,才能 斗倒占农村人口少数的地主富农,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给新民主主义革命划上一个圆满的 句号。而各地的人均土地情况导致了各地掌握的阶级成份的划定标准有很大不同。因此,中 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在一出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央制 定的政策在许多时候只能是原则性的,给出一个政策或制度的走向或“一段约束区间”(王 汉生等:197),而贯彻与实施的任务却交给了各地,所以各地往往还要制定一个可操作的 具体的实施细则。至于如何根据这个细则去执行,解释权(包括执行权)则在最基层,即在 乡、村这一级,这就给了乡村一个运作的政治空间。 其次,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决定了中国人在处 理人际关系时有通过标签各种非正式的关系(远房亲戚、同宗、拟似血缘关系一认干亲、同 乡、同学、老上级、老同事、熟人等)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从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并为谋取 个人或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利益、争取各种资源创造条件这样一种倾向。中国共产党在闹革命 时及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能摆脱这种倾向。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中对这种 现象的批评及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实际存在的各个山头、各个派别也正说明了这种非正式关系 确实存在并有相当大的市场 正如制度经济学指出的那样,我们将要作出的制度选择,离不开既有的制度的制约即所 谓的“路径依赖”(诺斯:1994)。“而农村社会固有的文化惯性,决定了农民喜欢按照自己 熟悉的方式行事,不太乐意接受外来力量强行做出的安排。”(宿胜军:1997)这是导致农村 政治空间长期存在的来自农民和农村社会这一方的原因。面对农村这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 纵有最好的理想和最强大的动员方式,都无法使农民完全改变他们已有的生活轨道,也无法 完全遏止农民作为一个小私有者所必然存在的对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追求。所以,村庄作 为一个社区,在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共同作用下,它的自由政治空间就象一个打了气的皮球 当中国共产党给的外界压力增大的时候,球就缩小;当外界压力减小的时候,球就增大。 、村级政治精英的角色地位和行为特征及其变化
是象过去那样利用一个旧体制，破坏或者改造一个旧体制。这就带来了许多它过去所没有遇 到的问题。 首先看土地改革。土改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进行的，即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制定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 农，消灭地主阶级” 。它根据占有生产资料及是否有雇工剥削的情况来划定阶级成份。根 据党中央决策层的判断，农民应该占据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而地主富农只占农村人口的少数。 所以土改应该首先将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口划定为农民，然后将这大多数农民发动起来，才能 斗倒占农村人口少数的地主富农，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给新民主主义革命划上一个圆满的 句号。而各地的人均土地情况导致了各地掌握的阶级成份的划定标准有很大不同。因此，中 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在一出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央制 定的政策在许多时候只能是原则性的，给出一个政策或制度的走向或“一段约束区间”（王 汉生等：1997），而贯彻与实施的任务却交给了各地，所以各地往往还要制定一个可操作的 具体的实施细则。至于如何根据这个细则去执行，解释权（包括执行权）则在最基层，即在 乡、村这一级，这就给了乡村一个运作的政治空间。 其次，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决定了中国人在处 理人际关系时有通过标签各种非正式的关系（远房亲戚、同宗、拟似血缘关系—认干亲、同 乡、同学、老上级、老同事、熟人等）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从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并为谋取 个人或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利益、争取各种资源创造条件这样一种倾向。中国共产党在闹革命 时及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能摆脱这种倾向。毛泽东在 1937 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中对这种 现象的批评及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实际存在的各个山头、各个派别也正说明了这种非正式关系 确实存在并有相当大的市场。 正如制度经济学指出的那样，我们将要作出的制度选择，离不开既有的制度的制约即所 谓的“路径依赖”（诺斯：1994）。“而农村社会固有的文化惯性，决定了农民喜欢按照自己 熟悉的方式行事，不太乐意接受外来力量强行做出的安排。”（宿胜军：1997）这是导致农村 政治空间长期存在的来自农民和农村社会这一方的原因。面对农村这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 纵有最好的理想和最强大的动员方式，都无法使农民完全改变他们已有的生活轨道，也无法 完全遏止农民作为一个小私有者所必然存在的对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追求。所以，村庄作 为一个社区，在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共同作用下，它的自由政治空间就象一个打了气的皮球， 当中国共产党给的外界压力增大的时候，球就缩小；当外界压力减小的时候，球就增大。 三、村级政治精英的角色地位和行为特征及其变化
等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农村开始建设乡村基层政权以实行对农村的全面控制的时候,它 就发现它遇到了一个难题,即它不可能把吃“皇粮”的干部派到每个村,因为这意味着国家 将要养活一支异常庞大的干部队伍,财政上根本不能负担。这跟战争年代的情况根本不同 战争年代共产党在农村开辟根据地,它在各方面都要依靠农村的老百姓,并且它的干部和机 关也都只能驻在村里。这使它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但现在机关和领导人都驻在城市,因 为成本太高昂它又不能派出驻村干部,所以它只能将隶属政府管辖的干部派到乡(区)这 级,而村这一级(人民公社化之后则是大队一级)的干部只能从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中选 拔。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的基层就出现了一个断裂带一乡村(公社和大队)干部 实际上具有不同的身份一乡(后来是公社)干部是国家干部,吃皇粮的,其生活资源由国家 供给;村(大队)干部是农民,必须靠自己及(村)大队来解决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问题。因 此,最初的村干部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和上级的差别,因而也就具有了虽然是初步但确是明确 的对于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意识,尽管他们还具有很强的对共产党要知道报恩的思想 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相联系,顺理成章地充当最初的村干部的,在老区是跟着共产 党闹革命而因为种种原因尚未被提拔到上面去的老党员,在新解放的地区,是共产党培养的 积极分子。他们或者被认为苦大仇深,立场坚定,斗争坚决,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或者 被认为政治上较为成熟,有活动能力与组织能力,能开展工作;最好是两者兼有一但这样的 人往往已经离开村子到外面去工作了。但是,不管选上的是哪类人,他们的基本身份仍然是 农民。这也是王思斌提出的“边际人”理论的基本前提。由这点出发,王思斌指出,村干部 处在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和农村社区自治系统的中介位置,既是这两个系统利益一致的结合 点,又是这两个系统利益冲突的触发点。就村干部的行为特征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隶属 于干部系统,愿意认真完成上级分派下来的任务,但就其长远利益、基本身份而言,他们却 属于村民社会,因而从现实看,村干部较多地向民众系统倾斜(王思斌:1991)。 因此,利益分化实际上在土改刚刚结束,中国共产党刚刚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基层政 权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农村行政村这一级,干部们的任务是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也就 是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又是村民的代表,他们和村子里的农民有着血缘亲情和千 丝万褛的联系,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庭,养活妻儿老小是他们的责任。在土改结束的时候,全 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困,在资源和机会有限的前提下,是保障国家,还是保证 家庭和社区乡亲的生存?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代表和维护谁的利益,站在谁那一边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公”和“私”的斗争。因此维护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就作为当时农村意识形 态的主导方面被强化,在土改之后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判断基层政治精英是否变质的 标准。可以说,集体化开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也是按照这一标准来选拔乡(公社)
等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农村开始建设乡村基层政权以实行对农村的全面控制的时候，它 就发现它遇到了一个难题，即它不可能把吃“皇粮”的干部派到每个村，因为这意味着国家 将要养活一支异常庞大的干部队伍，财政上根本不能负担。这跟战争年代的情况根本不同。 战争年代共产党在农村开辟根据地，它在各方面都要依靠农村的老百姓，并且它的干部和机 关也都只能驻在村里。这使它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但现在机关和领导人都驻在城市，因 为成本太高昂它又不能派出驻村干部，所以它只能将隶属政府管辖的干部派到乡（区）这一 级，而村这一级（人民公社化之后则是大队一级）的干部只能从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中选 拔。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的基层就出现了一个断裂带—乡村（公社和大队）干部 实际上具有不同的身份—乡（后来是公社）干部是国家干部，吃皇粮的，其生活资源由国家 供给；村（大队）干部是农民，必须靠自己及（村）大队来解决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问题。因 此，最初的村干部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和上级的差别，因而也就具有了虽然是初步但确是明确 的对于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意识，尽管他们还具有很强的对共产党要知道报恩的思想。 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相联系，顺理成章地充当最初的村干部的，在老区是跟着共产 党闹革命而因为种种原因尚未被提拔到上面去的老党员，在新解放的地区，是共产党培养的 积极分子。他们或者被认为苦大仇深，立场坚定，斗争坚决，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或者 被认为政治上较为成熟，有活动能力与组织能力，能开展工作；最好是两者兼有—但这样的 人往往已经离开村子到外面去工作了。但是，不管选上的是哪类人，他们的基本身份仍然是 农民。这也是王思斌提出的“边际人”理论的基本前提。由这点出发，王思斌指出，村干部 处在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和农村社区自治系统的中介位置，既是这两个系统利益一致的结合 点，又是这两个系统利益冲突的触发点。就村干部的行为特征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隶属 于干部系统，愿意认真完成上级分派下来的任务，但就其长远利益、基本身份而言，他们却 属于村民社会，因而从现实看，村干部较多地向民众系统倾斜（王思斌：1991）。 因此，利益分化实际上在土改刚刚结束，中国共产党刚刚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了基层政 权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农村行政村这一级，干部们的任务是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也就 是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又是村民的代表，他们和村子里的农民有着血缘亲情和千 丝万褛的联系，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庭，养活妻儿老小是他们的责任。在土改结束的时候，全 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困，在资源和机会有限的前提下，是保障国家，还是保证 家庭和社区乡亲的生存？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代表和维护谁的利益，站在谁那一边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公”和“私”的斗争。因此维护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就作为当时农村意识形 态的主导方面被强化，在土改之后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判断基层政治精英是否变质的 标准。可以说，集体化开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也是按照这一标准来选拔乡（公社）
村的政治精英的。 总之,用刘小京的话来说,村这一级政治精英实际上扮演的是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 人和家庭代表人三者于一身的角色(刘小京:1998)。如果说在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由 于毛泽东个人的威望及整个官僚体系由于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仍然存在还能有效运作,所以 村(大队)的政治精英的行为还相对偏向国家代理人这一角色的话,那么在“四清”与“文 革”之后的情况则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已经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表示厌倦从而开始了淡化 意识形态的过程。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农村基层(公社和大队)的 不少干部已经开始怀疑当时的党的方针政策能不能帮助他们摆脱贫穷。这样,对党的方针政 策有选择的贯彻执行和变通在70年代就已经相当普遍。这就表明他们的行为取向已经明显 偏向社区和家庭。 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的转变,意识形态开始淡化,而强调村民自 治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家开始从农村退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选拔基层干部也逐渐趋 向功利,即强调被选拔的基层政治精英的办事能力,能否保证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任务的 完成。这些任务则被归结为计划生育,征收各种国家规定的粮款,维持农村的社会治安,或 者某项有助于证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政绩,关系到负责人乌纱帽的中心工作等等,而不再特 别强调基层政治精英对意识形态的忠诚。这意味着国家实际上和村级政治精英在某种程度上 达成了一种妥协:只要保证政府的各项任务的完成,村级政治精英的社区守望者和家庭代表 人的身份可以得到承认。因此在80年代之后,村干部们具有的国家代理人的身份与社区守 望者和家庭代表人的身份相比,所占的分量日益减弱,而其后两种身份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 在很多地方,相对社区守望者的角色而言,村干部的身份甚至只成为谋取个人和家庭好处的 种前提条件。从实用主义的干部选拔标准出发,村干部的成分有了新的变化。村级政治精 英所起的作用也随着村庄公共资源的多寡、乡镇经济发展的水平而有所不同。而随着财政体 制改革的深化,国家在对乡镇政权作用的发挥上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这将对村级政治精英的 作用的发挥的内容及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影响政治精英产生和选拔的因素 国家的力量一国家对村级基层政权组织提出的要求、乡镇政权根据国家的目标提出的具体选 拔标准;社区的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社区内各派政治势力(包括家族)、社会组织 和利益集团的作用
村的政治精英的。 总之，用刘小京的话来说，村这一级政治精英实际上扮演的是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 人和家庭代表人三者于一身的角色（刘小京：1998）。如果说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由 于毛泽东个人的威望及整个官僚体系由于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仍然存在还能有效运作，所以 村（大队）的政治精英的行为还相对偏向国家代理人这一角色的话，那么在“四清”与“文 革”之后的情况则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已经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表示厌倦从而开始了淡化 意识形态的过程。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农村基层（公社和大队）的 不少干部已经开始怀疑当时的党的方针政策能不能帮助他们摆脱贫穷。这样，对党的方针政 策有选择的贯彻执行和变通在 70 年代就已经相当普遍。这就表明他们的行为取向已经明显 偏向社区和家庭。 自 80 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的转变，意识形态开始淡化，而强调村民自 治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家开始从农村退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选拔基层干部也逐渐趋 向功利，即强调被选拔的基层政治精英的办事能力，能否保证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任务的 完成。这些任务则被归结为计划生育，征收各种国家规定的粮款，维持农村的社会治安，或 者某项有助于证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政绩，关系到负责人乌纱帽的中心工作等等，而不再特 别强调基层政治精英对意识形态的忠诚。这意味着国家实际上和村级政治精英在某种程度上 达成了一种妥协：只要保证政府的各项任务的完成，村级政治精英的社区守望者和家庭代表 人的身份可以得到承认。因此在 80 年代之后，村干部们具有的国家代理人的身份与社区守 望者和家庭代表人的身份相比，所占的分量日益减弱，而其后两种身份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 在很多地方，相对社区守望者的角色而言，村干部的身份甚至只成为谋取个人和家庭好处的 一种前提条件。从实用主义的干部选拔标准出发，村干部的成分有了新的变化。村级政治精 英所起的作用也随着村庄公共资源的多寡、乡镇经济发展的水平而有所不同。而随着财政体 制改革的深化，国家在对乡镇政权作用的发挥上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这将对村级政治精英的 作用的发挥的内容及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影响政治精英产生和选拔的因素： 国家的力量—国家对村级基层政权组织提出的要求、乡镇政权根据国家的目标提出的具体选 拔标准；社区的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社区内各派政治势力（包括家族）、社会组织 和利益集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