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冲突理论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进步 至少从修昔底德的时代开始,冲突理论就已经暗含于史料编纂与社会思想之中了。冲 突理论的基本主题如下:1)社会组织的核心特征是分层,即关注各群体之间、个人之间不 平等的种类和程度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统治的种类和程度。2)社会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其原 因要到群体和个人的利益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利益在于维持他们的支配地位或规 避他人对其的支配。3)在这些斗争中谁能赢得什么,取决于各种不同派别所控制的资源 这些资源包括用于暴力和经济交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针对社会组织与形成感情和观点的资 源。4)冲突尤其能驱动社会变迁;因此一次次激烈的、富有戏剧性的群体动员会打破长时 期相对稳定的统治 显而易见,这些原则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提炼出来的:稍加注 意,我们会发现韦伯也以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对这些原则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许多学者 针对其中某些原则进行过经典的论述,诸如米歇尔( Michels)、帕累托、莫斯卡等人。客观 地说,现代冲突理论的出现就是为了努力创造出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可以 被称之为“左派韦伯主义”的多维度思想。由于马克思主义现已发展成为一门蓬勃发展的学 派(或者是一系列学派),就值得我们去指出它和冲突理论的主要不同点了 冲突理论本身并不偏好于社会主义;也不偏好于资本主义(虽然韦伯曾不那么热情地 支持过资本主义)许多冲突理论思想家们对无政府主义传统持赞同态度(我个人就是这样) 但是冲突理论根本上关注的是对社会进行最大可能的现实主义的分析,而把政治偏好留给个 人选择。由于冲突理论认为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发展必然的最终目标,甚至也不是历史 的核心特征,因此,冲突理论比马克思主义能更为出色地分析由多种冲突所驱动的历史发展 的多轨迹和转折点。尽管社会阶级这一范畴在对利益与资源一—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一—的 分析中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但它并不具有特权地位:而权力和地位结构,对支配和冲突而 言,也许才是更为重要的关注点 由于这个原因,冲突理论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理解社会主义。权力冲突存在于社会主 义形式的组织中一一或者甚至那种虚构的财产状况( pseudo-property conditions)应当在那些 组织中重新出现,这个观点对冲突理论而言,根本不足为奇。从历史的角度看,我想补充 点,当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末似乎又转向市场经济发展时,冲突理论比马克思主义理论 本身更适合去解释这种转变。这并不是说冲突理论希望看到一个平稳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成功。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尤其充满了冲突,因为私有财产造成了一种相对广泛的物质条件 的分配,这使得群体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同时还构成了冲突得以发生的又一个场所。冲突 理论预想了这样一个未来:各种冲突一一军事的,组织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一一将按照 他们自己的节奏无止境地继续下去。 但是我想强调,冲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的共同点,并且它非常愿意采纳马克思 主义所作的一些解释性发现。尽管各种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并不必然是分析的核心特征,但 它们往往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诸如佩里·安德森(关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 危机的分析,沃伦斯坦关于世界体系动力学的分析和奥康纳( O'Connor)关于国家财政危 机的模型,都包含着许多对有关宏观历史变迁的普遍冲突理论有用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这 边已经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安德森明显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关于古代奴隶制度危 机的理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则将资本主义放入到地缘政治学的框架中加以阐述,而地缘 政治正是韦伯主义冲突理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这样,当代马克思主义宏观历史学最具创造 本文原名” Conflict Theory and the Advance of Macro-Historical Sociology”,选自 George Ritzer编 Frontiers of 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8-83
1 22.2 冲突理论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进步* 至少从修昔底德的时代开始，冲突理论就已经暗含于史料编纂与社会思想之中了。冲 突理论的基本主题如下：1）社会组织的核心特征是分层，即关注各群体之间、个人之间不 平等的种类和程度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统治的种类和程度。2）社会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其原 因要到群体和个人的利益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利益在于维持他们的支配地位或规 避他人对其的支配。3）在这些斗争中谁能赢得什么，取决于各种不同派别所控制的资源， 这些资源包括用于暴力和经济交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针对社会组织与形成感情和观点的资 源。4）冲突尤其能驱动社会变迁；因此一次次激烈的、富有戏剧性的群体动员会打破长时 期相对稳定的统治。 显而易见，这些原则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提炼出来的；稍加注 意，我们会发现韦伯也以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对这些原则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许多学者 针对其中某些原则进行过经典的论述，诸如米歇尔（Michels）、帕累托、莫斯卡等人。客观 地说，现代冲突理论的出现就是为了努力创造出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可以 被称之为“左派韦伯主义”的多维度思想。由于马克思主义现已发展成为一门蓬勃发展的学 派（或者是一系列学派），就值得我们去指出它和冲突理论的主要不同点了。 冲突理论本身并不偏好于社会主义；也不偏好于资本主义（虽然韦伯曾不那么热情地 支持过资本主义）。许多冲突理论思想家们对无政府主义传统持赞同态度（我个人就是这样）， 但是冲突理论根本上关注的是对社会进行最大可能的现实主义的分析，而把政治偏好留给个 人选择。由于冲突理论认为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发展必然的最终目标，甚至也不是历史 的核心特征，因此，冲突理论比马克思主义能更为出色地分析由多种冲突所驱动的历史发展 的多轨迹和转折点。尽管社会阶级这一范畴在对利益与资源——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的 分析中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但它并不具有特权地位；而权力和地位结构，对支配和冲突而 言，也许才是更为重要的关注点。 由于这个原因，冲突理论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理解社会主义。权力冲突存在于社会主 义形式的组织中——或者甚至那种虚构的财产状况（pseudo-property conditions）应当在那些 组织中重新出现，这个观点对冲突理论而言，根本不足为奇。从历史的角度看，我想补充一 点，当社会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末似乎又转向市场经济发展时，冲突理论比马克思主义理论 本身更适合去解释这种转变。这并不是说冲突理论希望看到一个平稳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成功。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尤其充满了冲突，因为私有财产造成了一种相对广泛的物质条件 的分配，这使得群体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同时还构成了冲突得以发生的又一个场所。冲突 理论预想了这样一个未来：各种冲突——军事的，组织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将按照 他们自己的节奏无止境地继续下去。 但是我想强调，冲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的共同点，并且它非常愿意采纳马克思 主义所作的一些解释性发现。尽管各种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并不必然是分析的核心特征，但 它们往往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诸如佩里·安德森（关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 危机的分析，沃伦斯坦关于世界体系动力学的分析和奥康纳（O’Connor）关于国家财政危 机的模型，都包含着许多对有关宏观历史变迁的普遍冲突理论有用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这 一边已经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安德森明显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关于古代奴隶制度危 机的理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则将资本主义放入到地缘政治学的框架中加以阐述，而地缘 政治正是韦伯主义冲突理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这样，当代马克思主义宏观历史学最具创造 *本文原名” Conflict Theory and the Advance of Macro-Historical Sociology”, 选自 George Ritzer 编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pp.68-83
性的努力已朝着新韦伯主义的方向前进。 一个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当前另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黑格尔传统,甚至接近完 全复兴的德国唯心主义。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它坚持人类( species being)的 概念,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对象化环境使人类与其本质异化了。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经典纲要继续受到关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在解释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动态方面发挥多大 作用,而是因为他们是对现代社会做出形而上学评价的一种手段。冲突理论通常将这种分析 视为是次要的,认为其偏离了对支配和冲突是如何发生的理解而走上了歧路。这并不是说 个人不希望为其对社会的分析加上一种谴责,而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并没有进行解释性 的分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丢开哲学的党派性,以更深刻的智力努力对经验证据 进行理论概括。 冲突理论的范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冲突理论”这个术语是有些不太准确的。冲突理论并不是一种简 单的关于冲突的理论。正如我们提到的,它是一种关于社会组织、人和群体行为的理论,它 解释社会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局部情境中为什么会以如此这般的形式呈现,发生了什么 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因而“冲突理论”比那些关于冲突本身的具体理论要宽泛 得多。一种狭义的冲突理论是现今的一个经典理论流派,它由齐美尔开创,经科塞发展,它 主要以功能主义的视角关注社会体系中冲突的各种结果。另外一些这样的理论则将冲突看作 种结构扭曲,均衡体系之间的转型期,或者是个人社会化不足或行为偏差的情况。这些关 于冲突的理论在广义上未必是“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是整个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种总体性方法。冲突现象只是这种方法的一种戏剧 性的表征,因为冲突本身就体现为分层结构、支配的强度以及使群体得以组织和动员起来(或 阻止他们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各种资源。公开的冲突是相对罕见的:即使是军事战斗一一根 据仔细的分析显示(柯林斯)一一也更多的是想办法瓦解组织纽带,而非真正的物理性破坏。 冲突理论并不排除关于社会团结的理论,甚至也不排除有关社会理想、道德情感和利他主义 的理论。主要因为产生这种理想和情感的物质和组织条件的分布,使得个人能够主宰层级结 构,或者使得群体能够形成并投入到有组织的冲突中去。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冲突理论没有 将理想和道德视为不可分析的神圣之物,就像置身于社会学分析以外的既定事实一样。恰恰 相反,冲突理论家们阐述了观念和理想产生的条件,它们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促成团结,何时 通过提供统治以合法性来巩固统治,以及这些过程又是何时导致对抗甚至公开冲突的。马克 思和恩格斯(1848)用其关于智力生产的物质手段的观念为这种分析铺平了道路,这种分析 现在不仅已经被扩展成一种对产生观念的所有组织条件的分析,而且还被扩展成了一种对所 谓“情感生产手段”( means of emotional production)的分析。 冲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反复出现在经验研究中的原则进行清晰地理论化和整 理而得到发展的。冲突理论的经典形式主要是宏观历史冲突理论。通过对宏观历史模式的反 思,马克思、韦伯、帕累托以及其他学者被迫将注意力放到了不断变化的分层形态、政治派 别和冲突、意识形态争论以及教条和道德方面的统治时期。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其实暗中也是 冲突理论家,原因很简单:他们所描述的戏剧性的历史资料充满了斗争、派系冲突和分歧。 当对分层的研究开展起来,并且当一幅关于分层的全景图明显地将社会切割开来,渗透进每 一个机构并在现实中影响行为的每一个方面时,冲突理论便在社会学内部呈现出更为清晰明 确的轮廓 毫不奇怪,组织分析也应在冲突理论的发展中逐渐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因为组织既 是冲突发生的场所,也是统治和反抗所运用的主要武器。因而,韦伯在马克思之外又跨出了 分析性的一步,他开创了一种研究组织形式的理论(理想类型、科层制、世袭制),将其作
2 性的努力已朝着新韦伯主义的方向前进。 一个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当前另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黑格尔传统，甚至接近完 全复兴的德国唯心主义。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它坚持人类（species being）的 概念，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对象化环境使人类与其本质异化了。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经典纲要继续受到关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在解释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动态方面发挥多大 作用，而是因为他们是对现代社会做出形而上学评价的一种手段。冲突理论通常将这种分析 视为是次要的，认为其偏离了对支配和冲突是如何发生的理解而走上了歧路。这并不是说， 一个人不希望为其对社会的分析加上一种谴责，而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并没有进行解释性 的分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丢开哲学的党派性，以更深刻的智力努力对经验证据 进行理论概括。 冲突理论的范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冲突理论”这个术语是有些不太准确的。冲突理论并不是一种简 单的关于冲突的理论。正如我们提到的，它是一种关于社会组织、人和群体行为的理论，它 解释社会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局部情境中为什么会以如此这般的形式呈现，发生了什么 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因而“冲突理论”比那些关于冲突本身的具体理论要宽泛 得多。一种狭义的冲突理论是现今的一个经典理论流派，它由齐美尔开创，经科塞发展，它 主要以功能主义的视角关注社会体系中冲突的各种结果。另外一些这样的理论则将冲突看作 一种结构扭曲，均衡体系之间的转型期，或者是个人社会化不足或行为偏差的情况。这些关 于冲突的理论在广义上未必是“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是整个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种总体性方法。冲突现象只是这种方法的一种戏剧 性的表征，因为冲突本身就体现为分层结构、支配的强度以及使群体得以组织和动员起来（或 阻止他们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各种资源。公开的冲突是相对罕见的；即使是军事战斗——根 据仔细的分析显示（柯林斯）——也更多的是想办法瓦解组织纽带，而非真正的物理性破坏。 冲突理论并不排除关于社会团结的理论，甚至也不排除有关社会理想、道德情感和利他主义 的理论。主要因为产生这种理想和情感的物质和组织条件的分布，使得个人能够主宰层级结 构，或者使得群体能够形成并投入到有组织的冲突中去。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冲突理论没有 将理想和道德视为不可分析的神圣之物，就像置身于社会学分析以外的既定事实一样。恰恰 相反，冲突理论家们阐述了观念和理想产生的条件，它们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促成团结，何时 通过提供统治以合法性来巩固统治，以及这些过程又是何时导致对抗甚至公开冲突的。马克 思和恩格斯（1848）用其关于智力生产的物质手段的观念为这种分析铺平了道路，这种分析 现在不仅已经被扩展成一种对产生观念的所有组织条件的分析，而且还被扩展成了一种对所 谓“情感生产手段”（means of emotional production）的分析。 冲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反复出现在经验研究中的原则进行清晰地理论化和整 理而得到发展的。冲突理论的经典形式主要是宏观历史冲突理论。通过对宏观历史模式的反 思，马克思、韦伯、帕累托以及其他学者被迫将注意力放到了不断变化的分层形态、政治派 别和冲突、意识形态争论以及教条和道德方面的统治时期。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其实暗中也是 冲突理论家，原因很简单：他们所描述的戏剧性的历史资料充满了斗争、派系冲突和分歧。 当对分层的研究开展起来，并且当一幅关于分层的全景图明显地将社会切割开来，渗透进每 一个机构并在现实中影响行为的每一个方面时，冲突理论便在社会学内部呈现出更为清晰明 确的轮廓。 毫不奇怪，组织分析也应在冲突理论的发展中逐渐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因为组织既 是冲突发生的场所，也是统治和反抗所运用的主要武器。因而，韦伯在马克思之外又跨出了 分析性的一步，他开创了一种研究组织形式的理论（理想类型、科层制、世袭制），将其作
为任何国家、经济或教会内部统治结构的组成部分。与韦伯同时期的米歇尔,通过分析工会 和政党内部的统治结构,开创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即研究这些结构本身是如何导致利 益分化,并且由此又如何导致了围绕控制权而发生的至少是潜在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末, 当拉尔夫·达伦多夫明确地将冲突理论建构起来时,冲突理论是建立在对这种组织冲突模式 概括的基础上的。当时的其他理论学家们也或多或少明确地将冲突理论作为一种普遍范式提 出来(诸如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洛克伍德和雷克斯),他们都紧紧抓住分层的中心和层 级组织的中心作为解释所有社会学现象的关键 我对冲突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给这些宏观理论增加了一个微观的层面。我尤其试图说 明分层和组织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互动的基础之上的。有两个最重要的需要解释的现象:一是 敌对、统治和冲突的模式一—粗略地说,也就是所谓的多维度视角下的“阶级冲突”的微观 层面一一二是将群体联结起来的团结的模式。我认为,通过对戈夫曼有关互动仪式模式的发 展,这两种现象均可以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发出命令和接受命令的表演中,前台和 后台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动机和意识类型;另一方面,在同级的人之间由仪式交往活动( ritual sociability)所形成的团结,包含着丰富的感情和话语交流。我进而试图去说明,当人们谋 划某些活动并且存在一定的物质资源的时候,围绕微观控制权所展开的斗争就会催生各种不 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形式。既然组织是建构资本主义企业、政党、国家、军队、教会和几乎其 他一切的砖石,那么冲突论的解释就可以前后一致地贯穿社会学的所有经验领域。 因为这些原因,冲突理论与当前其他大多数社会学理论路线相比,有更广阔的范围 各种微观理论,诸如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和交换理论,本身太狭窄了而不能成为整个社 会学的一种解释;文化解释学立场也是如此,它让文化成为观察社会的唯一视角( arbitrary vantagepoint),它自己也不适合用来做解释。另一方面,冲突理论却在自由地进行着所谓的 知识侵权:它非常乐意吸收那些为人类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综合模式提供很好基础的元素(比 如微观社会学的元素)。它唯一的标准就是这些借鉴来的东西必须能够维持一种以权力和财 产、统治和斗争为核心特征的社会结构模式。 冲突理论与其他理论立场的另一个区别就是它特别倾向于经验研究。正如我已经指出 的,冲突理论首先产生于对历史模式的反思,对分层和组织的研究。我自己对于冲突理论的 贡献正是在于以戈夫曼、加芬克尔、萨克斯( Sacks)和谢格洛夫( Schegloff)的经验研究 成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历史社会学的进步一一如果这些进步能超越对某些时期和事件所作 的特殊描述而被加以理论概括的话一一构成了对冲突理论持续不断的养分输入。下面我将着 重讨论这些最近的发展。 冲突理论与当前其他理论最主要的不同点就是,由于冲突理论与经验社会学有更紧密 的联系,因此它较少对理论本身的性质做元理论的思考。尽管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大约在 20世纪60年代),冲突理论曾与功能主义就理论方法的一般价值进行过抽象的辩论,但是 冲突理论仍继续作为一种经验事业得到发展,而没有多少自觉意识。考虑到社会学的理论家 和经验研究者之间越来越疏远(基于不同专业领域、职业组织、网络和学术期刊的制度化), 在当今国内所有的理论阵营中,冲突理论是这一领域里站在经验这一边的。回顾我在开头就 列出的冲突理论基本主旨:对支配、利益、用来控制和动员的资源以及变迁的片断性和冲突 性本质的关注。这些主题在许多研究领域特别明显:它们主宰着政治社会学,包括其最近向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转向;社会运动理论,它对资源动员、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意识形态的 关注延续了冲突理论的经典主题;职业社会学,其中的修正版的理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 来实质上就是冲突理论:大部分的教育社会学;犯罪学的主要立场;以及对分层和对社会变 迁的研究。冲突理论的各种假设已成为无数经验研究领域的“标准科学”。凭借这种联系, 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冲突理论的实质内容也继续发展 这篇论文的余下部分,我将着重阐述宏观历史社会学领域近来的发展,而宏观历史社
3 为任何国家、经济或教会内部统治结构的组成部分。与韦伯同时期的米歇尔，通过分析工会 和政党内部的统治结构，开创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即研究这些结构本身是如何导致利 益分化，并且由此又如何导致了围绕控制权而发生的至少是潜在的斗争。20 世纪 50 年代末， 当拉尔夫·达伦多夫明确地将冲突理论建构起来时，冲突理论是建立在对这种组织冲突模式 概括的基础上的。当时的其他理论学家们也或多或少明确地将冲突理论作为一种普遍范式提 出来（诸如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洛克伍德和雷克斯），他们都紧紧抓住分层的中心和层 级组织的中心作为解释所有社会学现象的关键。 我对冲突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给这些宏观理论增加了一个微观的层面。我尤其试图说 明分层和组织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互动的基础之上的。有两个最重要的需要解释的现象：一是 敌对、统治和冲突的模式——粗略地说，也就是所谓的多维度视角下的“阶级冲突”的微观 层面——二是将群体联结起来的团结的模式。我认为，通过对戈夫曼有关互动仪式模式的发 展，这两种现象均可以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发出命令和接受命令的表演中，前台和 后台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动机和意识类型；另一方面，在同级的人之间由仪式交往活动（ritual sociability）所形成的团结，包含着丰富的感情和话语交流。我进而试图去说明，当人们谋 划某些活动并且存在一定的物质资源的时候，围绕微观控制权所展开的斗争就会催生各种不 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形式。既然组织是建构资本主义企业、政党、国家、军队、教会和几乎其 他一切的砖石，那么冲突论的解释就可以前后一致地贯穿社会学的所有经验领域。 因为这些原因，冲突理论与当前其他大多数社会学理论路线相比，有更广阔的范围。 各种微观理论，诸如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和交换理论，本身太狭窄了而不能成为整个社 会学的一种解释；文化解释学立场也是如此，它让文化成为观察社会的唯一视角（arbitrary vantagepoint），它自己也不适合用来做解释。另一方面，冲突理论却在自由地进行着所谓的 知识侵权：它非常乐意吸收那些为人类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综合模式提供很好基础的元素（比 如微观社会学的元素）。它唯一的标准就是这些借鉴来的东西必须能够维持一种以权力和财 产、统治和斗争为核心特征的社会结构模式。 冲突理论与其他理论立场的另一个区别就是它特别倾向于经验研究。正如我已经指出 的，冲突理论首先产生于对历史模式的反思，对分层和组织的研究。我自己对于冲突理论的 贡献正是在于以戈夫曼、加芬克尔、萨克斯（Sacks）和谢格洛夫（Schegloff）的经验研究 成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历史社会学的进步——如果这些进步能超越对某些时期和事件所作 的特殊描述而被加以理论概括的话——构成了对冲突理论持续不断的养分输入。下面我将着 重讨论这些最近的发展。 冲突理论与当前其他理论最主要的不同点就是，由于冲突理论与经验社会学有更紧密 的联系，因此它较少对理论本身的性质做元理论的思考。尽管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大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冲突理论曾与功能主义就理论方法的一般价值进行过抽象的辩论，但是 冲突理论仍继续作为一种经验事业得到发展，而没有多少自觉意识。考虑到社会学的理论家 和经验研究者之间越来越疏远（基于不同专业领域、职业组织、网络和学术期刊的制度化）， 在当今国内所有的理论阵营中，冲突理论是这一领域里站在经验这一边的。回顾我在开头就 列出的冲突理论基本主旨：对支配、利益、用来控制和动员的资源以及变迁的片断性和冲突 性本质的关注。这些主题在许多研究领域特别明显：它们主宰着政治社会学，包括其最近向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转向；社会运动理论，它对资源动员、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意识形态的 关注延续了冲突理论的经典主题；职业社会学，其中的修正版的理论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实质上就是冲突理论；大部分的教育社会学；犯罪学的主要立场；以及对分层和对社会变 迁的研究。冲突理论的各种假设已成为无数经验研究领域的“标准科学”。凭借这种联系， 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冲突理论的实质内容也继续发展。 这篇论文的余下部分，我将着重阐述宏观历史社会学领域近来的发展，而宏观历史社
会学总是冲突理论的核心领域 宏观历史社会学:曼的四种网络模式 麦克·曼( 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的来源》(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86) 为宏观社会学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它是一本历史解释性的著作,是计划要出 版的3卷中的第1卷。它也包含着一种有利于捕捉宏观历史冲突理论不同领域之间关系的普 遍分析模式。曼提出四种维度的权力:军事地缘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意 识形态权力。这些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韦伯的三大维度(阶级、地位、权力)的基础上,将权 力维度再细分为两个组成元素:作为外部的和强制性力量的军事权力,以及有着政党或派系 存在的政治国家机器。曼指出尽管韦伯的“政党”或“权力”范畴的两个维度可能重合(理 想类型地,在现代国家中),但是在历史上,军事群体也曾经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在军事政 变的过程中,军队也可能与其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 曼的理论框架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其范畴的多少,而在于这些范畴被概念化的方式。 每一维度的权力都与现实中的一些组织相对应;它们同样都是物质资源的配置。更具体地说 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社会网络。这样,尽管其中一些网络可能产生观念、情感和合法化 的感觉,但这些决不是简单的描述性或分析性的范畴;在每一类型的网络中,无论什么被产 生和被组织起来,它都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基础。战斗部队的组织,他们配备武器、通信联系 设备和后勤供给,构成了军事网络;由那些千方百计控制国家的人和那些掌管一片地区、并 以赋税的形式抽取其资源的人组成的各种组织构成了政治网络:由生产要素、分配手段和消 费组成的组织构成了经济网络:那些能产生观念和情感一一不管是以宗教运动还是教会、学 校、本土文化渠道或大众媒体渠道的形式被建构起来的组织一一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 这四种网络被建构的方式也构成了任何既定时点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组织。这些网络本 身在广度和强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换句话说,权力在其可以控制的地域范围上有差别(广度) 但它同时在某一点上对人们所能够施加的控制的多少上也有所不同(强度)。举个例子,游 牧民族袭击者的地缘政治权力范围有时可能特别广,但它却是零星的,且因此而强度很小 描述这四种网络中的任意一种的广度和强度将会向我们展示对任何历史社会情境的全面描 述。更有意义的是,通过集中考察每一类型网络其广度和强度的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的理论, 我们就可以超越历史学家的描述。 曼进一步强调,这四种网络不仅在分析的意义上、而且常常在事实上是相互交叉重叠 但不完全重合的。过去人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单元,且认为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前 行,现在我们从这种观念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因而也从线形进化(或者也叫循环)的简单 社会变迁模式中解脱了出来。曼的观察视角和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但却进一步延伸了它的逻辑。社会权力的所有维度都和“世界体系”类似,而不仅仅存在于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地缘政治中。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在空间上的扩展程度在历 史上不是均衡的;也不存在从组织从局部到世界体系水平的一步式跳跃 历史变迁就是不同网络的不平衡扩展。这不意味着历史是毫无章法的混乱;我们没有 受单纯历史学家的支配,仅仅描述狭隘的细节而放弃整体概括的希望。总的原则在于四种网 络任意之一的动力学中,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既然四种网络的不同状态之间的具 体组合有无数种可能,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就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具体的复杂性。但是复杂性 本身是由一系列更紧凑和更确定的过程形成的,就好像化学元素表能够相互组合形成大量的 分子,而这些分子则构成了有机和无机世界的历史 关于四种网络之间的重叠,曼指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则。一条原则就是,非重叠 (non- overlap)本身导致了历史变迁。举例来说,当地缘政治网络比其他网络规模要大得多 时,就会发生从军事上驱动的社会变迁。相类似的是,意识形态网络(诸如基督教的传播或
4 会学总是冲突理论的核心领域。 宏观历史社会学：曼的四种网络模式 麦克·曼（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86） 为宏观社会学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它是一本历史解释性的著作，是计划要出 版的 3 卷中的第 1 卷。它也包含着一种有利于捕捉宏观历史冲突理论不同领域之间关系的普 遍分析模式。曼提出四种维度的权力：军事/地缘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意 识形态权力。这些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韦伯的三大维度（阶级、地位、权力）的基础上，将权 力维度再细分为两个组成元素：作为外部的和强制性力量的军事权力，以及有着政党或派系 存在的政治国家机器。曼指出尽管韦伯的“政党”或“权力”范畴的两个维度可能重合（理 想类型地，在现代国家中），但是在历史上，军事群体也曾经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在军事政 变的过程中，军队也可能与其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 曼的理论框架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其范畴的多少，而在于这些范畴被概念化的方式。 每一维度的权力都与现实中的一些组织相对应；它们同样都是物质资源的配置。更具体地说， 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社会网络。这样，尽管其中一些网络可能产生观念、情感和合法化 的感觉，但这些决不是简单的描述性或分析性的范畴；在每一类型的网络中，无论什么被产 生和被组织起来，它都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基础。战斗部队的组织，他们配备武器、通信联系 设备和后勤供给，构成了军事网络；由那些千方百计控制国家的人和那些掌管一片地区、并 以赋税的形式抽取其资源的人组成的各种组织构成了政治网络；由生产要素、分配手段和消 费组成的组织构成了经济网络；那些能产生观念和情感——不管是以宗教运动还是教会、学 校、本土文化渠道或大众媒体渠道的形式被建构起来的组织——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 这四种网络被建构的方式也构成了任何既定时点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组织。这些网络本 身在广度和强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换句话说，权力在其可以控制的地域范围上有差别（广度）， 但它同时在某一点上对人们所能够施加的控制的多少上也有所不同（强度）。举个例子，游 牧民族袭击者的地缘政治权力范围有时可能特别广，但它却是零星的，且因此而强度很小。 描述这四种网络中的任意一种的广度和强度将会向我们展示对任何历史社会情境的全面描 述。更有意义的是，通过集中考察每一类型网络其广度和强度的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的理论， 我们就可以超越历史学家的描述。 曼进一步强调，这四种网络不仅在分析的意义上、而且常常在事实上是相互交叉重叠 但不完全重合的。过去人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单元，且认为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前 行，现在我们从这种观念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因而也从线形进化（或者也叫循环）的简单 社会变迁模式中解脱了出来。曼的观察视角和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但却进一步延伸了它的逻辑。社会权力的所有维度都和“世界体系”类似，而不仅仅存在于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地缘政治中。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在空间上的扩展程度在历 史上不是均衡的；也不存在从组织从局部到世界体系水平的一步式跳跃。 历史变迁就是不同网络的不平衡扩展。这不意味着历史是毫无章法的混乱；我们没有 受单纯历史学家的支配，仅仅描述狭隘的细节而放弃整体概括的希望。总的原则在于四种网 络任意之一的动力学中，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既然四种网络的不同状态之间的具 体组合有无数种可能，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就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具体的复杂性。但是复杂性 本身是由一系列更紧凑和更确定的过程形成的，就好像化学元素表能够相互组合形成大量的 分子，而这些分子则构成了有机和无机世界的历史。 关于四种网络之间的重叠，曼指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则。一条原则就是，非重叠 （non-overlap）本身导致了历史变迁。举例来说，当地缘政治网络比其他网络规模要大得多 时，就会发生从军事上驱动的社会变迁。相类似的是，意识形态网络（诸如基督教的传播或
其他跨越现存国家和经济边界的世界性宗教的传播)有时可能成为最广阔的网络和社会变迁 的前沿。而在其他情况下,经济网络可能会成为最广阔的网络(特别是由19世纪欧洲变迁 模式过度概括过的那些情况)。另一个相关的原则就是,在各种不同时期,在社会变迁中存 在着不同的前沿领域,这种或那种权力形式将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凸现出来。 这里基本的一点是,每一种网络都是一种权力形式,因为它将人们组织了起来。从冲 突理论的普遍主题推断,我们可以说当一种资源能被某些行动者所利用时,它将会进一步加 强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而这些行动者就会用这种资源去发展出一种形式的分层。网络,换一 种说法,就是行动者的权力资源。作为组织形式,它们自动地将人们组织到各种群体中去 在那些结构中的一些人,他们最大限度地受惠于资源,因而最乐意为组织工作,同时他们也 愿意动用手段努力去维持其对那些资源的支配。而同样的结构性分配也能使另外一些人处于 劣势或受制于那些资源的组织,因此感到不满。正如曼所指出的,权力网络在整个历史范围 内的扩张是对人类所设的一种圈套( entrapment)。只要在地理上有机会逃脱,人们就会从网 络中逃出去(正如曼在相当具有原创性的题为“史前人是如何逃避权力的”一章中所指出的 那样)。但是当结构在生态上变得封闭的时候,局部网络无法避免相互影响:从一种权力中 逃脱出来现在就意味着去寻找能建构某种与之对抗的网络的资源,而这反过来又会创造出另 种形式的权力。这种辩证法不断地继续下去。 网络分析的意义 曼将权力的组织结构描述为网络,这个事实给了我们进一步进行理论建构的机会。最近 几十年,网络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有一段时间,这一领域有点 是一种“方法寻求理论”的味道,是对网络的形态和其中个人的位置做数学描述的一种方法 它包括对诸如向心性( centrality)、关联性( connectivity)、网络漏洞( holes in networks)和 联系的多样性( multiplexity of ties)等特征的量度。尽管一般用于网络分析的资料在比较适 度的范围内,但是这些概念可以应用于曼的四维网络,以更精确地展示在各种历史情境中军 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能够陈述不同网络结构的原因和结果发生的条件并对其加以理论概括,是网络分析发 展的重要一步。许多宏观冲突理论的研究为解释曼所指出的四种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的动力 学作出了贡献。此外,许多这些理论还指出了一种网络受另一种网络影响的种种方式。比如 地缘政治网络影响政治网络,而经济网络又是影响地缘政治结构的因素之一。这种历史硏究 构成了理论集合中的一面。在网络分析这一面,跟同样这些主题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得到了发 地缘政治网络 地缘政治过去一直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学家所忽视的领域,直到最近才有所改 观。现在人们己经开始着手阐述地缘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它们包括:资源优势:幅员更辽 阔和更富有的国家常常能在军事冲突中赢得胜利(肯尼迪 Kennedy)。这一原则随着时间的 推进有累积效应,因为战胜国会吸收战败国的资源(柯林斯)。地理位置优势( geopositional advantage):较少方向受敌的国家在军事上优于多方受敌的国家;这样“边界”( marchland (外部)国家趋于不断强盛,而居中的国家则渐渐地变得四分五裂。过度扩张:超出一定地 理限制的军事行动往往会使资源变得紧张,从而引发危机并且常常导致政权的快速崩溃(肯 尼迪;路特怀克 Luttwak:柯林斯)。这些原则如果被结合在一起,并被加以更为详细的阐 述,将有助于解释国家如何以及何时会扩张,如何以及何时又会收缩(同时请参见吉尔朋 Gilpin ) 地缘政治的过程有一种结构自主性。这既是因为它们自身有一种累积效应,还因为在任
5 其他跨越现存国家和经济边界的世界性宗教的传播）有时可能成为最广阔的网络和社会变迁 的前沿。而在其他情况下，经济网络可能会成为最广阔的网络（特别是由 19 世纪欧洲变迁 模式过度概括过的那些情况）。另一个相关的原则就是，在各种不同时期，在社会变迁中存 在着不同的前沿领域，这种或那种权力形式将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凸现出来。 这里基本的一点是，每一种网络都是一种权力形式，因为它将人们组织了起来。从冲 突理论的普遍主题推断，我们可以说当一种资源能被某些行动者所利用时，它将会进一步加 强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而这些行动者就会用这种资源去发展出一种形式的分层。网络，换一 种说法，就是行动者的权力资源。作为组织形式，它们自动地将人们组织到各种群体中去。 在那些结构中的一些人，他们最大限度地受惠于资源，因而最乐意为组织工作，同时他们也 愿意动用手段努力去维持其对那些资源的支配。而同样的结构性分配也能使另外一些人处于 劣势或受制于那些资源的组织，因此感到不满。正如曼所指出的，权力网络在整个历史范围 内的扩张是对人类所设的一种圈套（entrapment）。只要在地理上有机会逃脱，人们就会从网 络中逃出去（正如曼在相当具有原创性的题为“史前人是如何逃避权力的”一章中所指出的 那样）。但是当结构在生态上变得封闭的时候，局部网络无法避免相互影响；从一种权力中 逃脱出来现在就意味着去寻找能建构某种与之对抗的网络的资源，而这反过来又会创造出另 一种形式的权力。这种辩证法不断地继续下去。 网络分析的意义 曼将权力的组织结构描述为网络，这个事实给了我们进一步进行理论建构的机会。最近 几十年，网络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有一段时间，这一领域有点 是一种“方法寻求理论”的味道，是对网络的形态和其中个人的位置做数学描述的一种方法。 它包括对诸如向心性（centrality）、关联性（connectivity）、网络漏洞（holes in networks）和 联系的多样性（multiplexity of ties）等特征的量度。尽管一般用于网络分析的资料在比较适 度的范围内，但是这些概念可以应用于曼的四维网络，以更精确地展示在各种历史情境中军 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能够陈述不同网络结构的原因和结果发生的条件并对其加以理论概括，是网络分析发 展的重要一步。许多宏观冲突理论的研究为解释曼所指出的四种网络中的一种或多种的动力 学作出了贡献。此外，许多这些理论还指出了一种网络受另一种网络影响的种种方式。比如， 地缘政治网络影响政治网络，而经济网络又是影响地缘政治结构的因素之一。这种历史研究 构成了理论集合中的一面。在网络分析这一面，跟同样这些主题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得到了发 展。 地缘政治网络 地缘政治过去一直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学家所忽视的领域，直到最近才有所改 观。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着手阐述地缘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它们包括：资源优势：幅员更辽 阔和更富有的国家常常能在军事冲突中赢得胜利（肯尼迪 Kennedy ）。这一原则随着时间的 推进有累积效应，因为战胜国会吸收战败国的资源（柯林斯）。地理位置优势（geopositional advantage）：较少方向受敌的国家在军事上优于多方受敌的国家；这样“边界”（marchland） （外部）国家趋于不断强盛，而居中的国家则渐渐地变得四分五裂。过度扩张：超出一定地 理限制的军事行动往往会使资源变得紧张，从而引发危机并且常常导致政权的快速崩溃（肯 尼迪；路特怀克 Luttwak；柯林斯）。这些原则如果被结合在一起，并被加以更为详细的阐 述，将有助于解释国家如何以及何时会扩张，如何以及何时又会收缩（同时请参见吉尔朋 Gilpin ）。 地缘政治的过程有一种结构自主性。这既是因为它们自身有一种累积效应，还因为在任
何时候国家之间的外部竞争都会影响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所可能遇到的情况。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地缘政治对经济有一种自发的结构性影响( autonomously structuring effect)。这一点隐 含在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尽管没有被明确地理论化),他的理论认为,在世界体系 中,霸权对核心国家通过控制边缘地区而从经济上获利的能力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此这 是一个从地缘政治网络到经济网络的因果联系。反方向的联系也是存在的,比如经济资源是 形成地缘政治权力的投入之一。但是,说地缘政治与经济相互决定并没有使理论变得空洞。 这是因为从地缘政治到经济有一种确定的流动(比如通过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而获得经济利 益),反过来也是一样(投资于军事力量):在任何一边(经济和地缘政治)都有其他能在理 论上具体指明的因素;这些效果发生的时间段也是不同的。于是存在这么一个时期,其间一 个国家可以依靠其地缘政治的力量而获得经济利益(常常是相当长期的),但地缘政治过程 本身却要变幻莫测得多,并且受到快速局势转换的影响。 近来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地缘政治对政治的影响。斯科奇波尔( Skocpol)的革命理 论就特别强调地缘政治危机引起财政吃紧和国家精英内讧,进而为叛乱创造了舞台。她的理 论既有地缘政治的成分,也有国内政治的成分,因为阶级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哪些被动员起来 的行动者会真正参与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戈德斯通( Goldstone)将这一逻辑概括为“国 家瓦解”( state breakdowns)模式,其中既包括革命,又包括非革命成果的瓦解(诸如发生 在中国明朝和奥托曼帝国的那些情况)。戈德斯通从因果关系这一面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 说明军事紧张是如何与人口增长、征税能力和货币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而造成了国家瓦解的 局势的。这一领域的另一部著作(道宁 Downing)则试图说明地缘政治通过军事动员而对 民主政体结构或专制统治结构造成的影响。 将各种地缘政治理论以一种对国内政治的预测模式结合在一起,也是可能的。地缘政 治的原则(前文列出)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拥有的权力何时会扩大而何时又会 缩小,尤其会告诉我们由于过分扩张和资源紧张何时会导致危机的爆发。如果把韦伯主义的 假设一一国内统治者的合法性随国家的权力威望而上下波动一一也考虑进来,那就可以推 断,政党派别的兴衰取决于他们在任职期间所发生的地缘政治事件(柯林斯1986,145-66)。 当然这只是一种关于政治动力学的不完整的理论,因为有一些国内政治进程也会影响各种党 派的政治性动员(大量存在于阶级和地位冲突的领域中)。但是主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特别 是战争、涉及国家声望的戏剧性事件,最重要的还有战败,它们所发生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 所有国内事件的影响力。甚至十分严重的经济崩溃或者一次严重的文化危机(最有可能的是 被高度动员起来的宗教冲突),也只有在没有相同强度的地缘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对政 治造成压倒性的影响。因此,在这个或那个领域中的突出事件是影响政治权力流动的潜在结 构 政治网络 网络理论通常将权力理论化为资源依赖:如果某些网络位置需要依赖另一些网络位置获 取稀有资源,那么后者就拥有对前者的权力(库克等Cook)。这是一种形式的权力,它不 仅在实验情境下可见,而且在政治党派间以及政治联盟范围内的交易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实 验室以外的许多经验研究将注意力放到了描述性的问题上,问题涉及共同体中的权力结构 现在则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最有意义的理论点在于说明组织而非个人是大规模政治竞技场 上的主要行动者,组织的单纯数量和密度决定了什么问题将被摆上政治的议事日程,以及这 些问题何时将成为政治行动的主题(劳曼 Laumann和诺克 Knoke)。尽管这项研究被说成 是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具体政策领域的一种分析,但是它的理论结构对任何足够规模 的政治领域都是适用的 一个重要的——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政治权力形式并没有被资源依赖理论所涵盖 6
6 何时候国家之间的外部竞争都会影响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所可能遇到的情况。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地缘政治对经济有一种自发的结构性影响（autonomously structuring effect）。这一点隐 含在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尽管没有被明确地理论化），他的理论认为，在世界体系 中，霸权对核心国家通过控制边缘地区而从经济上获利的能力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此这 是一个从地缘政治网络到经济网络的因果联系。反方向的联系也是存在的，比如经济资源是 形成地缘政治权力的投入之一。但是，说地缘政治与经济相互决定并没有使理论变得空洞。 这是因为从地缘政治到经济有一种确定的流动（比如通过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而获得经济利 益），反过来也是一样（投资于军事力量）；在任何一边（经济和地缘政治）都有其他能在理 论上具体指明的因素；这些效果发生的时间段也是不同的。于是存在这么一个时期，其间一 个国家可以依靠其地缘政治的力量而获得经济利益（常常是相当长期的），但地缘政治过程 本身却要变幻莫测得多，并且受到快速局势转换的影响。1 近来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地缘政治对政治的影响。斯科奇波尔（Skocpol）的革命理 论就特别强调地缘政治危机引起财政吃紧和国家精英内讧，进而为叛乱创造了舞台。她的理 论既有地缘政治的成分，也有国内政治的成分，因为阶级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哪些被动员起来 的行动者会真正参与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戈德斯通（Goldstone ）将这一逻辑概括为“国 家瓦解”（state breakdowns）模式，其中既包括革命，又包括非革命成果的瓦解（诸如发生 在中国明朝和奥托曼帝国的那些情况）。戈德斯通从因果关系这一面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 说明军事紧张是如何与人口增长、征税能力和货币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而造成了国家瓦解的 局势的。这一领域的另一部著作（道宁 Downing ）则试图说明地缘政治通过军事动员而对 民主政体结构或专制统治结构造成的影响。 将各种地缘政治理论以一种对国内政治的预测模式结合在一起，也是可能的。地缘政 治的原则（前文列出）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拥有的权力何时会扩大而何时又会 缩小，尤其会告诉我们由于过分扩张和资源紧张何时会导致危机的爆发。如果把韦伯主义的 假设——国内统治者的合法性随国家的权力威望而上下波动——也考虑进来，那就可以推 断，政党派别的兴衰取决于他们在任职期间所发生的地缘政治事件（柯林斯 1986，145—66）。 当然这只是一种关于政治动力学的不完整的理论，因为有一些国内政治进程也会影响各种党 派的政治性动员（大量存在于阶级和地位冲突的领域中）。但是主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特别 是战争、涉及国家声望的戏剧性事件，最重要的还有战败，它们所发生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 所有国内事件的影响力。甚至十分严重的经济崩溃或者一次严重的文化危机（最有可能的是 被高度动员起来的宗教冲突），也只有在没有相同强度的地缘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对政 治造成压倒性的影响。因此，在这个或那个领域中的突出事件是影响政治权力流动的潜在结 构。 政治网络 网络理论通常将权力理论化为资源依赖：如果某些网络位置需要依赖另一些网络位置获 取稀有资源，那么后者就拥有对前者的权力（库克等 Cook ）。这是一种形式的权力，它不 仅在实验情境下可见，而且在政治党派间以及政治联盟范围内的交易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实 验室以外的许多经验研究将注意力放到了描述性的问题上，问题涉及共同体中的权力结构， 现在则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最有意义的理论点在于说明组织而非个人是大规模政治竞技场 上的主要行动者，组织的单纯数量和密度决定了什么问题将被摆上政治的议事日程，以及这 些问题何时将成为政治行动的主题（劳曼 Laumann 和诺克 Knoke ）。尽管这项研究被说成 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政府具体政策领域的一种分析，但是它的理论结构对任何足够规模 的政治领域都是适用的。 一个重要的——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形式并没有被资源依赖理论所涵盖
缺失的是对强制性权力特性的分析,在这种权力之下,一些个人被迫服从他人的命令,而不 论他们因此而得到的回报是稀有的还是非稀有的。强制性权力是一种特殊的网络现象。暴力 和武器的使用只是短暂的,强制性结构主要是通过威胁来发挥作用的:掌握武装军队的一线 指挥者靠相互威胁来制约对方,而这种威胁是由一种命令结构来规范的。因此强权必须建立 在我所谓的一种“执行联盟”( enforcement coalition)的基础之上(柯林斯;基本观念来自 于席林 Schelling)。谁将支配执行联盟;这种联盟是什么样子的;它们显示出什么程度的稳 定、冲突和变化;这些问题要由一种有关权力的组织/网络理论来回答。我们从实验室实验 得知其中的一些答案,这些实验研究主体对(一般是比较温和的)强制性权力是如何反应的 (威乐wilr);而另一些则是通过对战斗中的军队进行研究才找到答案的(柯林斯)。一个 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首先强制性权力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而又是什么使它转变为各种非强制 性的权力形式 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研究传统,它以一种更加局限的方式研究是哪些条件动员冲突群体 采取行动的。资源动员理论(麦卡锡 McCarthy和扎德zald;梯利:奥立弗 Oliver和玛维 尔 Marwel)直接延伸了冲突理论的主题,它关注利益和资源,强调组织条件、激励机制和 成本。虽然这一理论还没有和网络分析直接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难找到。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工业主义期间的激进抗议运动首先是由市场本身的动员作用引发的 因此传统手工业工人比工厂工人更强硬地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后者并不与国家市场发生直接 的联系,而将他们的斗争引向工厂的地方权力结构(卡尔霍恩 Calhoun)。在对网络理论主 题的另一种几乎很明显的应用中,特劳哥特( Traugott)指出,工人阶级的成员既可以被动 员进革命势力也可以被动员进反革命势力,这取决于他们的网络是将他们与工人阶级共同体 捆绑在一起还是将他们作为军事防御力量孤立起来。总的原则很明显:是结构本身动员人们 采取政治行动,对于人们形成利益直觉并进而决定在政治冲突中为谁而战时,结构是重要的 决定力量。 经济网络 网络分析成功地扩展了我们对经济结构的理解。在宏观层面,网络分析已开始发展出关 于市场和关于权力的复杂理论。从网络的角度来看,经典意义上的市场是一个限定的案例 ( limiting case):在结构上,它是一个网络,其中的每个结点(每个行动者或组织)都与其 他的每个结点连接在一起。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几乎永远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所 有人相互之间都是潜在的买卖关系。因此,网络分析通过说明实际存在的联系模式,向我们 描绘了一幅更加切合实际的市场运作的图景。这并不意味着供求关系不再起作用,而是说并 不一定非要有一种能出清市场的均衡价格不可,相反,有一种分化的结构,其中仅有一部分 买者或卖者构成这些市场关系。因此价格和利润是可变的,这是由特定的经济交换网络的结 构造成的。 这种想法在分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中已经变得很熟悉了:高价的劳动力存在于某种 受限制的网络中,而充满激烈市场竞争的开放网络则会使劳动力的价格下降。我已经将这个 模式运用于分析教育证书对职业分层影响的研究(柯林斯):帕金( Parkin)也已将它用于 分析劳动力市场中方向朝上的排斥性战略和方向朝下的掠夺性战略。默菲( Murphy)还将 它发展成一种成熟的社会封闭理论,封闭由垄断和排他造成。默菲的研究建立了一种全面的 分层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阶级的形成,还适用于分析以政治结构(诸 如科层社会主义政体中的共产党)和文化特征(包括教育、民族和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封闭 状况。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网络形态的变异 现在我们正在形成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在这其中极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结 构,而非市场本身。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韦伯的某些不被人注意的理论,其中他将资本主义
7 缺失的是对强制性权力特性的分析，在这种权力之下，一些个人被迫服从他人的命令，而不 论他们因此而得到的回报是稀有的还是非稀有的。强制性权力是一种特殊的网络现象。暴力 和武器的使用只是短暂的，强制性结构主要是通过威胁来发挥作用的；掌握武装军队的一线 指挥者靠相互威胁来制约对方，而这种威胁是由一种命令结构来规范的。因此强权必须建立 在我所谓的一种“执行联盟”（enforcement coalition）的基础之上（柯林斯 ；基本观念来自 于席林 Schelling）。谁将支配执行联盟；这种联盟是什么样子的；它们显示出什么程度的稳 定、冲突和变化；这些问题要由一种有关权力的组织/网络理论来回答。我们从实验室实验 得知其中的一些答案，这些实验研究主体对（一般是比较温和的）强制性权力是如何反应的 （威乐 Willer）；而另一些则是通过对战斗中的军队进行研究才找到答案的（柯林斯）。一个 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首先强制性权力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而又是什么使它转变为各种非强制 性的权力形式。 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研究传统，它以一种更加局限的方式研究是哪些条件动员冲突群体 采取行动的。资源动员理论（麦卡锡 McCarthy 和扎德 Zald ；梯利；奥立弗 Oliver 和玛维 尔 Marwell）直接延伸了冲突理论的主题，它关注利益和资源，强调组织条件、激励机制和 成本。虽然这一理论还没有和网络分析直接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难找到。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工业主义期间的激进抗议运动首先是由市场本身的动员作用引发的； 因此传统手工业工人比工厂工人更强硬地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后者并不与国家市场发生直接 的联系，而将他们的斗争引向工厂的地方权力结构（卡尔霍恩 Calhown）。在对网络理论主 题的另一种几乎很明显的应用中，特劳哥特（Traugott ）指出，工人阶级的成员既可以被动 员进革命势力也可以被动员进反革命势力，这取决于他们的网络是将他们与工人阶级共同体 捆绑在一起还是将他们作为军事防御力量孤立起来。总的原则很明显：是结构本身动员人们 采取政治行动，对于人们形成利益直觉并进而决定在政治冲突中为谁而战时，结构是重要的 决定力量。 经济网络 网络分析成功地扩展了我们对经济结构的理解。在宏观层面，网络分析已开始发展出关 于市场和关于权力的复杂理论。从网络的角度来看，经典意义上的市场是一个限定的案例 （limiting case）：在结构上，它是一个网络，其中的每个结点（每个行动者或组织）都与其 他的每个结点连接在一起。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几乎永远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所 有人相互之间都是潜在的买卖关系。因此，网络分析通过说明实际存在的联系模式，向我们 描绘了一幅更加切合实际的市场运作的图景。这并不意味着供求关系不再起作用，而是说并 不一定非要有一种能出清市场的均衡价格不可，相反，有一种分化的结构，其中仅有一部分 买者或卖者构成这些市场关系。因此价格和利润是可变的，这是由特定的经济交换网络的结 构造成的。 这种想法在分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中已经变得很熟悉了：高价的劳动力存在于某种 受限制的网络中，而充满激烈市场竞争的开放网络则会使劳动力的价格下降。我已经将这个 模式运用于分析教育证书对职业分层影响的研究（柯林斯）；帕金（Parkin）也已将它用于 分析劳动力市场中方向朝上的排斥性战略和方向朝下的掠夺性战略。默菲（Murphy）还将 它发展成一种成熟的社会封闭理论，封闭由垄断和排他造成。默菲的研究建立了一种全面的 分层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阶级的形成，还适用于分析以政治结构（诸 如科层社会主义政体中的共产党）和文化特征（包括教育、民族和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封闭 状况。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网络形态的变异。 现在我们正在形成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在这其中极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结 构，而非市场本身。这个理论可以追溯到韦伯的某些不被人注意的理论，其中他将资本主义
的动力学当作争夺对市场机遇的占有权的斗争而加以分析。因此,资本主义的动力学是一个 连续垄断的过程,这些垄断互为基础又最终相互暗中破坏。因而,把土地当作私有财产加以 垄断不仅是迈向封建制度的一步,就像对拥有政府职位的权利的垄断一样,而且还是建立市 场的重要一步,在这种市场中,土地(和政府闲差)可以被买卖并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柯 林斯)。在一个层面上的占有使一种超级组织的产生成为可能,在这种超级组织中,人们就 占有的工具展开讨价还价;金融市场可以在商品或土地市场的基础上出现:而教育文凭市场 则可以在对组织中固定职位的占有的基础上产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布罗代尔才把资本主 义看作是一系列的层级,是若干不同广度的市场,而其中大市场能操纵地方市场。在20世 纪晚期,起到杠杆作用的超级金融市场出现了,它成为争夺对公司财务本身的控制权的竞技 场。这符合普遍冲突理论的观点,即认为新的冲突结构不断地在旧的冲突结构的基础之上产 生 网络分析仅仅明确地论述了市场范围内分层的一些组成部分。在商业组织层面,(博尔 特Burt)已被证明利润往往流向那些在自己和供应商以及客户的关系中占有最有利的控制地 位的组织。怀特( White 1981)提出一种普遍的市场网络理论,在这种市场网络中,资本家 们被组织进相互监控的生产者的网络当中;与其说这些圈子致力于他们自己之间的交易,还 不如说他们监控彼此的市场成功点以找到没有竞争的位置。有人可能还会说,根据熊彼特(S 关于银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司令部”这一观念,金融组织实行了最重要的结构监控,目的 是为了将没有竞争的位置最大化(柯林斯)。这样,资本家中的分层有就有几层:最受开放 市场均衡价格影响的人:那些已经建立起非竞争地位的人:而在最高一层,则是在引导投资 流向的金融部门的超级组织中的那些人 可以这么说,资本主义呈现出的形象是一种网络的组织政治学,而不是一个开放的竞 争性市场。这里总是会保留着某种竞争的因素:事实上,这是网络分析能为我们更准确解释 的变量之一。但是有多少竞争者,以及是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将他们从一般的、与每个人的竞 争中区分出来,却有关键性的不同。在经济网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关系:经济交换网络 其中网络将买者和卖者联系起来,并因此而以一种独立的、强制性的方式设立价格,超越 任何个体的意愿一一和信息网络,即哈里森·怀特( Harrison White)的模式中所描述的互 相监控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之间的接触首先在于避免物质交换中的竞争。当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同样成功地规避竞争,从而保有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而在一段时间的保护之后,竞 争环境也可能会打破这种有利位置。金融市场,作为投资资本元资源(meta- resource)的市 场,也倾向于将不同的市场统一起来并将间接竞争引入甚至是被保护的位置。因为这些原因, 在经济网络中,就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动力学,它使得受限制领域不断形成和被打破 文化意识形态网络 将文化视为由社会组织产生的,这种想法使我们能够确定在什么条件下特定的意识和信 仰将被传播。在诸如科学社会学这样比较狭窄的领域,这种类型的分析已进行了一段时间。 在对教育扩张的原因和效果所做的组织分析中,其更大的结构重要性已被描绘了出来。学校 是建立在物质投入的基础之上、但却产出思想和情感的组织。一般来说,这些都被体现在真 正的人身上,尽管人们不应该小看那些以文章、书本和其他文化产品的形式呈现的、与思想 和情感生产同时进行的物质生产的数量。但甚至是非物质的文化也可被当作一种商品:它在 社会交换网络中的结构位置,近似于商业市场中金钱的位置。正是基于这一点,布迪厄和他 的同事建立起了一种关于文化资本生产和分配的理论。从总体上看,这也是一种冲突理论 它着眼于分层、利益群体的斗争以及对物质和思想资源的拥有 关于文化生产体系中变迁的动力学,有许多不同的理论立场。布迪厄倾向于强调系统 的循环再生产,其中文化资本可转化为所有维度包括财产上的分层,而同时那些资源反过来
8 的动力学当作争夺对市场机遇的占有权的斗争而加以分析。因此，资本主义的动力学是一个 连续垄断的过程，这些垄断互为基础又最终相互暗中破坏。因而，把土地当作私有财产加以 垄断不仅是迈向封建制度的一步，就像对拥有政府职位的权利的垄断一样，而且还是建立市 场的重要一步，在这种市场中，土地（和政府闲差）可以被买卖并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柯 林斯）。在一个层面上的占有使一种超级组织的产生成为可能，在这种超级组织中，人们就 占有的工具展开讨价还价；金融市场可以在商品或土地市场的基础上出现；而教育文凭市场 则可以在对组织中固定职位的占有的基础上产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布罗代尔才把资本主 义看作是一系列的层级，是若干不同广度的市场，而其中大市场能操纵地方市场。在 20 世 纪晚期，起到杠杆作用的超级金融市场出现了，它成为争夺对公司财务本身的控制权的竞技 场。这符合普遍冲突理论的观点，即认为新的冲突结构不断地在旧的冲突结构的基础之上产 生。 网络分析仅仅明确地论述了市场范围内分层的一些组成部分。在商业组织层面，（博尔 特 Burt）已被证明利润往往流向那些在自己和供应商以及客户的关系中占有最有利的控制地 位的组织。怀特（White 1981）提出一种普遍的市场网络理论，在这种市场网络中，资本家 们被组织进相互监控的生产者的网络当中；与其说这些圈子致力于他们自己之间的交易，还 不如说他们监控彼此的市场成功点以找到没有竞争的位置。有人可能还会说，根据熊彼特（S 关于银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司令部”这一观念，金融组织实行了最重要的结构监控，目的 是为了将没有竞争的位置最大化（柯林斯）。这样，资本家中的分层有就有几层：最受开放 市场均衡价格影响的人；那些已经建立起非竞争地位的人；而在最高一层，则是在引导投资 流向的金融部门的超级组织中的那些人。 可以这么说，资本主义呈现出的形象是一种网络的组织政治学，而不是一个开放的竞 争性市场。这里总是会保留着某种竞争的因素；事实上，这是网络分析能为我们更准确解释 的变量之一。但是有多少竞争者，以及是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将他们从一般的、与每个人的竞 争中区分出来，却有关键性的不同。在经济网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关系；经济交换网络— —其中网络将买者和卖者联系起来，并因此而以一种独立的、强制性的方式设立价格，超越 任何个体的意愿——和信息网络，即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的模式中所描述的互 相监控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之间的接触首先在于避免物质交换中的竞争。当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同样成功地规避竞争，从而保有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而在一段时间的保护之后，竞 争环境也可能会打破这种有利位置。金融市场，作为投资资本元资源（meta-resource）的市 场，也倾向于将不同的市场统一起来并将间接竞争引入甚至是被保护的位置。因为这些原因， 在经济网络中，就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动力学，它使得受限制领域不断形成和被打破。 文化/意识形态网络 将文化视为由社会组织产生的，这种想法使我们能够确定在什么条件下特定的意识和信 仰将被传播。在诸如科学社会学这样比较狭窄的领域，这种类型的分析已进行了一段时间。 在对教育扩张的原因和效果所做的组织分析中，其更大的结构重要性已被描绘了出来。学校 是建立在物质投入的基础之上、但却产出思想和情感的组织。一般来说，这些都被体现在真 正的人身上，尽管人们不应该小看那些以文章、书本和其他文化产品的形式呈现的、与思想 和情感生产同时进行的物质生产的数量。但甚至是非物质的文化也可被当作一种商品；它在 社会交换网络中的结构位置，近似于商业市场中金钱的位置。正是基于这一点，布迪厄和他 的同事建立起了一种关于文化资本生产和分配的理论。从总体上看，这也是一种冲突理论， 它着眼于分层、利益群体的斗争以及对物质和思想资源的拥有。 关于文化生产体系中变迁的动力学，有许多不同的理论立场。布迪厄倾向于强调系统 的循环再生产，其中文化资本可转化为所有维度包括财产上的分层，而同时那些资源反过来
也可转化为文化。尽管在一般的抽象层面上的确有这种类型的流动,但是这仍然给我们遗留 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系统在时间上是如何变化的,包括一开始让这个系统产生的条件 是什么,以及那些可能引发系统内部危机的条件又是什么。我对这个理论的解释(柯林斯 1979)是,分权的政府结构会潜在地允许一种文化生产者的竞争市场的存在;这种潜在可能 性的实现形式是一种多民族局势,或是其他导致多个群体争夺精英地位文凭资格的条件。2 其结果是一种通货膨胀的动态过程,大众教育文凭随着扩张而不断贬值:这样文化通货膨胀 本身就仍然在鼓励人们努力去获得更高的文化文凭。 从逻辑上讲,这种动态过程是不能无限继续下去的,这既是因为这一动态过程可能会 通过将现存文化工具化和相对化来降低它的合法性,又是因为文化生产体系本身的物质花费 在某个时候会升级,超过经济对其的投入能力。其结果就是出现文化危机时期和某个特定文 化生产体系价值的贬值(比如,新教改革就是中世纪全盛时期宗教运动和教育组织长期扩张 结果:见柯林斯1981b)。不仅存在着由地缘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所引发的“国家财政危机”, 而且还可能存在“文化生产组织的财政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中,均存在着一种竞争或者冲 突的结构一一一个是为了争夺军事霸权,另一个是为了争夺国内分层网络中的地位霸权。冲 突有它自己的自主动力,它自我驱动并进而将结构推向新的水平。但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文化 的冲突,它总是依赖于一些物质资源的投入,而同时那些资源也限制了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 超过了这些界限,由冲突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一一它可能是军事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就 会使可获得的资源变得紧张,并进而导致危机和崩溃。这既是关于宗教的、又是关于世俗文 化生产组织的历史动力学的冲突模式 但是没有哪一种危机会成为终点。一种形式的分层的崩溃意味着其敌人一一受到这种 分层结构压迫的人一一有机会为他们自己抓住动员和组织的手段。新的支配结构随着时间的 流逝不断被建立起来,它与以前一样要受到同样的潜在结构变迁的影响。冲突理论是赫拉克 利特( Heraclitus)的一种预见。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另外一个样子,经由冲突而发生的 组织和重组的过程是无止境的 冲突理论的未来 前面已列出了许多经验研究的领域,其中冲突理论已成为一主要的研究视角,无疑它将 继续发展下去。我最近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下了不少工夫。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关知识共同 体进行思想的社会生产的全面的冲突理论。主导性的主题是:在几个不同派别之间对积累起 来的知识资本进行竞争性的分配和阐释,这些派别的产生是由某个特定时期支持资源的结构 所造成的。知识的历史因而就是一个由知识生产领域中的分裂的派系所驱动的冲突过程。这 些派别用过去生产出来的思想制造出知识财产,并且生产出和他们对手的意识相反的新的意 识。引人注目的是,新的位置特别是通过对之前存在的位置的否定而产生的,其中伴随着最 大的政治敌对过程 可是冲突理论发展的正途可能还是在宏观历史社会学的领域。在这里,人类社会的宏 观图景作为特权和统治的网络被呈现出来,它们经历了长期缓慢的资源变迁以及突发性的激 烈冲突。这种社会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处于黄金时代:这段时期既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像巴林顿·穆尔 Barrington moore、佩里·安德森和伊曼纽尔·沃伦斯坦的著作)一一其 理论已非常接近于多维冲突假设,又包括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研究,像蒂利、斯科奇波尔和 曼的作品。这些处处都在暗示宏观历史冲突社会学的创造力将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继续发展。 现有多部多卷本著作仍在撰写过程中:曼只出了原计划3卷本中的1本,他分析的时间范围 仅仅到1760年为止;他的第3卷将完成全部的理论分析。沃伦斯坦与新马克思主义平行的 研究计划,现在写到了第3卷,也只写到法国革命就结束了,接下来还有19世纪的帝国主 义和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化尚有待论及
9 也可转化为文化。尽管在一般的抽象层面上的确有这种类型的流动，但是这仍然给我们遗留 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系统在时间上是如何变化的，包括一开始让这个系统产生的条件 是什么，以及那些可能引发系统内部危机的条件又是什么。我对这个理论的解释（柯林斯 1979）是，分权的政府结构会潜在地允许一种文化生产者的竞争市场的存在；这种潜在可能 性的实现形式是一种多民族局势，或是其他导致多个群体争夺精英地位文凭资格的条件。2 其结果是一种通货膨胀的动态过程，大众教育文凭随着扩张而不断贬值；这样文化通货膨胀 本身就仍然在鼓励人们努力去获得更高的文化文凭。 从逻辑上讲，这种动态过程是不能无限继续下去的，这既是因为这一动态过程可能会 通过将现存文化工具化和相对化来降低它的合法性，又是因为文化生产体系本身的物质花费 在某个时候会升级，超过经济对其的投入能力。其结果就是出现文化危机时期和某个特定文 化生产体系价值的贬值（比如，新教改革就是中世纪全盛时期宗教运动和教育组织长期扩张 结果；见柯林斯 1981b）。不仅存在着由地缘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所引发的“国家财政危机”， 而且还可能存在“文化生产组织的财政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中，均存在着一种竞争或者冲 突的结构——一个是为了争夺军事霸权，另一个是为了争夺国内分层网络中的地位霸权。冲 突有它自己的自主动力，它自我驱动并进而将结构推向新的水平。但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文化 的冲突，它总是依赖于一些物质资源的投入，而同时那些资源也限制了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 超过了这些界限，由冲突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它可能是军事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就 会使可获得的资源变得紧张，并进而导致危机和崩溃。这既是关于宗教的、又是关于世俗文 化生产组织的历史动力学的冲突模式。 但是没有哪一种危机会成为终点。一种形式的分层的崩溃意味着其敌人——受到这种 分层结构压迫的人——有机会为他们自己抓住动员和组织的手段。新的支配结构随着时间的 流逝不断被建立起来，它与以前一样要受到同样的潜在结构变迁的影响。冲突理论是赫拉克 利特（Heraclitus）的一种预见。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另外一个样子，经由冲突而发生的 组织和重组的过程是无止境的。 冲突理论的未来 前面已列出了许多经验研究的领域，其中冲突理论已成为一主要的研究视角，无疑它将 继续发展下去。我最近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下了不少工夫。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关知识共同 体进行思想的社会生产的全面的冲突理论。主导性的主题是：在几个不同派别之间对积累起 来的知识资本进行竞争性的分配和阐释，这些派别的产生是由某个特定时期支持资源的结构 所造成的。知识的历史因而就是一个由知识生产领域中的分裂的派系所驱动的冲突过程。这 些派别用过去生产出来的思想制造出知识财产，并且生产出和他们对手的意识相反的新的意 识。引人注目的是，新的位置特别是通过对之前存在的位置的否定而产生的，其中伴随着最 大的政治敌对过程。 可是冲突理论发展的正途可能还是在宏观历史社会学的领域。在这里，人类社会的宏 观图景作为特权和统治的网络被呈现出来，它们经历了长期缓慢的资源变迁以及突发性的激 烈冲突。这种社会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处于黄金时代；这段时期既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像巴林顿·穆尔 Barrington Moore、佩里·安德森和伊曼纽尔·沃伦斯坦的著作）——其 理论已非常接近于多维冲突假设，又包括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研究，像蒂利、斯科奇波尔和 曼的作品。这些处处都在暗示宏观历史冲突社会学的创造力将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继续发展。 现有多部多卷本著作仍在撰写过程中：曼只出了原计划 3 卷本中的 1 本，他分析的时间范围 仅仅到 1760 年为止；他的第 3 卷将完成全部的理论分析。沃伦斯坦与新马克思主义平行的 研究计划，现在写到了第 3 卷，也只写到法国革命就结束了，接下来还有 19 世纪的帝国主 义和 20 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化尚有待论及
我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提供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洞察,而且还将关于支配和冲突的 一般分析模式推向前进。因此,杰克·戈德斯通的研究开创了人口剧增和剧减、通货膨胀以 及国家财政危机之间的理论联系的先河。虽然他关注的是17世纪的大衰落,但是戈德斯通 的模式完全有潜力用来对其他时代和危机进行概括。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理论意涵将 来会由新一代的研究者发扬光大。另外一部正在进行中的多卷本著作是奥兰多·帕特森 ( Orlando patterson)关于世界奴隶制模式的研究,它宣称要重塑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包括 前工业国家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见我们将会建立起对财产和政治的模式、非人 化及其辩证法的新理解。地缘政治是另一个得到广泛发展的主题,它最近被开始用于活力十 足的比较和历史研究。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理论挑战的来临:即军事扩张与缩减、威胁与国内 政治反应的动力学,它们正逐渐隐约地出现在我们关于冲突和社会秩序理论研究图景的中 冲突理论并不仅仅涉及冲突的模式。它既有关社会变迁,又包括对社会特权所有维度 的塑造,因此而事关社会结构。因而建立起冲突理论的经验研究的进步无疑将增加我们对整 个社会学领域的理解。 龚玮译,张钰校 注释 1此外,正如曼所指出的,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的存在取决于其维持空间上组织网络的能力:因此军队依 赖其物质供给、后勤和通讯结构。从历史上说,强大的帝国军队就是这样的组织,他们走到哪里,就在沿 途建设其物质基础设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曼(1986,272-295)将罗马描述成以一种以军队为基础的发 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军队自行修建道路,设置物质供给结构,并因此而在实际上为之后的(并不总是 紧随其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铺平了道路 2另外一份相关的论述,是由拉米雷( Ramirez)和波利-贝纳特( Boli-Bennett1982)提出的,他们指出, 教育体系在上个世纪已经成为国际竞争舞台上的一种地位象征。与韦伯关于国家的权力威望由于军事力量 而更加显著的观念相似,现在发展出一种关于文化上的现代国家的观念,其中包括拥有一个大众教育体系 因此,国际政治网络导致了在文化生产领域内的地位竞争
10 我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提供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洞察，而且还将关于支配和冲突的 一般分析模式推向前进。因此，杰克·戈德斯通的研究开创了人口剧增和剧减、通货膨胀以 及国家财政危机之间的理论联系的先河。虽然他关注的是 17 世纪的大衰落，但是戈德斯通 的模式完全有潜力用来对其他时代和危机进行概括。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理论意涵将 来会由新一代的研究者发扬光大。另外一部正在进行中的多卷本著作是奥兰多·帕特森 （Orlando Patterson）关于世界奴隶制模式的研究，它宣称要重塑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包括 前工业国家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见我们将会建立起对财产和政治的模式、非人 化及其辩证法的新理解。地缘政治是另一个得到广泛发展的主题，它最近被开始用于活力十 足的比较和历史研究。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理论挑战的来临：即军事扩张与缩减、威胁与国内 政治反应的动力学，它们正逐渐隐约地出现在我们关于冲突和社会秩序理论研究图景的中 心。 冲突理论并不仅仅涉及冲突的模式。它既有关社会变迁，又包括对社会特权所有维度 的塑造，因此而事关社会结构。因而建立起冲突理论的经验研究的进步无疑将增加我们对整 个社会学领域的理解。 龚玮译，张钰校 注释 1 此外，正如曼所指出的，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的存在取决于其维持空间上组织网络的能力；因此军队依 赖其物质供给、后勤和通讯结构。从历史上说，强大的帝国军队就是这样的组织，他们走到哪里，就在沿 途建设其物质基础设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曼（1986，272-295）将罗马描述成以一种以军队为基础的发 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军队自行修建道路，设置物质供给结构，并因此而在实际上为之后的（并不总是 紧随其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铺平了道路。 2 另外一份相关的论述，是由拉米雷（Ramirez）和波利-贝纳特（Boli-Bennett 1982）提出的，他们指出， 教育体系在上个世纪已经成为国际竞争舞台上的一种地位象征。与韦伯关于国家的权力威望由于军事力量 而更加显著的观念相似，现在发展出一种关于文化上的现代国家的观念，其中包括拥有一个大众教育体系。 因此，国际政治网络导致了在文化生产领域内的地位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