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对比理论视角 对于社会生活,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采取了相互对立的理论视角,并因此以不同的 术语来解释之。其分析单位是不同的,一一前者是个人,后者是人群——它们的概念和变量 也是不同的一一在微观社会学里是人的属性( attributes of human beings),在宏观社会学里 是人群结构的突生特性( emergent propertie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s)。①个人可以富裕或贫穷 但只有集体才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我认为行动者这一概念对个人和集体而 言都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连用来分析这二者的最相关的(行动者的)特征( the most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也大相径庭 因此,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运用不同的概念来构造理论以解释社会关系以及更复杂 的奠基于社会关系之上的社会模式和现象。微观社会学分析使人际关系得以形成的潜在的社 会过程。其关注点在于社会互动和交往,重要的概念是交互性、有意义的符号、义务、交 和依赖。宏观社会学分析一个人群中不同位置的结构以及这些位置对社会关系的限制。其关 注点在于社会环境对人们关系的外部制约,重要的概念是分化、制度、不平等、异质性和交 叉社会圈( crosscutting circles)。简言之,微观社会学解剖社会关系的内部的动力过程 ( dynamics),而宏观社会学则分析外部的社会限制和机会一—即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 对社会关系所施加的影响 有很多种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的理论架构( schemes),但我将各择其一加以讨论。 在对我自认为读者比较熟悉的交换理论作一些评论之后,我将更简略地谈一谈我在近些年里 所发展的宏观结构理论。 对交换理论的反思 我希望读者不会反对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对交换理论作一些反思。三十多年前,我为了 完成博士论文,在大量进行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针对公务员进行了一项个案研究。那时我 萌生了将社会互动概念化为一个交换过程的想法。这个想法还受到了怀特( Whyte)(1943: 56-258)的“相互义务”原理的影响。但在那时,我并不了解(或许是记不起了)从亚里 士多德到莫斯等许多人早已使用社会交换这个概念了。在研究的早期,我在观察公务员时注 意到同僚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公事,尽管他们各司其职。在办公室里几乎总是可以看到两个或 更多的人在深入地谈论他们的工作。午饭时间则充满了有关趣事或疑难事务的谈话 这种咨询活动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当公务员的上司告诉我,这些人在遇到问题时,实 际上被禁止向同僚作咨询,而只能与他商讨时,我的好奇心就更加强烈了。我将这些交易解 释为社会交换。在社会交换中,一位公务员可以在工作中得到帮助,而不必将困难暴露在上 司面前。作为回报,他会通过讨教别人的方式来承认对其意见的需要,从而隐晦地表达对咨 询者的敬意。经常被同僚咨询的公务员在这种重复发生的交换活动中提高了自己的非正式地 位。而这是对他们帮助别人做出困难决定的最高酬报。 我对社会交换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将其视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现象因此特别 适合社会学家研究。这并不属于调查中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之列。例如人们的态度、选举中的 投票、教育、工作成就和工作满意度,都肯定地受到社会的调控和影响,并且很多还以他人 为取向,但这些因素本身涉及的乃是个人的行动和思考,而非社会过程。相比之下,社会交 换直接关注人际关系中的给予和索取的社会过程,并分析自我的行为如何不依赖于自我的现 行调控、经验和特质,而是依赖于他人的行为。他人的行为反过来又视自我的行为而定。当 然,每个人行为都有其心理动机,但交换理论并不试图用这些动机来解释每个人为什么要参 与交换。它解剖这种交易过程,以解释相互依赖的机缘凑合( interdependent contingencies), 本文原名 Contra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选自 Jeffery C. Alexander& Bernhard giesen编的The Miro- 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71-85;本文是为 Richard emerson纪念文集所贡献 的论文的一个改写版,收入 Karen Cook编辑的 Social Exchange Theory( Beverly hills,caif;:Sage) mergent properties”一词译为“突生特性”也是勉为其难,布劳用它意指人在不同集合如性别、职业 族裔等群体中的分布的特性和在占有如收入、权力等不同资源方面的差异的特性,及在这些差异的不同关 系中生成的和涌出的( emergent)特性。较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本文选中布劳的另一篇文章“宏观结构概念
1 24.2 对比理论视角* 对于社会生活，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采取了相互对立的理论视角，并因此以不同的 术语来解释之。其分析单位是不同的，——前者是个人，后者是人群——它们的概念和变量 也是不同的——在微观社会学里是人的属性（attributes of human beings），在宏观社会学里 是人群结构的突生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s）。①个人可以富裕或贫穷， 但只有集体才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我认为行动者这一概念对个人和集体而 言都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连用来分析这二者的最相关的（行动者的）特征（the most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也大相径庭。 因此，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运用不同的概念来构造理论以解释社会关系以及更复杂 的奠基于社会关系之上的社会模式和现象。微观社会学分析使人际关系得以形成的潜在的社 会过程。其关注点在于社会互动和交往，重要的概念是交互性、有意义的符号、义务、交换 和依赖。宏观社会学分析一个人群中不同位置的结构以及这些位置对社会关系的限制。其关 注点在于社会环境对人们关系的外部制约，重要的概念是分化、制度、不平等、异质性和交 叉社会圈（crosscutting circles）。简言之，微观社会学解剖社会关系的内部的动力过程 （dynamics），而宏观社会学则分析外部的社会限制和机会——即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 —对社会关系所施加的影响。 有很多种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的理论架构（schemes），但我将各择其一加以讨论。 在对我自认为读者比较熟悉的交换理论作一些评论之后，我将更简略地谈一谈我在近些年里 所发展的宏观结构理论。 对交换理论的反思 我希望读者不会反对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对交换理论作一些反思。三十多年前，我为了 完成博士论文，在大量进行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针对公务员进行了一项个案研究。那时我 萌生了将社会互动概念化为一个交换过程的想法。这个想法还受到了怀特（Whyte）（1943： 256-258）的“相互义务”原理的影响。但在那时，我并不了解（或许是记不起了）从亚里 士多德到莫斯等许多人早已使用社会交换这个概念了。在研究的早期，我在观察公务员时注 意到同僚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公事，尽管他们各司其职。在办公室里几乎总是可以看到两个或 更多的人在深入地谈论他们的工作。午饭时间则充满了有关趣事或疑难事务的谈话。 这种咨询活动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当公务员的上司告诉我，这些人在遇到问题时，实 际上被禁止向同僚作咨询，而只能与他商讨时，我的好奇心就更加强烈了。我将这些交易解 释为社会交换。在社会交换中，一位公务员可以在工作中得到帮助，而不必将困难暴露在上 司面前。作为回报，他会通过讨教别人的方式来承认对其意见的需要，从而隐晦地表达对咨 询者的敬意。经常被同僚咨询的公务员在这种重复发生的交换活动中提高了自己的非正式地 位。而这是对他们帮助别人做出困难决定的最高酬报。 我对社会交换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将其视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现象因此特别 适合社会学家研究。这并不属于调查中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之列。例如人们的态度、选举中的 投票、教育、工作成就和工作满意度，都肯定地受到社会的调控和影响，并且很多还以他人 为取向，但这些因素本身涉及的乃是个人的行动和思考，而非社会过程。相比之下，社会交 换直接关注人际关系中的给予和索取的社会过程，并分析自我的行为如何不依赖于自我的现 行调控、经验和特质，而是依赖于他人的行为。他人的行为反过来又视自我的行为而定。当 然，每个人行为都有其心理动机，但交换理论并不试图用这些动机来解释每个人为什么要参 与交换。它解剖这种交易过程，以解释相互依赖的机缘凑合（interdependent contingencies）， * 本文原名”Contra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选自 Jeffrery C. Alexander & Bernhard Giesen 编的 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71-85; 本文是为 Richard Emerson 纪念文集所贡献 的论文的一个改写版，收入 Karen Cook 编辑的 Social Exchange Theor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① “emergent properties”一词译为“突生特性”也是勉为其难，布劳用它意指人在不同集合如性别、职业、 族裔等群体中的分布的特性和在占有如收入、权力等不同资源方面的差异的特性，及在这些差异的不同关 系中生成的和涌出的（emergent）特性。较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本文选中布劳的另一篇文章“宏观结构概念”。 ——译注
其中每个人的反应都取决于他人先前的行动,并且又引起他人的进一步反应。这样参与交换 者的动机便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而关注的焦点则是那些隐藏在社会互动背后的交替互惠 ( alternating reciprocities)。我和霍曼斯的理论分歧植根于有关交换的明显的社会性质的概念 之中。当然,可以用参加交易者的动机来分析交换,正如可以用敌对双方的动机来分析冲突 一样。然而,这种心理学的还原论忽视了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社会过程,隐含在交换中的重复 发生的互惠行为,以及在一场军备竞赛中,由威胁与反威胁所必然导致的潜在冲突的增长。 还有另外的原因说明社会学家为什么关注对社会交换的分析。除数理社会学外,它是少 数几个适合于系统的公理式理论的发展的主题之一。诸如边际效用这样借自经济学的概念 可以用来解释非经济学的观察结果一—例如,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性的衰减已经为人所接受 因此也可以用作创建严密的假说演绎性理论的砖石。事实上,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是社会学 中在创建这类理论方面少有的尝试之一。尽管我不同意他理论中的心理还原论,我仍然完全 赞成他的看法:对社会学来说重要的是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演绎性理论。交换理论的另一个优 点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和概念能够得到广泛运用,并且能够赋予日常观察结果以新的意义。 例如,人们为什么愿意帮陌生人的忙,或人们在饭馆里为什么常常为谁付款而争吵。交换理 论的最后一个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 论的微观社会学基础。这正是二十年前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尝试过的主题。但是在对交换过程 的微观社会学分析方面我做得更成功,而在用微观原理作基础建构严密的宏观理论方面则要 差些。正是这个主要原因促使我的兴趣从社会交换转向迥然不同的建立宏观社会学理论的道 然而,在我回到基础的理论分析之前,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各种官僚组织的经验 研究。韦伯对官僚制中包含的组织原理的分析引起了我持久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促使了我在 早期对政府公务员进行个案研究。但是我只能凭间接推断而不是直接地来论述官僚制的原 理,因为组织的普遍原理需要进行大量的比较而不是以个案研究作为基础。霍曼斯在关于我 的早期研究的一篇书评中指出了这一点。这篇书评尽管总的来说是肯定性的,但却指出了我 的题目(《官僚制的动力》)具有误导性,因为我的著作实质上论述的都是公务员群体中的非 正式关系而非官僚制本身。为了直接的研究组织结构中的问题,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 每一项都涉及到对从大量的可比较的机构—一例如,政府机构、学术协会、工厂一一中搜集 来的数据所做的量化处理。这项研究提出了韦伯所关注的一个宏观社会学的课题一一官僚结 构。尽管并不缺乏理论的推导和含义,这些研究仍然集中于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我迫不及待 要从淹没于经验数据的状态中逃逸出来,并试图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演绎性的宏观社会 学理论。 建立宏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它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一条道路是从微观社会学的 原理出发,并将这些原理作为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另外一条道路则依赖于如下假设:微 观和宏观理论需要不同的视角和概念框架,因为宏观社会学的主要术语涉及人口结构的应变 特性,而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并没有与之对等的概念。因此我认为第二条道路更为可 至少在社会学发展的现阶段是这样 宏观结构的概念架构 我所构造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量化维度上的演绎性 理论(布莱斯威特 Braithwaite953:波普 Popper[1934]1959)。对我的研究取向影响最大的 两位经典社会学家是涂尔干( Durkheim[189511938)和齐美尔( Simmel1908),特别是涂尔 干对向人们施加外部限制的社会事实的关注和齐美尔对社会生活的量的维度以及交叉社会 圈的意义的强调。研究单位是社会或社区或其它大的集体,而非个人或小群体。它是一个在 马克思的意义上的结构理论,而非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意义上的。这就是说,我所说 的“结构”是指人们的社会位置和他们的关系的客观差异的系统,而非文化神话、象征符号 或婚姻规则。我的理论与马克思的不同,马克思首要关注经济位置和经济关系,而我除了经 济差别外,还注意到其它的社会差别,如人种或种族的差别。根据帕森斯对文化和社会结构 所作的区分一一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一一我的理论关注的 是结构而非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这一理论的目标是用结构术语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而非用文化的或心理学的术语来
2 其中每个人的反应都取决于他人先前的行动，并且又引起他人的进一步反应。这样参与交换 者的动机便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而关注的焦点则是那些隐藏在社会互动背后的交替互惠 （alternating reciprocities）。我和霍曼斯的理论分歧植根于有关交换的明显的社会性质的概念 之中。当然，可以用参加交易者的动机来分析交换，正如可以用敌对双方的动机来分析冲突 一样。然而，这种心理学的还原论忽视了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社会过程，隐含在交换中的重复 发生的互惠行为，以及在一场军备竞赛中，由威胁与反威胁所必然导致的潜在冲突的增长。 还有另外的原因说明社会学家为什么关注对社会交换的分析。除数理社会学外，它是少 数几个适合于系统的公理式理论的发展的主题之一。诸如边际效用这样借自经济学的概念， 可以用来解释非经济学的观察结果——例如，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性的衰减已经为人所接受— —因此也可以用作创建严密的假说演绎性理论的砖石。事实上，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是社会学 中在创建这类理论方面少有的尝试之一。尽管我不同意他理论中的心理还原论，我仍然完全 赞成他的看法：对社会学来说重要的是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演绎性理论。交换理论的另一个优 点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和概念能够得到广泛运用，并且能够赋予日常观察结果以新的意义。 例如，人们为什么愿意帮陌生人的忙，或人们在饭馆里为什么常常为谁付款而争吵。交换理 论的最后一个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 论的微观社会学基础。这正是二十年前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尝试过的主题。但是在对交换过程 的微观社会学分析方面我做得更成功，而在用微观原理作基础建构严密的宏观理论方面则要 差些。正是这个主要原因促使我的兴趣从社会交换转向迥然不同的建立宏观社会学理论的道 路。 然而，在我回到基础的理论分析之前，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各种官僚组织的经验 研究。韦伯对官僚制中包含的组织原理的分析引起了我持久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促使了我在 早期对政府公务员进行个案研究。但是我只能凭间接推断而不是直接地来论述官僚制的原 理，因为组织的普遍原理需要进行大量的比较而不是以个案研究作为基础。霍曼斯在关于我 的早期研究的一篇书评中指出了这一点。这篇书评尽管总的来说是肯定性的，但却指出了我 的题目（《官僚制的动力》）具有误导性，因为我的著作实质上论述的都是公务员群体中的非 正式关系而非官僚制本身。为了直接的研究组织结构中的问题，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 每一项都涉及到对从大量的可比较的机构——例如，政府机构、学术协会、工厂——中搜集 来的数据所做的量化处理。这项研究提出了韦伯所关注的一个宏观社会学的课题——官僚结 构。尽管并不缺乏理论的推导和含义，这些研究仍然集中于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我迫不及待 要从淹没于经验数据的状态中逃逸出来，并试图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演绎性的宏观社会 学理论。 建立宏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它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一条道路是从微观社会学的 原理出发，并将这些原理作为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另外一条道路则依赖于如下假设：微 观和宏观理论需要不同的视角和概念框架，因为宏观社会学的主要术语涉及人口结构的应变 特性，而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并没有与之对等的概念。因此我认为第二条道路更为可行， 至少在社会学发展的现阶段是这样。 宏观结构的概念架构 我所构造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量化维度上的演绎性 理论（布莱斯威特 Braithwaite 1953；波普 Popper [1934]1959）。对我的研究取向影响最大的 两位经典社会学家是涂尔干（Durkheim[1895]1938）和齐美尔（Simmel 1908），特别是涂尔 干对向人们施加外部限制的社会事实的关注和齐美尔对社会生活的量的维度以及交叉社会 圈的意义的强调。研究单位是社会或社区或其它大的集体，而非个人或小群体。它是一个在 马克思的意义上的结构理论，而非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意义上的。这就是说，我所说 的“结构”是指人们的社会位置和他们的关系的客观差异的系统，而非文化神话、象征符号 或婚姻规则。我的理论与马克思的不同，马克思首要关注经济位置和经济关系，而我除了经 济差别外，还注意到其它的社会差别，如人种或种族的差别。根据帕森斯对文化和社会结构 所作的区分——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我的理论关注的 是结构而非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这一理论的目标是用结构术语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而非用文化的或心理学的术语来
解释个人行为。简言之,解释的对象( explicandum)和用来解释的工具要素( explican: 都明显是社会性的。解释对象是群体中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或结构( configurations),尤其 在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之中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例如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普遍的通婚现 象,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普遍的交友现象。当然,所有的人类关系都涉及到参与者的 行为。然而,结构理论的目标不是用引发行为的动机来解释行为,而是用各种社会关系的外 部限制和机会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这些社会关系是由人群的构成一一即社会环境中的不 同位置的结构一一造成的。在一个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社区里,宗教结构限制了人们与天主 教徒结婚的机会,而扩大了与新教徒结婚的机会。用来解释的工具/要素是不内化了的文化 价值和规范:也不是心理偏好。相反,它是社会结构一一即人群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分化一 对机会所施加的外部限制的影响,并且无论文化价值和心理偏好是什么,这些限制总会对关 系产生制约。 总之,社会结构在这里是指人们在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如人群中的种族差别他们 的经济差别,或他们的教育差别。一个集体在一个特定维度上分化的具体标准是不同职业或 收入层次的分布。对社会位置这一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加以考虑的任何 属性差异都被有意无意地视作反映了社会位置。如果社会位置因此而以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来定义,那么任何把这样一种影响作为必要条件的命题都将是同义反复。然而,由此发展出 的定理并未明确说明一个个人的社会位置对她或他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而是说明了整个人群 在各方面的分化对该人群中社会关系模式的影响。这两种影响一—一个人的位置的影响和在 个特定维度上人们的分布的影响一一有所不同。实际上这两者经常是相反的,正如我们将 要看到的那样。齐美尔所关注的规模(size)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因此也就扩展为规模分布(size distribution)的意义。由于一个人群中的所有个体在任何一个维度上都只能有一个规模分布 因此对宏观结构命题的分析就要求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比较,而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群中的个体 进行比较 每一个个人自然占据多个社会安定位置。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社区之中,属于一个种族群 体,拥有一种宗教信仰,多少受过一点教育,从事一种行当,拥有一份职业,并有一份收入。 即使简单社会也在某几个方面发生分化,而复杂社会则展现出在更多维度上的分化。一个人 群的分布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存在。因此,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一个人们分布于其间的多维的 社会位置空间。社会结构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术语,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变量来对它进行操作性 地描述。更确切地说,它包含很多可以被操作性地加以描述的具体概念:分化的具体维度 在一个或几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的分化的程度,被称作一个结构参数。社会结构是由其 参数来描述的。换言之,结构参数是指一个人群的成员在各个方面变异的程度。例如一个国 家的财富集中度,经济的产业多样性,一个组织的劳动分工,一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或一个 社区的种族构成。当然,比较必须在相同的社会单位之间进行一一例如不同的社会之间或不 同的城市之间。有一点很重要,必须指出,即在各种维度上的分化并非一定是 orthogonal(不 相关?)。有些社会位置的差异,如教育和职业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而另外一些,如性别 和宗教,一般则不相关。一种社会差异与其它社会差异的共变的程度也被视为一种结构参数 例如,人们的种族差异与他们的教育、职业和经济差异的相关程度 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普遍形式的参数,它们涵盖了人们很多具体的社会差异。其中两个 参数是在单一维度上的分化,而另一个则是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在几个维度上的共变。区分前 两种参数的标准是看社会差别是否把人群分成了边界相对明显的、无序的名义类别( nominal categories),如宗教派别或种族群体,或看它们是否以地位的等级为基础对人们进行了无明 显边界的分类,如收入或权力。这两种单一维度的分化形式是异质新性和不平等 异质性是指一个集体的成员分化为名义群体( nominal group)的程度。例如一个社会的 劳动分工和一个社区的语言多样性。一个人群在某一特定维度上所能够分成的次群体越多 并且人们在这些群体间的分布越不均匀,异质性就越大。衡量异质性的标准是随机选取的两 个人属于不同群体的期望机会( the chance expectation)。譬如,要比较劳动分工,对所有的 个案要么都用具体职业( detailed occupations)来划分,要么都用主要职业群( major occupational groups)来划分。(由吉布斯Gbs和马丁 Martin[1962]所提出的一种量度方法 操作性地描述了这一标准,并且可以被用于对所有类型的异质性的研究。) 不平等是指一个人群在资源或等级地位上所产生的分化的程度。财富的集中是不平等的 种形式:而教育差异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或社区在某一特定维度上的不平等的标准
3 解释个人行为。简言之，解释的对象（explicandum）和用来解释的工具/要素（explicans） 都明显是社会性的。解释对象是群体中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或结构（configurations），尤其是 在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之中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例如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普遍的通婚现 象，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普遍的交友现象。当然，所有的人类关系都涉及到参与者的 行为。然而，结构理论的目标不是用引发行为的动机来解释行为，而是用各种社会关系的外 部限制和机会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这些社会关系是由人群的构成——即社会环境中的不 同位置的结构——造成的。在一个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社区里，宗教结构限制了人们与天主 教徒结婚的机会，而扩大了与新教徒结婚的机会。用来解释的工具/要素是不内化了的文化 价值和规范；也不是心理偏好。相反，它是社会结构——即人群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分化—— 对机会所施加的外部限制的影响，并且无论文化价值和心理偏好是什么，这些限制总会对关 系产生制约。 总之，社会结构在这里是指人们在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如人群中的种族差别他们 的经济差别，或他们的教育差别。一个集体在一个特定维度上分化的具体标准是不同职业或 收入层次的分布。对社会位置这一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加以考虑的任何 属性差异都被有意无意地视作反映了社会位置。如果社会位置因此而以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来定义，那么任何把这样一种影响作为必要条件的命题都将是同义反复。然而，由此发展出 的定理并未明确说明一个个人的社会位置对她或他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而是说明了整个人群 在各方面的分化对该人群中社会关系模式的影响。这两种影响——一个人的位置的影响和在 一个特定维度上人们的分布的影响——有所不同。实际上这两者经常是相反的，正如我们将 要看到的那样。齐美尔所关注的规模（size）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因此也就扩展为规模分布（size distribution）的意义。由于一个人群中的所有个体在任何一个维度上都只能有一个规模分布， 因此对宏观结构命题的分析就要求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比较，而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群中的个体 进行比较。 每一个个人自然占据多个社会安定位置。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社区之中，属于一个种族群 体，拥有一种宗教信仰，多少受过一点教育，从事一种行当，拥有一份职业，并有一份收入。 即使简单社会也在某几个方面发生分化，而复杂社会则展现出在更多维度上的分化。一个人 群的分布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存在。因此，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一个人们分布于其间的多维的 社会位置空间。社会结构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术语，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变量来对它进行操作性 地描述。更确切地说，它包含很多可以被操作性地加以描述的具体概念：分化的具体维度。 在一个或几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的分化的程度，被称作一个结构参数。社会结构是由其 参数来描述的。换言之，结构参数是指一个人群的成员在各个方面变异的程度。例如一个国 家的财富集中度，经济的产业多样性，一个组织的劳动分工，一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或一个 社区的种族构成。当然，比较必须在相同的社会单位之间进行——例如不同的社会之间或不 同的城市之间。有一点很重要，必须指出，即在各种维度上的分化并非一定是 orthogonal(不 相关？)。有些社会位置的差异，如教育和职业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而另外一些，如性别 和宗教，一般则不相关。一种社会差异与其它社会差异的共变的程度也被视为一种结构参数； 例如，人们的种族差异与他们的教育、职业和经济差异的相关程度。 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普遍形式的参数，它们涵盖了人们很多具体的社会差异。其中两个 参数是在单一维度上的分化，而另一个则是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在几个维度上的共变。区分前 两种参数的标准是看社会差别是否把人群分成了边界相对明显的、无序的名义类别（nominal categories），如宗教派别或种族群体，或看它们是否以地位的等级为基础对人们进行了无明 显边界的分类，如收入或权力。这两种单一维度的分化形式是异质新性和不平等。 异质性是指一个集体的成员分化为名义群体（nominal group）的程度。例如一个社会的 劳动分工和一个社区的语言多样性。一个人群在某一特定维度上所能够分成的次群体越多， 并且人们在这些群体间的分布越不均匀，异质性就越大。衡量异质性的标准是随机选取的两 个人属于不同群体的期望机会（the chance expectation）。譬如，要比较劳动分工，对所有的 个案要么都用具体职业（detailed occupations）来划分，要么都用主要职业群（major occupational groups）来划分。（由吉布斯 Gibbs 和马丁 Martin [1962]所提出的一种量度方法 操作性地描述了这一标准，并且可以被用于对所有类型的异质性的研究。） 不平等是指一个人群在资源或等级地位上所产生的分化的程度。财富的集中是不平等的 一种形式；而教育差异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或社区在某一特定维度上的不平等的标准
是,与所有人的平均地位或资源成正比关系的、任意两个人之间在地位或资源上的平均绝对 差异。这样,所有两个人之间收入上的绝对差异的平均值除以整个劳动大军的平均收入,便 指示出了收入上的不平等。(基尼系数是这一标准的最直接的操作性量度。)资源上的不平等 存在一个悖论:一个社会中的极大的不平等(如财富上的或权力上的)意味着绝大多数资源 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但同时这又暗示绝大多数人几乎是平等的(在这个例子中,是指绝 大多数人都几乎没有任何财富或权力)。 第三种参数是指人们之间由于若干种差别密切相关因此而相互交叉( ( Intersecting)的程 度,而非或多或少不相关的程度。如果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高度相关,那么它们将加固 群体间的界限和阶级间的差别,并加强群体内和群体外、或在等级地位上不同的人之间的屏 障。例如种族背景、教育、职业、收入和权力之间典型的密切联系。与这种社会位置在各种 维度上的固化正相反的,是在它们之间的微弱关联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维度的相互交叉 ( Intersection),如宗教信仰、性别和年龄之间的低度相关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在各个方面 的社会差异的微弱关联说明了齐美尔交叉社会圈( crosscutting social circles)的概念。交叉 的群体边界( intersecting group boundaries)和等级差异削弱了社会差别的意义和群体内的凝 聚力( the strength of ingroup affiliations)。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区别便不再 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人们在一个维度上属于群体之外,而在其它维度上则是一个群体内的成 员。所有社会差别的完全交叉,同完全固化( consolidation)一样是一种不可能的极端情况 但同样的一些社会因素之间交叉或固化的程度则因社会或社区而异。这些变异对于庞大集体 内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们常常认为社会整合依赖于强大的群体内的纽带,并为这种纽带在现时代的削弱而悲 哀。然而,这是从微观社会学角度所理解的社会整合的概念,适合于小群体和小部落,却不 适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或社区的条件。大人群必然会按各种标准被分成很多个次属单位。从 这种大人群的视角看来,强大的群体内的纽带不仅没有整合这些次属单位,反而将社会分割 成若干相互对立的部分,例如在很多国家的种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经常发生的暴力冲突。一个 大人群的社会整合有赖于普遍的群体间联系一一有赖于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和占据不同位 置的人之间的、广泛而友好的、甚至亲密的联系一一这种联系加固了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并 将它们整合进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社区。这一理论关注群体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 系被认为对于宏观社会整合至关重要。 宏观结构理论 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偏好影响他们在社会关系—一尤其是深远和持久的关系,如婚 姻关系—一—中的选择。然而,这些价值观并非是影响社会纽带的唯一因素。社会环境也会限 制我们的选择:即我们居住地的人群构成。(在这篇短文中,我将移民略去不谈,仅指出 点,它只是改变而非消除了人群结构对伙伴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自由意志的问题与这些外 部的社会影响完全无关。不论我们的选择完全由我们的身体状况、背景和经历决定,还是我 们能够完全自由地与任何愿意与自己结婚的人结婚,我们都不能与爱斯基摩人结婚,如果我 们周围一个爱斯基摩人都没有的话。当考虑到大量的人而非仅仅是单个人时,这些对于选择 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例如,要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亲密的黑人朋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要求 平均每个美国黑人有大约十个亲密的白人朋友。 用古德内尔( Gouldner1970:31-35)的话来说,在这一理论中隐含着一个基本假定 即由一个地区的人群构成所产生的结构性限制和机会将对社会关系施加支配性影响,而这种 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价值观、心理倾向和内群偏好的影响。这些影响便是涂尔干所强调的社 会事实的外部限制,这在他的早期著作里非常明显。主要定理反映了这一结构假设,并且经 验论据也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新的间接的证明。为了阐明这一理论,我们将从两个更高级的假 设前提推演出三个主要定理。这两个假设虽然作为公设而有效,但仍有先前研究所提供的足 够经验论据来证明。 第一个假设是:人们过度地倾向于与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接近的人交往一一即与和自己同 属一个群体或社会地位和自己相近的人交往—一不论在何种维度上。有很多经验证据支持这 一命题,即:社会位置相似的人之间的联系超出了预期机会( chance expectations)。这样 来,过多的婚姻关系中的配偶双方在种族、宗教信仰和国籍方面都相同(肯尼迪 Kennedy1994
4 是，与所有人的平均地位或资源成正比关系的、任意两个人之间在地位或资源上的平均绝对 差异。这样，所有两个人之间收入上的绝对差异的平均值除以整个劳动大军的平均收入，便 指示出了收入上的不平等。（基尼系数是这一标准的最直接的操作性量度。）资源上的不平等 存在一个悖论：一个社会中的极大的不平等（如财富上的或权力上的）意味着绝大多数资源 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但同时这又暗示绝大多数人几乎是平等的（在这个例子中，是指绝 大多数人都几乎没有任何财富或权力）。 第三种参数是指人们之间由于若干种差别密切相关因此而相互交叉（intersecting）的程 度，而非或多或少不相关的程度。如果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高度相关，那么它们将加固 群体间的界限和阶级间的差别，并加强群体内和群体外、或在等级地位上不同的人之间的屏 障。例如种族背景、教育、职业、收入和权力之间典型的密切联系。与这种社会位置在各种 维度上的固化正相反的，是在它们之间的微弱关联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维度的相互交叉 （intersection），如宗教信仰、性别和年龄之间的低度相关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在各个方面 的社会差异的微弱关联说明了齐美尔交叉社会圈（crosscutting social circles）的概念。交叉 的群体边界（intersecting group boundaries）和等级差异削弱了社会差别的意义和群体内的凝 聚力（the strength of ingroup affiliations）。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区别便不再 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人们在一个维度上属于群体之外，而在其它维度上则是一个群体内的成 员。所有社会差别的完全交叉，同完全固化（consolidation）一样是一种不可能的极端情况， 但同样的一些社会因素之间交叉或固化的程度则因社会或社区而异。这些变异对于庞大集体 内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们常常认为社会整合依赖于强大的群体内的纽带，并为这种纽带在现时代的削弱而悲 哀。然而，这是从微观社会学角度所理解的社会整合的概念，适合于小群体和小部落，却不 适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或社区的条件。大人群必然会按各种标准被分成很多个次属单位。从 这种大人群的视角看来，强大的群体内的纽带不仅没有整合这些次属单位，反而将社会分割 成若干相互对立的部分，例如在很多国家的种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经常发生的暴力冲突。一个 大人群的社会整合有赖于普遍的群体间联系——有赖于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和占据不同位 置的人之间的、广泛而友好的、甚至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加固了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并 将它们整合进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社区。这一理论关注群体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 系被认为对于宏观社会整合至关重要。 宏观结构理论 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偏好影响他们在社会关系——尤其是深远和持久的关系，如婚 姻关系——中的选择。然而，这些价值观并非是影响社会纽带的唯一因素。社会环境也会限 制我们的选择；即我们居住地的人群构成。（在这篇短文中，我将移民略去不谈，仅指出一 点，它只是改变而非消除了人群结构对伙伴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自由意志的问题与这些外 部的社会影响完全无关。不论我们的选择完全由我们的身体状况、背景和经历决定，还是我 们能够完全自由地与任何愿意与自己结婚的人结婚，我们都不能与爱斯基摩人结婚，如果我 们周围一个爱斯基摩人都没有的话。当考虑到大量的人而非仅仅是单个人时，这些对于选择 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例如，要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亲密的黑人朋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要求 平均每个美国黑人有大约十个亲密的白人朋友。 用古德内尔（Gouldner 1970：31-35）的话来说，在这一理论中隐含着一个基本假定， 即由一个地区的人群构成所产生的结构性限制和机会将对社会关系施加支配性影响，而这种 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价值观、心理倾向和内群偏好的影响。这些影响便是涂尔干所强调的社 会事实的外部限制，这在他的早期著作里非常明显。主要定理反映了这一结构假设，并且经 验论据也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新的间接的证明。为了阐明这一理论，我们将从两个更高级的假 设前提推演出三个主要定理。这两个假设虽然作为公设而有效，但仍有先前研究所提供的足 够经验论据来证明。 第一个假设是：人们过度地倾向于与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接近的人交往——即与和自己同 属一个群体或社会地位和自己相近的人交往——不论在何种维度上。有很多经验证据支持这 一命题，即：社会位置相似的人之间的联系超出了预期机会（chance expectations）。这样一 来，过多的婚姻关系中的配偶双方在种族、宗教信仰和国籍方面都相同（肯尼迪 Kennedy 1994;
荷林谢德 Hollingshead1950,卡特尔和格力克 Carter and Glick1970,阿布郎森 Abramson1973 赫尔Heo1974阿尔巴Alba1976)。据观察,在教育、职业和社会阶级方面相似的人也有更 大的联姻的可能性(森特尔斯 Centers1949:荷林谢德 Hollingshead1950:布劳和当肯 Blau and Duncan1967;卡特尔和格力克 Carter and Glick1970, Tyree and Treas1974)。同样,友谊也会 因相同的社会位置而得以增进。第二个假设是:社会联系的广度取决于接触社会的机会。这 不仅是自明的,它还暗示身体上的接近造成了接触的机会,有望增加联姻和交友的可能性, 并且,经验研究证明确实如此(阿布朗斯 Abrams1943:费斯廷格 Festinger et al1950;开普 洛和福尔曼 Caplow and Forman1950)。 一条主要定理认为:异质性增进群体间的关系。这看起来似乎与第一条假设一一人们倾 向于和与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人交往一一相矛盾。但是,这个定理是根据异质性的定义从两 个假设推演出来的。既然定义异质性的标准乃是随机挑选的两个人属于不同的群体的预期机 会( chance expectation),并且假设人们倾向于选择内群的同伴而交往又取决于接触的机会 那么异质性就会增加属于不同群体的人偶然遭遇的机会,这便减少了内群联系的机会而增加 了群际联系的可能 另一主要定理乃是:不平等助长地位悬殊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初发表的对这一定理 的陈述使不正确的(布劳Blau1977:55)。我那时的推理是:如果假设地位上的差距阻碍社 会联系,且如果不平等是指平均地位差距,那么不平等将会阻碍地位悬殊的人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一论证完全忽略了人群构成的外部限制,这一限制对于不平等具有反作用,正如它 对于异质性一样。既然按照不平等的定义,它增加了两个地位相差较远的偶然遭遇的可能性, 它也就限制了个人为同自己地位相近的人交往而改变自己的偏好,并使地位悬殊的人之间更 可能发生联系。 最后一条定理是:很多交叉社会差异( intersecting social differences)增进群体间的关系 这是我的理论的一个中心命题,它包含齐美尔( Simmel)交叉社会圈的概念。如果如假设 所言,人们倾向于同在各个维度上都与自己位置相近的人交往,并且如果各种维度相互交叉, 那么人们在任意一个维度上与内群成员交往的倾向往往使其在其它维度上涉足群际交往。 (由许多交叉社会圈所造成的多种形式的异质性加强了对与群体外的人交往的限制,因为在 某一个维度上一个人在群体内的大部分伙伴,在另一个维度上却是属于别的群体的成员。 Is it contradictory?)在某些方面我们对内群的偏爱越大,我们就越会限制自己在其它方面 的选择,从而为在这些方面维持群际关系施加更多限制。这一定理的一个自然的推论乃是 被固化了的社会差别——它们相互强化,并加固了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障碍——阻碍着群际 关系 在构造了这一演绎性理论之后,一个研究项目便被设计出来用以验证上述三条定理和其 它一些定理(布劳和施瓦茨 Blau and schwartz1984)。这项研究以197年美国一次人口普查 的数据为基础。这次普查涉及全美125个最大的都市地区,每个区的人口从25万至1100 万不等。这项研究的目标是弄清这些定理是否能正确地预测具体的结构参数对通婚率的影 响。有关通婚的数据给这一定理和它的结构假设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验。基本假设是:即使 不考虑由文化价值观和心理倾向所施加的相反的影响(这反映在关于内群体的假设中),结 构条件依然会限制选择。并影响群际关系。对这种相反的结构影响的观察非常适合于解释小 地方的偶然的泛泛之交,因为我们可以预期到偶然碰面的机会将会影响邻里间的肤浅关系 相比之下,婚姻则是一种人们不会因为偶然的碰面而轻易涉入的持久的关系,它无疑极大地 受到文化价值观和个人态度——从宗教信仰和种族偏见到对音乐和电影的趣味一一的影响 另外,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人口的大都市里,应该比较容易逃脱人群构成的限制而找到一个 有自己选择的伴侣,如果大都市里的婚姻都受制于那些定理所暗示的结构影响,那么小地方 的肤浅的社会关系就更可能受其影响了 我们所讨论的第一条定理由六种形式的异质性(使用了九种不同的量度)一一从种族到 职业的异质性和通婚一一加以了验证。第二条定理由教育、职业地位和收入上的不平等(使 用了四种量度)加以了验证。最后一条定理由一种社会差别与其他社会差别相交叉的八种形 式的交叉参数( Intersection)来验证(使用了十种量度)。经验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 些定理;当引入适当的控制时,所有的结果都符合预测,而不加任何控制时(即应用简单的 相关),大多数结果也都符合。总之,宏观结构的限制对于社会关系和一个大社区内多个部 分的整合有着明显的实质性的影响
5 荷林谢德 Hollingshead 1950;卡特尔和格力克 Carter and Glick 1970;阿布郎森 Abramson 1973; 赫尔 Heer 1974;阿尔巴 Alba 1976）。据观察，在教育、职业和社会阶级方面相似的人也有更 大的联姻的可能性（森特尔斯 Centers 1949；荷林谢德 Hollingshead 1950；布劳和当肯 Blau and Duncan 1967；卡特尔和格力克 Carter and Glick 1970;Tyree and Treas 1974）。同样，友谊也会 因相同的社会位置而得以增进。第二个假设是：社会联系的广度取决于接触社会的机会。这 不仅是自明的，它还暗示身体上的接近造成了接触的机会，有望增加联姻和交友的可能性， 并且，经验研究证明确实如此（阿布朗斯 Abrams 1943；费斯廷格 Festinger et al 1950；开普 洛和福尔曼 Caplow and Forman 1950）。 一条主要定理认为：异质性增进群体间的关系。这看起来似乎与第一条假设——人们倾 向于和与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人交往——相矛盾。但是，这个定理是根据异质性的定义从两 个假设推演出来的。既然定义异质性的标准乃是随机挑选的两个人属于不同的群体的预期机 会（chance expectation），并且假设人们倾向于选择内群的同伴而交往又取决于接触的机会， 那么异质性就会增加属于不同群体的人偶然遭遇的机会，这便减少了内群联系的机会而增加 了群际联系的可能。 另一主要定理乃是：不平等助长地位悬殊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初发表的对这一定理 的陈述使不正确的（布劳 Blau 1977：55）。我那时的推理是：如果假设地位上的差距阻碍社 会联系，且如果不平等是指平均地位差距，那么不平等将会阻碍地位悬殊的人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一论证完全忽略了人群构成的外部限制，这一限制对于不平等具有反作用，正如它 对于异质性一样。既然按照不平等的定义，它增加了两个地位相差较远的偶然遭遇的可能性， 它也就限制了个人为同自己地位相近的人交往而改变自己的偏好，并使地位悬殊的人之间更 可能发生联系。 最后一条定理是：很多交叉社会差异（intersecting social differences）增进群体间的关系。 这是我的理论的一个中心命题，它包含齐美尔（Simmel）交叉社会圈的概念。如果如假设 所言，人们倾向于同在各个维度上都与自己位置相近的人交往，并且如果各种维度相互交叉， 那么人们在任意一个维度上与内群成员交往的倾向往往使其在其它维度上涉足群际交往。 （由许多交叉社会圈所造成的多种形式的异质性加强了对与群体外的人交往的限制，因为在 某一个维度上一个人在群体内的大部分伙伴，在另一个维度上却是属于别的群体的成员。— —Is it contradictory?）在某些方面我们对内群的偏爱越大，我们就越会限制自己在其它方面 的选择，从而为在这些方面维持群际关系施加更多限制。这一定理的一个自然的推论乃是： 被固化了的社会差别——它们相互强化，并加固了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障碍——阻碍着群际 关系。 在构造了这一演绎性理论之后，一个研究项目便被设计出来用以验证上述三条定理和其 它一些定理（布劳和施瓦茨 Blau and Schwartz 1984）。这项研究以 1970 年美国一次人口普查 的数据为基础。这次普查涉及全美 125 个最大的都市地区，每个区的人口从 25 万至 1100 万不等。这项研究的目标是弄清这些定理是否能正确地预测具体的结构参数对通婚率的影 响。有关通婚的数据给这一定理和它的结构假设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验。基本假设是：即使 不考虑由文化价值观和心理倾向所施加的相反的影响（这反映在关于内群体的假设中），结 构条件依然会限制选择。并影响群际关系。对这种相反的结构影响的观察非常适合于解释小 地方的偶然的泛泛之交，，因为我们可以预期到偶然碰面的机会将会影响邻里间的肤浅关系。 相比之下，婚姻则是一种人们不会因为偶然的碰面而轻易涉入的持久的关系，它无疑极大地 受到文化价值观和个人态度——从宗教信仰和种族偏见到对音乐和电影的趣味——的影响。 另外，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人口的大都市里，应该比较容易逃脱人群构成的限制而找到一个 有自己选择的伴侣，如果大都市里的婚姻都受制于那些定理所暗示的结构影响，那么小地方 的肤浅的社会关系就更可能受其影响了。 我们所讨论的第一条定理由六种形式的异质性（使用了九种不同的量度）——从种族到 职业的异质性和通婚——加以了验证。第二条定理由教育、职业地位和收入上的不平等（使 用了四种量度）加以了验证。最后一条定理由一种社会差别与其他社会差别相交叉的八种形 式的交叉参数（intersection）来验证（使用了十种量度）。经验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 些定理；当引入适当的控制时，所有的结果都符合预测，而不加任何控制时（即应用简单的 相关），大多数结果也都符合。总之，宏观结构的限制对于社会关系和一个大社区内多个部 分的整合有着明显的实质性的影响
搭建一座桥梁 这个宏观结构理论似乎与微观社会学的交换理论相去甚远。确实,二者有着根本上的不 同,因为它们从相反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关系。我们可以说,打个比方,交换理论是从内部而 宏观结构理论是从外部来审视社会关系的。前者剖析被认为是隐藏在所有社会关系背后、并 决定其特征和动态的交换过程,而不论这些过程是植根于何种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它同微 观经济学一样,是一个微观的但也是普遍的理论。宏观结构理论分析由限制社会关系的人群 构成所组成的结构框架。这些社会关系能够独立于文化规范和个人的欲望而发展,从而塑造 了社区中和其它庞大的集体中社会关系的模式或结构。这两种相互促进对立的视角产生出了 迴异却并不矛盾的解释。这就好比血液凝结既可以从化学的角度解释为与氧气的接触,又可 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为是为了防止因小伤而丧命。这些解释之间并无冲突;它们只是从不 同的立场审视一个现象罢了。 交换理论和宏观结构理论是互补的而非相互矛盾的。默顿( Merton1975)强调一个学 科中多元化的理论对于知识发展的意义。不同的主题需要用不同的理论来结实,至少在一门 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是这样,尽管最终目标是依据奥卡姆的剃刀原则整合各种理论。我说 这两种理论互补,是指其中一种理论当作已知条件并视为公设而不加说明的东西,另一理论 却当作问题并寻求予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关注点适合于对整个社会或其他庞大集体的研 究,因为我们不可能追踪和剖析千百万人的人际关系。在这里,必须忽略掉日常社会生活的 细节而将其主要的规则和模式抽象出来,这便是宏观结构探究法通过忽略个人之间的社会互 动转而分析社会位置之间的社会互动率( the rates of social interaction)所做的一—即:在各 种社会维度的基础上将人们加以分类。 但是,我们仍然对隐含在所有人类关系中、并对理解这些关系至关重要的社会过程感兴 趣。宏观社会学探究法虽然在一张大画布上留下了遒劲的笔触,却因没有深入调查人际关系 而无法解释这些关系。例如,宏观结构理论假设内群倾向( ingroup tendencies)的存在,却 没有解释产生这种倾向的过程。交换理论试图通过关注在背景、经历和社会位置上的相似处 如何使人们有可能交换互动所需的对彼此观点和行为的相互支持来解释这些倾向。并且,对 内群的偏好,例如人们的价值观,表明了两点:第一,它们诱使人们同本群体的成员交往: 第二,他们促使人们赞成那些选择内群同伴的人而反对那些选择外人的人。这些交换过程维 持并强化在宏观结构理论中假设存在的内群压力( ingroup pressures)。但是,根据这一理论, 结构条件可能会限制人们日益涉足群际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象这样相当普遍的群 际关系暗示着内群压力被减弱了,因为当很多人都被卷入群际关系中时,这种关系就不会遭 到广泛的反对了。这里,交换理论能够再一次对内群压力的减弱进行解释,认为这是因为人 们为把他们的关系限制在群体内而赢得的赞同减少了 交换理论不讨论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对交换的性质的 意义。宏观结构理论对第一个问题予以了直接的讨论,对第二个问题亦有所涉及。由新的和 不同的结构条件所导致的群际关系的增长,改变了普遍的交换活动的性质,因为群际关系中 的社会交换不同于内群关系中的交换。(虽然大多数社会关系在不同的维度上既是群内的同 时又是群际的,但社会交换却通常围绕互动双方要么相同要么不同的特质而进行。)交换理 论剖析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的过程,却把这种差异视作当然,宏观结构理论则试图解释为什么 一些社会关系比另一些更加普遍 同一内群体中的成员倾向于分享意见和观点,他们之间的社会交换常常需要相互支持和 赞同。但是,群际关系中的交换却由于彼此在经验和资源方面的差异而常常牵涉到不同的利 益或服务。甲可能在园艺方面给乙提出建议,而乙则通过帮助甲修理家庭汽车来表达自己的 感激( discharges his or her obligation)。社会差别也可能造成这样一来一种可能性:甲能够向 乙提供建议和帮助,但乙除了尊敬、感激和景仰之外,却别无他物可作回报。这样,在群际 关系中就产生了地位的差异。这些交往伙伴之间在声誉和影响力方面的非正式地位差异中的 个人因素,使得这种关系与老板的正式权威或警官的强制权力比较起来,易于逃避且更少强 迫性 我对交换理论和宏观结构理论这两种社会学观点都曾做过一些贡献,而在这篇文章中
6 搭建一座桥梁 这个宏观结构理论似乎与微观社会学的交换理论相去甚远。确实，二者有着根本上的不 同，因为它们从相反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关系。我们可以说，打个比方，交换理论是从内部而 宏观结构理论是从外部来审视社会关系的。前者剖析被认为是隐藏在所有社会关系背后、并 决定其特征和动态的交换过程，而不论这些过程是植根于何种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它同微 观经济学一样，是一个微观的但也是普遍的理论。宏观结构理论分析由限制社会关系的人群 构成所组成的结构框架。这些社会关系能够独立于文化规范和个人的欲望而发展，从而塑造 了社区中和其它庞大的集体中社会关系的模式或结构。这两种相互促进对立的视角产生出了 迥异却并不矛盾的解释。这就好比血液凝结既可以从化学的角度解释为与氧气的接触，又可 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为是为了防止因小伤而丧命。这些解释之间并无冲突；它们只是从不 同的立场审视一个现象罢了。 交换理论和宏观结构理论是互补的而非相互矛盾的。默顿（Merton 1975）强调一个学 科中多元化的理论对于知识发展的意义。不同的主题需要用不同的理论来结实，至少在一门 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是这样，尽管最终目标是依据奥卡姆的剃刀原则1整合各种理论。我说 这两种理论互补，是指其中一种理论当作已知条件并视为公设而不加说明的东西，另一理论 却当作问题并寻求予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关注点适合于对整个社会或其他庞大集体的研 究，因为我们不可能追踪和剖析千百万人的人际关系。在这里，必须忽略掉日常社会生活的 细节而将其主要的规则和模式抽象出来，这便是宏观结构探究法通过忽略个人之间的社会互 动转而分析社会位置之间的社会互动率（the rates of social interaction）所做的——即：在各 种社会维度的基础上将人们加以分类。 但是，我们仍然对隐含在所有人类关系中、并对理解这些关系至关重要的社会过程感兴 趣。宏观社会学探究法虽然在一张大画布上留下了遒劲的笔触，却因没有深入调查人际关系 而无法解释这些关系。例如，宏观结构理论假设内群倾向（ingroup tendencies）的存在，却 没有解释产生这种倾向的过程。交换理论试图通过关注在背景、经历和社会位置上的相似处 如何使人们有可能交换互动所需的对彼此观点和行为的相互支持来解释这些倾向。并且，对 内群的偏好，例如人们的价值观，表明了两点：第一，它们诱使人们同本群体的成员交往； 第二，他们促使人们赞成那些选择内群同伴的人而反对那些选择外人的人。这些交换过程维 持并强化在宏观结构理论中假设存在的内群压力（ingroup pressures）。但是，根据这一理论， 结构条件可能会限制人们日益涉足群际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象这样相当普遍的群 际关系暗示着内群压力被减弱了，因为当很多人都被卷入群际关系中时，这种关系就不会遭 到广泛的反对了。这里，交换理论能够再一次对内群压力的减弱进行解释，认为这是因为人 们为把他们的关系限制在群体内而赢得的赞同减少了。 交换理论不讨论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对交换的性质的 意义。宏观结构理论对第一个问题予以了直接的讨论，对第二个问题亦有所涉及。由新的和 不同的结构条件所导致的群际关系的增长，改变了普遍的交换活动的性质，因为群际关系中 的社会交换不同于内群关系中的交换。（虽然大多数社会关系在不同的维度上既是群内的同 时又是群际的，但社会交换却通常围绕互动双方要么相同要么不同的特质而进行。）交换理 论剖析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的过程，却把这种差异视作当然，宏观结构理论则试图解释为什么 一些社会关系比另一些更加普遍。 同一内群体中的成员倾向于分享意见和观点，他们之间的社会交换常常需要相互支持和 赞同。但是，群际关系中的交换却由于彼此在经验和资源方面的差异而常常牵涉到不同的利 益或服务。甲可能在园艺方面给乙提出建议，而乙则通过帮助甲修理家庭汽车来表达自己的 感激（discharges his or her obligation）。社会差别也可能造成这样一来一种可能性：甲能够向 乙提供建议和帮助，但乙除了尊敬、感激和景仰之外，却别无他物可作回报。这样，在群际 关系中就产生了地位的差异。这些交往伙伴之间在声誉和影响力方面的非正式地位差异中的 个人因素，使得这种关系与老板的正式权威或警官的强制权力比较起来，易于逃避且更少强 迫性。 我对交换理论和宏观结构理论这两种社会学观点都曾做过一些贡献，而在这篇文章中
我试图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无关的理论取向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通过填补一条沟壑来令解 释圆满。我不是声称自己已经整合了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我相信这在目前还是不可能的。 最后,请允许我恳请大家更加认真地对待严密的理论建构工作。在这个方向上,霍曼斯迈出 了第一步,发展了交换理论:网络模型对此亦有所贡献,由它发展除了微观结构理论:而我 建构了宏观结构理论 注释 1即所谓的经济原则。概言之:“如无必要,就不应该增加实在的数目。” (张钰译
7 我试图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无关的理论取向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通过填补一条沟壑来令解 释圆满。我不是声称自己已经整合了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我相信这在目前还是不可能的。 最后，请允许我恳请大家更加认真地对待严密的理论建构工作。在这个方向上，霍曼斯迈出 了第一步，发展了交换理论；网络模型对此亦有所贡献，由它发展除了微观结构理论；而我 建构了宏观结构理论。 注释 1 即所谓的经济原则。概言之：“如无必要，就不应该增加实在的数目。” （张 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