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2从本体论到技术:工业社会的基本趋势 下述内容所包含的思想,是于1958-1959年在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法 国一学院名)讲授一门课程的期间形成的。这是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的一部分。该书致力于 研究最发达的工业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基本趋势。‘这些趋势看起来造成了一种思想和行 为的体系,压制与占支配地位的理性不一致的一切价值观、抱负和思想。人性现实的完整向 度因此而受到了压制:此向度允许个体和阶级发展出先验( transcendence)的理论和技术, 以使他们能够直观到社会的“决定性的反面”(“ determinate negation”)。现在激进的批 评和卓有成效的反对(在学术及政治上)整合成了现状:人类好象成为了“单向度”。这种 整合不能用大众文化( mass culture)、组织人( organization man)、隐藏游说者( hidden persuaders)等的出现来解释。这些概念属于纯粹意识形态的解释,它们忽视了对最基本过 程的分析,这种过程削弱了激进反对所赖以形成的基础。 这一看起来是工业社会的最高成就的历史先验性的萎缩( atrophy of historical transcendence)和否定力量( negating forces)的中性化,是否根植于技术文明的同质结 构或仅是这一结构的压抑性制度的结果?这些技术是否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致于使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无效?先验性的萎缩是否深化了对否定力量的 消融,并通过世界的技术优势和社会的普遍行政管理而确立了对其固有矛盾的控制?或者不 如说这个过程是否开创了量变向质变转化的阶段? 这些是指导我们分析的问题。这一分析从现代技术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开始,将考察先 验性过程在正常的行为、语言、传统文化以及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中萎缩的不同途径 当新的科学方法打破这样一种观点一一宇宙之所以秩序井然,是因为它与一个目的和 种技术结构相联系一一时,它也使一种认为职业和个人抱负由终极原因预先决定的等级社会 体系失效。新科学以其中立的形式将它自己从生活组织中抽象出来。这种组织剥夺了绝大部 分人的自由。在它致力于构造宇宙的物理数学结构时,这一新科学也将它自己从具体个体和 “感官躯体”中抽象出来。这种抽象的有效性完全由其结果 种命题的逻辑体系,这 体系引导了对自然的利用和有关自然的方法论的转变,并试图制造一个由人力控制的宇宙 一而得到了证明 被还原成其物理数学结构的现实存在,使得“真理”变成由可测量或可计算的因素或命 题来界定。这种正式的现实( formal reality)根据它自身的法则去实现(即使这些法则是 纯统计性质的)。人能理解它们,照其行动并利用它们,却又不使之成为他们自身个体存在 和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法则尽力把人类作为纯物理性和纯生物性的东西来支配。在 所有其他方面,人类被从自然中排除出来;或者宁可说,科学方法所指向和承认的现实,变 成了独立于个体和社会 facticity(?)的现实。 人们完全有理由指出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在这方面, Alexander Koyre近 来特别强调了伽俐略科学的非经验性和本体论因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 统至少一直到牛顿都非常强大,它们完全能够为科学方法提供一种“哲学”。有人也许会说 物理普遍法则这个概念易受统一性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潜藏着某种形式的终极。然而,很快 这种终极的思想变得更加空洞一一它成为一种纯粹根据其预测事件的能力来加以评价的、可 计算的秩序的终极。它将从一个目的和趋向于目的的结构中分离出来。所有的行动都将按照 这一可预测和可计算的理性来界定,而成为构成一种建立在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基础上的秩 本文原名 From Ontology to Technology: Fundamental Tendencies of Industial Society”,选自 Stephen Eri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B]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New York: Routledg 1989)pp.119-127
33.2 从本体论到技术：工业社会的基本趋势* 下述内容所包含的思想，是于 1958-1959 年在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法 国一学院名）讲授一门课程的期间形成的。这是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的一部分。该书致力于 研究最发达的工业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基本趋势。i这些趋势看起来造成了一种思想和行 为的体系，压制与占支配地位的理性不一致的一切价值观、抱负和思想。人性现实的完整向 度因此而受到了压制：此向度允许个体和阶级发展出先验（transcendence）的理论和技术， 以使他们能够直观到社会的“决定性的反面”（“determinate negation”）。现在激进的批 评和卓有成效的反对（在学术及政治上）整合成了现状；人类好象成为了“单向度”。这种 整合不能用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隐藏游说者（hidden persuaders）等的出现来解释。这些概念属于纯粹意识形态的解释，它们忽视了对最基本过 程的分析，这种过程削弱了激进反对所赖以形成的基础。 这一看起来是工业社会的最高成就的历史先验性的萎缩（atrophy of historical transcendence）和否定力量（negating forces）的中性化，是否根植于技术文明的同质结 构或仅是这一结构的压抑性制度的结果？这些技术是否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致于使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无效？先验性的萎缩是否深化了对否定力量的 消融，并通过世界的技术优势和社会的普遍行政管理而确立了对其固有矛盾的控制？或者不 如说这个过程是否开创了量变向质变转化的阶段？ 这些是指导我们分析的问题。这一分析从现代技术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开始，将考察先 验性过程在正常的行为、语言、传统文化以及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中萎缩的不同途径。 当新的科学方法打破这样一种观点——宇宙之所以秩序井然，是因为它与一个目的和一 种技术结构相联系——时，它也使一种认为职业和个人抱负由终极原因预先决定的等级社会 体系失效。新科学以其中立的形式将它自己从生活组织中抽象出来。这种组织剥夺了绝大部 分人的自由。在它致力于构造宇宙的物理数学结构时，这一新科学也将它自己从具体个体和 “感官躯体”中抽象出来。这种抽象的有效性完全由其结果——一种命题的逻辑体系，这一 体系引导了对自然的利用和有关自然的方法论的转变，并试图制造一个由人力控制的宇宙— —而得到了证明。 被还原成其物理数学结构的现实存在，使得“真理”变成由可测量或可计算的因素或命 题来界定。这种正式的现实（formal reality）根据它自身的法则去实现（即使这些法则是 纯统计性质的）。人能理解它们，照其行动并利用它们，却又不使之成为他们自身个体存在 和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法则尽力把人类作为纯物理性和纯生物性的东西来支配。在 所有其他方面，人类被从自然中排除出来；或者宁可说，科学方法所指向和承认的现实，变 成了独立于个体和社会 facticity（？）的现实。 人们完全有理由指出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在这方面，Alexander Koyre 近 来特别强调了伽俐略科学的非经验性和本体论因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 统至少一直到牛顿都非常强大，它们完全能够为科学方法提供一种“哲学”。有人也许会说， 物理普遍法则这个概念易受统一性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潜藏着某种形式的终极。然而，很快 这种终极的思想变得更加空洞——它成为一种纯粹根据其预测事件的能力来加以评价的、可 计算的秩序的终极。它将从一个目的和趋向于目的的结构中分离出来。所有的行动都将按照 这一可预测和可计算的理性来界定，而成为构成一种建立在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基础上的秩 * 本文原名”From Ontology to Technology: Fundamental Tendencies of Industial Society”, 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编的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119-127
序(尽管只是一个统计的秩序)的相关部分 “客体”( objects)与客体性( ob jectivity)的密度( density)和实在性( opacity) 像蒸发掉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自然和人类现实不再被当作实际的宇宙。根据高级科学方法, 思想通过剔除它所反对的那些物体而得到净化:后者仅仅是“便利的中介物”、“模型”“常 量”或“过时的文化公设”( obsolete cultural postulates)。“或者再引进另一个操作化 的公式:物质不再为“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提供一种目的( objective),它们仅是通过如此 运作的成功而获得的结果”。思维对象与实践对象的完整性被“规划”为组织:在任何可 觉察的确信之外,真理变成一种惯例、效率和“内部连贯性”。最基本的经验不再是具体的 经验和全部的社会实践,而是由技术组织起来的行政管理实践 这种发展反映出自然世界向技术世界的转变。如果我说技术代替了本体论,这不仅是一 语双关。新的思维方式取消了本体论传统。黑格尔总结了这一传统的核心思想:逻各斯和理 性,是主体和客体的共同点,它被视作矛盾双方的综合:这种综合在将既定世界( given world)转化为自由理性世界的理论和实践的斗争中发展并实现自身。这就是历史的任务 唯心主义本体论根据那种思想来理解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张力和对立。现实的理性是不同形式 的存在之间的张力。因而,最绝对的一元论思想体系坚持认为,一种实体将自身分裂为主体 和客体,也就是说,世界是一种二元的和对抗性的现实 从自然现实到技术现实的这种现代转变削弱了这种二元论的基础。确实,科学的现代哲 学始于笛卡尔的( Cartesian)双重实体概念:精神实体( res cogi tans)和物质实体(res extensa)。然而,随着构成后者的“物质”越来越多地由数学公式来理解(它的应用反过来 又“重塑”了该物质),物质实体失去了其具体的特征。当物质实体本身变成数学结构的世 界时,自我,作为精神实体,更确定地成为观察和定量计算的主体。一种新的一元论出现了, 但却是一种无实体的一元论。主客体之间的张力,现实的二元和对抗特征趋向于消失,随之 而消失的是人类存在的“双向度性”,在现实内直观人类存在的另一种方式的能力,以及超 越 facticity towards(?)真实可能性的能力。 在双向度中生活的能力,是处于前技术文明中的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从现实内的现实质 变的角度来看的超越 facticity的能力,迥异于超越这同一现实的宗教先验性的信仰,并且 更不同于仅仅在量化意义上转化事实的科学先验性。在技术世界里,理解和体验(live)历 史先验性的能力严重萎缩了。人不再以双向度存在,而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现在现实只有 个向度,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即一种无实体的现实,或者不如说,一种实体由其技术 形式来代表的现实,这一技术形式变成了实体的内容和本质。每一种意义和每一个命题,只 有在人的行为和事物的框架一一高效的、理论的和实际的运作过程的一种单向度情境 ( context)一一中才是有效的。 首先,我们可能相信,现实的“非自然化”被一种可怕的力量掩盖,技术世界通过这种 力量来抵制意志和个体的思考;并且我们还可能相信,物质的这种单纯和简单的力量一一人 类应该转化这种力量,而同时这种力量也转化了人类自身一一从来没有如此势不可挡。但这 种力量正是人类的力量。正是通过这同一个人类实践过程,技术世界凝固( congeal)为 个“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或者说一个虚假的直接性( false immediacy),恶劣的 直接性( schlechte Unmit telbarkeit[ bad immediacy]),比原初的前技术自然具有更大的 敌意和破坏性。技术现实除主体外没有任何实体。但这一主体一一他将从这一技术现实中开 创出他自己的自由世界一一仅潜在地存在于“它自身内部”( in itself),而不是“为了它 自身”( for itself)而存在。因此,技术现实的逻各斯被剥夺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逻各 斯看似被剥夺了现实性,表现为一种无实体的逻辑形式。当代实证主义、语义学、符号逻辑 和语言分析学为了技术人员、专业工作者和专家的使用而对话语世界加以界定和过滤,这些 人计算、调节( adjust)并配合( match),却从不问为谁和为什么。专业工作者的职责是促
序（尽管只是一个统计的秩序）的相关部分。 “客体”（objects）与客体性（objectivity）的密度（density）和实在性（opacity） 像蒸发掉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自然和人类现实不再被当作实际的宇宙。根据高级科学方法， 思想通过剔除它所反对的那些物体而得到净化：后者仅仅是“便利的中介物”、“模型”、“常 量”或“过时的文化公设”（obsolete cultural postulates）。ii或者再引进另一个操作化 的公式：物质不再为“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提供一种目的（objective），它们仅是通过如此 运作的成功而获得的结果”。iii思维对象与实践对象的完整性被“规划”为组织：在任何可 觉察的确信之外，真理变成一种惯例、效率和“内部连贯性”。最基本的经验不再是具体的 经验和全部的社会实践，而是由技术组织起来的行政管理实践。 这种发展反映出自然世界向技术世界的转变。如果我说技术代替了本体论，这不仅是一 语双关。新的思维方式取消了本体论传统。黑格尔总结了这一传统的核心思想：逻各斯和理 性，是主体和客体的共同点，它被视作矛盾双方的综合；这种综合在将既定世界（given world）转化为自由理性世界的理论和实践的斗争中发展并实现自身。这就是历史的任务。 唯心主义本体论根据那种思想来理解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张力和对立。现实的理性是不同形式 的存在之间的张力。因而，最绝对的一元论思想体系坚持认为，一种实体将自身分裂为主体 和客体，也就是说，世界是一种二元的和对抗性的现实。 从自然现实到技术现实的这种现代转变削弱了这种二元论的基础。确实，科学的现代哲 学始于笛卡尔的（Cartesian）双重实体概念：精神实体（res cogitans）和物质实体（res extensa）。然而，随着构成后者的“物质”越来越多地由数学公式来理解（它的应用反过来 又“重塑”了该物质），物质实体失去了其具体的特征。当物质实体本身变成数学结构的世 界时，自我，作为精神实体，更确定地成为观察和定量计算的主体。一种新的一元论出现了， 但却是一种无实体的一元论。主客体之间的张力，现实的二元和对抗特征趋向于消失，随之 而消失的是人类存在的“双向度性”，在现实内直观人类存在的另一种方式的能力，以及超 越 facticity towards（？）真实可能性的能力。 在双向度中生活的能力，是处于前技术文明中的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从现实内的现实质 变的角度来看的超越 facticity 的能力，迥异于超越这同一现实的宗教先验性的信仰，并且 更不同于仅仅在量化意义上转化事实的科学先验性。在技术世界里，理解和体验（live）历 史先验性的能力严重萎缩了。人不再以双向度存在，而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现在现实只有一 个向度，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即一种无实体的现实，或者不如说，一种实体由其技术 形式来代表的现实，这一技术形式变成了实体的内容和本质。每一种意义和每一个命题，只 有在人的行为和事物的框架——高效的、理论的和实际的运作过程的一种单向度情境 （context）——中才是有效的。 首先，我们可能相信，现实的“非自然化”被一种可怕的力量掩盖，技术世界通过这种 力量来抵制意志和个体的思考；并且我们还可能相信，物质的这种单纯和简单的力量——人 类应该转化这种力量，而同时这种力量也转化了人类自身——从来没有如此势不可挡。但这 种力量正是人类的力量。正是通过这同一个人类实践过程，技术世界凝固（congeal）为一 个“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或者说一个虚假的直接性（false immediacy），恶劣的 直接性（schlechte Unmittelbarkeit [bad immediacy]），比原初的前技术自然具有更大的 敌意和破坏性。技术现实除主体外没有任何实体。但这一主体——他将从这一技术现实中开 创出他自己的自由世界——仅潜在地存在于“它自身内部”（in itself），而不是“为了它 自身”（for itself）而存在。因此，技术现实的逻各斯被剥夺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逻各 斯看似被剥夺了现实性，表现为一种无实体的逻辑形式。当代实证主义、语义学、符号逻辑 和语言分析学为了技术人员、专业工作者和专家的使用而对话语世界加以界定和过滤，这些 人计算、调节（adjust）并配合（match），却从不问为谁和为什么。专业工作者的职责是促
使东西运转,而不是赋予这一过程一个目的(end)。科学和技术就其本身而言都没有价值; 它们在价值或目的方面是中立的,这些价值和目的可能是从外部赋予的。然而,这种中立是 实证主义的:现实就是价值,它被精确地加以评估,好像它就在它的纯粹形式中得以孕育(或 孕育成为纯粹物质:这两个词尽管本来矛盾,但在这一语境下却交融了)并适合于所有的目 的。存在呈现出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ity)的本体论特征:这种理性由于其结构而易于 得到任何使用和修正。 这些概念是科学所固有的吗?难道它们不是过于容易地与科学方法所赖以形成的经验 的社会条件相一致吗?一方面阐明数理科学和操作科学( operative science)之间的联系 而另一方面抬高资本主义,这样做并未结束这一问题。这一联系值得重新加以审视 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当科学在解放自身的时候,当科学将自然从“外 部”力量中解放出来,并将客体性作为自然本身内部的一种手段而加以建构时,一种类似的 解放便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了:人类发现自己从任何个人及对“外部”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 人作为一种抽象的和普遍的要素进入社会过程,其劳动力可以被量化计算。在此过程中,具 体方面一一即不同的理智能力( intellectual faculties)和个体需求的存在一一被还原成 了一个共相,即交换、金钱和普遍环境( universal milieu)中的手段所赖以建立的一种可 量化的、客观的基础 将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相提并论显示出一个共同的原则:效率。这一原则足以保证科学 方法的正确性。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每处都涉及效率本身( per se)。在社会过程中,[效 率的]目标是商品的生产,这一目标旨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实现交换价值,而这即是根据 个普遍和量化的标准将主客体整合起来。然而,科学好象最初并不是为了这些目的:这是 个极大的幻觉。从概念上来说,科学指向另一个目的。首先,科学使目的变得抽象了 因为过程本身看起来不是与“现实”不相容,而是与上升的工业现实不协调,在工业现实中, 目的在“技术”( technicity')体系下变成了手段。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建构了智力的和物 理的工具理性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假说性”( hypothetical)体系。然而,像这样一种工 具理性的体系却依靠着另外一个体系:目的世界。看起来似乎是不属于科学术语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是其结构、方法、概念的一部分:即其客观性的一部分。 因此,人们应该反对技术中立的概念。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超越善与恶的视角来看待技 术,而这一视角本身看起来是客观的,并且其所有形式似乎都可受到社会应用的质疑。确实 机器和技术工具能被看作中立的,看作纯粹物质。但是机器和工具并不存在于整体一一技术 的总体—一之外;它仅作为技术体系( technicity)的一个成分而存在。这种形式的技术体 系是一个“世界的存在状态”,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强调,对工具世界 的“规划”先于(并且应该先于)对那些作为这个整体之工具的技术的创造。因此,人们应 该先把现实想象成一个技术整体(技术体系),然后再试图像一个技术人员一样按其行动 实际上,这样的“先验”知识拥有一个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存在于社会需要和社会无力满足 或发展这些需要之中。我坚持认为,焦虑的消除、生活的平和以及享乐,是基本的需要。从 一开始,对技术的规划就含有对这些需要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世界和谐的一部分,物理法则 的一部分,以及数学上帝( mathematician god)(经过了所有的不平等之后的普遍平等的最 高理念?)的一部分。这些要求是现代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科学要求智力能力反抗强 权压迫而自由发挥。如果人们考虑技术的存在性特征( existential character),人们可以 说,这一特征便是在技术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终技术原因和对这种原因的压制。 问题在于,与价值相关的中立是否是一个科学概念,也就是说,是否是现代科学结构的 内在要求。在我看来,技术中立(不过是科学中立的一个表现)是一个政治概念。工业社会 分明地发展出一个技术概念,这个概念却?了其内在的固有特征。确实,作为一种历史规划 技术体系具有一个内在的自身意识:技术把工具理性规划成一种将人类从劳动和焦虑中解放
使东西运转，而不是赋予这一过程一个目的（end）。科学和技术就其本身而言都没有价值； 它们在价值或目的方面是中立的，这些价值和目的可能是从外部赋予的。然而，这种中立是 实证主义的：现实就是价值，它被精确地加以评估，好像它就在它的纯粹形式中得以孕育（或 孕育成为纯粹物质：这两个词尽管本来矛盾，但在这一语境下却交融了）并适合于所有的目 的。存在呈现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ity）的本体论特征；这种理性由于其结构而易于 得到任何使用和修正。 这些概念是科学所固有的吗？难道它们不是过于容易地与科学方法所赖以形成的经验 的社会条件相一致吗？一方面阐明数理科学和操作科学（operative science）之间的联系， 而另一方面抬高资本主义，这样做并未结束这一问题。这一联系值得重新加以审视。 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当科学在解放自身的时候，当科学将自然从“外 部”力量中解放出来，并将客体性作为自然本身内部的一种手段而加以建构时，一种类似的 解放便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了：人类发现自己从任何个人及对“外部”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 人作为一种抽象的和普遍的要素进入社会过程，其劳动力可以被量化计算。在此过程中，具 体方面——即不同的理智能力（intellectual faculties）和个体需求的存在——被还原成 了一个共相，即交换、金钱和普遍环境（universal milieu）中的手段所赖以建立的一种可 量化的、客观的基础。 将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相提并论显示出一个共同的原则：效率。这一原则足以保证科学 方法的正确性。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每处都涉及效率本身（per se）。在社会过程中，[效 率的]目标是商品的生产，这一目标旨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实现交换价值，而这即是根据 一个普遍和量化的标准将主客体整合起来。然而，科学好象最初并不是为了这些目的；这是 一个极大的幻觉。从概念上来说，科学指向另一个目的。首先，科学使目的变得抽象了—— 因为过程本身看起来不是与“现实”不相容，而是与上升的工业现实不协调，在工业现实中， 目的在“技术”（technicityiv）体系下变成了手段。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建构了智力的和物 理的工具理性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假说性”（hypothetical）体系。然而，像这样一种工 具理性的体系却依靠着另外一个体系：目的世界。看起来似乎是不属于科学术语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是其结构、方法、概念的一部分：即其客观性的一部分。 因此，人们应该反对技术中立的概念。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超越善与恶的视角来看待技 术，而这一视角本身看起来是客观的，并且其所有形式似乎都可受到社会应用的质疑。确实， 机器和技术工具能被看作中立的，看作纯粹物质。但是机器和工具并不存在于整体——技术 的总体——之外；它仅作为技术体系（technicity）的一个成分而存在。这种形式的技术体 系是一个“世界的存在状态”，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强调，对工具世界 的“规划”先于（并且应该先于）对那些作为这个整体之工具的技术的创造。因此，人们应 该先把现实想象成一个技术整体（技术体系），然后再试图像一个技术人员一样按其行动。 实际上，这样的“先验”知识拥有一个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存在于社会需要和社会无力满足 或发展这些需要之中。我坚持认为，焦虑的消除、生活的平和以及享乐，是基本的需要。从 一开始，对技术的规划就含有对这些需要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世界和谐的一部分，物理法则 的一部分，以及数学上帝（mathematician God）（经过了所有的不平等之后的普遍平等的最 高理念？）的一部分。这些要求是现代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科学要求智力能力反抗强 权压迫而自由发挥。如果人们考虑技术的存在性特征（existential character），人们可以 说，这一特征便是在技术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终技术原因和对这种原因的压制。 问题在于，与价值相关的中立是否是一个科学概念，也就是说，是否是现代科学结构的 内在要求。在我看来，技术中立（不过是科学中立的一个表现）是一个政治概念。工业社会 分明地发展出一个技术概念，这个概念却？了其内在的固有特征。确实，作为一种历史规划， 技术体系具有一个内在的自身意识：技术把工具理性规划成一种将人类从劳动和焦虑中解放
出来的途径,以及一种缓和生存竞争的方式。这便是隐含在技术体系中的世界方法转变 ( method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的最终目的。由于技术被发展成为纯粹的工 具理性,它已使具体的目的变成了一种抽象物。因此,被剥夺了其最终目的的纯粹工具理性, 已经成为支配( domination)的一种普遍手段。 的确,技术体系要求支配:把自然作为一种敌对的、破坏性的、粗暴的力量来控制;把 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控制:为满足需要而开发自然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工业社会恰当地 实现了它的技术支配;但是社会既然已使技术的终极目的抽象化,技术本身便使苦难、暴力 和破坏永久存在 生产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的相互依赖,是作为一种支配的技术体系的特征,这种相互依 赖性会抹煞技术的正常使用和非正常使用之间的一切差异。纳粹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和 民主政权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这二者间的差异是值得质疑的。一枚导弹,无论它摧毁的 是伦敦还是莫斯科,它依然是一枚导弹。而布朗先生(Mr. von braun),无论他是为 Brown House服务还是为白宫服务,他还是布朗先生。技术中终极目的的消失,同样地也表现在政 治上,在那里,终极目的成为可怀疑和可争论的东西 如果技术世界的创造并没有废除人对人的支配,那是因为技术体系的特定发展一一它比 技术本身更深远、更古老一一继续使生活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到目前为止,技术进步依 然是异化劳动和压制性生产力( repressive productivity)的进步。技术体系成为使人臣 服于他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最有效和最有成果的一种方式 通过技术体系,社会保证了人对人的原始压制:享受为了“现实原则”而被牺牲了。这 种压制必须得到最有效和最集中的运用,因为它远不止受到技术进步本身的威胁。的确,工 业文明的实现看似削弱了压制的需求:然而,面对废除劳动的真正可能性,工业文明却显得 更加非理性。在这里我想强调弗洛伊德思想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分析了进步的致命的辩证 过程 文明是人类对工作的臣服。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机体不再作为满足的工具而存在,转而 成为工作和克己的工具:满足被延迟了,享受被牺牲了。人的自然本能是自然趋向于即时满 足和休息,倾向于通过安抚而得到平静:他们讨厌自己必须工作和劳动,讨厌在一个被饥饿 和商品匮乏所统治的世界里要得到满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社会必须将本能从其直接 目的中分离出来,而使它们从属于“现实原则”,即压制的原则 人类因此成为劳动的工具:他是生产性的。但这种生产力一直伴随着痛苦和破坏,这些 痛苦和破坏是对人的生物构造所施暴力的标记。因此,文明的进步依赖于对人类“天性”的 这一本质改变。因此个体压制它们自己的 project和自己的 enterprise(超我、犯罪感等 等)。他们的本能本身变得具有压制性:这些具有压制性的本能是政治和社会压制得以继续 和维持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本能的社会重组压制了自发反应和性欲等,而破 坏和死亡的本能则变得更为强大。这些本能通过被转变为或多或少受到利用和控制的侵略 性,而成为文明进步的内在力量。这样,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它同时影响了生物 心理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这两种影响互相支持和强化 所有进步和生产力的增长都伴随着进一步的压制( progressive repression)和生产性 的破坏( productive destruction)。劳动的社会分工造成了这种致命的辩证过程,在这种 过程中,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理性进步都包含着它本身的非理性因素,每一次自由的获取都 包含着一种新形式的屈服,所有的生产都包含着同等有效的限制。这种辩证过程在高级工业 社会变得具有爆炸性。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宰自然,并增加个体所能利用的物质和智力资 源,因此双重压制作为进步的条件已非必要。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实现能相当地缩小需求与 满足之间的鸿沟。当生活不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成为生活本身和生活的目的时,一个真 正安宁的世界将要出现。然而,压制继续存在,并且也应该继续存在,因为没有异化劳动
出来的途径，以及一种缓和生存竞争的方式。这便是隐含在技术体系中的世界方法转变 （method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的最终目的。由于技术被发展成为纯粹的工 具理性，它已使具体的目的变成了一种抽象物。因此，被剥夺了其最终目的的纯粹工具理性， 已经成为支配（domination）的一种普遍手段。 的确，技术体系要求支配：把自然作为一种敌对的、破坏性的、粗暴的力量来控制；把 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控制；为满足需要而开发自然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工业社会恰当地 实现了它的技术支配；但是社会既然已使技术的终极目的抽象化，技术本身便使苦难、暴力 和破坏永久存在。 生产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的相互依赖，是作为一种支配的技术体系的特征，这种相互依 赖性会抹煞技术的正常使用和非正常使用之间的一切差异。纳粹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和 民主政权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这二者间的差异是值得质疑的。一枚导弹，无论它摧毁的 是伦敦还是莫斯科，它依然是一枚导弹。而布朗先生（Mr. von Braun），无论他是为 Brown House 服务还是为白宫服务，他还是布朗先生。技术中终极目的的消失，同样地也表现在政 治上，在那里，终极目的成为可怀疑和可争论的东西。 如果技术世界的创造并没有废除人对人的支配，那是因为技术体系的特定发展——它比 技术本身更深远、更古老——继续使生活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到目前为止，技术进步依 然是异化劳动和压制性生产力（repressive productivity）的进步。技术体系成为使人臣 服于他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最有效和最有成果的一种方式。 通过技术体系，社会保证了人对人的原始压制：享受为了“现实原则”而被牺牲了。这 种压制必须得到最有效和最集中的运用，因为它远不止受到技术进步本身的威胁。的确，工 业文明的实现看似削弱了压制的需求；然而，面对废除劳动的真正可能性，工业文明却显得 更加非理性。在这里我想强调弗洛伊德思想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分析了进步的致命的辩证 过程。 文明是人类对工作的臣服。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机体不再作为满足的工具而存在，转而 成为工作和克己的工具：满足被延迟了，享受被牺牲了。人的自然本能是自然趋向于即时满 足和休息，倾向于通过安抚而得到平静；他们讨厌自己必须工作和劳动，讨厌在一个被饥饿 和商品匮乏所统治的世界里要得到满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社会必须将本能从其直接 目的中分离出来，而使它们从属于“现实原则”，即压制的原则。 人类因此成为劳动的工具；他是生产性的。但这种生产力一直伴随着痛苦和破坏，这些 痛苦和破坏是对人的生物构造所施暴力的标记。因此，文明的进步依赖于对人类“天性”的 这一本质改变。因此个体压制它们自己的 project 和自己的 enterprise（超我、犯罪感等 等）。他们的本能本身变得具有压制性；这些具有压制性的本能是政治和社会压制得以继续 和维持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本能的社会重组压制了自发反应和性欲等，而破 坏和死亡的本能则变得更为强大。这些本能通过被转变为或多或少受到利用和控制的侵略 性，而成为文明进步的内在力量。这样，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它同时影响了生物 心理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这两种影响互相支持和强化。 所有进步和生产力的增长都伴随着进一步的压制（progressive repression）和生产性 的破坏（productive destruction）。劳动的社会分工造成了这种致命的辩证过程，在这种 过程中，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理性进步都包含着它本身的非理性因素，每一次自由的获取都 包含着一种新形式的屈服，所有的生产都包含着同等有效的限制。这种辩证过程在高级工业 社会变得具有爆炸性。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宰自然，并增加个体所能利用的物质和智力资 源，因此双重压制作为进步的条件已非必要。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实现能相当地缩小需求与 满足之间的鸿沟。当生活不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成为生活本身和生活的目的时，一个真 正安宁的世界将要出现。然而，压制继续存在，并且也应该继续存在，因为没有异化劳动
将不可能增加压制性的生产力,而这一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的驱动力 些结论所具有的思辩特征不应被掩盖,在这里应该指出来 我承认,高级工业社会里的压制性趋势源于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设计和支配设计的技术体 系的发展。这种暗含在技术体系里的支配包括两方面 对自然的控制:对自然资源等的理性开发 ●对人的控制:对自然资源等的理性开发 根据技术设计本身的内部逻辑,它应该在宣告结束它自己一一支配的必要性被假设为消 失了—一的同时得以完成。战胜痛苦和商品匮乏本应有可能“废除劳动”,使生产为消费服 务,消除生存斗争以享受生存。有相当的势力阻碍技术体系的这样一个未来:在全面进步和 生活条件提高的情况下,支配和破坏继续存在。并且:支配和破坏本身成为进步的条件。我 已强调过,本能的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个体则通过这一过程延续他们自 己的支配。所有的社会压制都依赖于一种“生物性”压制。因此,所有的解放都以革命 对本能和需要顺序的一个颠倒:一个新的现实原则一一为前提。这种价值重估 ( transvaluation)将影响到自然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 自然和人类将一直是辨证关系的两个方面,即一个辨证总体( dialectical totality) 中的因素。社会组织影响自然和人类。没有自然的解放和安宁,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和安宁 人既受到压制性的控制又受到解放性的控制。对自然的控制带来对自然的挽救,就它自己的 苦难来说,这种控制还压制了暴力和破坏。文明在它的花园、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内实现 了如此控制自然的想法;在被限定为自然环境的区域之外,文明对自然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把它作为压制性再生产的工具。“这种征服性的侵略被形容成对自然的强奸。”'但 是,这句话经常被看作是一个 catch- phrase(?),一个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古老形象。事 实上,它揭示出了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类的破坏之间的实质性关系。人依然是这种支配的主 人和奴隶,主体和客体,尽管这种支配转化成了机器并被导向反对自然。“机器仅是一个手 段:而目的是征服自然,并通过征服而驯化自然力量:机器成为一个生产其它奴隶的奴隶 这样的一种志向能满足人对解放的渴求。但当人转向臣服于其它存在物,如人、动物或机器 时,他便很难解放自己:统治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机器王国,依然是一种统治,任何统治 体系都以接受征服计划为前提。” 注释 同时请参阅 Hegels Ontology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s geschichtlichtkeit( Frankfurt,1932) Reason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41): Eros and Civilic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Bosto 1955):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1958) SIE V.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w( Cambridge, 1953), p.44 引自 H. Dingle“ Philosophy of Physics:1850-1950” Nature,voll68(1951),p63 英译者注:法语的 technique,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内的一个特殊行动,而相比之下, technical 是指整个技术体系,包括其技术装置和科学知识。文中保留 technicity了这个 V I E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1958)p127 v引文同上
将不可能增加压制性的生产力，而这一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的驱动力。 一些结论所具有的思辩特征不应被掩盖，在这里应该指出来。 我承认，高级工业社会里的压制性趋势源于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设计和支配设计的技术体 系的发展。这种暗含在技术体系里的支配包括两方面： ⚫ 对自然的控制：对自然资源等的理性开发。 ⚫ 对人的控制：对自然资源等的理性开发。 根据技术设计本身的内部逻辑，它应该在宣告结束它自己——支配的必要性被假设为消 失了——的同时得以完成。战胜痛苦和商品匮乏本应有可能“废除劳动”，使生产为消费服 务，消除生存斗争以享受生存。有相当的势力阻碍技术体系的这样一个未来：在全面进步和 生活条件提高的情况下，支配和破坏继续存在。并且：支配和破坏本身成为进步的条件。我 已强调过，本能的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个体则通过这一过程延续他们自 己的支配。所有的社会压制都依赖于一种“生物性”压制。因此，所有的解放都以革命—— 对本能和 需要 顺序的 一个颠 倒：一 个新 的现实 原则— —为前 提。 这种价 值重估 （transvaluation）将影响到自然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 自然和人类将一直是辨证关系的两个方面，即一个辨证总体（dialectical totality） 中的因素。社会组织影响自然和人类。没有自然的解放和安宁，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和安宁。 人既受到压制性的控制又受到解放性的控制。对自然的控制带来对自然的挽救，就它自己的 苦难来说，这种控制还压制了暴力和破坏。文明在它的花园、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内实现 了如此控制自然的想法；在被限定为自然环境的区域之外，文明对自然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把它作为压制性再生产的工具。“这种征服性的侵略被形容成对自然的强奸。”v但 是，这句话经常被看作是一个 catch-phrase（？），一个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古老形象。事 实上，它揭示出了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类的破坏之间的实质性关系。人依然是这种支配的主 人和奴隶，主体和客体，尽管这种支配转化成了机器并被导向反对自然。“机器仅是一个手 段；而目的是征服自然，并通过征服而驯化自然力量：机器成为一个生产其它奴隶的奴隶。 这样的一种志向能满足人对解放的渴求。但当人转向臣服于其它存在物，如人、动物或机器 时，他便很难解放自己；统治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机器王国，依然是一种统治，任何统治 体系都以接受征服计划为前提。”vi 注释 i 同时请参阅 Hegels Ontology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s Geschichtlichtkeit （Frankfurt，1932）； Reason and Revolution （London，1941）；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Boston， 1955）；Soviet-Marxism（New York，1958）。 ii 引自 V. Quine，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Cambridge，1953），p.44。 iii 引自 H. Dingle “Philosophy of Physics ：1850-1950”Nature，vol. 168（1951），p.630。 iv 英译者注：法语的 technique，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内的一个特殊行动，而相比之下，technicit é是指整个技术体系，包括其技术装置和科学知识。文中保留 technicity 了这个词。 v 引自 Gilbert Simondon，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1958）p.127。 vi 引文同上
(刘长喜译张钰校)
（刘长喜 译 张 钰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