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3社会和人类学科的科学标准 读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会关于决定开展调查的通知,甚觉为之不安,甚至为之不悦。 笔者但愿这一表白不至于和通知格格不入。据笔者之见,在文件中以巨大的热情盛赞这项计 划的地方,一方面对“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趋势”表示了兴趣,另一方面,却全 然不提这些科学遭遇到的忽视,两者之间的反差之强烈实在是太大了。 尽管这种良好愿望好得出乎意料,但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只在国际层面上提出 来,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可能拥有任何手段来进行直接干预的。倒不如不要这样张扬,在国家 的层面上表达这种愿望会有效得多。国家可以为分散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工作场所。研究人员 经常因为缺少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几平方米的空间这些让他们能好好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条 件,也因为没有图书馆或图书馆不够用以及资金短缺而灰心丧气。只要我们还没有摆脱这些 困境,我们便总感觉到,当代社会对于社会和人文科学应有地位的问题又一次没有得到公正 的解决。我们选择了从原则上来满足他们,而不是实际上的满足;并且以他们毕竟存在着这 种假象来安慰自己,而不是为他们生存下去提供途径而办些实事 如果国家和国际当局无意强调研究人员自己去承当他们在研究中本来毫无疑问会去承 当的责任,也许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最多也不过是又一次失去的机会。第一,因为这主 要是提供了一种借口,据此而答应给他们一些非必要的东西以取代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第 ,由于号召他们积极参与,所以一一除非甘心被指斥为不负责任一一他们便不得不接受指 示,将(已经由于要他们自己去克服物质困难而耗费殆尽的)时间花费到一项其理论价值尚 未确定的工作中去 在硬科学的领域,人们是不会就其研究趋势所作的先行调査提出这些疑问的。但那里的 情况是不同的,它们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它们已经提供了关于其价值的无数令人信服 的证据,因此,它们的存在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它们没有需要通过对话解决的问题。由于 它们是存在的,因此,问一下它们做了些什么,并描述它们是怎么做的,这样去问、去描述 是合理的 人们也会同意,出于事业的目的,把硬科学和一个类型不同的研究,即“社会和人文科 学”之间的一些相似的东西引入国家和国际机构是很容易的,这样名称问题也简单化了,而 教师、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由于他们在其中之一的领域里投入了相应的时间,在物质和道 义上的平等待遇便也得到了保障。 当实际的推论过程(我们务必不要对它们是依据于行政常规这个事实视而不见)达到追 求职业利益待遇的最终结论时,疑问便油然而生,除非我们对思想的懒惰掉以轻心。本文作 者已将毕生献给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实践,但是笔者感到,承认在它们和硬科学之间并不存在 种可以自称的一致性:后者是科学,前者则不是,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如果它们还是 被冠以一个相同的名称,那是由于语义的杜撰,是还缺乏确证的哲学上的愿望。因此,所谓 两种调查之间的类似,哪怕只是说法上的类似,也是与想象中的实际情况不符的 现在让我们首先尝试来较为精确地限定,在两种情况下运用“科学”一词的原则上的不 原文出自 Claude lvei-Strauss著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olume( Allen lane, Penguin books ltd, 1973)pp28831:中译选自俞宣孟等译《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20-43页 本章最初以《社会和人文学科的科学标准》为题,发表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第ⅹⅥI卷,NO4(1964),第579-597页, C UNESCO,1964,兹经允许,重印于此。根据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大会的决定,在对自然科学作了考察之后,要把关于主要研究趋势的调查扩大到社会和人文科学 本文就是针对初步调查的答复
38.3 社会和人类学科的科学标准* 读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会关于决定开展调查的通知，甚觉为之不安，甚至为之不悦。 笔者但愿这一表白不至于和通知格格不入。据笔者之见，在文件中以巨大的热情盛赞这项计 划的地方，一方面对“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趋势”表示了兴趣，另一方面，却全 然不提这些科学遭遇到的忽视，两者之间的反差之强烈实在是太大了。 尽管这种良好愿望好得出乎意料，但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只在国际层面上提出 来，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可能拥有任何手段来进行直接干预的。倒不如不要这样张扬，在国家 的层面上表达这种愿望会有效得多。国家可以为分散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工作场所。研究人员 经常因为缺少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几平方米的空间这些让他们能好好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条 件，也因为没有图书馆或图书馆不够用以及资金短缺而灰心丧气。只要我们还没有摆脱这些 困境，我们便总感觉到，当代社会对于社会和人文科学应有地位的问题又一次没有得到公正 的解决。我们选择了从原则上来满足他们，而不是实际上的满足；并且以他们毕竟存在着这 种假象来安慰自己，而不是为他们生存下去提供途径而办些实事。 如果国家和国际当局无意强调研究人员自己去承当他们在研究中本来毫无疑问会去承 当的责任，也许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最多也不过是又一次失去的机会。第一，因为这主 要是提供了一种借口，据此而答应给他们一些非必要的东西以取代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第 二，由于号召他们积极参与，所以——除非甘心被指斥为不负责任——他们便不得不接受指 示，将（已经由于要他们自己去克服物质困难而耗费殆尽的）时间花费到一项其理论价值尚 未确定的工作中去。 在硬科学的领域，人们是不会就其研究趋势所作的先行调查提出这些疑问的。但那里的 情况是不同的，它们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它们已经提供了关于其价值的无数令人信服 的证据，因此，它们的存在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它们没有需要通过对话解决的问题。由于 它们是存在的，因此，问一下它们做了些什么，并描述它们是怎么做的，这样去问、去描述 是合理的。 人们也会同意，出于事业的目的，把硬科学和一个类型不同的研究，即“社会和人文科 学”之间的一些相似的东西引入国家和国际机构是很容易的，这样名称问题也简单化了，而 教师、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由于他们在其中之一的领域里投入了相应的时间，在物质和道 义上的平等待遇便也得到了保障。 当实际的推论过程（我们务必不要对它们是依据于行政常规这个事实视而不见）达到追 求职业利益待遇的最终结论时，疑问便油然而生，除非我们对思想的懒惰掉以轻心。本文作 者已将毕生献给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实践，但是笔者感到，承认在它们和硬科学之间并不存在 一种可以自称的一致性：后者是科学，前者则不是，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如果它们还是 被冠以一个相同的名称，那是由于语义的杜撰，是还缺乏确证的哲学上的愿望。因此，所谓 两种调查之间的类似，哪怕只是说法上的类似，也是与想象中的实际情况不符的。 现在让我们首先尝试来较为精确地限定，在两种情况下运用“科学”一词的原则上的不 * 原文出自 Claude Lvéi-Strauss 著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Volume Ⅱ (Allen Lane, Penguin Books Ltd, 1973),pp.288-311；中译选自俞宣孟等译《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第 320-43 页。 本章最初以《社会和人文学科的科学标准》为题，发表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第 XVI 卷，NO.4（1964），第 579—597 页，c UNESCO，1964，兹经允许，重印于此。根据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大会的决定，在对自然科学作了考察之后，要把关于主要研究趋势的调查扩大到社会和人文科学， 本文就是针对初步调查的答复
同。没有人会怀疑,硬科学现实地就是科学。当然,并非在它们名下所做的一切都表现出相 同的性质:有伟大的科学家,也有一些则是平庸之辈。然而,在硬科学这个名义下所开展的 切活动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这点是不能怀疑的。逻辑学家会说,在硬科学的定义中,其外 延当与其内涵一致。使一门科学得以享用科学这个名称的特征,基本上也属于全部那样的具 体活动,其中包括从经验方面来看的硬科学的领域 但是当我们讲到社会和人文科学时,定义的外延和内涵便不一致了,“科学”这个词在 这里是加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科学特征、而其他许许多多是完全不同的活动的一个杜撰的 名称(只要人们想以同样的方式定义科学这个概念的话)。事实上,有许多从事被任意地冠 于社会和人文科学名称的学科的专家,他们首先会起来反对与科学工作硬凑在一起(至少是 反对与他们硬科学同事相同的意义、相同的精神上所谓的科学工作硬凑在一起)。种种成问 题的区分,例如像精密的精神与几何学的精神之间的区分,长期以来就被他们用来作为辨明 这一情况之用。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既然人们自以为是要论定“社会和人文科学中的主 要研究趋势”,那么我们首先要讨论什么呢?如果人们想要表明,他们相信在两类调査间可 以探寻出理想的对称,那么他们便会不时碰到“外延方面”的对象。然而,那样人们便会遇 到一个两重性的困境:既然要为在艺术和社会科学院校所教授的全部课目提出一个令人满意 的界定是不可能的,人们想要将自己限制在这样的界定内便也是无效的。仅据这一点,凡不 属于硬科学的东西将标榜自己是属于另一类型科学的,因而它们的领域将是无限的:此外, 科学的标准由于被人所不感兴趣的研究混淆,人们便不能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提出的调查 目标要求的那样得岀结果。既然缺少一个可以实际上被指定的名称,那么从理论上说,调查 将是没有对象的。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一在一个人们或者依其经验内容,或者依他们具有的概念去限定其 界限的领域一一先将两种意义在此大致相符的这片有限的区域隔离出来是必要的。然后,两 类调查才是理论上可比较的,但它们在经验上便不再是同类的,因为很明显,只有一小部分 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才可以用被认为是适合于一切硬科学的方法去对待 对我们的想法来说,困境并不会自行解决。但是,在试图去寻找一种必然有缺陷的解决 方法之前,人们应当迅速考察一下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表现出差异的某些次要原因 首先,据我们的看法,在各种社会的历史中,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受到优待的便利。奇 怪的是,这种优待是由于数世纪一一不是说千年一一以来,科学家们所研究的问题竞是与全 体居民无关的。他们展开其研究的这种模糊性恰如天穹一样,遮护着它、使它得以长期不受 阻碍一一至少是部分地,如果不是(如其所能得到的优待那样)全部的话。正因如此,早期 的科学家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先去研究他们认为有能力解释的事情,而不是那些别人感兴趣、 且会无止境地追问的事情 从这个观点来看,人文科学的不幸在于,人不免要对自己感兴趣。由于这份天生的心思, 使他首先要拒绝把自己提供给科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一旦同意便会要他温顺,并限制其 对此表现出的不耐烦。这种态势由于若干年后硬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而有了转折。一个要 求越来越明显了:它在敦促社会和人文科学,现在该轮到它们作出决定,拿出证明它们之所 以有用的证据。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体会议的最近决议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怀疑的倾向, 这对于我们的科学来说构成了又一种危险,我们为此而深感抱歉。因为我们忘记了,它们仍 处于襁褓之中,即使假定有朝一日它们将会向实际活动提供服务,就眼前来说,它们没有什 么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贡献。允许它们存在下去的最好办法是对它们多多地给予,而首 先不是去向它们索取 其次,一切科学研究都假定了观察者及其对象的二元论。在自然科学中,人是观察者, 世界是他的对象。二元论存在于其中的这片领域当然并非没有界限,这已由物理学和生物学
同。没有人会怀疑，硬科学现实地就是科学。当然，并非在它们名下所做的一切都表现出相 同的性质：有伟大的科学家，也有一些则是平庸之辈。然而，在硬科学这个名义下所开展的 一切活动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这点是不能怀疑的。逻辑学家会说，在硬科学的定义中，其外 延当与其内涵一致。使一门科学得以享用科学这个名称的特征，基本上也属于全部那样的具 体活动，其中包括从经验方面来看的硬科学的领域。 但是当我们讲到社会和人文科学时，定义的外延和内涵便不一致了，“科学”这个词在 这里是加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科学特征、而其他许许多多是完全不同的活动的一个杜撰的 名称（只要人们想以同样的方式定义科学这个概念的话）。事实上，有许多从事被任意地冠 于社会和人文科学名称的学科的专家，他们首先会起来反对与科学工作硬凑在一起（至少是 反对与他们硬科学同事相同的意义、相同的精神上所谓的科学工作硬凑在一起）。种种成问 题的区分，例如像精密的精神与几何学的精神之间的区分，长期以来就被他们用来作为辨明 这一情况之用。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既然人们自以为是要论定“社会和人文科学中的主 要研究趋势”，那么我们首先要讨论什么呢？如果人们想要表明，他们相信在两类调查间可 以探寻出理想的对称，那么他们便会不时碰到“外延方面”的对象。然而，那样人们便会遇 到一个两重性的困境：既然要为在艺术和社会科学院校所教授的全部课目提出一个令人满意 的界定是不可能的，人们想要将自己限制在这样的界定内便也是无效的。仅据这一点，凡不 属于硬科学的东西将标榜自己是属于另一类型科学的，因而它们的领域将是无限的；此外， 科学的标准由于被人所不感兴趣的研究混淆，人们便不能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提出的调查 目标要求的那样得出结果。既然缺少一个可以实际上被指定的名称，那么从理论上说，调查 将是没有对象的。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在一个人们或者依其经验内容，或者依他们具有的概念去限定其 界限的领域——先将两种意义在此大致相符的这片有限的区域隔离出来是必要的。然后，两 类调查才是理论上可比较的，但它们在经验上便不再是同类的，因为很明显，只有一小部分 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才可以用被认为是适合于一切硬科学的方法去对待。 对我们的想法来说，困境并不会自行解决。但是，在试图去寻找一种必然有缺陷的解决 方法之前，人们应当迅速考察一下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表现出差异的某些次要原因。 首先，据我们的看法，在各种社会的历史中，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受到优待的便利。奇 怪的是，这种优待是由于数世纪——不是说千年——以来，科学家们所研究的问题竟是与全 体居民无关的。他们展开其研究的这种模糊性恰如天穹一样，遮护着它、使它得以长期不受 阻碍——至少是部分地，如果不是（如其所能得到的优待那样）全部的话。正因如此，早期 的科学家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先去研究他们认为有能力解释的事情，而不是那些别人感兴趣、 且会无止境地追问的事情。 从这个观点来看，人文科学的不幸在于，人不免要对自己感兴趣。由于这份天生的心思， 使他首先要拒绝把自己提供给科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一旦同意便会要他温顺，并限制其 对此表现出的不耐烦。这种态势由于若干年后硬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而有了转折。一个要 求越来越明显了：它在敦促社会和人文科学，现在该轮到它们作出决定，拿出证明它们之所 以有用的证据。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体会议的最近决议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怀疑的倾向， 这对于我们的科学来说构成了又一种危险，我们为此而深感抱歉。因为我们忘记了，它们仍 处于襁褓之中，即使假定有朝一日它们将会向实际活动提供服务，就眼前来说，它们没有什 么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贡献。允许它们存在下去的最好办法是对它们多多地给予，而首 先不是去向它们索取。 其次，一切科学研究都假定了观察者及其对象的二元论。在自然科学中，人是观察者， 世界是他的对象。二元论存在于其中的这片领域当然并非没有界限，这已由物理学和生物学
所发现:但是这片领域对于硬科学这个实体来源,已足够让它自由的发挥 如果社会和人文科学是真正的科学,它们必定保持二元论,只不过把它移植进入本身 因而这条分割线是划在作为观察者的人和作为被观察者的人之间。但是这样做时,这些科学 是不会超越他们自己的方面去寻找原则的,因为如果它们必得完全照硬科学的样,它们便不 只是要对他们所乐意去观察的那些人进行实验(这在理论上是可设想的,尽管在实践上有困 难,道德上也是不可取的)。再者,那些被置于实验中的人当不自知其在实验中,这点也是 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自觉必定会无可预期地改变实验的进程。因此,自发的自觉(实验中 的对象所内在的)和科学家的反思的自觉 种自觉的自觉一一,这种双重形式的自觉看 来对于人的科学来说是隐蔽的敌人。 当然,人文科学也不是完全没有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有成千上万提供给语言学家去检 验的音位学和语法学的系统,有延伸在时空中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满足了历史学家以及 民族志学家的好奇,这些构成了常被说成是这么多“现成”的实验。同实证主义者不一样, 我们现在承认,它们的不可逆转性并不都会削弱其价值,因为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解释而不是 预言。更确切地说,解释中就蕴含着某种预言。人们预言,在观察者必在现场有所发现、科 学家必作阐述的某种别的“现成”实验中,某些性质的出现将必然导致它们与其它性质的联 系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本区别,并不是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在于所谓只有前者是可以 做实验,并可以在别的时间和地点中同样来重复它们。人文科学也可以这样做;如果说并非 全可以,至少有那样一些(如语言学以及在小范围内的民族学)是可以的;它们能通过各自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特殊性,把握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在许多系统中的一些重复发生的 成份 这难道不是说,实验的技能,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本质上是依据于我们去界定和 分离出我们一致地作为科学事实理解的东西的方法吗?如果自然科学界定其科学事实时亦 如大多数人文科学一样反复无常、粗枝大叶,它们便势必也会陷于一种不能得到再现的状况 从这个观点看,如果说人文科学表现出一种软弱无能的话(通常只是掩盖它们缺少良好 的愿望),那么这是因为有一种困境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含含糊糊的感受到它的威胁。任何 科学事实的精确定义都导致可感实在的贫乏和人性的失落。因而,只要人文科学在创立真正 科学的工作方面推进了,人和自然的差别对它们来说就减小了。只要它们依仗自己的权利而 成为科学,它们便不再与其他相区别。于是就有了人文科学还不敢去正视的困境:要么保持 它们的独创性、接受自觉状态和实验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要么妄想去超越它。然而那样 它们势必放弃它们在科学系统中的独立地位,同意退回到它过去所在的“行列中”去 即使在硬科学中,预言和解释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自动的联系。然而,不可否认,它们的 进步受到了这两盏明灯交相辉映效应的指引。有时候,科学解释的现象是不可预言的,达尔 文主义学说便是如此;有时候,如在气象学中,它能预言现象,但却不能解释现象。然而, 每一种目标至少都能在理论上从对方得到修正或证明。如果在相当数量的例子中该发生的事 不发生,该一致的不一致,自然科学当然也就不成其为自然科学了 如果人文科学似乎命定要走一条普通而曲折的道路,这是因为这条道路不容许一种导航 (人们会说用三角学知识),以使得旅行者可以在每一时刻计算出他运动与定点的关系并从 中得到信息。迄今为止,人文科学一直满意于几乎总是缺少标准的含糊而粗糙的解释。尽管 似乎是出于职业使命的要求,他们也不断地培植预言,并迫切地渴望得出它,但人们可以说, 并不带有过分苛刻的意味——犯错误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事实上,人文科学的功能似乎介于解释和预言之间,就好像它们是不能确定地走在这条 或那条路上似的。这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说这些科学是无用的。它们的作用倒是要 通过两个方向之间的均衡来衡量,这两个方向之间互相决不完全接受对方,但是只互相持有
所发现；但是这片领域对于硬科学这个实体来源，已足够让它自由的发挥。 如果社会和人文科学是真正的科学，它们必定保持二元论，只不过把它移植进入本身； 因而这条分割线是划在作为观察者的人和作为被观察者的人之间。但是这样做时，这些科学 是不会超越他们自己的方面去寻找原则的，因为如果它们必得完全照硬科学的样，它们便不 只是要对他们所乐意去观察的那些人进行实验（这在理论上是可设想的，尽管在实践上有困 难，道德上也是不可取的）。再者，那些被置于实验中的人当不自知其在实验中，这点也是 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自觉必定会无可预期地改变实验的进程。因此，自发的自觉（实验中 的对象所内在的）和科学家的反思的自觉——一种自觉的自觉——，这种双重形式的自觉看 来对于人的科学来说是隐蔽的敌人。 当然，人文科学也不是完全没有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有成千上万提供给语言学家去检 验的音位学和语法学的系统，有延伸在时空中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满足了历史学家以及 民族志学家的好奇，这些构成了常被说成是这么多“现成”的实验。同实证主义者不一样， 我们现在承认，它们的不可逆转性并不都会削弱其价值，因为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解释而不是 预言。更确切地说，解释中就蕴含着某种预言。人们预言，在观察者必在现场有所发现、科 学家必作阐述的某种别的“现成”实验中，某些性质的出现将必然导致它们与其它性质的联 系。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本区别，并不是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在于所谓只有前者是可以 做实验，并可以在别的时间和地点中同样来重复它们。人文科学也可以这样做；如果说并非 全可以，至少有那样一些（如语言学以及在小范围内的民族学）是可以的；它们能通过各自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特殊性，把握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在许多系统中的一些重复发生的 成份。 这难道不是说，实验的技能，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本质上是依据于我们去界定和 分离出我们一致地作为科学事实理解的东西的方法吗？如果自然科学界定其科学事实时亦 如大多数人文科学一样反复无常、粗枝大叶，它们便势必也会陷于一种不能得到再现的状况。 从这个观点看，如果说人文科学表现出一种软弱无能的话（通常只是掩盖它们缺少良好 的愿望），那么这是因为有一种困境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含含糊糊的感受到它的威胁。任何 科学事实的精确定义都导致可感实在的贫乏和人性的失落。因而，只要人文科学在创立真正 科学的工作方面推进了，人和自然的差别对它们来说就减小了。只要它们依仗自己的权利而 成为科学，它们便不再与其他相区别。于是就有了人文科学还不敢去正视的困境：要么保持 它们的独创性、接受自觉状态和实验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要么妄想去超越它。然而那样， 它们势必放弃它们在科学系统中的独立地位，同意退回到它过去所在的“行列中”去。 即使在硬科学中，预言和解释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自动的联系。然而，不可否认，它们的 进步受到了这两盏明灯交相辉映效应的指引。有时候，科学解释的现象是不可预言的，达尔 文主义学说便是如此；有时候，如在气象学中，它能预言现象，但却不能解释现象。然而， 每一种目标至少都能在理论上从对方得到修正或证明。如果在相当数量的例子中该发生的事 不发生，该一致的不一致，自然科学当然也就不成其为自然科学了。 如果人文科学似乎命定要走一条普通而曲折的道路，这是因为这条道路不容许一种导航 （人们会说用三角学知识），以使得旅行者可以在每一时刻计算出他运动与定点的关系并从 中得到信息。迄今为止，人文科学一直满意于几乎总是缺少标准的含糊而粗糙的解释。尽管 似乎是出于职业使命的要求，他们也不断地培植预言，并迫切地渴望得出它，但人们可以说， ——并不带有过分苛刻的意味——犯错误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事实上，人文科学的功能似乎介于解释和预言之间，就好像它们是不能确定地走在这条 或那条路上似的。这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说这些科学是无用的。它们的作用倒是要 通过两个方向之间的均衡来衡量，这两个方向之间互相决不完全接受对方，但是只互相持有
对方一点,创造出一种新颖的方法,于此,集中人文科学的真正的使命。它们从不直接解释 目标,或很少解释目标;它们也从不确定地预言。但是,通过一半或四分之一的理解,以及 从二次或四次预言中作出一次正确的预言,它们也能够通过这些半把尺度之间所建立起来的 紧密相依的关系,给从事它们的人带来某种介乎纯粹知识和功效之间的东西:一种智慧,或 至少是某种形式的智慧,它可以使人理解得好一些,因而少做一点错事,但却从不去精确地 分清它究竟属于两者中的哪一类。因为智慧是一种讲不清的德行,部分由知识、部分由行动 所构成,但它同这二者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又是完全有别的 我们已经看出,对于社会和人文科学来说,有一个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它们的名称与 其实在是不相称的,或只是不完全相称的。于是,人们就必须先对在社会和人文科学名下提 供给观察者的混乱的材料引进某种秩序。那么,我们必须决定,其中有哪些东西称得上是“科 学的”?为什么? 初看之下,困难是由于把标榜为社会的和人文的科学的诸学科结合在一起造成的。因为 它们在逻辑上并不属于同一层次,并且它们所属的层次为数众多、极其复杂,有时难以界定 我们的科学有的以观察为依据研究某些既是实在的( realia)又是整体的(tota)实体,即研 究各种是或曾经是真实的社会,并且我们可以将它们置于确定的时空制度中、从整体上面对 其中的每一个。这,我们认为是民族学和历史学 其余的致力于研究也是同样是实在的、但与上述东西只有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相关的东 西。例如,语言学研究语言,法学研究法律形式,经济学研究生产和交换制度,政治学研究 相应的特殊类型的机构。但是这些现象的范畴没有共性,只能去说明将它们从整个社会中隔 离出来的独立的情况。以语言为例来说,尽管它也是像其他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的对象,它 却渗透在一切其他科学之中;在社会现象的序列中,没有哪一项能离开它。因而,人们可以 把语言学的事实放在与经济或法律事实同样的层面上;前者可以没有后者,但反过来却不行 另一方面,如果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它的范围倒是与社会实在一样广。这一点对 于我们考虑过的其他部分的现象是不适用的。经济学在很长时期里只研究两三个世纪的人类 历史,法学有20个世纪(这也是很短的)。即使假定理论上可以放宽这些科学的范畴,要求 有更大的管辖范围,这还是无法从根本上确定,它们不会像那些界限分明的学问分支一样, 向会捆住它们手脚的论述的严格性所屈服。 我们在历史学和民族学之间概括性地得出的一致性也避免不了会遭批评。因为,如果全 部人类社会,至少从理论上讲,可以从民族方面去研究(虽然其中有许多从来也没有这样去 研究过,有些则因已灭绝而不可能在这样研究):那么,它们并非都可以从历史方面去研究 一一因为其中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字材料的。再则,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凡是研究某个具体 主题的学科一一不论其主题是部分性质的还是总体性质的,如果我们想把它们与社会和人文 科学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它们就被归为同一范畴,这主要是为了求其类( generale),而 不是求其实( realia)。例如,社会心理学,无疑还有社会学,如果我们想指定给它一个特定 的目标或风格,这就会把它从民族志里分离出去 如果把人口学也包括进来,整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从绝对普遍性和社会生活所有其他方 面的固定性的观点来看,统计性的人口学的主体处在与语言相同的层面上。也许由于这个原 因,人口学和语言学是一向成功地行进在普遍性的而又严格的道路上的两门关于人的科学 但是,奇怪的是,从其主体的人性和非人性方面看,它们却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语言是人所 专有的属性,而数字作为一种构成性的模式,则是属于任何生物种群类型的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家不断地处理科学分类的问题。尽管由于学问新分支的转 变,他们的分类表必须加以修正,但他们毕竟提供了公认的工作基础。最新的这些分类表并 不忽略人文科学,但是像是一种普遍的法则,他们总是简单地从与硬科学的关系方面来考虑 它们的地位问题,他们还普遍地将它们纳入两、三个标题之下
对方一点，创造出一种新颖的方法，于此，集中人文科学的真正的使命。它们从不直接解释 目标，或很少解释目标；它们也从不确定地预言。但是，通过一半或四分之一的理解，以及 从二次或四次预言中作出一次正确的预言，它们也能够通过这些半把尺度之间所建立起来的 紧密相依的关系，给从事它们的人带来某种介乎纯粹知识和功效之间的东西：一种智慧，或 至少是某种形式的智慧，它可以使人理解得好一些，因而少做一点错事，但却从不去精确地 分清它究竟属于两者中的哪一类。因为智慧是一种讲不清的德行，部分由知识、部分由行动 所构成，但它同这二者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又是完全有别的。 我们已经看出，对于社会和人文科学来说，有一个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它们的名称与 其实在是不相称的，或只是不完全相称的。于是，人们就必须先对在社会和人文科学名下提 供给观察者的混乱的材料引进某种秩序。那么，我们必须决定，其中有哪些东西称得上是“科 学的”？为什么？ 初看之下，困难是由于把标榜为社会的和人文的科学的诸学科结合在一起造成的。因为 它们在逻辑上并不属于同一层次，并且它们所属的层次为数众多、极其复杂，有时难以界定。 我们的科学有的以观察为依据研究某些既是实在的（realia）又是整体的（tota）实体，即研 究各种是或曾经是真实的社会，并且我们可以将它们置于确定的时空制度中、从整体上面对 其中的每一个。这，我们认为是民族学和历史学。 其余的致力于研究也是同样是实在的、但与上述东西只有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相关的东 西。例如，语言学研究语言，法学研究法律形式，经济学研究生产和交换制度，政治学研究 相应的特殊类型的机构。但是这些现象的范畴没有共性，只能去说明将它们从整个社会中隔 离出来的独立的情况。以语言为例来说，尽管它也是像其他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的对象，它 却渗透在一切其他科学之中；在社会现象的序列中，没有哪一项能离开它。因而，人们可以 把语言学的事实放在与经济或法律事实同样的层面上；前者可以没有后者，但反过来却不行。 另一方面，如果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它的范围倒是与社会实在一样广。这一点对 于我们考虑过的其他部分的现象是不适用的。经济学在很长时期里只研究两三个世纪的人类 历史，法学有 20 个世纪（这也是很短的）。即使假定理论上可以放宽这些科学的范畴，要求 有更大的管辖范围，这还是无法从根本上确定，它们不会像那些界限分明的学问分支一样， 向会捆住它们手脚的论述的严格性所屈服。 我们在历史学和民族学之间概括性地得出的一致性也避免不了会遭批评。因为，如果全 部人类社会，至少从理论上讲，可以从民族方面去研究（虽然其中有许多从来也没有这样去 研究过，有些则因已灭绝而不可能在这样研究）；那么，它们并非都可以从历史方面去研究 ——因为其中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字材料的。再则，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凡是研究某个具体 主题的学科——不论其主题是部分性质的还是总体性质的，如果我们想把它们与社会和人文 科学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它们就被归为同一范畴，这主要是为了求其类（generalie），而 不是求其实（realia）。例如，社会心理学，无疑还有社会学，如果我们想指定给它一个特定 的目标或风格，这就会把它从民族志里分离出去。 如果把人口学也包括进来，整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从绝对普遍性和社会生活所有其他方 面的固定性的观点来看，统计性的人口学的主体处在与语言相同的层面上。也许由于这个原 因，人口学和语言学是一向成功地行进在普遍性的而又严格的道路上的两门关于人的科学。 但是，奇怪的是，从其主体的人性和非人性方面看，它们却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语言是人所 专有的属性，而数字作为一种构成性的模式，则是属于任何生物种群类型的。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家不断地处理科学分类的问题。尽管由于学问新分支的转 变，他们的分类表必须加以修正，但他们毕竟提供了公认的工作基础。最新的这些分类表并 不忽略人文科学，但是像是一种普遍的法则，他们总是简单地从与硬科学的关系方面来考虑 它们的地位问题，他们还普遍地将它们纳入两、三个标题之下
事实上,这个社会和人文科学分类的问题从来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 但是,为了指出名称上的歧义、混淆和矛盾,我们所作的上述扼要说明,表明在原先普 遍接受的划分学科的基础上是已经无可指望了。我们首先必须以对我们的科学作认识论的批 判为起点,以期通过其经验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有一些基本的方法涌现出来。它们的出现 不出现和结合,将使得每一个的特殊性和互补性比其目标所公开或含糊地宣布的更为清晰。 在《结构人类学》第一卷(第280-288页)我依据其与两组对立有关的情况,为社会 和人文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轮廓:一方面,是经验观察和模式构造的对立;另一方面,是 基于这些模式的性质的对立,这要看它们的因素与他们想要表述的现象是不是同样大小或同 样规模,于是决定了这些模式或者是机械的或者是统计的。 经验的 模式的 观察 建造 统计的 机械的 模式 模式 这个构架一一尽管(或许恰因)其简单一一使人文科学的四个分支的各自地位,比起他 们著作中的发明所能达到的要更清晰。要知道,关于这些分支,人们是常常在其间播下一些 争论的种子 如果我们同意对每组对立的第一项任意给出一个正号,对第二项给出一个负号,我们就 获得了下表: 社会学 民族志 民族学 经验的观察 对模式构造 机械模式对 这表明民族志和历史学与民族学和社会学相区别,因为前两者以收集和整编文献为基 础,后两者研究从这些文献构造出来的模式。另一方面,民族志和民族学两者分别与最终导 致机械模式的两个研究阶段对应,而历史学(同它的所谓辅助科学)和社会学则走向统计模 式,尽管它们每一个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 最后,我觉得,通过引入其他对立组:观察和实验,意识和无意识,结构和度量,机械 的和可逆转的时间对统计的和不可逆转的时间一一人们可以使这些关系变得更深刻、更丰 富,并且可以将同样的方法用到上述例子之外的科学的分类 上述大致的比较促成了一系列新的对立的插入:总体景象和部分景象(时间、空间或两 者的结合):当作实在( realia)理解和当作类( generale)理解的研究对象;可度量的和不 可度量的经验事实,等等。那时便可看出,因为联系了这些对立,诸学科的地位,或是正的 或是负的,便会得到很好的标明;并且在一种多度的空间(因而是不适于直接表达的),每 度都有一条对应的新辟的路,它们有时交叉,有时重迭,有时又分离。这不排除某些接受 这一批判测试的学科失去其以前的统一性、分裂为两门或几门注定要保持其独立的分支学 科,或经与别的研究结合而后出现。最后,人们可能逻辑地(即不是通过跳跃的方式)发现
事实上，这个社会和人文科学分类的问题从来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 但是，为了指出名称上的歧义、混淆和矛盾，我们所作的上述扼要说明，表明在原先普 遍接受的划分学科的基础上是已经无可指望了。我们首先必须以对我们的科学作认识论的批 判为起点，以期通过其经验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有一些基本的方法涌现出来。它们的出现、 不出现和结合，将使得每一个的特殊性和互补性比其目标所公开或含糊地宣布的更为清晰。 在《结构人类学》第一卷（第 280—288 页）我依据其与两组对立有关的情况，为社会 和人文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轮廓：一方面，是经验观察和模式构造的对立；另一方面，是 基于这些模式的性质的对立，这要看它们的因素与他们想要表述的现象是不是同样大小或同 样规模，于是决定了这些模式或者是机械的或者是统计的。 这个构架——尽管（或许恰因）其简单——使人文科学的四个分支的各自地位，比起他 们著作中的发明所能达到的要更清晰。要知道，关于这些分支，人们是常常在其间播下一些 争论的种子。 如果我们同意对每组对立的第一项任意给出一个正号，对第二项给出一个负号，我们就 获得了下表： 历史学 社会学 民族志 民族学 经验的观察 对模式构造 + - + - 机械模式对 统计模式 - - + + 这表明民族志和历史学与民族学和社会学相区别，因为前两者以收集和整编文献为基 础，后两者研究从这些文献构造出来的模式。另一方面，民族志和民族学两者分别与最终导 致机械模式的两个研究阶段对应，而历史学（同它的所谓辅助科学）和社会学则走向统计模 式，尽管它们每一个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 最后，我觉得，通过引入其他对立组：观察和实验，意识和无意识，结构和度量，机械 的和可逆转的时间对统计的和不可逆转的时间——人们可以使这些关系变得更深刻、更丰 富，并且可以将同样的方法用到上述例子之外的科学的分类。 上述大致的比较促成了一系列新的对立的插入：总体景象和部分景象（时间、空间或两 者的结合）；当作实在（realia）理解和当作类（generalie）理解的研究对象；可度量的和不 可度量的经验事实，等等。那时便可看出，因为联系了这些对立，诸学科的地位，或是正的 或是负的，便会得到很好的标明；并且在一种多度的空间（因而是不适于直接表达的），每 一度都有一条对应的新辟的路，它们有时交叉，有时重迭，有时又分离。这不排除某些接受 这一批判测试的学科失去其以前的统一性、分裂为两门或几门注定要保持其独立的分支学 科，或经与别的研究结合而后出现。最后，人们可能逻辑地（即不是通过跳跃的方式）发现 经验的 观察 模式的 建造 统计的 模式 机械的 模式
些途径,这会设立起还没有诞生、然而却已存在于潜在的、其统一性还没有被感到的零星 研宄阶段中的科学的课程。这些失落因素出乎意料的出现,可以解释我们在理解知识体系结 构轮廓(有些确乎正在消失)时所体验的困难 最后,这也许会是一条途径,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些选择、某些联结从事实上和道 理上与科学解释所要求的精确性是或不是一致的。于是第一阶段便自然地发展到第二阶段, 这样我们便可着手去对付它了。在第二阶段,可以说,问题将要把初看之下呈现出来的许许 多多混乱的社会科学撇开,在其中抽取出即使不是学科本身,也应当抽取出某些问题以及处 理它们的方法,这便可以在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进行比较。 从一开始我们便当以最绝对的态度确信,在所有的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只要语言学才与 硬科学有平等的关系。这有三点理由:(1)它有一个影响全体的主体,凡人群便有口语:(2) 它的方法是同质的(换言之,不论把它用到哪一种特殊的语言上,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是 原始的”还是文明的,它总之是同样的):以及(3)这种方法以一些基本原则为根据,这 些原则的有效性是专家们一致公认的,除有一些小小的分歧。 这些条件是任何其他现存的人文科学所不能完全符合的。让我们限于讨论三门学科,因 为它们能够显示出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所以与语言学最接近。经济学,其主体不是影响全 体的,而只是限于人类发展的一小部分;人口学,在大量特例之外,其方法便不是同质的 而民族学家还远没有就其原则达成共识,而在语言学家中原则是已经被接受了的东西。 由此,我相信,只有语言学才能适合于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计划的调查的条件,也许还 可加上一些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这里或那里可以看到的“尖端”研究,而这些显然也是语言 学方法的转换 那么对于其他的可以做些什么呢?最合适的似乎是在所有这些学科的专家们中间作 些初步的调査,以找出一种原则性的答案。他们是否感到,在他们特定的领域里获得的成果 与硬科学所承认的有效性标准的一致?如果他们感到是,那么就要这些专家们列出其成果 可以料想,那样我们便会面对一连串的问题的题目,从最一般的科学方法的观点来看 人们会承认对它们来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可比性”。这些例证会是差异很大的。很可能我 们将注意到两件事。 首先,我们看到,那个一方面联系着社会或人文科学且另一方面联系着自然或硬科学的 联结点,并不总是出现在我们本来打算作比较的这两类科学的学科中。有时候,它倒是被证 明为是处在前沿的那些人文科学中最具“文学性”的东西 古典人文学科中的传统分支,如修辞学、诗学以及文体学,早就懂得怎样去借助机械的 或统计的模式,用代数学发展成的方法去处理某些问题。可以说,通过运用计算机,文体学 和校勘可以达到精确科学的水平。在争取科学精确性的竞赛中,我们必须保留无数落榜者的 权利。如果人们认为,称为“社会”的科学从一开始就优于某些只称作“人文”的科学,那 真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对这些明显不正常的事情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学到许多东西。我们真的可以相信,与真 正科学的理想最接近的那些学科,它们也最明白应当如何约束自己,考虑得到独立和很好地 界定,而它的不同的状态又是只用少数几个变式便可以得到观察和分析的。毫无疑问,在关 于人的科学中的变化,一般来说,总是要大大地多于自然科学中的变化。因此我们将期望在 相对来说差异最小的层面上去进行比较 例如,在变化数量最大的自然科学和变化数量 最小的人文科学之间比较。因为前者必求助于归约模式的运用(如在风洞中接受空气动力学 测试那一类模式),而人文科学由诸模式构成,因而我们对这类运用将会理解得更好些,并 且对称为“结构主义”的方法所得出的成果也鉴赏得比较好。的确,它们就在于有系统地归 约变项的数量:一方面,出于论证的目的,去考虑把所研究的对象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另
一些途径，这会设立起还没有诞生、然而却已存在于潜在的、其统一性还没有被感到的零星 研究阶段中的科学的课程。这些失落因素出乎意料的出现，可以解释我们在理解知识体系结 构轮廓（有些确乎正在消失）时所体验的困难。 最后，这也许会是一条途径，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些选择、某些联结从事实上和道 理上与科学解释所要求的精确性是或不是一致的。于是第一阶段便自然地发展到第二阶段， 这样我们便可着手去对付它了。在第二阶段，可以说，问题将要把初看之下呈现出来的许许 多多混乱的社会科学撇开，在其中抽取出即使不是学科本身，也应当抽取出某些问题以及处 理它们的方法，这便可以在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进行比较。 从一开始我们便当以最绝对的态度确信，在所有的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只要语言学才与 硬科学有平等的关系。这有三点理由：（1）它有一个影响全体的主体，凡人群便有口语；（2） 它的方法是同质的（换言之，不论把它用到哪一种特殊的语言上，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是 “原始的”还是文明的，它总之是同样的）；以及（3）这种方法以一些基本原则为根据，这 些原则的有效性是专家们一致公认的，除有一些小小的分歧。 这些条件是任何其他现存的人文科学所不能完全符合的。让我们限于讨论三门学科，因 为它们能够显示出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所以与语言学最接近。经济学，其主体不是影响全 体的，而只是限于人类发展的一小部分；人口学，在大量特例之外，其方法便不是同质的； 而民族学家还远没有就其原则达成共识，而在语言学家中原则是已经被接受了的东西。 由此，我相信，只有语言学才能适合于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计划的调查的条件，也许还 可加上一些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这里或那里可以看到的“尖端”研究，而这些显然也是语言 学方法的转换。 那么对于其他的可以做些什么呢？最合适的似乎是在所有这些学科的专家们中间作一 些初步的调查，以找出一种原则性的答案。他们是否感到，在他们特定的领域里获得的成果 与硬科学所承认的有效性标准的一致？如果他们感到是，那么就要这些专家们列出其成果 来。 可以料想，那样我们便会面对一连串的问题的题目，从最一般的科学方法的观点来看， 人们会承认对它们来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可比性”。这些例证会是差异很大的。很可能我 们将注意到两件事。 首先，我们看到，那个一方面联系着社会或人文科学且另一方面联系着自然或硬科学的 联结点，并不总是出现在我们本来打算作比较的这两类科学的学科中。有时候，它倒是被证 明为是处在前沿的那些人文科学中最具“文学性”的东西。 古典人文学科中的传统分支，如修辞学、诗学以及文体学，早就懂得怎样去借助机械的 或统计的模式，用代数学发展成的方法去处理某些问题。可以说，通过运用计算机，文体学 和校勘可以达到精确科学的水平。在争取科学精确性的竞赛中，我们必须保留无数落榜者的 权利。如果人们认为，称为“社会”的科学从一开始就优于某些只称作“人文”的科学，那 真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对这些明显不正常的事情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学到许多东西。我们真的可以相信，与真 正科学的理想最接近的那些学科，它们也最明白应当如何约束自己，考虑得到独立和很好地 界定，而它的不同的状态又是只用少数几个变式便可以得到观察和分析的。毫无疑问，在关 于人的科学中的变化，一般来说，总是要大大地多于自然科学中的变化。因此我们将期望在 相对来说差异最小的层面上去进行比较，——例如，在变化数量最大的自然科学和变化数量 最小的人文科学之间比较。因为前者必求助于归约模式的运用（如在风洞中接受空气动力学 测试那一类模式），而人文科学由诸模式构成，因而我们对这类运用将会理解得更好些，并 且对称为“结构主义”的方法所得出的成果也鉴赏得比较好。的确，它们就在于有系统地归 约变项的数量：一方面，出于论证的目的，去考虑把所研究的对象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另
方面,只寻求把同类型的变化放在一起考虑,即使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重做也如此。 其次,实例的单子不仅以其差异性而令人吃惊,其列出的数量也实在太多。因为那些被 委托去选择实例的人有了最好的理由去表现他们的投入。有些专家拿定主意不参加竞赛,因 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研究属于艺术而不是科学:或者虽属于科学,却不能归为硬科学一类的 科学。对于这些专家的情况,我们要排除在外(以后还要回过来谈它)。 我们可以预见,实例将会有许多,其价值也很不一致。对它们要归类,有些保留,有些 剔除。谁任裁判呢?我们是在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问题是要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 领域里得出某些共性,但是却要参照属于科学的规范,即使不是专门属于硬科学的,至少也 是在最一般层面上的科学认识论的规范。于是问题是要得出一种共识:什么是科学的,什么 不是科学的 不只是限于社会和人文科学范围内(既然归根结底我们将在它们自己的科 学性成熟时才作宣布,它们目前还没有资格去决定),而且还要邀请硬科学的代表 依我们之见,于是就倾向于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调查提供一个不固定的基点。看上 去调查员们似乎只是简单地要把一种调査套用到另一种调査上去(第二种调査指社会和人文 科学调查,第一种指硬科学),而我们则实际上建议把水平的程序换成垂直的程序—一把第 二种调查看成是第一种调查的延伸,同时又整合进它的目的及部分成果。另一方面,第一种 调查是整体的,而第二种调查只能是有选择的。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全部,这个全部的上部 变细、收拢于一点 社会和人文学科 硬科学 图 图18并非是任意画的。我们意在表示,它忠实地反映出了近几年来发生在社会和人文 科学中的进步。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区别与古时候的观念有关。也许这早已包涵在150年前法兰 西学院的组织机构中了,那里研究人的问题的专家们被分置于两个学院:“政治与道德科学 院”和研究铭文与文学的“铭文与纯文学院”。然而最困难的还是把握这种区分所据的标准 对法兰西学院的创立者来说,似乎是依历史顺序分的:凡研究前文艺复兴时人的作品的在 个学院,研究现代的在另一个学院。这种区分对异域文明并不适用,在它们中这些时间性的 范畴不具有同样的意义,或者甚至完全消失(就如民族学研究的诸社会一样),并且人们还 没有深入到在两个学院间划分哲学家,以及在研究古代学说史和思考当代关心的问题的人之 间作出区分。 人文科学会被认为是更倾向于理论、博学和纯粹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则倾向于实践、观 察和应用性的研究吗?那么人们将看到的正是各依其研究的类型和科学家性情的各个科学 的繁荣;人们也会根据它们的现象去区分它们,把直接从群体涌现出来的东西当作是社会科 学研究的对象,而把人文科学当作是偏重于研究个人设想和创造出来的作品。但是,事实上 是,这种划分与大量的例证并不符合:此外,第二种想法还直接点出了这种区分本身固有的
一方面，只寻求把同类型的变化放在一起考虑，即使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重做也如此。 其次，实例的单子不仅以其差异性而令人吃惊，其列出的数量也实在太多。因为那些被 委托去选择实例的人有了最好的理由去表现他们的投入。有些专家拿定主意不参加竞赛，因 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研究属于艺术而不是科学；或者虽属于科学，却不能归为硬科学一类的 科学。对于这些专家的情况，我们要排除在外（以后还要回过来谈它）。 我们可以预见，实例将会有许多，其价值也很不一致。对它们要归类，有些保留，有些 剔除。谁任裁判呢？我们是在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问题是要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 领域里得出某些共性，但是却要参照属于科学的规范，即使不是专门属于硬科学的，至少也 是在最一般层面上的科学认识论的规范。于是问题是要得出一种共识：什么是科学的，什么 不是科学的，——不只是限于社会和人文科学范围内（既然归根结底我们将在它们自己的科 学性成熟时才作宣布，它们目前还没有资格去决定），而且还要邀请硬科学的代表。 依我们之见，于是就倾向于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调查提供一个不固定的基点。看上 去调查员们似乎只是简单地要把一种调查套用到另一种调查上去（第二种调查指社会和人文 科学调查，第一种指硬科学），而我们则实际上建议把水平的程序换成垂直的程序——把第 二种调查看成是第一种调查的延伸，同时又整合进它的目的及部分成果。另一方面，第一种 调查是整体的，而第二种调查只能是有选择的。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全部，这个全部的上部 变细、收拢于一点。 图 18 图 18 并非是任意画的。我们意在表示，它忠实地反映出了近几年来发生在社会和人文 科学中的进步。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区别与古时候的观念有关。也许这早已包涵在 150 年前法兰 西学院的组织机构中了，那里研究人的问题的专家们被分置于两个学院：“政治与道德科学 院”和研究铭文与文学的“铭文与纯文学院”。然而最困难的还是把握这种区分所据的标准。 对法兰西学院的创立者来说，似乎是依历史顺序分的：凡研究前文艺复兴时人的作品的在一 个学院，研究现代的在另一个学院。这种区分对异域文明并不适用，在它们中这些时间性的 范畴不具有同样的意义，或者甚至完全消失（就如民族学研究的诸社会一样），并且人们还 没有深入到在两个学院间划分哲学家，以及在研究古代学说史和思考当代关心的问题的人之 间作出区分。 人文科学会被认为是更倾向于理论、博学和纯粹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则倾向于实践、观 察和应用性的研究吗？那么人们将看到的正是各依其研究的类型和科学家性情的各个科学 的繁荣；人们也会根据它们的现象去区分它们，把直接从群体涌现出来的东西当作是社会科 学研究的对象，而把人文科学当作是偏重于研究个人设想和创造出来的作品。但是，事实上 是，这种划分与大量的例证并不符合；此外，第二种想法还直接点出了这种区分本身固有的 社会和人文学科 硬科学
矛盾。凡是人的就是社会的。正是“社会科学”这个说法,隐藏着语句的繁冗,必须看作是 多余的东西。因为,当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时,就意味着它们是关于人的:同样毋庸赘言, 如果把“人”说在先,那么它们必也自动地是“社会的” 那么,什么确实是不属于科学的呢?我在几年前写过: 即使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发现的社会含义,或说得更 恰当些,人类学的意义。人不再满足于认知;当人知道得多起来时,他明白自己在认 知,他的真正的研究对象也变得越来越多,毎天每日,这种不可分割的人性的联结现 象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他自己。 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生物学方法必须越来越多地用到语言学类型的 模式(遗传密码和信息)以及社会学的模式(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细胞的社会学)。说 到物理学家,观察者和他的观察对象之间的干涉现象对他来说,比影响实验的实际干扰还严 重。正是实证知识的内在模式,是物理学更加靠近社会和人文科学的某些分支,例如民族学 后者知道并承认受到这种相对主义的局限。社会和人文科学也有其结构和过程间的不确定的 关系:例如,当其一被把握到时,另一就被忽略了,反之亦然(顺便指岀,这种情况为解释 历史学和民族学之间的互补性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方法)。 从事实上看,我们不能妄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区分没有在一切地方发生。它最 初于不足半个世纪前出现并蔓延于美国,至今仍存在于某些研究机构(也存在于全国级的大 的研究会)中。因为它正处创造时期,它依然生气勃勃,足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施加它的 影响。事实上,也有些国家从来没有接受过它(如,法国。当然也并非不可能法国会在将来 聚集在它下面。不过,所幸的是,会给它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此外,还有最重大的一件 事,即,它不久便遇到了来自美国的后期罗伯特·拉德菲尔特和英国的EE伊文思普雷查 这样一些英语国家中不同人物的批评。的确,这足以使人类学从人文科学迁徙出去,列于社 会科学的行列,再次体验被流放的滋味 似乎是为了给这个老问题一个较好的解决,我们近来看到,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术语 它是根据别的标准重新对科学归类。我们相信,这就是研究人类行为的“行为科学”出现的 意义。这个术语与人们常以为的相反,并不全指社会科学。它倒是处于一种相反的、越来越 强烈的看法:“社会科学”这个术语是一个混杂的词,最好避免使用 “行为科学”这个术语显然是由“行为”这个词组成的。这个术语,出于美国思想史的 特殊原因(并也只因这个原因而避免被输出),意味着要严格对待人的现象。事实上我们可 以说,行为科学的覆盖领域正处在人类科学和硬科学的交织处:它汇集起所有关于人的问题, 使之能够或企求与生物学、物理学和数学有一样紧密的合作。 这一点在一篇题为“加强行为科学”的文件中表示得很明确,这篇文件是由总统科学顾 问委员会下的一个小组起草的,与美国政府有关的这个机构的作用,相当于法国的科学与技 术研究总评议团。此文曾数次发表,尤其是在《科学》和《行为科学》2等杂志发表过,可 见其受人之重视程度。 文件强调了五种研究“以说明……已取得的成绩和当前及不久的将来要去对付的挑战性 的问题”。3它们依次是:在运用数学模式基础上建立的个人和群体间交往的理论:个性发展 的生物学、心理学途径:大脑神经生理学;以及根据动物心理学和计算机理论,对个体心理
矛盾。凡是人的就是社会的。正是“社会科学”这个说法，隐藏着语句的繁冗，必须看作是 多余的东西。因为，当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时，就意味着它们是关于人的；同样毋庸赘言， 如果把“人”说在先，那么它们必也自动地是“社会的”。 那么，什么确实是不属于科学的呢？我在几年前写过： 即使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发现的社会含义，或说得更 恰当些，人类学的意义。人不再满足于认知；当人知道得多起来时，他明白自己在认 知，他的真正的研究对象也变得越来越多，每天每日，这种不可分割的人性的联结现 象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他自己。1 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生物学方法必须越来越多地用到语言学类型的 模式（遗传密码和信息）以及社会学的模式（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细胞的社会学）。说 到物理学家，观察者和他的观察对象之间的干涉现象对他来说，比影响实验的实际干扰还严 重。正是实证知识的内在模式，是物理学更加靠近社会和人文科学的某些分支，例如民族学， 后者知道并承认受到这种相对主义的局限。社会和人文科学也有其结构和过程间的不确定的 关系；例如，当其一被把握到时，另一就被忽略了，反之亦然（顺便指出，这种情况为解释 历史学和民族学之间的互补性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方法）。 从事实上看，我们不能妄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区分没有在一切地方发生。它最 初于不足半个世纪前出现并蔓延于美国，至今仍存在于某些研究机构（也存在于全国级的大 的研究会）中。因为它正处创造时期，它依然生气勃勃，足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施加它的 影响。事实上，也有些国家从来没有接受过它（如，法国。当然也并非不可能法国会在将来 聚集在它下面。不过，所幸的是，会给它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此外，还有最重大的一件 事，即，它不久便遇到了来自美国的后期罗伯特·拉德菲尔特和英国的 E.E.伊文思-普雷查 这样一些英语国家中不同人物的批评。的确，这足以使人类学从人文科学迁徙出去，列于社 会科学的行列，再次体验被流放的滋味。 似乎是为了给这个老问题一个较好的解决，我们近来看到，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术语， 它是根据别的标准重新对科学归类。我们相信，这就是研究人类行为的“行为科学”出现的 意义。这个术语与人们常以为的相反，并不全指社会科学。它倒是处于一种相反的、越来越 强烈的看法：“社会科学”这个术语是一个混杂的词，最好避免使用。 “行为科学”这个术语显然是由“行为”这个词组成的。这个术语，出于美国思想史的 特殊原因（并也只因这个原因而避免被输出），意味着要严格对待人的现象。事实上我们可 以说，行为科学的覆盖领域正处在人类科学和硬科学的交织处；它汇集起所有关于人的问题， 使之能够或企求与生物学、物理学和数学有一样紧密的合作。 这一点在一篇题为“加强行为科学”的文件中表示得很明确，这篇文件是由总统科学顾 问委员会下的一个小组起草的，与美国政府有关的这个机构的作用，相当于法国的科学与技 术研究总评议团。此文曾数次发表，尤其是在《科学》和《行为科学》2等杂志发表过，可 见其受人之重视程度。 文件强调了五种研究“以说明……已取得的成绩和当前及不久的将来要去对付的挑战性 的问题”。3它们依次是；在运用数学模式基础上建立的个人和群体间交往的理论；个性发展 的生物学、心理学途径；大脑神经生理学；以及根据动物心理学和计算机理论，对个体心理
和智能活动的研究 于是,在上面五种被考虑的情况里,我们将从事的研究便包涵着社会人文科学(语言学, 人种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和硬科学(数学,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动物学)之间的 紧密结合。以这种方法去界定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从理论和方法两重的观点, 对所有最新的研究进行重新归类。同时,这种观点显然与抹杀实质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 间的传统区分不一样。然而,自然科学在今天已是一些完整地建立起来的科学,对此人们完 全有理由要求它们公布自己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不适用于人文科学,对它们,人首先必 须要体问的是它们成为科学的可能性。不管一切地企图虚构二者平行的地位,势必有迫使它 们进入一种虚假地位的危险 我们担心,为证明社会和人文科学所作的那些再三考虑,在所有其他科学中为它们留一 个令人高兴的位置,这不过是在转移方向而已。人们有理由可以问硬科学它们是什么。但是 社会和人文科学还没有到可以说明自己的地步。如果对它们提出这个要求—一如果认为虚晃 一枪在政治上是明智的一一那么,要是我们提到错误的说明便不必奇怪 在这番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后,让我们重新回到行为科学的问题,或说得更 精确些,回到这个术语所表示的真正的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是怎样与我们的意见一致 怎样增强我们的意见的。事实上,它对社会和人文科学提出了一种果断选择的态度,以此而 成功地重建了一座通向硬科学的桥梁。经验证实了这种双重的方向。的确,如果我们主张 目前语言学家和人种学家与脑神经学和动物行为学方面的专家的对话比其与法理学家、经济 学家或政治科学方面的专家们的对话,更易于找到使双方都受益的话题,那么我们相信,我 们的这一主张是不会有很多反对意见的。 如果我们不得不对社会和人文科学进行新的划分,那么对这种内涵的二元论而言,把它 分成三组是可取的。搞第一组的是我们先已提到过并为其保留权利的人,即属于那些还没有 受到“科学”这个词驱使或对它充满怀恋的人:亦即,在其所实践的特殊类型的“人文科学 中看到一种属于更加博学、更加反思或审美创造的研究的那些人。我们并不把他们看作是落 在后面的人,因为 由于没有一种可能的人文科学能够不运用这类研究或甚至不以它为 起点一一我们许多科学的领域,如以任何其他方法去研究,要么太复杂,要么太封闭或离开 观察者太远。“文学与艺术”这个名称对它们恰好适合 然后其他二项设置就称作“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有一个条件,即最后要有某 种明确的东西作为分界。社会科学大致说来包括所有法律方面的研究,例如目前法学院所教 的那一套,还应加上(这点只部分地实现在法国的系统)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及某些社会心理 学和社会学分支。在人文科学这边,应当分有史前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 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 这样,区分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唯一可信的原则就会昭然明白。这将不是被自愿地接受的 凡亳不犹豫地同意扎根于它们社会中的那些科学,都可以在社会科学的名下被找到:同意这 切,就必需为准备从事专业活动的学生并从实际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我们不是说,这些 关心把其他的东西排除在外,而是说,它们存在着并且得到了坦率的承认 另一方面,搞人文科学的是那些将自己置身于任何特殊社会之外的人。他们既搜寻、采 纳某些社会的观点,也搜寻、采纳任何社会中的个人的观点:并且,最后为了把握到内在于 人的实在,他们又使自己超越于任何个人和任何社会。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一种向心方式和离心方式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了(从此时 起,这种关系似乎就是对立的,而不是合作的)。前者有时留在外面,但只是为了回到里面 后者则正好是相反的过程。如果它们有时栖于观察者的社会之内,那只是为了迅速撒离它以 及对于更普遍的层面上的整体加入一些特殊的观察。 通过同样的特征,人们发现了行为科学坚持认为的、它们与硬科学之间所具有的亲近性
和智能活动的研究。 于是，在上面五种被考虑的情况里，我们将从事的研究便包涵着社会人文科学（语言学， 人种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和硬科学（数学，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动物学）之间的 紧密结合。以这种方法去界定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从理论和方法两重的观点， 对所有最新的研究进行重新归类。同时，这种观点显然与抹杀实质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 间的传统区分不一样。然而，自然科学在今天已是一些完整地建立起来的科学，对此人们完 全有理由要求它们公布自己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不适用于人文科学，对它们，人首先必 须要体问的是它们成为科学的可能性。不管一切地企图虚构二者平行的地位，势必有迫使它 们进入一种虚假地位的危险。 我们担心，为证明社会和人文科学所作的那些再三考虑，在所有其他科学中为它们留一 个令人高兴的位置，这不过是在转移方向而已。人们有理由可以问硬科学它们是什么。但是 社会和人文科学还没有到可以说明自己的地步。如果对它们提出这个要求——如果认为虚晃 一枪在政治上是明智的——那么，要是我们提到错误的说明便不必奇怪。 在这番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后，让我们重新回到行为科学的问题，或说得更 精确些，回到这个术语所表示的真正的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是怎样与我们的意见一致， 怎样增强我们的意见的。事实上，它对社会和人文科学提出了一种果断选择的态度，以此而 成功地重建了一座通向硬科学的桥梁。经验证实了这种双重的方向。的确，如果我们主张， 目前语言学家和人种学家与脑神经学和动物行为学方面的专家的对话比其与法理学家、经济 学家或政治科学方面的专家们的对话，更易于找到使双方都受益的话题，那么我们相信，我 们的这一主张是不会有很多反对意见的。 如果我们不得不对社会和人文科学进行新的划分，那么对这种内涵的二元论而言，把它 分成三组是可取的。搞第一组的是我们先已提到过并为其保留权利的人，即属于那些还没有 受到“科学”这个词驱使或对它充满怀恋的人；亦即，在其所实践的特殊类型的“人文科学” 中看到一种属于更加博学、更加反思或审美创造的研究的那些人。我们并不把他们看作是落 在后面的人，因为，——由于没有一种可能的人文科学能够不运用这类研究或甚至不以它为 起点——我们许多科学的领域，如以任何其他方法去研究，要么太复杂，要么太封闭或离开 观察者太远。“文学与艺术”这个名称对它们恰好适合。 然后其他二项设置就称作“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有一个条件，即最后要有某 种明确的东西作为分界。社会科学大致说来包括所有法律方面的研究，例如目前法学院所教 的那一套，还应加上（这点只部分地实现在法国的系统）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及某些社会心理 学和社会学分支。在人文科学这边，应当分有史前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 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 这样，区分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唯一可信的原则就会昭然明白。这将不是被自愿地接受的。 凡毫不犹豫地同意扎根于它们社会中的那些科学，都可以在社会科学的名下被找到；同意这 一切，就必需为准备从事专业活动的学生并从实际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我们不是说，这些 关心把其他的东西排除在外，而是说，它们存在着并且得到了坦率的承认。 另一方面，搞人文科学的是那些将自己置身于任何特殊社会之外的人。他们既搜寻、采 纳某些社会的观点，也搜寻、采纳任何社会中的个人的观点；并且，最后为了把握到内在于 人的实在，他们又使自己超越于任何个人和任何社会。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一种向心方式和离心方式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了（从此时 起，这种关系似乎就是对立的，而不是合作的）。前者有时留在外面，但只是为了回到里面； 后者则正好是相反的过程。如果它们有时栖于观察者的社会之内，那只是为了迅速撤离它以 及对于更普遍的层面上的整体加入一些特殊的观察。 通过同样的特征，人们发现了行为科学坚持认为的、它们与硬科学之间所具有的亲近性
这对于人文科学的有效性是远远大于对社会科学的。事实上,我们为之保留“人文科学”名 称的那些科学,是可以把使它们自己更走近社会科学的东西当作自己的课题的。从方法论的 观点看,它们更接近硬科学,它们只是反对与这个领域(这个领域不属于它们)的任何串通。 说得明白一点,我们要说,它们同社会科学不一样,是决不会与之“共谋”的。 由于人文科学力戒自满,即使在对待其主题时的认识论程序上,人文科学所取的也是内 在论的观点;而社会科学,以其对观察者的社会的特殊的强调,却给了它的主题一种超验的 价值。这一点在经济学家那里尤其明显:他们毫不犹豫地声称(为了对他们的目标的狭窄性 开脱),经济理性构成了人性的特权状况,它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和世界的某个地方是表现出 来过的。在法学家那里也同样很明显:他们对待一个人为的系统便好象这是真实的一样,他 们为了去描述这个系统,便以它不包含任何矛盾的假设为起点。在这方面,他们常被人们比 作神学家。毫无疑问,社会科学或明或暗提到自己的超验性,这并非什么超自然系列里的东 西。然而人们可以称它为“超文化的”,它抽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放在其他文化之上,将之 当成是独立的、合理地自我容纳的世界 以上这些说明并非想批评什么。毕竟是政治家、当权者、外交官履行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法官和律师不能复査他们在每一特定时刻的行为的指令,也不能为了开展一项真正重大的调 查而冒意识形态和实际的风险(这在硬科学的历史上是十分普通的),尤其是当这种调查将 导致某种世界表象的解体,假设体系的剧变,基本原理和公理体系的置换。它们的坚固的地 位必需禁止行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不同不仅是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性情、气质 的问题 但是,不论以什么方式去解释这种不同,其结论则是相同的。在一方,不存在硬科学; 在另一方,则没有社会和人文科学。有两种方法:其中只有一种在精神上是科学的,即是硬 科学的,它研究世界,当认可学把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研究时,就从那里吸取灵感:另一种 方法是社会科学展示的,毫无疑问,它运用从硬科学那里借来的技术,但它与后者这样建立 起来的关系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在与硬科学的关系上,社会科学的地位像是附庸,而 人文科学则希望成为它的学生。 这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就一个已经搅得我们不安的棘手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所谓“趋势 (这次调査的对象)必定要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呢,还是应当包括对已经搞清是在别的地方别 的时间里的人的一切思考?从技术的观点看,去想为什么人们要站在前者的方面去决定,这 是困难的。但是,后者会提出几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西方的知识是成倍地可得的,因为它 以书面形式存在,并且其语言为大多数专家所懂得。而其他地方的知识有相当的部分只流传 于口头,有记载的部分,也得先加以翻译 我们提出的方法有可能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提出,只把那些满足外在标准的研究用作 调査的基础。这个标准应当与普遍认可的科学知识的规范一致,这不仅是指被科学和人文科 学的专家们所认可(因为仅此便会导致恶的循环),而且也应被硬科学的专家们所认可 在这个基础上,便可得出广泛的共识。但同时也会注意到,有鉴于科学知识的标准只能 参照西方的科学去界定(这一点显然没有受到来自任何社会的异议),而社会和人文研究方 面所要求的标准则不全是西方的一一而是与西方相去甚远的。当代的语言学家们会乐意承 认,早于他们几个世纪,印度的语言学家们便已得出了某些重大的发现;并且,这也不是东 方和远东证明其在认识上有所领先的唯一领域。根据同样的思路,人种学家现在已经确信, 那些没有文字,甚至其技术和经济水平低下的社会,有时也能产生他们的有自觉和反思特色 的政治和社会机构,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科学样式。 考虑了这些结果之后,如果我们现在来考虑主题和方法,我们便注意到,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间的关系不再只是量的关系,而是需要去仔细安排的。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都以人为主题,这点是清楚的。但超出这一点,它们便无联系。因为就其方法而言
这对于人文科学的有效性是远远大于对社会科学的。事实上，我们为之保留“人文科学”名 称的那些科学，是可以把使它们自己更走近社会科学的东西当作自己的课题的。从方法论的 观点看，它们更接近硬科学，它们只是反对与这个领域（这个领域不属于它们）的任何串通。 说得明白一点，我们要说，它们同社会科学不一样，是决不会与之“共谋”的。 由于人文科学力戒自满，即使在对待其主题时的认识论程序上，人文科学所取的也是内 在论的观点；而社会科学，以其对观察者的社会的特殊的强调，却给了它的主题一种超验的 价值。这一点在经济学家那里尤其明显：他们毫不犹豫地声称（为了对他们的目标的狭窄性 开脱），经济理性构成了人性的特权状况，它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和世界的某个地方是表现出 来过的。在法学家那里也同样很明显：他们对待一个人为的系统便好象这是真实的一样，他 们为了去描述这个系统，便以它不包含任何矛盾的假设为起点。在这方面，他们常被人们比 作神学家。毫无疑问，社会科学或明或暗提到自己的超验性，这并非什么超自然系列里的东 西。然而人们可以称它为“超文化的”，它抽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放在其他文化之上，将之 当成是独立的、合理地自我容纳的世界。 以上这些说明并非想批评什么。毕竟是政治家、当权者、外交官履行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法官和律师不能复查他们在每一特定时刻的行为的指令，也不能为了开展一项真正重大的调 查而冒意识形态和实际的风险（这在硬科学的历史上是十分普通的），尤其是当这种调查将 导致某种世界表象的解体，假设体系的剧变，基本原理和公理体系的置换。它们的坚固的地 位必需禁止行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不同不仅是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性情、气质 的问题。 但是，不论以什么方式去解释这种不同，其结论则是相同的。在一方，不存在硬科学； 在另一方，则没有社会和人文科学。有两种方法：其中只有一种在精神上是科学的，即是硬 科学的，它研究世界，当认可学把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研究时，就从那里吸取灵感；另一种 方法是社会科学展示的，毫无疑问，它运用从硬科学那里借来的技术，但它与后者这样建立 起来的关系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在与硬科学的关系上，社会科学的地位像是附庸，而 人文科学则希望成为它的学生。 这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就一个已经搅得我们不安的棘手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所谓“趋势” （这次调查的对象）必定要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呢，还是应当包括对已经搞清是在别的地方别 的时间里的人的一切思考？从技术的观点看，去想为什么人们要站在前者的方面去决定，这 是困难的。但是，后者会提出几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西方的知识是成倍地可得的，因为它 以书面形式存在，并且其语言为大多数专家所懂得。而其他地方的知识有相当的部分只流传 于口头，有记载的部分，也得先加以翻译。 我们提出的方法有可能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提出，只把那些满足外在标准的研究用作 调查的基础。这个标准应当与普遍认可的科学知识的规范一致，这不仅是指被科学和人文科 学的专家们所认可（因为仅此便会导致恶的循环），而且也应被硬科学的专家们所认可。 在这个基础上，便可得出广泛的共识。但同时也会注意到，有鉴于科学知识的标准只能 参照西方的科学去界定（这一点显然没有受到来自任何社会的异议），而社会和人文研究方 面所要求的标准则不全是西方的——而是与西方相去甚远的。当代的语言学家们会乐意承 认，早于他们几个世纪，印度的语言学家们便已得出了某些重大的发现；并且，这也不是东 方和远东证明其在认识上有所领先的唯一领域。根据同样的思路，人种学家现在已经确信， 那些没有文字，甚至其技术和经济水平低下的社会，有时也能产生他们的有自觉和反思特色 的政治和社会机构，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科学样式。 考虑了这些结果之后，如果我们现在来考虑主题和方法，我们便注意到，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间的关系不再只是量的关系，而是需要去仔细安排的。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都以人为主题，这点是清楚的。但超出这一点，它们便无联系。因为就其方法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