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后现代状态 叙述功能与知识合法化 今天,合法化问题不再被看成是科学语言游戏中的一种缺陷了。更准确地说,它作为问 题,即作为启发性动力,已经使自己合法化了。但这种换位处理方式是最近才出现的。在达 到这一阶段之前(即达到某些人称为实证主义的阶段之前),科学知识曾寻找过其它解决办 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解决办法都没能避免借用一些公开或非公开地 从属于叙述知识的程序。 叙述知识在非叙述知识中的这种回归,不论采取的是什么形式,都不应该被认为永远过 时了。一个明显的证据:那些有了某种“发现”而在电视或报纸上接受采访的科学家都做什 么呢?他们讲述一部由完全不是史诗的知识构成的史诗。这样他们就遵守了叙述游戏规则, 这些规则不仅在传媒的用户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在科学家的内心深处也保持着巨大的 影响。这并不是一件平淡无奇的小事:它涉及科学知识与“通俗”知识或残余的“通俗”知 识的关系。国家可以花费大量金钱以便科学能以史诗的面目出现:国家通过史诗使自己变得 可信,引起公众的赞同,这是它的决策者所需要的。(1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只要科学语言游戏希望自己的陈述是真理,只要它无法依靠自身 使这种真理合法化,那么借助叙事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应该承认,对历史 的需要是无法遏制的,这种需要就像我们已经简略描述的那样,不应该被理解为需要回忆和 设想(需要历史性,需要“重音”),相反应该被理解为需要遗忘,即需要“音步”(参见第 六章)。 尽管如此,探讨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将在以后的论述过程中牢记如下的观点 那些关于合法化问题的似乎过时的解决办法在原则上并没有过时,它们只是在采用的表达方 式上过时了,我们不应该因为看见它们今天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而感到惊奇。我们自己此 刻不是也需要拼凑西方科学知识的叙事以便确定这种知识的地位吗? 新的语言游戏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合法性问题:这便是柏拉图。这里没有必要注释 《对话集》中有关的篇章,但正是在这本书中,科学语用学作为明确的主题或暗含的先设建 立起来了。对话游戏以其特有的要求概括了科学语用学,它自身包含了研究和教学这两个功 能。我们可以在《对话集》中再次看到前面列举的某些规则:辩论的唯一目的是达成共识(“同 构”)、指谓的单一性是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保证、对话者相互平等。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间 接地承认对话是一种游戏,而不是一种命运,因为所有不接受对话规则的人,不论是由于软 弱还是由于粗俗,都将被排除在对话之外(2) 不过,因为游戏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具有科学性质,所以这个问题也应该属于对话中提出 的那些问题。《理想国篇》卷六和卷七中有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它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与 社会政治权威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特别重要。但我们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至少部 分答案,是由一个叙事构成的,即那个洞穴比喻,它讲述了人们为何以及怎样需要叙事而不 承认知识。知识就这样通过自己殉难的叙事建立起来了。 更有甚者:正是在柏拉图写的《对话集》的形式中,合法化的努力向叙事缴械投降了, 因为自始至终,每一篇对话都具有科学讨论的叙事形式。虽然展现多于报告,表演多于叙述 3,因此争辩的故事更像悲剧而不大像史诗,但这一切在此并不重要。事实上,柏拉图开 创科学的话语并不科学,这正是因为他想使科学合法化。如果不求助于另一种知识一一叙事 科学知识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让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识;对科学来说,叙事是一种非知识。但 原文出自 Jean-Francois Lyotard著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9):中译选自车槿 山译《后现代状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9-88页
40.1 后现代状态* 叙述功能与知识合法化 今天，合法化问题不再被看成是科学语言游戏中的一种缺陷了。更准确地说，它作为问 题，即作为启发性动力，已经使自己合法化了。但这种换位处理方式是最近才出现的。在达 到这一阶段之前（即达到某些人称为实证主义的阶段之前），科学知识曾寻找过其它解决办 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解决办法都没能避免借用一些公开或非公开地 从属于叙述知识的程序。 叙述知识在非叙述知识中的这种回归，不论采取的是什么形式，都不应该被认为永远过 时了。一个明显的证据：那些有了某种“发现”而在电视或报纸上接受采访的科学家都做什 么呢？他们讲述一部由完全不是史诗的知识构成的史诗。这样他们就遵守了叙述游戏规则， 这些规则不仅在传媒的用户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在科学家的内心深处也保持着巨大的 影响。这并不是一件平淡无奇的小事：它涉及科学知识与“通俗”知识或残余的“通俗”知 识的关系。国家可以花费大量金钱以便科学能以史诗的面目出现：国家通过史诗使自己变得 可信，引起公众的赞同，这是它的决策者所需要的。（1）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只要科学语言游戏希望自己的陈述是真理，只要它无法依靠自身 使这种真理合法化，那么借助叙事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应该承认，对历史 的需要是无法遏制的，这种需要就像我们已经简略描述的那样，不应该被理解为需要回忆和 设想（需要历史性，需要“重音”），相反应该被理解为需要遗忘，即需要“音步”（参见第 六章）。 尽管如此，探讨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将在以后的论述过程中牢记如下的观点： 那些关于合法化问题的似乎过时的解决办法在原则上并没有过时，它们只是在采用的表达方 式上过时了，我们不应该因为看见它们今天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而感到惊奇。我们自己此 刻不是也需要拼凑西方科学知识的叙事以便确定这种知识的地位吗？ 新的语言游戏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合法性问题：这便是柏拉图。这里没有必要注释 《对话集》中有关的篇章，但正是在这本书中，科学语用学作为明确的主题或暗含的先设建 立起来了。对话游戏以其特有的要求概括了科学语用学，它自身包含了研究和教学这两个功 能。我们可以在《对话集》中再次看到前面列举的某些规则：辩论的唯一目的是达成共识（“同 构”）、指谓的单一性是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保证、对话者相互平等。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间 接地承认对话是一种游戏，而不是一种命运，因为所有不接受对话规则的人，不论是由于软 弱还是由于粗俗，都将被排除在对话之外（2）。 不过，因为游戏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具有科学性质，所以这个问题也应该属于对话中提出 的那些问题。《理想国篇》卷六和卷七中有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它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与 社会政治权威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特别重要。但我们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至少部 分答案，是由一个叙事构成的，即那个洞穴比喻，它讲述了人们为何以及怎样需要叙事而不 承认知识。知识就这样通过自己殉难的叙事建立起来了。 更有甚者：正是在柏拉图写的《对话集》的形式中，合法化的努力向叙事缴械投降了， 因为自始至终，每一篇对话都具有科学讨论的叙事形式。虽然展现多于报告，表演多于叙述 （3），因此争辩的故事更像悲剧而不大像史诗，但这一切在此并不重要。事实上，柏拉图开 创科学的话语并不科学，这正是因为他想使科学合法化。如果不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叙事， 科学知识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让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识；对科学来说，叙事是一种非知识。但 * 原文出自 Jean-Francois Lyotard 著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9)；中译选自车槿 山译《后现代状态》（北京三联书店，1997 年），第 59-88 页
没有叙事,科学将被迫自我假设,这样它将陷入它所谴责的预期理由,即预先判断。但它借 用叙事就不会陷入这种错误吗? 我们这里不想沿着科学合法化话语的踪迹来追寻叙述知识在科学知识中的这种再现,古 代、中世纪和古典的伟大哲学至少有一部分就是科学合法化话语。这是一种持续的痛苦。甚 至笛卡儿这样坚定的思想家也只是在瓦莱里(PⅤ alery)所说的心灵史4中或者在《方法谈》 这样的“教育小说”中才能阐述科学合法性问题。亚里士多德也许是最具现代意识的人之 他区分了对规则的描述一一被宣布为科学的陈述必须服从这些规则(《工具论》)和对规则合 法性的研究一一这是在关于存在的话语中进行的(《形而上学》)。他还进一步提出,科学语 言仅由辩论和证明构成,就是说由辨证构成,即使在它力图表现指谓的存在时也是如此s。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合法化问题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首先,人们离开了对第一证 据或先验权威的形而上学研究,以便回答如下的问题:怎样证明证据?或者回答更普遍的问 题:谁决定真理的条件?人们意识到,真理的条件,即科学游戏的规则,是内在于这个游戏 的,它们只能在一个自身已经是科学的辩论中建立,只要这些规则能让专家达成共识,它们 就是好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 现代性的普遍倾向是用一个关于条件的话语来定义一个话语的条件,这种倾向与另一种 倾向,即最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中,后来又以各种方式在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 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法国历史学派中出现的(通俗)叙述文化恢复尊严的倾冋是 致的。叙事不再是合法化的失误。在知识问题上明确地求助于叙事,这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摆 脱传统权威的束缚而发生的。叙事知识重新回到西方,为新权威的合法化带来一种解决办法 在各种叙述问题中,如下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期待一个英雄的名字作出回答:“谁”有权为社 会作出决定?那个制定规则并强迫别人服从的主体是什么? 这种考查社会政治合法性的方法与新的科学态度是一致的:英雄的名字是人民,合法性 的标志是共识,规范化的方式是协商。由此必然产生进步观念:它表现的仅仅是一种假设知 识不断累积的运动,但这一运动扩展到了新的社会政治主体。如同学者共同体争论什么是真 假,人民也在内部争论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如同前者积累科学法则,后者也积累民法;如 同前者借助自己的知识,通过生产新的“范式”来修改共识规则,后者也通过宪法条文来完 善自己的共识规则6°。 我们看到,这个“人民”与那个包含在传统叙述知识中的“人民”截然不同。我们说过, 传统叙述知识不需要任何关于体制的协商、任何积累的进步、任何普遍性的意图。现在的“人 民”实现的新合法化的代表将是大众传统知识的积极的摧毁者,而这些大众从此将被看成是 少数派或潜在的分裂主义者,他们的命运只可能是蒙昧主义的7)。 同样,我们可以设想,这个主体必然是抽象的(因为它是依照唯一的认识主体这种范式 塑造的,即依照具有真理价值的指示性陈述的发话者一受话者这种范式塑造的,排除了其它 的语言游戏),它的真实存在是悬挂在各种机构上的,它被认为在这里进行的协商并作出决 定,它包括整个国家或部分国家。这样,国家问题便与科学知识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了。 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联系不可能是简单的。因为“人民”就是民族,甚至是人类, 他们不会满足于认识,尤其在政治体制中不会满足于认识;他们还要立法,即制定一些具有 规范价值的规定8。因此他们不仅会在涉及真理的指示性陈述方面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且 会在追求正义的规定性陈述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们说过,这正是叙述知识的特征,即同时 包含这两种能力,何况还有其它能力,叙述知识的概念就是从这种特性中产生的 我们所谈论的合法化方式重新引进叙事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这一方式可以有两个发展方 向,它或者把叙事主体表现为认知主体,或者表现为实践主体:或者是知识英雄,或者是自 由的英雄。由于这种抉择的存在,不仅合法化并非总有相同的意义,而且叙事本身也已经显 得无力提供一个完整版本的合法化了
没有叙事，科学将被迫自我假设，这样它将陷入它所谴责的预期理由，即预先判断。但它借 用叙事就不会陷入这种错误吗？ 我们这里不想沿着科学合法化话语的踪迹来追寻叙述知识在科学知识中的这种再现，古 代、中世纪和古典的伟大哲学至少有一部分就是科学合法化话语。这是一种持续的痛苦。甚 至笛卡儿这样坚定的思想家也只是在瓦莱里（P.Valery）所说的心灵史（4）中或者在《方法谈》 这样的“教育小说”中才能阐述科学合法性问题。亚里士多德也许是最具现代意识的人之一， 他区分了对规则的描述——被宣布为科学的陈述必须服从这些规则（《工具论》）和对规则合 法性的研究——这是在关于存在的话语中进行的（《形而上学》）。他还进一步提出，科学语 言仅由辩论和证明构成，就是说由辨证构成，即使在它力图表现指谓的存在时也是如此（5）。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合法化问题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首先，人们离开了对第一证 据或先验权威的形而上学研究，以便回答如下的问题：怎样证明证据？或者回答更普遍的问 题：谁决定真理的条件？人们意识到，真理的条件，即科学游戏的规则，是内在于这个游戏 的，它们只能在一个自身已经是科学的辩论中建立，只要这些规则能让专家达成共识，它们 就是好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 现代性的普遍倾向是用一个关于条件的话语来定义一个话语的条件，这种倾向与另一种 倾向，即最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中，后来又以各种方式在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 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法国历史学派中出现的（通俗）叙述文化恢复尊严的倾向是一 致的。叙事不再是合法化的失误。在知识问题上明确地求助于叙事，这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摆 脱传统权威的束缚而发生的。叙事知识重新回到西方，为新权威的合法化带来一种解决办法。 在各种叙述问题中，如下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期待一个英雄的名字作出回答：“谁”有权为社 会作出决定？那个制定规则并强迫别人服从的主体是什么？ 这种考查社会政治合法性的方法与新的科学态度是一致的：英雄的名字是人民，合法性 的标志是共识，规范化的方式是协商。由此必然产生进步观念：它表现的仅仅是一种假设知 识不断累积的运动，但这一运动扩展到了新的社会政治主体。如同学者共同体争论什么是真 假，人民也在内部争论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如同前者积累科学法则，后者也积累民法；如 同前者借助自己的知识，通过生产新的“范式”来修改共识规则，后者也通过宪法条文来完 善自己的共识规则（6）。 我们看到，这个“人民”与那个包含在传统叙述知识中的“人民”截然不同。我们说过， 传统叙述知识不需要任何关于体制的协商、任何积累的进步、任何普遍性的意图。现在的“人 民”实现的新合法化的代表将是大众传统知识的积极的摧毁者，而这些大众从此将被看成是 少数派或潜在的分裂主义者，他们的命运只可能是蒙昧主义的（7）。 同样，我们可以设想，这个主体必然是抽象的（因为它是依照唯一的认识主体这种范式 塑造的，即依照具有真理价值的指示性陈述的发话者—受话者这种范式塑造的，排除了其它 的语言游戏），它的真实存在是悬挂在各种机构上的，它被认为在这里进行的协商并作出决 定，它包括整个国家或部分国家。这样，国家问题便与科学知识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了。 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联系不可能是简单的。因为“人民”就是民族，甚至是人类， 他们不会满足于认识，尤其在政治体制中不会满足于认识；他们还要立法，即制定一些具有 规范价值的规定（8）。因此他们不仅会在涉及真理的指示性陈述方面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且 会在追求正义的规定性陈述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们说过，这正是叙述知识的特征，即同时 包含这两种能力，何况还有其它能力，叙述知识的概念就是从这种特性中产生的。 我们所谈论的合法化方式重新引进叙事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这一方式可以有两个发展方 向，它或者把叙事主体表现为认知主体，或者表现为实践主体：或者是知识英雄，或者是自 由的英雄。由于这种抉择的存在，不仅合法化并非总有相同的意义，而且叙事本身也已经显 得无力提供一个完整版本的合法化了
知识合法化的叙事 我们将考察合法化叙事的两大版本,一个偏重于政治,另一个偏重于哲学,两者在现代 历史中,尤其在知识和知识机构的历史中都非常重要 个合法化叙事的主体是人类,人类是自由的英雄。全体民众都有科学权。现在社会主 体之所以还不是科学知识的主体,是因为受到神甫和暴君的阻碍。科学权应该重新夺回来 这一叙事主要指导初等教育政策,而不是有关大学和学院的政策,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第三共和国的学校政策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先设。 至于高等教育,这个叙事似乎限制了它的范围。人们一般认为,拿破仑在这方面采取的 措施是为了提高行政工作能力和职业能力,这对国家的稳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0。这里忽 略了一点:在自由的叙事中,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国家本身,而是来自人民。帝国政治之 所以要让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培养国家干部(附带地也培养市民社会干部)的苗圃,是因为人 们认为,通过哲学人将来所从事的行政工作和职业,通过在民众中传播新知识,民族本身可 以获得自由。同样的推理对建立真正的科学机构来说就更合适了。每当国家直接负责培养“人 民”并使其走上进步之路时,我们都能看到国家求助于自由的叙事11 在另一个合法化叙事中,科学、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构思。这正 是1807年至1810年间柏林大学成立时发生的事情2),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极大地影响 了那些新兴国家的高等教育组织 创建这所大学时,普鲁士内阁收到费希特( J. Fichte)的计划和施莱尔马赫 ( F Schleiermacher)提出的观点相对的计划。洪堡( W. Humboldt)必须作出取舍,他选择 了后者那种更为“自由”的意见 读洪堡的论文时,我们可能会把他全部有关科学机构的政策简化为一条著名的原则: 把科学当作科学来研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误解了这一政策的目的,他的政策与施 莱尔马赫更全面阐述的政策十分相似,而在施莱尔马赫的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与我们有关 的合法化原则。 洪堡坚定地宣称,科学服从自己特有的规则,科学机构“自我生存并且不断自我更新, 没有任何東缚,也没有任何确定的目的”。但他还补充说,大学应该把自己的材料,即科学, 用于“民族精神和道德的培养”(13。这样的教育作用怎么可能来自一种对知识的非功利性研 究呢?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不是对知识本身漠不关心吗?因为按照洪堡的证明,国家、民 族以及全人类感兴趣的并不是知识,而是“特性和行动”。 因此教育大臣洪堡面临重大的冲突,它让人联想到康德的批判在认识和愿望之间造成的 断裂。这是两种语言游戏的冲突:一种游戏是由仅属于真理标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构成的 另一种游戏则支配着伦理、社会和政治的实践,它必然包含一些决定和义务,即包含一些不 必真实、但必须公正的陈述,这样的陈述归根结底不属于科学知识。 然而,对洪堡的计划所追求的教育来说,这两类话语的统一是必需的,这种教育不仅要 让个人获得知识,而且还要为知识和社会建构充分合法的主体。因此洪堡乞灵于一个“精神” (费希特称之为“生命”),它由三重愿望构成,或者说由统一的三重愿望构成:“一切都来 自一个本原”一一与它相对应的是科学活动:“一切都归于一个理想”一一它支配伦理和社 会的实践:“这个本原和这个理想合为一个观念”—它保证科学中对公正目标的追求。合 法的主体在最后这种综合中建立起来了。 洪堡还顺便补充说,这三个愿望天然地属于“德意志民族的智力特性”(14这是谨慎地 承认另一个叙事,即承认知识的主体是人民这种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根本不符合德国唯心 主义提出的知识合法化的叙事。施莱尔马赫、洪堡、甚至黑格尔对国家的怀疑便表明了这点 施莱尔马赫之所以惧怕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在科学问题上指导当局的
知识合法化的叙事 我们将考察合法化叙事的两大版本，一个偏重于政治，另一个偏重于哲学，两者在现代 历史中，尤其在知识和知识机构的历史中都非常重要。 一个合法化叙事的主体是人类，人类是自由的英雄。全体民众都有科学权。现在社会主 体之所以还不是科学知识的主体，是因为受到神甫和暴君的阻碍。科学权应该重新夺回来。 这一叙事主要指导初等教育政策，而不是有关大学和学院的政策，这一点很容易理解（9 ）。 第三共和国的学校政策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先设。 至于高等教育，这个叙事似乎限制了它的范围。人们一般认为，拿破仑在这方面采取的 措施是为了提高行政工作能力和职业能力，这对国家的稳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0）。这里忽 略了一点：在自由的叙事中，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国家本身，而是来自人民。帝国政治之 所以要让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培养国家干部（附带地也培养市民社会干部）的苗圃，是因为人 们认为，通过哲学人将来所从事的行政工作和职业，通过在民众中传播新知识，民族本身可 以获得自由。同样的推理对建立真正的科学机构来说就更合适了。每当国家直接负责培养“人 民”并使其走上进步之路时，我们都能看到国家求助于自由的叙事（11）。 在另一个合法化叙事中，科学、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构思。这正 是 1807 年至 1810 年间柏林大学成立时发生的事情（12），它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极大地影响 了那些新兴国家的高等教育组织。 创 建 这所 大 学时 ， 普鲁 士内 阁 收到 费 希特 （J.Fichte ） 的计 划和 施 莱尔 马 赫 （F.Schleiermacher）提出的观点相对的计划。洪堡（W.Humboldt）必须作出取舍，他选择 了后者那种更为“自由”的意见。 读洪堡的论文时，我们可能会把他全部有关科学机构的政策简化为一条著名的原则： “把科学当作科学来研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误解了这一政策的目的，他的政策与施 莱尔马赫更全面阐述的政策十分相似，而在施莱尔马赫的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与我们有关 的合法化原则。 洪堡坚定地宣称，科学服从自己特有的规则，科学机构“自我生存并且不断自我更新， 没有任何束缚，也没有任何确定的目的”。但他还补充说，大学应该把自己的材料，即科学， 用于“民族精神和道德的培养”（13）。这样的教育作用怎么可能来自一种对知识的非功利性研 究呢？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不是对知识本身漠不关心吗？因为按照洪堡的证明，国家、民 族以及全人类感兴趣的并不是知识，而是“特性和行动”。 因此教育大臣洪堡面临重大的冲突，它让人联想到康德的批判在认识和愿望之间造成的 断裂。这是两种语言游戏的冲突：一种游戏是由仅属于真理标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构成的； 另一种游戏则支配着伦理、社会和政治的实践，它必然包含一些决定和义务，即包含一些不 必真实、但必须公正的陈述，这样的陈述归根结底不属于科学知识。 然而，对洪堡的计划所追求的教育来说，这两类话语的统一是必需的，这种教育不仅要 让个人获得知识，而且还要为知识和社会建构充分合法的主体。因此洪堡乞灵于一个“精神” （费希特称之为“生命”），它由三重愿望构成，或者说由统一的三重愿望构成：“一切都来 自一个本原”——与它相对应的是科学活动；“一切都归于一个理想”——它支配伦理和社 会的实践；“这个本原和这个理想合为一个观念”——它保证科学中对公正目标的追求。合 法的主体在最后这种综合中建立起来了。 洪堡还顺便补充说，这三个愿望天然地属于“德意志民族的智力特性”（14）这是谨慎地 承认另一个叙事，即承认知识的主体是人民这种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根本不符合德国唯心 主义提出的知识合法化的叙事。施莱尔马赫、洪堡、甚至黑格尔对国家的怀疑便表明了这点。 施莱尔马赫之所以惧怕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在科学问题上指导当局的
实证主义,是因为科学的本原并不存在于这些思潮中,甚至不是间接地存在于这些思潮中 知识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思辨精神。它不像在大革命后的法国那样体现在一个国家中,而 是体现在一个系统中。合法化语言游戏不是政治国家性质的,而是哲学性质的。 大学需要履行的伟大职责是“展现全部知识,既展现原理,也展现基础”,因为“没有 思辨精神,就不存在科学创造力”3在这里,思辨是关于科学话语合法化的话语所具有的 名称。学院是功能性质的,大学是思辨性质的,即哲学性质的16。这种哲学应该重建知识 的统一性,因为知识在实验室中,在大学前的教育中已经分散为各种特殊的科学。哲学只有 种语言游戏中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语言游戏通过一个叙事,或更准确地说通过一个理性 的元叙事,像连接精神生成中的各个时刻一样把分散的知识相互连接起来。以后黑格尔的《哲 学全书》(1817-1827年)将力求满足这种整合设想,但它已经在费希特和谢林( F. Schelling) 的著作中作为系统观念出现了 人们正是在这里,在一个“生命”(它同时也是“主体”)的发展机制中注意到了叙述知 识的回归。精神有一个普遍的“历史”,精神是“生命”,这个“生命”自我展现,自我表达, 它采用的方法是把自己在经验科学中的所有形式排列成有序的知识。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全 书讲述的就是这个主体生命的“历史”。但它制造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元叙事,因为这个叙事 的讲述者不可能是局限在自己的传统知识所特有的实证性中的人民,也不可能是局限在与自 己的专业知识相对应的职业性中的全体学者 这只可能是一个正在建立经验科学话语的合法性和民间文化机构的合法性的元主体。它 通过阐述这两种合法性的共同基础,实现它们没有明确说出的目标。这个元主体的居住地是 思辨的大学。实证科学和人民只是它的雏形。民族国家本身只有通过思辨知识的中介才能有 效地表现人民 这里有必要清理一下这种使柏林大学的创建合法化的哲学,它既是这所大学的发展动 力,也是当代知识的发展动力,我们说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国家曾把这种大学组 织作为建立或改革高等教育的模式,这是从美国开始的17。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对知识 合法化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特别生动的描述,它远没有消失,尤其是没有在大学界消失 这种哲学不以实用原则解释知识的研究和传播。它根本不认为科学应该为国家和或市 民社会的利益服务。它不关心人文主义原则,即人类通过知识达到尊严和自由这种原则。德 国唯心主义依靠的是一种元原则,这种元原则把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实现“主体 的生命”(费希特称之为“神圣的生命”,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的生命”)这一基础上。从这 个角度看,知识首先是在自身找到了合法性,正是它自己才能说出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 19。但它为了充当这一角色,必须改变自己所处的层面,即不再是关于自己的指谓(自然、 社会、国家,等等)的实证知识,而成为关于这些知识的知识,即成为思辨的知识。知识用 “生命”、“精神”等名称命名的正是它自己 思辨机制带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在这种机制中,关于所有可能存在的指谓的所有 知识话语都没有直接的真理价值,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精神”或“生命”的进程中占 据的位置,或者说取决于它们在思辨话语所讲述的哲学全书中占据的位置。思辨话语在引述 这些知识话语时,也在为自己阐述自己知道的东西,就是说也在自我阐述。从这个角度看 真实的知识永远是一种由转引的陈述构成的间接知识,这些转引的陈述被并入某个主体的元 叙事,这个元叙事保证了知识的合法性。 一切话语都是如此,即使它们不是知识话语,比如它们是法律话语或国家话语。当代的 解释学话语∞0就来自这种先设,这种先设最终保证了存在着需要认识的意义,这样它就使 历史,尤其是知识的历史具有了合法性。各种陈述成为自身的自义语21,它们被放入一种 相互生成的运动中:这就是思辨语言游戏的规则。大学就像它的名称所提示的那样,是这种 游戏的专门机构
实证主义，是因为科学的本原并不存在于这些思潮中，甚至不是间接地存在于这些思潮中。 知识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思辨精神。它不像在大革命后的法国那样体现在一个国家中，而 是体现在一个系统中。合法化语言游戏不是政治国家性质的，而是哲学性质的。 大学需要履行的伟大职责是“展现全部知识，既展现原理，也展现基础”，因为“没有 思辨精神，就不存在科学创造力”（15）。在这里，思辨是关于科学话语合法化的话语所具有的 名称。学院是功能性质的，大学是思辨性质的，即哲学性质的（16）。这种哲学应该重建知识 的统一性，因为知识在实验室中，在大学前的教育中已经分散为各种特殊的科学。哲学只有 一种语言游戏中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语言游戏通过一个叙事，或更准确地说通过一个理性 的元叙事，像连接精神生成中的各个时刻一样把分散的知识相互连接起来。以后黑格尔的《哲 学全书》（1817-1827 年）将力求满足这种整合设想，但它已经在费希特和谢林（F.Schelling） 的著作中作为系统观念出现了。 人们正是在这里，在一个“生命”（它同时也是“主体”）的发展机制中注意到了叙述知 识的回归。精神有一个普遍的“历史”，精神是“生命”，这个“生命”自我展现，自我表达， 它采用的方法是把自己在经验科学中的所有形式排列成有序的知识。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全 书讲述的就是这个主体-生命的“历史”。但它制造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元叙事，因为这个叙事 的讲述者不可能是局限在自己的传统知识所特有的实证性中的人民，也不可能是局限在与自 己的专业知识相对应的职业性中的全体学者。 这只可能是一个正在建立经验科学话语的合法性和民间文化机构的合法性的元主体。它 通过阐述这两种合法性的共同基础，实现它们没有明确说出的目标。这个元主体的居住地是 思辨的大学。实证科学和人民只是它的雏形。民族国家本身只有通过思辨知识的中介才能有 效地表现人民。 这里有必要清理一下这种使柏林大学的创建合法化的哲学，它既是这所大学的发展动 力，也是当代知识的发展动力，我们说过，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许多国家曾把这种大学组 织作为建立或改革高等教育的模式，这是从美国开始的（17）。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对知识 合法化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特别生动的描述，它远没有消失，尤其是没有在大学界消失（18）。 这种哲学不以实用原则解释知识的研究和传播。它根本不认为科学应该为国家和/或市 民社会的利益服务。它不关心人文主义原则，即人类通过知识达到尊严和自由这种原则。德 国唯心主义依靠的是一种元原则，这种元原则把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实现“主体 的生命”（费希特称之为“神圣的生命”，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的生命”）这一基础上。从这 个角度看，知识首先是在自身找到了合法性，正是它自己才能说出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 （19）。但它为了充当这一角色，必须改变自己所处的层面，即不再是关于自己的指谓（自然、 社会、国家，等等）的实证知识，而成为关于这些知识的知识，即成为思辨的知识。知识用 “生命”、“精神”等名称命名的正是它自己。 思辨机制带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在这种机制中，关于所有可能存在的指谓的所有 知识话语都没有直接的真理价值，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精神”或“生命”的进程中占 据的位置，或者说取决于它们在思辨话语所讲述的哲学全书中占据的位置。思辨话语在引述 这些知识话语时，也在为自己阐述自己知道的东西，就是说也在自我阐述。从这个角度看， 真实的知识永远是一种由转引的陈述构成的间接知识，这些转引的陈述被并入某个主体的元 叙事，这个元叙事保证了知识的合法性。 一切话语都是如此，即使它们不是知识话语，比如它们是法律话语或国家话语。当代的 解释学话语（20）就来自这种先设，这种先设最终保证了存在着需要认识的意义，这样它就使 历史，尤其是知识的历史具有了合法性。各种陈述成为自身的自义语（21），它们被放入一种 相互生成的运动中：这就是思辨语言游戏的规则。大学就像它的名称所提示的那样，是这种 游戏的专门机构
但我们说过,合法性问题可以通过另一种程序解决。我们应该指出它们的差异:今天, 当知识的地位失去平衡、它的思辨统一遭到破坏时,合法性的第一个版本却再次获得了新的 活力 这个版本中,知识不能在自身找到有效性,它的有效性不在一个通过实现自己的认识可 能性来获得发展的主体中,而在一个实践主体中,这个实践主体就是人类。激励人民的运动 本原不是自我合法化的知识,而是自我建立或自我管理的自由。这个主体是一个具体的主体, 或者说它被假定是一个具体的主体,它的史诗是自我解放的史诗,这是相对于一切阻碍它自 治的事物而言的。人们假设它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公正的,这不是因为法律符合某种外在的 性质,而是因为根据宪法,立法者只不过是服从法律的公民,所以法律带来正义这种公民意 志与正义带来法律这种立法者意志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通过意志自律22达到合法化的方式使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游戏有 了特权,即康德称之为“命令”而当代哲学家则称之为“规定”的语言游戏。重要的不是, 或者说不仅仅是让那些属于真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例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合法化, 而是让那些属于正义范畴的规定性陈述(例如“必须摧毁迦太基”或“应该把最低工资定在 Ⅹ法郎上”)合法化。从这个角度看,实证知识的作用只是让实践主体了解执行规定时所处 的现实。它限定:“可执行”—一人们可以做的事情,但它不管“应执行”一一人们应该做 的事情。一个行动是否可能,这是一回事:它是否公正则是另一回事。知识不再是主体,它 服务于主体,它唯一的合法性(但这个唯一的合法性很重要)就是让道德有可能成为现实。 这样就导致了知识与社会以及国家之间一种基本上从方法到目的的关系。科学家只有认 为国家的政治(即国家的全部规定)是公正的,他们才可能服从国家。如果他们认为国家没 有很好地体现那个他们作为成员的市民社会,他们就可能以后者的名义拒绝前者的规定。这 种类型的合法化承认他们作为实践者有权拒绝以学者的身份帮助一个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 权,即一个不是以严格意义上的自律为基础的政权。他们甚至可能用他们的科学来说明为什 么这种自律其实没有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这样我们就又见到了知识的批判功能。不过知识 的终极合法性毕竞只是为实践主体(即自律集体)所追求的目标服务23 在我们看来,合法化操作中的这种角色分配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与系统主体的理论 截然相反,意味着不可能在元话语中统一或整合各种语言游戏。实践主体说出的规定性陈述 在这里享有特权,这种特权使规定性陈述在原则上独立于科学陈述,对实践主体而言,科学 陈述从此只具有信息功能。 两点评注 1.马克思主义曾摇摆于我们刚才描绘的这两种叙述合法化方式之间,证明这点很容 易。“政党”可以占据“大学”的位置,无产阶级占据人民或人类的位置,辨证唯物主义占 据思辨唯心主义的位置,等等。由此可以产生斯大林主义以及它与科学的特殊关系。科学只 存在于元叙事的引述中,这个元叙事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一一精神生命的等价物。但与此相反 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按照第二个版本发展成为批判的知识。认为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建立自律主 体,对科学的一切辩护都是为了给予经验主体(无产阶级)各种相对异化和压迫而言的解放 手段:这大致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 2.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 M. Heidegger)1933年5月27日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发 表的《演讲》24当作合法化的一段不幸插曲来阅读。思辨科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对存在的质 疑。存在是德意志人民的“命运”,德意志人民被称为“历史精神的人民”。这一主体应该提 供三种服务:劳动、防御和知识。大学则保证提供这些服务的元知识,即科学。因此合法化 就像在唯心主义中一样,是通过一个被称为科学的元话语来完成的,这个元话语具有本体论 意图,但它是提问性质的,不是整合性质的。另外,它的安身之地是大学,但这种科学来源 于人民,人民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劳动、战斗以及获取知识来实现这种科学。这个人民一
但我们说过，合法性问题可以通过另一种程序解决。我们应该指出它们的差异：今天， 当知识的地位失去平衡、它的思辨统一遭到破坏时，合法性的第一个版本却再次获得了新的 活力。 这个版本中，知识不能在自身找到有效性，它的有效性不在一个通过实现自己的认识可 能性来获得发展的主体中，而在一个实践主体中，这个实践主体就是人类。激励人民的运动 本原不是自我合法化的知识，而是自我建立或自我管理的自由。这个主体是一个具体的主体， 或者说它被假定是一个具体的主体，它的史诗是自我解放的史诗，这是相对于一切阻碍它自 治的事物而言的。人们假设它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公正的，这不是因为法律符合某种外在的 性质，而是因为根据宪法，立法者只不过是服从法律的公民，所以法律带来正义这种公民意 志与正义带来法律这种立法者意志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通过意志自律（22）达到合法化的方式使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游戏有 了特权，即康德称之为“命令”而当代哲学家则称之为“规定”的语言游戏。重要的不是， 或者说不仅仅是让那些属于真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例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合法化， 而是让那些属于正义范畴的规定性陈述（例如“必须摧毁迦太基”或“应该把最低工资定在 X 法郎上”）合法化。从这个角度看，实证知识的作用只是让实践主体了解执行规定时所处 的现实。它限定：“可执行”——人们可以做的事情，但它不管“应执行”——人们应该做 的事情。一个行动是否可能，这是一回事；它是否公正则是另一回事。知识不再是主体，它 服务于主体，它唯一的合法性（但这个唯一的合法性很重要）就是让道德有可能成为现实。 这样就导致了知识与社会以及国家之间一种基本上从方法到目的的关系。科学家只有认 为国家的政治（即国家的全部规定）是公正的，他们才可能服从国家。如果他们认为国家没 有很好地体现那个他们作为成员的市民社会，他们就可能以后者的名义拒绝前者的规定。这 种类型的合法化承认他们作为实践者有权拒绝以学者的身份帮助一个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 权，即一个不是以严格意义上的自律为基础的政权。他们甚至可能用他们的科学来说明为什 么这种自律其实没有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这样我们就又见到了知识的批判功能。不过知识 的终极合法性毕竟只是为实践主体（即自律集体）所追求的目标服务（23）。 在我们看来，合法化操作中的这种角色分配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与系统-主体的理论 截然相反，意味着不可能在元话语中统一或整合各种语言游戏。实践主体说出的规定性陈述 在这里享有特权，这种特权使规定性陈述在原则上独立于科学陈述，对实践主体而言，科学 陈述从此只具有信息功能。 两点评注： 1． 马克思主义曾摇摆于我们刚才描绘的这两种叙述合法化方式之间，证明这点很容 易。“政党”可以占据“大学”的位置，无产阶级占据人民或人类的位置，辨证唯物主义占 据思辨唯心主义的位置，等等。由此可以产生斯大林主义以及它与科学的特殊关系。科学只 存在于元叙事的引述中，这个元叙事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精神生命的等价物。但与此相反， 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按照第二个版本发展成为批判的知识。认为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建立自律主 体，对科学的一切辩护都是为了给予经验主体（无产阶级）各种相对异化和压迫而言的解放 手段：这大致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 2． 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M.Heidegger）1933 年 5 月 27 日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发 表的《演讲》（24）当作合法化的一段不幸插曲来阅读。思辨科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对存在的质 疑。存在是德意志人民的“命运”，德意志人民被称为“历史精神的人民”。这一主体应该提 供三种服务：劳动、防御和知识。大学则保证提供这些服务的元知识，即科学。因此合法化 就像在唯心主义中一样，是通过一个被称为科学的元话语来完成的，这个元话语具有本体论 意图，但它是提问性质的，不是整合性质的。另外，它的安身之地是大学，但这种科学来源 于人民，人民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劳动、战斗以及获取知识来实现这种科学。这个人民—
主体的天职不是解放人类,而是创造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即“保存自己的土地力量和 鲜血力量的最深沉的潜能”。为了使知识和知识机构合法化而把种族和劳动的叙事放入精神 的叙事中,这种做法是双重不幸的:它在理论上不一致,但足以在政治语境中找到灾难性的 反响。 非合法化 在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中,即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25,知识合法化的问题是 以不同的术语提出来的。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不论它采用什么统一方式:思辨的叙事或解 放的叙事。 我们可以把叙事的这种没落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技飞跃的结果,这造成了从行 为目的到行为方式的中心转移;或者我们可以把叙事的没落看成是激进的自由资本主义在 930至1960年间经历了凯因斯主义掩护下的退却之后重新发展的结果,这种复兴不包括共 产主义的抉择,以使个人在财产和服务方面得到更多的享受。 这些因果性研究总是让人失望的。如果我们接受这里的任何一个假设,我们就必须解释 这些倾向与思辨大叙事和解放大叙事的统一化、合法化力量的没落有什么关联。 当然,资本主义的复兴繁荣以及技术的令人困惑的突飞猛进这两个方面对知识地位的冲 击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理解当代科学如何在这些冲击发生之前就已经受到它们的影响,我 们必须首先找出19世纪的大叙事固有的“非合法化”286)和虚无主义的萌芽。 首先,思辨机制对知识而言具有一种暧昧性。思辨机制表明,知识之所以被称为知识, 知识因为它在一个使自己的陈述合法化的第二级话语(自义语)中引用这些陈述来自我重复 (自我“提升”)。这也就是说,关于一个指谓(一个生命机体、一种化学性质、一种物理现 象,等等)的指示性话语其实并不能直接知道自己以为知道的东西。实证科学不是一种知识 它的消失为思辨提供了养分。因此黑格尔承认,他的思辨叙事自身含有一种对实证知识的怀 科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合法性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如果那种应该使科学合法化的话语本身 看来也像“粗俗”的叙事一样属于一种前科学知识,科学便会降到最低的地位,即意识形态 或权力工具的地位。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只要我们反过来用那些被合法化话语宣布为经 验论的科学游戏规则对付这种话语本身。 设有如下的思辨陈述:如果而且只要一个科学陈述能把自己定位在一种普遍的生成过程 中,它就是知识。这里相关的问题是:这个陈述本身按照自己确定的意义是不是一种知识呢? 它只有把自己定位在一种普遍的生成过程中才是知识。它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它只需先设 这种过程是存在的(即精神的生命),而且它本身是这种过程的表达。这种先设甚至是思辨 语言游戏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这种先设,合法化语言本身便不合法,它将和科学一起陷入 无意义中,起码唯心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我们也可以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先设,这将使我们更接近后现代文化:从我 们在前面采纳的角度看,这种先设定义了参加思辨游戏时必须接受的一组规则28。这样的 评价首先意味着人们承认“实证”科学的模式是知识语言的普遍模式,其次意味着人们认为 这种知识语言包含了它必须不断阐释的一些先设(形式先设和公理先设)。换句话说,当尼 采指出“欧洲虚无主义”是真理的科学性要求自我应用于这一要求本身而产生的结果时,他 做的是同样的事情(29 这样就显露出来了下面要讨论的思想,它至少在此处离语言游戏的思想并不远。我们在 这里看到了一场对非合法化的诉讼,它的动力是合法化要求。从19世纪末开始,科学知识 的“危机”便表现出种种迹象,危机并不来自科学出乎意料的迅猛发展,这种发展本身也是 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危机来自知识合法性原则的内在侵蚀。这种侵蚀是在思辨
主体的天职不是解放人类，而是创造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即“保存自己的土地力量和 鲜血力量的最深沉的潜能”。为了使知识和知识机构合法化而把种族和劳动的叙事放入精神 的叙事中，这种做法是双重不幸的：它在理论上不一致，但足以在政治语境中找到灾难性的 反响。 非合法化 在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中，即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25），知识合法化的问题是 以不同的术语提出来的。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不论它采用什么统一方式：思辨的叙事或解 放的叙事。 我们可以把叙事的这种没落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技飞跃的结果，这造成了从行 为目的到行为方式的中心转移；或者我们可以把叙事的没落看成是激进的自由资本主义在 1930 至 1960 年间经历了凯因斯主义掩护下的退却之后重新发展的结果，这种复兴不包括共 产主义的抉择，以使个人在财产和服务方面得到更多的享受。 这些因果性研究总是让人失望的。如果我们接受这里的任何一个假设，我们就必须解释 这些倾向与思辨大叙事和解放大叙事的统一化、合法化力量的没落有什么关联。 当然，资本主义的复兴繁荣以及技术的令人困惑的突飞猛进这两个方面对知识地位的冲 击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理解当代科学如何在这些冲击发生之前就已经受到它们的影响，我 们必须首先找出 19 世纪的大叙事固有的“非合法化”（26）和虚无主义的萌芽。 首先，思辨机制对知识而言具有一种暧昧性。思辨机制表明，知识之所以被称为知识， 知识因为它在一个使自己的陈述合法化的第二级话语（自义语）中引用这些陈述来自我重复 （自我“提升”）。这也就是说，关于一个指谓（一个生命机体、一种化学性质、一种物理现 象，等等）的指示性话语其实并不能直接知道自己以为知道的东西。实证科学不是一种知识， 它的消失为思辨提供了养分。因此黑格尔承认，他的思辨叙事自身含有一种对实证知识的怀 疑 （27）。 科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合法性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如果那种应该使科学合法化的话语本身 看来也像“粗俗”的叙事一样属于一种前科学知识，科学便会降到最低的地位，即意识形态 或权力工具的地位。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只要我们反过来用那些被合法化话语宣布为经 验论的科学游戏规则对付这种话语本身。 设有如下的思辨陈述：如果而且只要一个科学陈述能把自己定位在一种普遍的生成过程 中，它就是知识。这里相关的问题是：这个陈述本身按照自己确定的意义是不是一种知识呢？ 它只有把自己定位在一种普遍的生成过程中才是知识。它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它只需先设 这种过程是存在的（即精神的生命），而且它本身是这种过程的表达。这种先设甚至是思辨 语言游戏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这种先设，合法化语言本身便不合法，它将和科学一起陷入 无意义中，起码唯心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我们也可以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先设，这将使我们更接近后现代文化：从我 们在前面采纳的角度看，这种先设定义了参加思辨游戏时必须接受的一组规则（28）。这样的 评价首先意味着人们承认“实证”科学的模式是知识语言的普遍模式，其次意味着人们认为 这种知识语言包含了它必须不断阐释的一些先设（形式先设和公理先设）。换句话说，当尼 采指出“欧洲虚无主义”是真理的科学性要求自我应用于这一要求本身而产生的结果时，他 做的是同样的事情（29）。 这样就显露出来了下面要讨论的思想，它至少在此处离语言游戏的思想并不远。我们在 这里看到了一场对非合法化的诉讼，它的动力是合法化要求。从 19 世纪末开始，科学知识 的“危机”便表现出种种迹象，危机并不来自科学出乎意料的迅猛发展，这种发展本身也是 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危机来自知识合法性原则的内在侵蚀。这种侵蚀是在思辨
游戏中进行的,正是它解开了应该定位每门科学的百科全书般的巨网,使这些科学摆脱了束 缚 与此同时,各科学领域的传统界限重新受到质疑:一些学科消失了,学科之间的重迭出 现了,由此产生了新的领域。知识的思辨等级制被一种内在的、几乎可以说是“平面”的研 究网络所代替,研究的边界总在变动。过去的“院系”分裂为形形色色的研究所和基金会, 大学丧失了自己的思辨合法化功能,被剥夺了研究的责任(它被思辨叙事扼杀了),仅满足 于传递那些被认为可靠的知识,通过教学保障教师的复制,而不是学者的复制。尼采发现大 学正是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加以谴责30。 至于说到另一个合法化程序,即来自“启蒙运动”的解放机制,它内在的侵蚀力量并不 亚于那种在思辨话语中起作用的侵蚀力量,但它涉及的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它的特征是把 科学的合法性和真理建立在那些投身于伦理、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对话者的自律上。不过我们 已经看到,这种合法化一开始就有问题:一个具有认知价值的指示性陈述和一个具有实践价 值的规定性陈述之间的差异是相关性的差异,因此是能力的差异。没有什么能证明:如果一 个描写现实的陈述是真实的,那么与它对应的规定性陈述(其作用必然是改变现实)就是公 正的。 设有一扇关闭的门。在“门关上了”和“请打开门”之间并没有命题逻辑意义上的推论 关系。这两个陈述属于两组自律的规则,它们确定不同的相关性,因此确定不同的能力。这 里把理性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认知或思辨,另一个方面是实践。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攻 击科学话语的合法性,不是直接攻击,而是间接攻击,它表明科学话语是一种语言游戏。这 种语言游戏有自己的规则(康德的知识先验条件是关于这些规则的最早的概述),但完全没 有管理实践游戏的使命(而且也不管理美学游戏)。这样一来,科学话语就与其它话语地位 平等了。 如果我们把这种“非合法化”稍微推进一点,如果我们拓展它的范围,就像维特根斯坦 以他的方式所做的那样,或者像布贝尔( M. Buber)和勒维纳斯( E Levinas)等思想家以谈 们的方式所做的那样3,它便为一种重要的后现代性思潮开辟了道路:科学玩的是自己游 戏,它不能使其它语言游戏合法化,例如规定性语言游戏就不受它的控制。但首先是科学不 能像思辨假设的那样使自己进一步合法化了 社会主体本身似乎正在这种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社会关系是语言性质的,但它并非 仅由一根纤维织成。这是一个至少由两类遵循不同规则的语言游戏交织而成的结构,实际上 语言游戏的数目是不定的。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语言看作是一座古城:那 儿有迷宫般的小街道和小广场,有新旧房屋和历代扩建的房屋,而且古城还被大片的新区环 绕,新区有笔直的街道,街道两旁是式样单一的建筑32。为了清楚地说明统一整合原则是 不适用的,或者说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是不适用的,他用连锁推理的古老悖论诘问 语言的“城市”:“一座城市从多少房屋或街道开始成为一座城市?”3 新的语言补充旧的语言,旧城之外形成新的郊区,“化学符号系统和微积分标记法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上机器语言、游戏理论模型、新乐谱、非标准逻辑(时 态逻辑、道义逻辑、模态逻辑)标记法、遗传密码语言、音位学结构图,等等 我们可能从这种爆炸中得出悲观的印象:没人能使用所有这些语言,这些语言没有共同 的元语言,系统-主体的设想是一个失败,解放的设想与科学亳无关系,我们陷入这种或那 种特殊知识的主体的设想是一个失败,解放的设想与科学毫无关系,我们陷入这种或那种特 殊知识的实证主义,学者变成科学家,高产出的研究任务变成无人能全面控制的分散任务 ③35}。思辨哲学,或者说人文哲学,从此只好取消自己的合法化功能(36),这解释了哲学为什 么在它仍然企图承担合法化功能的地方陷入危机,以及为什么在它出于现实考虑而放弃合法 化功能的地方降为逻辑学研究或思想史研究36
游戏中进行的，正是它解开了应该定位每门科学的百科全书般的巨网，使这些科学摆脱了束 缚。 与此同时，各科学领域的传统界限重新受到质疑：一些学科消失了，学科之间的重迭出 现了，由此产生了新的领域。知识的思辨等级制被一种内在的、几乎可以说是“平面”的研 究网络所代替，研究的边界总在变动。过去的“院系”分裂为形形色色的研究所和基金会， 大学丧失了自己的思辨合法化功能，被剥夺了研究的责任（它被思辨叙事扼杀了），仅满足 于传递那些被认为可靠的知识，通过教学保障教师的复制，而不是学者的复制。尼采发现大 学正是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加以谴责（30）。 至于说到另一个合法化程序，即来自“启蒙运动”的解放机制，它内在的侵蚀力量并不 亚于那种在思辨话语中起作用的侵蚀力量，但它涉及的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它的特征是把 科学的合法性和真理建立在那些投身于伦理、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对话者的自律上。不过我们 已经看到，这种合法化一开始就有问题：一个具有认知价值的指示性陈述和一个具有实践价 值的规定性陈述之间的差异是相关性的差异，因此是能力的差异。没有什么能证明：如果一 个描写现实的陈述是真实的，那么与它对应的规定性陈述（其作用必然是改变现实）就是公 正的。 设有一扇关闭的门。在“门关上了”和“请打开门”之间并没有命题逻辑意义上的推论 关系。这两个陈述属于两组自律的规则，它们确定不同的相关性，因此确定不同的能力。这 里把理性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认知或思辨，另一个方面是实践。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攻 击科学话语的合法性，不是直接攻击，而是间接攻击，它表明科学话语是一种语言游戏。这 种语言游戏有自己的规则（康德的知识先验条件是关于这些规则的最早的概述），但完全没 有管理实践游戏的使命（而且也不管理美学游戏）。这样一来，科学话语就与其它话语地位 平等了。 如果我们把这种“非合法化”稍微推进一点，如果我们拓展它的范围，就像维特根斯坦 以他的方式所做的那样，或者像布贝尔（M.Buber）和勒维纳斯（E.Levinas）等思想家以谈 们的方式所做的那样（31），它便为一种重要的后现代性思潮开辟了道路：科学玩的是自己游 戏，它不能使其它语言游戏合法化，例如规定性语言游戏就不受它的控制。但首先是科学不 能像思辨假设的那样使自己进一步合法化了。 社会主体本身似乎正在这种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社会关系是语言性质的，但它并非 仅由一根纤维织成。这是一个至少由两类遵循不同规则的语言游戏交织而成的结构，实际上 语言游戏的数目是不定的。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语言看作是一座古城：那 儿有迷宫般的小街道和小广场，有新旧房屋和历代扩建的房屋，而且古城还被大片的新区环 绕，新区有笔直的街道，街道两旁是式样单一的建筑（32）。为了清楚地说明统一整合原则是 不适用的，或者说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是不适用的，他用连锁推理的古老悖论诘问 语言的“城市”：“一座城市从多少房屋或街道开始成为一座城市？”（33） 新的语言补充旧的语言，旧城之外形成新的郊区，“化学符号系统和微积分标记法”（34）。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上机器语言、游戏理论模型、新乐谱、非标准逻辑（时 态逻辑、道义逻辑、模态逻辑）标记法、遗传密码语言、音位学结构图，等等。 我们可能从这种爆炸中得出悲观的印象：没人能使用所有这些语言，这些语言没有共同 的元语言，系统-主体的设想是一个失败，解放的设想与科学毫无关系，我们陷入这种或那 种特殊知识的主体的设想是一个失败，解放的设想与科学毫无关系，我们陷入这种或那种特 殊知识的实证主义，学者变成科学家，高产出的研究任务变成无人能全面控制的分散任务 （35）。思辨哲学，或者说人文哲学，从此只好取消自己的合法化功能（36），这解释了哲学为什 么在它仍然企图承担合法化功能的地方陷入危机，以及为什么在它出于现实考虑而放弃合法 化功能的地方降为逻辑学研究或思想史研究（36）
这种悲观主义在世纪初的维也纳哺育了一代人:其中有文学家和艺术家穆齐尔 ( R Musil)、克劳斯( K Kraus)、霍夫曼斯塔尔( H von Hofmannsthal)、洛斯(A.Loos)、勋 伯格( A Schonberg)、布罗赫( H Broch),但也有哲学家马赫( E Mach和维特根斯坦37)。这 些人大概已经把非合法化的意识以及非合法化在理论和艺术上的责任带到了尽可能远的地 方。今天我们可以说这种丧葬工作已经完成了,没有必要重新开始。维特根斯坦的力量在于: 他虽然没有脱离维也纳学派所阐释的实证主义38,但在考察语言游戏时却勾勒出一种不以 性能为基础的合法化视野。后现代世界正是处在这种视野中。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对失去的 叙事的怀念本身。这绝不是说他们因此注定要走向野蛮。他们之所以避免了这种命运,是因 为他们知道合法化只可能来自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和交流互动。面对着完全不同的信仰, “在胡子下暗自微笑”的科学让他们明白了现实主义的严酷和朴实39 注释 (1)过于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参见《幸存》第9期,1971年8-9月。此杂志被重新收入若贝尔和列维 勒布隆编《科学的(自我)批评》,第51页以下。我们可以在这本文集后的图书目录中找到那些反对科学 以任何形式从属于制度的期刊和组织 2)戈尔施米特( V. Goldschmidt):《柏拉图对话集》,法国大学出版社,1947年 3)这里的术语借自热奈特的《辞格三》。 瓦莱里( P. Valery):《达·芬奇的方法导论》(1894年),伽利玛出版社,1957年。此书还收入了《玛吉 莉亚》(1930年)、《笔记与废话》(1919年)、《达·芬奇与哲学家》(1929年)。 5奥邦克( P. Aubenque):《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存在问题》,法国大学出版社,1962年 6迪昂( P Duhem):《从柏拉图到伽利略的物理学理论观念》,赫尔曼出版社,1908年:夸雷( A Koyre):《伽 利略研究》,赫尔曼出版社,1966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塞托尔( Mde certeau)、朱利亚( JUlia)和勒韦尔 U Revel):《一种语言政治一一法国大革命与土话》,伽 利玛出版社,1975年。 8关于“规定”( prescriptions)与“规范”( norms)的区别,参见卡里诺夫斯基( G. Kalinowski)的《逻辑学的 元语言—一关于道义逻辑及其与规范逻辑的关系的思考》,载《工作资料》第48期,1975年11月,乌尔 比诺大学 9)中学学业后的哲学班,以及哲学教学研究小组准备在中学第一阶段教授“一点哲学”的计划都显示了 种政治的迹象,参见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的《降级的哲学》,收入《谁怕哲学》,巴黎,弗拉马翁出版社 1977年。魁北克普通教育及职业专科学习的课程结构似乎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制定的,尤其是哲学课程,参 见《中学教育备忘录》(1975-1976年) 10参见雅恩( HJanne):《大学与当代社会需求》,载《国际大学联合会手册》第10期,1970年:大学研 究委员会曾引用此文,参见《咨询文件》,蒙特利尔,1978年。 1)我们可以在菲尔霍( jde filho)那儿找到一种“强硬的”(几乎是神秘的、军事的)表达:《圣保罗大学 哲学、科学、文学学院首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7年1月25日),但也可以找到符合巴西发展现状的 表达:《大学改革工作小组报告》(巴西利亚,教育部、文化部、计划部等,1968年8月)。这些资料是巴 西大学档案的一部分,圣保罗大学的尚利安( H Chamlian)和( M. de carvalho)好意地把这些档案转给了我 我在此对它们表示感谢。 (12)这些资料由于阿本苏尔( M.Abensour)和哲学学院的翻译工作,法语读者也可以看到了:《大学哲学 德国唯心主义与大学问题》,帕约出版社,1979年。此书收入了谢林( F. Schelling)、费希特( J. Fichte)、施莱 尔马赫( F Schleiermacher)、洪堡( W. von Humboldt)和黑格尔的文章 13)洪堡:《论柏林高级科学机构的内外组织》(1819年),收入《大学哲学》。第321页
这种悲观主义在世纪初的维也纳哺育了一代人：其中有文学家和艺术家穆齐尔 （R.Musil)、克劳斯（K.Kraus)、霍夫曼斯塔尔（H.von Hofmannsthal)、洛斯（A.Loos）、勋 伯格(A.Schonberg)、布罗赫（H.Broch），但也有哲学家马赫（E.Mach 和维特根斯坦（37）。这 些人大概已经把非合法化的意识以及非合法化在理论和艺术上的责任带到了尽可能远的地 方。今天我们可以说这种丧葬工作已经完成了，没有必要重新开始。维特根斯坦的力量在于： 他虽然没有脱离维也纳学派所阐释的实证主义（38），但在考察语言游戏时却勾勒出一种不以 性能为基础的合法化视野。后现代世界正是处在这种视野中。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对失去的 叙事的怀念本身。这绝不是说他们因此注定要走向野蛮。他们之所以避免了这种命运，是因 为他们知道合法化只可能来自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和交流互动。面对着完全不同的信仰， “在胡子下暗自微笑”的科学让他们明白了现实主义的严酷和朴实（39） 注释 （1） 过于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参见《幸存》第 9 期，1971 年 8—9 月。此杂志被重新收入若贝尔和列维- 勒布隆编《科学的（自我）批评》，第 51 页以下。我们可以在这本文集后的图书目录中找到那些反对科学 以任何形式从属于制度的期刊和组织。 （2） 戈尔施米特（V.Goldschmidt）：《柏拉图对话集》，法国大学出版社，1947 年 （3） 这里的术语借自热奈特的《辞格三》。 （4） 瓦莱里(P.Valery)：《达·芬奇的方法导论》（1894 年），伽利玛出版社，1957 年。此书还收入了《玛吉 莉亚》（1930 年）、《笔记与废话》（1919 年）、《达·芬奇与哲学家》（1929 年）。 （5） 奥邦克(P.Aubenque)：《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存在问题》，法国大学出版社，1962 年。 （6） 迪昂(P.Duhem)：《从柏拉图到伽利略的物理学理论观念》，赫尔曼出版社，1908 年；夸雷(A.Koyre)：《伽 利略研究》，赫尔曼出版社，1966 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7） 塞托尔(M.de Certeau)、朱利亚(D.Julia)和勒韦尔(J.Revel)：《一种语言政治——法国大革命与土话》，伽 利玛出版社，1975 年。 （8） 关于“规定”(prescriptions)与“规范”(norms)的区别，参见卡里诺夫斯基(G.Kalinowski)的《逻辑学的 元语言——关于道义逻辑及其与规范逻辑的关系的思考》，载《工作资料》第 48 期，1975 年 11 月，乌尔 比诺大学。 （9） 中学学业后的哲学班，以及哲学教学研究小组准备在中学第一阶段教授“一点哲学”的计划都显示了 这种政治的迹象，参见哲学教育研究小组的《降级的哲学》，收入《谁怕哲学》，巴黎，弗拉马翁出版社， 1977 年。魁北克普通教育及职业专科学习的课程结构似乎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制定的，尤其是哲学课程，参 见《中学教育备忘录》（1975-1976 年）。 （10） 参见雅恩(H.Janne)：《大学与当代社会需求》，载《国际大学联合会手册》第 10 期，1970 年；大学研 究委员会曾引用此文，参见《咨询文件》，蒙特利尔，1978 年。 （11） 我们可以在菲尔霍(J.de Filho)那儿找到一种“强硬的”（几乎是神秘的、军事的）表达：《圣保罗大学 哲学、科学、文学学院首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7 年 1 月 25 日），但也可以找到符合巴西发展现状的 表达：《大学改革工作小组报告》（巴西利亚，教育部、文化部、计划部等，1968 年 8 月）。这些资料是巴 西大学档案的一部分，圣保罗大学的尚利安(H.Chamlian)和（M.de Carvalho）好意地把这些档案转给了我。 我在此对它们表示感谢。 （12） 这些资料由于阿本苏尔(M.Abensour)和哲学学院的翻译工作，法语读者也可以看到了：《大学哲学—— 德国唯心主义与大学问题》，帕约出版社，1979 年。此书收入了谢林(F.Schelling)、费希特(J.Fichte)、施莱 尔马赫(F.Schleiermacher)、洪堡(W.von Humboldt)和黑格尔的文章。 （13） 洪堡：《论柏林高级科学机构的内外组织》（1819 年），收入《大学哲学》。第 321 页
14)同上。第323页 15施莱尔马赫:《关于德国观念的大学的思考》(1808年),同上,第270-271页 莱尔马赫说:“人们普遍承认哲学教学是大学一切活动的基础”(同上,第272页) (1图雷纳分析了这种移植的矛盾,参见《美国的大学与社会》,瑟依出版社,1972年,第32-40页 3在尼斯贝特( R Nisbet)的结论中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参见《学术教条的失落-1945-1970年的美国大学》 (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塞德分院教授),伦敦,海涅曼出版社,1971年。 19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法文版),伽利玛出版社,1940年, 0利科( P Ricoeur):《解释的冲突—一解释学论文文集》,巴黎,瑟依出版社,1969年:加达默尔 ( H Gadamer)}:《真理与方法》(第二版),蒂宾根,莫尔出版社,1965年 设有两个陈述:1,“月亮升起来了”:2,“月亮升起来了这个陈述是指示性陈述”。我们说第二个陈 述中的“月亮升起来了”这个意群是第一个陈述的自义语( autonome)。参加雷伊德博夫(JRey- Above)著 《元语言》第4章,罗贝尔出版社,1978年 至少在先验伦理学方面,这个原则是康德的,参见《实践理性批判》。在政治和经验论理学方面,康 德很谨慎:因为谁也不可能与先验的规范主体认同,所以与当局妥协在理论上是更可取的,例如可以参见 《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收入《历史哲学》(法文版),奥比耶出版社,1943年 23)康德:《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公共性的结构变化》,法兰克福,1962年。“公 共性”原则曾在60年代末指导了许多科学家组织,特别是“幸存运动”、美国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社会政 治行动小组”和英国的“科学社会责任不列颠协会” 23海德格尔( M. Heidegger)的《演讲》由格拉内尔( G Granel译为法文,载《图卢兹米拉依大学年鉴》增 刊,图卢兹,1977年1月。 25)参见注1。哈桑列举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科学特征,参见《文化、不确定性与内在性一一后现代的边 缘》,载《社会人文科学》第1期,1978年冬,第51-85页 36)缪勒(C1 Mueller)曾使用“非合法化过程”这种说法,参见《交流政治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3年,第164页 7在《精神现象学》前言中,黑格尔为了描述思辨冲动对自然知识的影响而写道:“犹豫之路(……), 绝望之路(……),怀疑论” 28)我们将把这组规则的考察放到以后的一篇论文中,以免这里的叙述过于沉重。 29)尼采:《欧洲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一一正常的状态》、《虚无主义批判》、《论规划》,收入《尼采批评 论著全集》第7卷(1887-1889年),柏林,1970年。里吉克( K. Ryjik)曾评论过这些文章,参见《尼采一 海德手稿》,打印稿,巴黎八大哲学系 30《论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1872年),收入《尼采1870-1873年的遗著》(法文版) 31)布伯( M. Buber):《我与你》(奥比耶出版社,1938年),《对话的生命》(苏黎世,1947年):勒维纳斯 E Levinas):《整体与无限》(海牙,19%61年),《布伯与认识论》,收入《20世纪哲学》(斯图加特,1963 年) 3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8节 3同上 4同上 3例如可以参见《研究的泰罗制化》,收入《科学的(自我)批评》,291-293页:尤其可以参见普赖斯(Dde Solla price)《小科学与大科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书中强调指出了一小群高产(按 发表著作计算)研究者和一大群低产研究者之间的区分,后者以前者的平方数字增长,以至高产研究者的
（14） 同上。第 323 页 （15） 施莱尔马赫：《关于德国观念的大学的思考》（1808 年），同上，第 270-271 页 （16） 施莱尔马赫说：“人们普遍承认哲学教学是大学一切活动的基础”（同上，第 272 页）。 （17） 图雷纳分析了这种移植的矛盾，参见《美国的大学与社会》，瑟依出版社，1972 年，第 32-40 页 （18） 在尼斯贝特(R.Nisbet)的结论中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参见《学术教条的失落—1945-1970 年的美国大学》 （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塞德分院教授），伦敦，海涅曼出版社，1971 年。 （19）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法文版），伽利玛出版社，1940 年。 （20） 利科(P.Ricoeur)：《解释的冲突——解释学论文文集》，巴黎，瑟依出版社，1969 年；加达默尔 (H.Gadamer)：《真理与方法》（第二版），蒂宾根，莫尔出版社，1965 年。 （21） 设有两个陈述：1，“月亮升起来了”；2，“`月亮升起来了`这个陈述是指示性陈述”。我们说第二个陈 述中的“月亮升起来了”这个意群是第一个陈述的自义语（autonyme）。参加雷伊-德博夫(J.Rey-Debove)著 《元语言》第 4 章，罗贝尔出版社，1978 年。 （22） 至少在先验伦理学方面，这个原则是康德的，参见《实践理性批判》。在政治和经验论理学方面，康 德很谨慎：因为谁也不可能与先验的规范主体认同，所以与当局妥协在理论上是更可取的，例如可以参见 《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收入《历史哲学》（法文版），奥比耶出版社，1943 年。 （23） 康德：《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公共性的结构变化》，法兰克福，1962 年。“公 共性”原则曾在 60 年代末指导了许多科学家组织，特别是“幸存运动”、美国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社会政 治行动小组”和英国的“科学社会责任不列颠协会”。 （24） 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演讲》由格拉内尔(G.Granel)译为法文，载《图卢兹-米拉依大学年鉴》增 刊，图卢兹，1977 年 1 月。 （25） 参见注 1。哈桑列举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科学特征，参见《文化、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后现代的边 缘》，载《社会人文科学》第 1 期，1978 年冬，第 51-85 页。 （26） 缪勒(Cl.Mueller)曾使用“非合法化过程”这种说法，参见《交流政治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第 164 页 （27） 在《精神现象学》前言中，黑格尔为了描述思辨冲动对自然知识的影响而写道：“犹豫之路（……）， 绝望之路（……），怀疑论”。 （28） 我们将把这组规则的考察放到以后的一篇论文中，以免这里的叙述过于沉重。 （29） 尼采：《欧洲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正常的状态》、《虚无主义批判》、《论规划》，收入《尼采批评 论著全集》第 7 卷（1887-1889 年），柏林，1970 年。里吉克（K.Ryjik）曾评论过这些文章，参见《尼采— —海德手稿》，打印稿，巴黎八大哲学系。 （30） 《论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1872 年），收入《尼采 1870-1873 年的遗著》（法文版）。 （31） 布伯(M.Buber)：《我与你》（奥比耶出版社，1938 年），《对话的生命》（苏黎世，1947 年）；勒维纳斯 （E.Levinas）：《整体与无限》（海牙，1961 年），《布伯与认识论》，收入《20 世纪哲学》（斯图加特，1963 年）。 （32）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18 节 （33） 同上 （34） 同上 （35） 例如可以参见《研究的泰罗制化》，收入《科学的（自我）批评》，291-293 页；尤其可以参见普赖斯(D.de Solla Price)《小科学与大科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 年）：书中强调指出了一小群高产（按 发表著作计算）研究者和一大群低产研究者之间的区分，后者以前者的平方数字增长，以至高产研究者的
数量每隔20年才真的有所增长。普赖斯总结说。科学作为社会实体是“非民主的”(59页),“杰出的科学 家”比“最差的科学家”先进了100年(56页)。 36)参见德桑蒂( J.DEsanti):《论科学与哲学的传统关系》,收入《沉默的哲学或科学哲学批判》,瑟依出 版社,1975年 36)在这点上,大学哲学在全部人文科学中的重新定位是很重要的,它远远超出了职业的考虑。我们不认 为从事合法化工作的哲学必然灭亡,但它可能只有通过改变它与大学体制的关系才能完成这项工作,至少 是推动这项工作。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哲学综合科技学院规划》前言,巴黎八大哲学系,1979年 (3)参见雅尼克( AJanik)和图尔明( St. Toulm in)著《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73 年:彼尔( J Piel))编《世纪初的维也纳》,载〈批评》,1975年8-9月,第339-340页 383参见哈贝马斯:《教条主义、理性与决策一一科学化文明中的理论与实践》(1963年),收入《理论与 ③39)“科学在胡子下暗自微笑”是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中一章的标题,布弗雷斯曾引用并加以评论, 参见《《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体问题》
数量每隔 20 年才真的有所增长。普赖斯总结说。科学作为社会实体是“非民主的”（59 页），“杰出的科学 家”比“最差的科学家”先进了 100 年（56 页）。 （36） 参见德桑蒂(J.T.Desanti)：《论科学与哲学的传统关系》，收入《沉默的哲学或科学哲学批判》，瑟依出 版社，1975 年。 （36） 在这点上，大学哲学在全部人文科学中的重新定位是很重要的，它远远超出了职业的考虑。我们不认 为从事合法化工作的哲学必然灭亡，但它可能只有通过改变它与大学体制的关系才能完成这项工作，至少 是推动这项工作。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哲学综合科技学院规划》前言，巴黎八大哲学系，1979 年。 （37） 参见雅尼克(A.Janik)和图尔明(St.Toulmin)著《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73 年；彼尔(J.Piel)编《世纪初的维也纳》，载〈批评〉，1975 年 8-9 月，第 339-340 页。 （38） 参见哈贝马斯：《教条主义、理性与决策——科学化文明中的理论与实践》（1963 年），收入《理论与 实践》，第 95 页。 （39） “科学在胡子下暗自微笑”是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中一章的标题，布弗雷斯曾引用并加以评论， 参见《〈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