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政策科学对于变化的过程和动态的情境十分敏感。对于社会转变的条件以及指导变化 的政策制定的强烈关注构成政策科学的基本模式、概念和方法论的前提条件。 (10)政策科学涉及系统化的知识和结构化的合理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贡献,但是政策科 学明显地认识到超理性过程(如创造性、直觉、魅力和价值判断)和非理性过程(如深层动机) 的重要作用。为更好的政策制定而探索改善这些过程的方法是政策科学的一个整合部分。 此外,政策科学的“范式”还有:政策科学既修正已被接受的科学原则和基本方法论,又将 它们扩展到已被接受的科学研究的界限之外;政策科学要成为自觉的,它寻求自己的范式、假 定和理论:政策科学为它自己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日益增加的应用和职业化而奋斗:政策科学 尽管有种种的创新,但它属于科学的事实,并为科学的传统(如证实和有效性)而努力 显然,德洛尔的政策科学“范式”是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构成政策科 学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拉斯韦尔一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传统是美国政策科学运动的主导“范式” 之一,为许多政策科学研究者所赞同和遵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提倡的 跨学科、综合性的全新的政策科学过于宏伟博大,没有明确的边界条件,几乎成为一个凌驾于 所有社会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统一的社会科学),这是一种需要长期奋斗的理想,难以在短 期内取得全面突破。它遭到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批评(如有的学者批评政策科学不是科学,而是意 识形态)。 另一些研究者则吸收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的政策科学理论的因素,朝着作为一门应用的社会 科学学科的政策分析前进,这种政策分析的趋势在60、70年代政策科学运动中广为流行,大有 超越政策科学之势。针对这一情况,德洛尔在1986年出版的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査 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十四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 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晢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 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硏究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改善政策制 定的途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式: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多维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等。① 到了70年代中期,拉斯韦尔所倡导的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政策方向在美国己基本体制化 了。每个社会科学学科都建立了特殊的、与政策研究相关的组织,如“政策研究组织”(政治科 学)、“社会问题研究协会”(社会学)、“社会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协会”(心理学)。这种体制化在 0年代更进了一步,出现了多学科的职业学会,如“公共政策和管理学会”(政治科学和经济 学)、“社会经济学会”(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会每年都举行正规的年会,前者还创办了 《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它将以前出版的两个刊物《公共政策》和《政策分析》合并,该杂志 扩展并深化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建立的主流政策科学杂志如《政策科学》、《政策研究杂志》、 《政策研究评论》的内容。除了这些杂志以外,还有数百种涉及具体政策领域硏究的刊物。在 Q Y Dror, Policymaking Under Adversity. Transaction, Inc,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86, pp. 219--2407 （9）政策科学对于变化的过程和动态的情境十分敏感。对于社会转变的条件以及指导变化 的政策制定的强烈关注构成政策科学的基本模式、概念和方法论的前提条件。 （10）政策科学涉及系统化的知识和结构化的合理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贡献，但是政策科 学明显地认识到超理性过程(如创造性、直觉、魅力和价值判断 )和非理性过程(如深层动机) 的重要作用。为更好的政策制定而探索改善这些过程的方法是政策科学的一个整合部分。 此外，政策科学的“范式”还有:政策科学既修正已被接受的科学原则和基本方法论，又将 它们扩展到已被接受的科学研究的界限之外；政策科学要成为自觉的，它寻求自己的范式、假 定和理论；政策科学为它自己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日益增加的应用和职业化而奋斗；政策科学 尽管有种种的创新，但它属于科学的事实，并为科学的传统(如证实和有效性)而努力。 显然，德洛尔的政策科学“范式”是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构成政策科 学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拉斯韦尔--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传统是美国政策科学运动的主导“范式” 之一，为许多政策科学研究者所赞同和遵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提倡的 跨学科、综合性的全新的政策科学过于宏伟博大，没有明确的边界条件，几乎成为一个凌驾于 所有社会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统一的社会科学)，这是一种需要长期奋斗的理想，难以在短 期内取得全面突破。它遭到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批评(如有的学者批评政策科学不是科学，而是意 识形态)。 另一些研究者则吸收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的政策科学理论的因素，朝着作为一门应用的社会 科学学科的政策分析前进，这种政策分析的趋势在 60、70 年代政策科学运动中广为流行，大有 超越政策科学之势。针对这一情况，德洛尔在 1986 年出版的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 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十四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 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 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改善政策制 定的途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式 ；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多维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等。① 到了 70 年代中期，拉斯韦尔所倡导的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政策方向在美国已基本体制化 了。每个社会科学学科都建立了特殊的、与政策研究相关的组织，如“政策研究组织”(政治科 学)、“社会问题研究协会”(社会学)、“社会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协会”(心理学)。这种体制化在 80 年代更进了一步，出现了多学科的职业学会，如“公共政策和管理学会”(政治科学和经济 学)、“社会经济学会”(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会每年都举行正规的年会，前者还创办了 《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它将以前出版的两个刊物《公共政策》和《政策分析》合并，该杂志 扩展并深化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建立的主流政策科学杂志如《政策科学》、《政策研究杂志》、 《政策研究评论》的内容。除了这些杂志以外，还有数百种涉及具体政策领域研究的刊物。在 ① Y. Dror, Policymaking Under Adversity. Transaction, Inc.,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86, pp.219--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