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方面,在70年代各主要的大学相继建立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 点:现在大部分研究性大学设有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研究所或中心,它们与几千个非大学的政 策研究组织一起被列在《学会百科全书》上,这些组织大部分是在1950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政 策科学的职业化也有相当的规模,政策分析家已成为一种官方的职业描述;而进行政策分析的 专门单位已在联邦政府、各州和一些市建立起来,特殊的政策研究团体如“全国市长协会”、“全 国城市联盟”等已发展起来了。在20世纪后半期,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作为一个知识工业迅速 发展起来。 从政策科学到政策分析 在拉斯韦尔—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传统中,政策分析只是政策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 正是这个以量化分析为主导的政策分析领域在政策科学运动中取得迅速的发展。这导致了许多 学者离开拉斯韦尔—德洛尔的传统,转而提倡作为一个应用社会科学学科的独立的政策分析 这种由政策科学到政策分析的转变有其历史根据。二战后政策科学诞生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 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 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特别是政策分析的方法论的基础。此外,这种转变 也与兰德公司一类的思想库的示范性影响以及私人基金会对应用社会科学领域的支持有关。其 实,如果这种朝着政策分析的新方向只是给政策科学传统加上对检验备选方案的严格程序的话, 那么,这种转变也可以看作对已经确立起来的政策科学传统的一种一致的和潜在的有用补充 在50、60年代乃至整个70年代的政策科学运动中,政策分析的成长最引人注目,尤其突 出的是政策分析的途径或方法的争论。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这种争论是围绕“全面的” ( synoptic)途径与“反全面的”(anti- synoptic)途径而展开的。全面的途径即综合理性模式, 它以系统分析为缩影;③而反全面传统的途径则是强调综合理性的局限性或不可能性。②这两 种观点提供了当代政策分析不同途径的鲜明对照,特别是它们构成政策分析的经验分析方向和 新多元主义( Neo-pluralism)方向的区别。 在50年代,这两种途径的各自理论前提可以概括如下:纯粹的全面理性模式的特征是,以 认同系统分析作为元理论,以统计经验主义作为方法论和以价值的最大化作决策标准;而纯粹 的反全面途径的特征是,以认同多元主义作为元理论,脉络背景( contextual)和案例分析作为 方法论和以社会合理性(利益的整合)作为决策标准。反全面的观点迅速在一般政治科学领域取 得支配地位,而综合传统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更有活力。 尽管全面理性传统在政治科学领域并不占有优势,但它受到了一些有力的因素所支持。首 For example, 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knopt, 1953 e For example, H. A. Simon, "Comment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2 46(4),pp.1130-11398 教育培训方面，在 70 年代各主要的大学相继建立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 点；现在大部分研究性大学设有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研究所或中心，它们与几千个非大学的政 策研究组织一起被列在《学会百科全书》上，这些组织大部分是在 1950 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政 策科学的职业化也有相当的规模，政策分析家已成为一种官方的职业描述；而进行政策分析的 专门单位已在联邦政府、各州和一些市建立起来，特殊的政策研究团体如“全国市长协会”、“全 国城市联盟”等已发展起来了。在 20 世纪后半期，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作为一个知识工业迅速 发展起来。 三、从政策科学到政策分析 在拉斯韦尔--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传统中，政策分析只是政策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 正是这个以量化分析为主导的政策分析领域在政策科学运动中取得迅速的发展。这导致了许多 学者离开拉斯韦尔--德洛尔的传统，转而提倡作为一个应用社会科学学科的独立的政策分析。 这种由政策科学到政策分析的转变有其历史根据。二战后政策科学诞生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 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 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特别是政策分析的方法论的基础。此外，这种转变 也与兰德公司一类的思想库的示范性影响以及私人基金会对应用社会科学领域的支持有关。其 实，如果这种朝着政策分析的新方向只是给政策科学传统加上对检验备选方案的严格程序的话， 那么，这种转变也可以看作对已经确立起来的政策科学传统的一种一致的和潜在的有用补充。 在 50、60 年代乃至整个 70 年代的政策科学运动中，政策分析的成长最引人注目，尤其突 出的是政策分析的途径或方法的争论。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这种争论是围绕“全面的” (synoptic)途径与“反全面的”(anti-synoptic) 途径而展开的。全面的途径即综合理性模式， 它以系统分析为缩影；① 而反全面传统的途径则是强调综合理性的局限性或不可能性。② 这两 种观点提供了当代政策分析不同途径的鲜明对照，特别是它们构成政策分析的经验分析方向和 新多元主义(Neo-pluralism)方向的区别。 在 50 年代，这两种途径的各自理论前提可以概括如下:纯粹的全面理性模式的特征是，以 认同系统分析作为元理论，以统计经验主义作为方法论和以价值的最大化作决策标准；而纯粹 的反全面途径的特征是，以认同多元主义作为元理论，脉络背景(contextual)和案例分析作为 方法论和以社会合理性(利益的整合)作为决策标准。反全面的观点迅速在一般政治科学领域取 得支配地位，而综合传统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更有活力。 尽管全面理性传统在政治科学领域并不占有优势，但它受到了一些有力的因素所支持。首 ① For example, D. Easton ,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knopt,1953. ② For example, H. A. Simon, "Comment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2, 46(4), pp.1130-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