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的立法,主要就是由这些宗教联合组织或立法联盟所推动的。如倡议“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宗教右翼团体,就利用该议题在美国高度的敏感性广泛结 盟,“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保守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与西藏佛教徒、圣公会 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成功地将其外交政策议题“主流化”,从而对美国 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媒体化趋势:指宗教人权运动不走传统外交路线,除动员基层外其惯用的运 作方式就是诉诸媒体,尤其是诉诸进入“门槛”较低的网络媒体,这使其在获取 各种信息、影响政治议程和信众政治选择方面具有更多的途径和更强的能力,而 所谓宗教自由议题本身也具有极大的媒体效应。这些均使所谓宗教自由问题溢出 传统外交渠道,缩小了传统外交建制的运作空间,从而使宗教问题在美国对外关 系中更具对抗性 安全化趋势: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 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 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鼓吹“宗教自 由即促进国家安全”的“宗教自由和平论”,把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与“反 恐怖主义”和“反宗教极端主义”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 题等量齐观。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F.法尔 ( Thomas f.Farr)在2008年3/4月的《外交》( Foreign affairs)双月刊上 就再次呼吁美国外交应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称 “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5目前在美国,宗教自由问题 已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倡导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 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目前美国朝野对宗教问题在其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看法渐趋一致, 关注国际宗教自由似己成为自越战以来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 的外交政策“意见一致”: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 faith- based diplomacy)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昔日“传教士外交”以及晚近“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以 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就美国而言,“以信仰为基 础的外交”可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社会政策化(即关注公共或社会政策议题) 与反映宗教团体和信徒大规模介入外交领域特征的所谓国民外交( citizen diplomacy)的某种结合。而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上述趋势,便具有“以信 仰为基础的外交”的鲜明特征 二、宗教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的作用 004年大选共和党大获全胜,作为支持共和党的最强有力选举集团之一的基 督教福音派似乎已经见到了其政治抱负上的“应许之地”,保守福音派领袖如“爱 Allen D. Hertzke, "The Faith Factor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Constituents and Congressional Initiative on Human Rights, "in Extensions(Spring 2001), p 16 Thomas F. Farr,"Diplomacy in an Age of Faith, Religious Freedom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8), pp. 111, 112. f Thomas F. Farr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e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可参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载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宗教政府组织》,第 494-495页。3 题的立法，主要就是由这些宗教联合组织或立法联盟所推动的。如倡议“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宗教右翼团体，就利用该议题在美国高度的敏感性广泛结 盟，“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保守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与西藏佛教徒、圣公会 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4 成功地将其外交政策议题“主流化”，从而对美国 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媒体化趋势：指宗教人权运动不走传统外交路线，除动员基层外其惯用的运 作方式就是诉诸媒体，尤其是诉诸进入“门槛”较低的网络媒体，这使其在获取 各种信息、影响政治议程和信众政治选择方面具有更多的途径和更强的能力，而 所谓宗教自由议题本身也具有极大的媒体效应。这些均使所谓宗教自由问题溢出 传统外交渠道，缩小了传统外交建制的运作空间，从而使宗教问题在美国对外关 系中更具对抗性； 安全化趋势：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 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 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鼓吹“宗教自 由即促进国家安全”的“宗教自由和平论”，把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与“反 恐怖主义”和“反宗教极端主义”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 题等量齐观。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F. 法尔 （Thomas F. Farr）在 2008 年 3/4 月的《外交》（Foreign Affairs）双月刊上 就再次呼吁美国外交应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称 “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5 目前在美国，宗教自由问题 已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倡导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 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目前美国朝野对宗教问题在其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看法渐趋一致， 关注国际宗教自由似已成为自越战以来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 的外交政策“意见一致”；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昔日“传教士外交”以及晚近“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以 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 6 就美国而言，“以信仰为基 础的外交”可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社会政策化（即关注公共或社会政策议题） 与反映宗教团体和信徒大规模介入外交领域特征的所谓国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的某种结合。而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上述趋势，便具有“以信 仰为基础的外交”的鲜明特征。 二、宗教在 2008 年美国大选中的作用 2004 年大选共和党大获全胜，作为支持共和党的最强有力选举集团之一的基 督教福音派似乎已经见到了其政治抱负上的“应许之地”，保守福音派领袖如“爱 4 Allen D. Hertzke, “The Faith Factor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Constituents and Congressional Initiative on Human Rights,” in Extensions (Spring 2001), p.16. 5 Thomas F. Farr，“Diplomacy in an Age of Faith, Religious Freedom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pp.111,112. 另参 Thomas F. Farr, World of Faith and Freedom: Why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Is Vital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可参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载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政府组织》，第 494-49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