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劳动力的教育差异与健康后果 三、教育、职业、城乡医疗差异与健康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引起了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研究的广泛 兴趣。这一研究往往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进行,即社会经济地位( Socio- conomic Status,SES)与健康 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的决定性因素( fundamental causes)(Free Lutley,20ll;Link& Phelan,1995)。已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因素的情况下,教育 对健康有显著影响(Elo,2009; Sills,2009)。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健康和长寿( Lynch,2003; Smith 2007),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 Meara, Richards& Cutler,2008),也在对发展中国家 的研究中得到验证(Smth& Goldman,2007)。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患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肺部慢 性疾病等)的概率更低( Crimmins, Hayward& Seeman,2004),残疾率更低,且自评健康状况更好 ( Kunst, Geurts& van den berg,1995)。教育对健康的影响被称为“健康的教育梯度”( Educational Gradient in Health)( Cutler& Lleras- Muney,2010)。近年来的国外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中,健康的教 育梯度不仅没有随着人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而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即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健 康方面的差距在扩大,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得心脏病的概率更低( Feldman et al 1989; Meara, Richards&dulr,2008)。此外,对个体来说,教育对健康的影响也有累积效应,即受教育 水平高的人不仅比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更健康而且这种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Chen,Yang&liu, 2010; Lynch,2003)。 教育影响健康的机制有很多,这些机制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很清晰。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了解与 健康相关的知识( Altindag, Cannonier& Mocan,2011),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自控能力,更有可能避 免对健康有害的行为,例如吸烟或酗酒( Cutler& Lleras- Muney,2010; Mackenbach et al.,2008;Ross& Wu,1995; Winkleby et al.,1992)。他们拥有的知识和资源有助于形成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 方式(Free& Lutley,20ll; Mirowsky&Ros,2003;Ross&Wu,1995;王甫勤,2012)。在生病的情况 下,他们更可能及时使用医疗服务( Lynch2003; Winkleby et al.1992),更愿意遵医嘱( Goldman& Smith,2002),从而更快恢复健康。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也更可能获得优越的工作(吴愈晓,2011),有更 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从而避免从事危险的劳动而伤害自身健康( Karasek et al.,1988);同时他 们的收入更高,更可能有医疗保险或购买健康保险获得新的医疗技术服务( Kunst et al.,1998a; Kunst etal.,1998b;Ross& Mirowsky,1999)。由教育带来的社会经济资源还能使人们避免生活和工作中的 压力,不至于因压力而导致疾病( Marmot et al.,1l98; Mirowsky&Ros,2003; Schnittker& McLeod 2005; Taylor, Repetti& Seeman,1997)。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很多白领工作时久坐不动,实 际上不利于健康。针对我国的研究也发现缺乏锻炼和饮食摄入热量过多是部分中国人肥胖的重要原 A( Doak et al., 2002; Popkin, 2001) 虽然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国家都得到验证,但也要考虑社会经济背景和发展轨迹的影响 ( Cutler& Lleras-Muney,2012; Kunst& Mackenbach,1994; Mackenbach et al.,2008)。对我国来说,虽 然抗战和内战严重破坏了经济,影响了国家可以调动的资源但在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人口死 亡率已经降低到建国时的一半(叶华、吴晓刚,2011)。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国家大力推进 基础医疗,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和互助互济性质的农村合作医疗,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普及 疫苗注射和医疗下乡(例如“赤脚医生”),让农村中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的人群受益很大(Chen, 2001)。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实行经济改革,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也随之大幅萎缩。 直到20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启动试点,2008年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的公共医疗覆盖才得到改善。 与之相对,城镇的医疗保险覆盖则更完整,针对不同人群,有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等 形式。为了覆盖城镇非从业居民,2007年国家还开始试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2010年实现基本覆盖。 在国家对城镇和农村医疔投入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医疗覆盖面不足,农村居民社会经济特 征将对其健康状况产生更明显的影响;而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医疗覆盖较完善,则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转型期劳动力的教育差异与健康后果 三、教育、职业、城乡医疗差异与健康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引起了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研究的广泛 兴趣。这一研究往往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进行，即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与健康 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的决定性因素(fundamental causes)(Freese& Lu如y，2011；Link&Phelan，1995)。已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因素的情况下，教育 对健康有显著影响(Elo，2009；silles，2009)。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健康和长寿(Lynch，2003；smith， 2007)，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Meara，Richards&cutler，2008)，也在对发展中国家 的研究中得到验证(smith&Goldman，2007)。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患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肺部慢 性疾病等)的概率更低(Crimmins，Hayward&seeman，2004)，残疾率更低，且自评健康状况更好 (Kunst，Geurts&van den Berg，1995)。教育对健康的影响被称为“健康的教育梯度”(Educational Gradient in Health)(Cutler&Ⅱeras—Muney，2010)。近年来的国外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中，健康的教 育梯度不仅没有随着人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而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即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健 康方面的差距在扩大，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得心脏病的概率更低(Feldman et a1．， 1989；Meara，Richards&cutler，2008)。此外，对个体来说，教育对健康的影响也有累积效应，即受教育 水平高的人不仅比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更健康，而且这种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Chen，Yang＆Liu， 2010；Lynch，2003)。 教育影响健康的机制有很多，这些机制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很清晰。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了解与 健康相关的知识(Altindag，cannonier&Mocan，2011)，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自控能力，更有可能避 免对健康有害的行为，例如吸烟或酗酒(cutler&ueras—Muney，2010；Mackenbach et a1．，2008；Ross& Wu，1995；Winkleby et a1．，1992)。他们拥有的知识和资源有助于形成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 方式(Freese&Lu如y，2011；Miro’vsky&Ross，2003；Ross&wu，1995；王甫勤，2012)。在生病的情况 下，他们更可能及时使用医疗服务(Lynch 2003；Winkleby et a1．1992)，更愿意遵医嘱(Goldman& smith，2002)，从而更快恢复健康。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也更可能获得优越的工作(吴愈晓，2011)，有更 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从而避免从事危险的劳动而伤害自身健康(K啪sek et a1．，1988)；同时他 们的收入更高，更可能有医疗保险或购买健康保险，获得新的医疗技术服务(Kunst et a1．，1998a；Kunst et a1．，1998b；Ross&Mirowsky，1999)。由教育带来的社会经济资源，还能使人们避免生活和工作中的 压力，不至于因压力而导致疾病(Mannot et a1．，1998；Mirowsky&Ross，2003；schnittker&McLeod， 2005；Taylor，Repetti&Seeman，1997)。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很多白领工作时久坐不动，实 际上不利于健康。针对我国的研究也发现，缺乏锻炼和饮食摄入热量过多是部分中国人肥胖的重要原 因(Doak et a1．，2002；Popkin，2001)。 虽然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国家都得到验证，但也要考虑社会经济背景和发展轨迹的影响 (Cutler&Ueras·Muney，2012；Kunst&Mackenbach，1994；Mackenbach et a1．，2008)。对我国来说，虽 然抗战和内战严重破坏了经济，影响了国家可以调动的资源，但在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人口死 亡率已经降低到建国时的一半(叶华、吴晓刚，2011)。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国家大力推进 基础医疗，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和互助互济性质的农村合作医疗，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普及 疫苗注射和医疗下乡(例如“赤脚医生”)，让农村中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的人群受益很大(chen， 2001)。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实行经济改革，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也随之大幅萎缩。 直到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启动试点，2008年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的公共医疗覆盖才得到改善。 与之相对，城镇的医疗保险覆盖则更完整，针对不同人群，有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等 形式。为了覆盖城镇非从业居民，2007年国家还开始试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2010年实现基本覆盖。 在国家对城镇和农村医疗投入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医疗覆盖面不足，农村居民社会经济特 征将对其健康状况产生更明显的影响；而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医疗覆盖较完善，则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 151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