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季,所以这个定季节的方法在凉山地区是不适用的。①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把北斗柄的移动称 作“星回”,把彝族天文学简单归属于氐羌天文学或虞夏天文学,这些做法就很可怀疑。 由此看来,探讨火把节的起源时,不能把西南民族的文明水平看低。事实上,这种对民族文化的 低看已经成为倾向。这是和欧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相关的。欧美民族学伴随西方国家的扩 张、贸易而产生,主要面向无文字民族,以自身文化和文明的优势为出发点,有与生俱来的片面性。当 这种学问照搬到中国以后,便产生了一系列狭隘的学术习惯。在神话研究领域,其表现是好用“野蛮 社会”、“原始思维”等词语来解释古代文化,常常把古今符号手段的差别曲解为思维能力的差别;在 民族研究领域,其表现是把民族学方法孤立化,往往只看重调查经验而漠视作为文化遗产的历史记 录;在民族史研究领域,其表现则是一元文化观,或墨守来自汉文化的成见(例如只承认冬季的岁 首),或以攀附三皇五帝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正统。尽管本文对火把节之起源的理解未必正确,但是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知道,在这个课题上,有大量误解源于对民族文化水平的误解。 为此,本文认为,中国民族学应注意自身的“高文化”特征。“高文化”概念②的涵义是:中国西南 各民族,均有上千年可以考据的历史。这些民族的文化均是经过制度化的传承而保存下来的,有职业 知识分子为其中坚。其中若干民族且有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这些民族是完全不同于原始 部落的高文化民族,其历史积累则蕴藏丰富的知识含量。比如彝族,其族源可以经乌蛮、爨夷而追溯 到古羌人。据贵州彝文典籍《帝王世纪》,作为族群知识分子的毕摩,在十几个世纪以前,即承担了 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的职责。彝族人使用文字的历史已经有七百年以上,其典籍涉及人文、地 理、天文历法等方面,包括《西南彝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等许多创世史 诗。而且,大量彝文典籍尚未识读,仅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所存,即有万卷以上。研究这样的 民族,单一的民族学方法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经验已经证明,田野调查的资料往往落后于历史记 录,被调查者往往不能理解历史遗存。③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便具有不 亚于田野资料的价值;民族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相结合,便是研究的必由之路。以彝族文化研 究而论,其当务之急不是别的,而是整理和识读全部彝文的历史典籍。 高文化”概念还意味着,民族研究者必须有高文化储备。因为在调査研究的实践中,他们将不 仅面对一般民众,而且要面对包括毕摩(彝)、释比(羌)、东巴(纳西)、丁巴(普米)在内的各种专业人 才;他们将不仅面对现实生活,而且要面对复杂的历史遗存;他们不仅要记录形形色色的风俗和信仰, 而且要理解其深厚的知识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文化储备才能使他们获得充分广阔的胸襟,以 接纳并理解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文明。关于这一点,火把节起源研究已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桑海) ①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第106-107页 ②这一概念是由中国音乐研究者提出的,意在纠正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片面性。其内涵是:中国音乐以遗传基因的方 式联系着古今,民间音乐往往是历史上的艺术音乐的民俗遗存;中国民间音乐不同于西方涵义上的“民族音乐”, 而具有专业音乐的理论规范和完备的乐律体系,因此,应称作“传统音乐”。参见黄翔鹏:《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文 化特点及其两例古谱》,《音乐研究》1991年第4期 ③例如现在的凉山毕摩无法解释一年为何有360天,不知如何确定冬夏二至,现代彝文无“朔”、“望”二字;彝族老 人能背二十八宿星名,但不能言其意。参见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第111、119 贝季，所以这个定季节的方法在凉山地区是不适用的。”①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把北斗柄的移动称 作“星回”，把彝族天文学简单归属于氐羌天文学或虞夏天文学，这些做法就很可怀疑。 由此看来，探讨火把节的起源时，不能把西南民族的文明水平看低。事实上，这种对民族文化的 低看已经成为倾向。这是和欧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相关的。欧美民族学伴随西方国家的扩 张、贸易而产生，主要面向无文字民族，以自身文化和文明的优势为出发点，有与生俱来的片面性。当 这种学问照搬到中国以后，便产生了一系列狭隘的学术习惯。在神话研究领域，其表现是好用“野蛮 社会”、“原始思维”等词语来解释古代文化，常常把古今符号手段的差别曲解为思维能力的差别；在 民族研究领域，其表现是把民族学方法孤立化，往往只看重调查经验而漠视作为文化遗产的历史记 录；在民族史研究领域，其表现则是一元文化观，或墨守来自汉文化的成见（例如只承认冬季的岁 首），或以攀附三皇五帝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正统。尽管本文对火把节之起源的理解未必正确，但是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知道，在这个课题上，有大量误解源于对民族文化水平的误解。 为此，本文认为，中国民族学应注意自身的“高文化”特征。“高文化”概念②的涵义是：中国西南 各民族，均有上千年可以考据的历史。这些民族的文化均是经过制度化的传承而保存下来的，有职业 知识分子为其中坚。其中若干民族且有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这些民族是完全不同于原始 部落的高文化民族，其历史积累则蕴藏丰富的知识含量。比如彝族，其族源可以经乌蛮、爨夷而追溯 到古羌人。据贵州彝文典籍《帝王世纪》，作为族群知识分子的毕摩，在十几个世纪以前，即承担了 “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的职责。彝族人使用文字的历史已经有七百年以上，其典籍涉及人文、地 理、天文历法等方面，包括《西南彝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等许多创世史 诗。而且，大量彝文典籍尚未识读，仅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所存，即有万卷以上。研究这样的 民族，单一的民族学方法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经验已经证明，田野调查的资料往往落后于历史记 录，被调查者往往不能理解历史遗存。③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便具有不 亚于田野资料的价值；民族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相结合，便是研究的必由之路。以彝族文化研 究而论，其当务之急不是别的，而是整理和识读全部彝文的历史典籍。 “高文化”概念还意味着，民族研究者必须有高文化储备。因为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他们将不 仅面对一般民众，而且要面对包括毕摩（彝）、释比（羌）、东巴（纳西）、丁巴（普米）在内的各种专业人 才；他们将不仅面对现实生活，而且要面对复杂的历史遗存；他们不仅要记录形形色色的风俗和信仰， 而且要理解其深厚的知识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文化储备才能使他们获得充分广阔的胸襟，以 接纳并理解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文明。关于这一点，火把节起源研究已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桑 海） ·１６·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第 １０６—１０７页。 这一概念是由中国音乐研究者提出的，意在纠正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片面性。其内涵是：中国音乐以遗传基因的方 式联系着古今，民间音乐往往是历史上的艺术音乐的民俗遗存；中国民间音乐不同于西方涵义上的“民族音乐”， 而具有专业音乐的理论规范和完备的乐律体系，因此，应称作“传统音乐”。参见黄翔鹏：《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文 化特点及其两例古谱》，《音乐研究》１９９１年第 ４期。 例如现在的凉山毕摩无法解释一年为何有 ３６０天，不知如何确定冬夏二至，现代彝文无“朔”、“望”二字；彝族老 人能背二十八宿星名，但不能言其意。参见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第 １１１、１１９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