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现 2013年第3期 烈争夺。除了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特征外,经济的支出性结构中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政府投 资。无论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还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资拉 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做法只能当做短期内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作为加快经济增长的常态战略。过度依 赖政府投资的手段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过分依赖于出口与过 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往往是交替的,当出口下滑时,政府投资就大量增加。消费一直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从2000-2007年,我国总储蓄率由35.1%上升到51.8%,上升了16.7个百分点,而 1978-—2000年,我国的总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5%~40%,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储蓄率高出 15.3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 我国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阻碍消费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较 低、增速缓慢,这涉及经济的收入性结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人分配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两个不同步 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收入增长不同步。20世 纪90年代以前,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2001年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一直降到 2007年的39.7%;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 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14.2%和46.1%(魏杰,2011)。发达国家的 工资收入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不到10%;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 比是55%左右,而中国不到42%,且呈下降趋势(魏杰,2011)。居民的财政性收入与政府的财产性收入 相比,占比更小。有学者统计,我国大约有76%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大概只有1/4的财产性 收入掌握在民间(魏杰,2009)。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高端制造业 的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GDP比重一直在40%~43%左右徘徊,经济增 长仍倚重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严重缺乏;农业 等基础产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产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例 如,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经济增 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 且在后危机时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面临着改变产业结构不 合理与一、二、三产业失衡等难点问题,而且还增加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的地区结构是GDP生产法衡量的重要体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 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了新的调整 阶段。在空间效率优化、社会公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的约束下,新时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 方向与路径如何选择,这是目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 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昭示着区域经 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我国“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 化特征相当明显(范剑勇、邵挺,2011;陈良文等,2007)。新近诞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数分布沿海地区(许 征等,2010),多数中小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由此导致的典型结果是制成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代价过 大、经济增长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仅如此,城乡收人差异或者说地区间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包括跨区域流动和区域内部流动的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上(万 广华等,2005)。这实际上暗含着,只要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区间或城乡之间 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将得到缓解 我国经济结构四个层次的失衡,虽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体制性因素—政府主 导型增长模式。该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过深地干预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机 理,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魏杰,2011)。客观上说,政府主导型增 长模式对于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确实有显著效果,但当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适时改变,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烈争夺.除了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特征外,经济的支出性结构中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政府投 资.无论是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还是２００８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资拉 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做法只能当做短期内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作为加快经济增长的常态战略.过度依 赖政府投资的手段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过分依赖于出口与过 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往往是交替的,当出口下滑时,政府投资就大量增加.消费一直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我国总储蓄率由３５􀆰１％上升到５１􀆰８％,上升了１６􀆰７个百分点,而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我国的总储蓄率基本维持在３５％~４０％,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储蓄率高出 １５􀆰３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 我国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阻碍消费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较 低、增速缓慢,这涉及经济的收入性结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两个不同步” 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 GDP的增长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收入增长不同步.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前,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占 GDP的比例在５０％以上,２００１年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一直降到 ２００７年的３９􀆰７％;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 GDP 的比重,则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１􀆰７％和３４􀆰９％,上升到２００７年１４􀆰２％和４６􀆰１％(魏杰,２０１１).发达国家的 工资收入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５０％左右,而中国不到１０％;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 比是５５％左右,而中国不到４２％,且呈下降趋势(魏杰,２０１１).居民的财政性收入与政府的财产性收入 相比,占比更小.有学者统计,我国大约有７６％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大概只有１/４的财产性 收入掌握在民间(魏杰,２００９).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高端制造业 的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 GDP比重一直在４０％~４３％左右徘徊,经济增 长仍倚重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严重缺乏;农业 等基础产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产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例 如,２００９年中国 GDP占全球总量的８％,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１８％、钢铁的４４％、水泥的５３％;经济增 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 且在后危机时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面临着改变产业结构不 合理与一、二、三产业失衡等难点问题,而且还增加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的地区结构是 GDP生产法衡量的重要体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 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入了新的调整 阶段.在空间效率优化、社会公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的约束下,新时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 方向与路径如何选择,这是目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 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昭示着区域经 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我国“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 化特征相当明显(范剑勇、邵挺,２０１１;陈良文等,２００７).新近诞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数分布沿海地区(许 征等,２０１０),多数中小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由此导致的典型结果是制成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代价过 大、经济增长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仅如此,城乡收入差异或者说地区间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包括跨区域流动和区域内部流动的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上(万 广华等,２００５).这实际上暗含着,只要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区间或城乡之间 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将得到缓解. 我国经济结构四个层次的失衡,虽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体制性因素———政府主 导型增长模式.该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过深地干预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机 理,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魏杰,２０１１).客观上说,政府主导型增 长模式对于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确实有显著效果,但当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适时改变,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１９􀅰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