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性别机制的功能。但是除去影院和心理分析这两个明显的例子,我们还有其它更为微妙的做法试图包容社会性别的创伤。社 会性别是一种创伤是因为如果女权对作为意识生产机制的社会性别所进行的批判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的话,目前的社会结构就有 可能被破坏,白人男子的特权就有可能被打破 作为一例,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出现的一个新浪潮,即男人撰写女权批评文章。男哲学家以女人的身份写作、男批评家以女人的 身份阅读,男人论述女权—这都是怎么一回事?显然,这是一种男性敬意( hommage,是法语,和英语里表示敬意的 homage 的意义相当,但 hommage是个阳性词,而 homage则没有这层含义-译者注),但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这些作品多半以简短论 述或非正式文章的形式出现,并不支持或看重女权学术项目本身。他们所看中并提倡的是女权学木内的一些观点,一些满足批 评者个人利益以及或者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需要的观点。[28 近期出版的一本名为《社会性别与阅读》的文集在其前言中说,有证据表明男人是女人小说的抵制性读者”。更准确地说,并 不是男人不能读女人的作品,而是他们不愿意读。”129就理论而言,这种证据很容易找到:翻开任何一本不特别声明是女权作 品的书,快速浏览一下其中的索引,你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对女权主义者和女性批评家的引用是多么一致地贫乏,难怪人们禁 不住要像亦兰蜀沃特( Elaine Showalter那样欢迎“(杰出)男批评家们向女权批评靠近了。"3如果人们像《社会性别与阅 读》一书的编辑们那样,所关心的是“对社会性别差异的讨论不要预先排除对个体可变性和全人类共同基础的认识”(引言第29 页,强调字体为作者所加),那么男批评家向女权批评靠近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啦。 认为社会性别就是“性别差异”,这种看法的局限和包袱在这本集子里瑾·凯纳德( Jean Kennard的文章“女同性恋读者的理论"中 表现得特别明显。凯纳德说,她同意约翰孙库勒( Jonathan Culler)(引用蜀沃待)的观点,并将此二人的语句都直接写进她自 己的话里:“以一个女同性恋者的身份来阅读和实际生活中一个女同性恋者的阅读情形井不一定相同…关于女同性恋读者的假 设[是]改变我们对一个特定文本之理解的东西。"3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抑或是一种理想的惩罚吧——这最后一句话和仅 仅数页前表达得淸请楚楚的凯纳德本人的批评目的相矛盾且背道而驰:“在此,我想提岀一种阅读理论。这种理论将不会过分简 单化地理解认同这一概念,将不会用一个普遍的女性来涵盖女同性恋者的不同之处……这种理论试图提岀-一种女同性恋者能够 重新释读和评写文本的方法”(第66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德立达解构主义为语境并与之一脉相通的库勒的观点本意是要将社会性别等同于话语差异,即由语言效 应和话语中的位置而引起的并因此和读者的性别不相干的差异(这种差异概念已经在米歇尔·巴莱的批评中提到过)。凯纳德想 要说明的其实是,库勒不仅能够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并且也能够以一个女同性恋者的身份来阅读;其结果将女同性恋者的不同之 处不仅涵盖于一个普遍的女性之下而且也涵盖于一个普遍的男性之下(为着差延的缘故,库勒本人也许不会同意做这一普違男 性的代表)。值得欢迎的一点是,凯纳德的批评直觉和初始假设(即女同性恋者的阅读方式和忠诚的异性恋男女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是对的;只不过,要解释并正确对待它们,需要别的方法而不是男性阅读理论或完型心理学[除了经过库勒阐释的拉 康、德立达外,觊纳德的两极阅读”理论还吸收了约瑟夫仁克( Joseph Tinker)的对立特征或两极理论]。就眼前情形而言,塔 尼亚·莫莱斯基( Tania Modleski)对蜀沃特-库勒假设ˆ的批评论断可以说体现着-种理想的惩罚: 对库勒来说,女权批评的每一阶段都使“女性体验"这一概念更加成问题。通过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库勒设法为男人迸行女权 主义的文学文本阐释清理出一方空间。为此,有一次,他引用派格·卡穆夫( Peggy Kamuf)关于女权主义是一种阅读方式的话, 并且颇举讽刺意味地从亦兰·蜀沃特那里借用了一个词来说明“以女人的身份阅读”终究是一件和阅读者本人的社会性别无关的 事:库勒一次有一次地谈到,批评者需要采纳蜀沃特所说的女性读者的假设”,“而不需要诉诸实际读者的体验。"3 莫萊斯基接着分析了库勒对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论》一书的引用情况以及籍此所提岀的观点:如果一种文学批评竭力探求一 个文本的合法意义,那么这种批评便是“维护男权的。”莫莱斯基认为,库勒“看起来最坚持女权的时候一当他将女性读者变成 种假设并因此将以女人身份阅读的能力居为己有和交付其他男批评家的时候”(第135),他实际上是维护男权的。莫莱斯基 总结说,女权批评应该放弃关于女性读者的假设”,而要发展实际的女性读者。”(3 我在第二章谈论福柯关于强奷问题的看法时提岀,一些更为微妙的包容这种社会性别创伤的企图悖谬地刻写于那些明确提岀要 解构西方文化文本现状的理论话语中,譬如反人文哲学以及英美学术界文学与与文本研究中所进行的德立达式解构本身。在分 析当代法国哲学中女性特征这一概念时,欧西巴亦岛逖( Rosi Braidotti)指出,这一概念对当代法国哲学主要关心的议题一譬 如,对理性的批判、对统一性主体意识(个人是知识的主体)的解构、以及对知识与权力共谋关系的探讨一来说,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概念。她认为,激进的主体意识批评“业已集中在许多涉及女性特征在哲学思想结构中的角色与地位的问题上面。”4 对女性特征的这种兴趣似乎是由于一种现象共生的奇特情形:一方面是妇女运动的复苏,一方面是大多数欧洲哲学家感觉有必 要重新考察理性话语的基本概念。”巴亦岛逖接着探讨了女性特征在德鲁兹( Deleuze)、福柯、利奥塔 (Lyotard和德立达作品 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这些哲学家们如何一致地拒绝将女性特征和实际生活中的妇女们等同。相反,正是通过放弃对妇女的具 体性别特征(即社会性别)的坚持,妇女这一社会团体在他们的眼里才最适合(因为她们所受的性别压迫)造就一个激进的他 者” other)主体,一个非中心的、没有性征化的主体 所以,正是通过将社会性别问题转移到一个没有历史的、纯文本的女性特征上面(德立达);通过将社会性别(远远超越性别 差异)的性别基础转换为一个弥散着快乐的身体(福柯)和充满力必多的表面(利奧塔),或-个混沌情感的肉体场所并且因 此也是一个免受(自我)再表现控制和身份约束的主体(德鲁兹);最后通过将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现实(亦即历史特 征)转移到这个弥散的、无中心的、解构了的(但肯定不是女性的)主体上面——悖谬地,这些理论正是通过这一切来打动妇 女们并将这一转移过程称为做女人。 换言之,只有通过否认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是实际生活中妇女们主体意识的构成部分,并因而否认妇女们所受的政治压迫 以及抵抗历史,否认女权主义对重新定义主体意识和社会特征所做的认识上的贡献,这些哲学家们才能在“妇女们身上看出一 个“人类未来”的可贵源泉。巴亦岛逖认为,这“只不过是(哲学家们)将男性等同于普遍↑ 维习惯…将女人化为比喻的 思维习惯”(第34-35页)。正因为这一思维习惯是日的,所以它比笛卡儿的主体还难打破。这就是为什么男知识分子虽然偶尔 也朝着“妇女斗争”的方向打打手势或者赋予妇女运动以政治地位,但对于女权的理论行为则主要是漠视不理,如果不是鄙夷不 屑的话。然而,这不应该,也没有阻止女权理论家们释读、重新释读和重写男知识分子们的作品。 相反,女权理论有必要继续激进地批判如此这类关于社会性别的主导性话语,尽管它们试图完全剔除性别差异。目前这种需要 显得更加紧迫,因为已经有人开始运用后女权主义这种说法,而且这么做并非徒劳。对主体的如此解构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能 够将妇女们重新包容在女性特征(抽象的女人)的范畴内,将女性主体意识重新移入男性主体内,不管这一男性主体是如何定 义的。此外,它把一个正在形成的主体关闭在大门之外,而这一主体是这些话语声称要面对的、形成于话语和物质的多样性与 差异间的一个主体。因此,我要重写:如果社会性别的解构不可避免地引起它的(重新)建构,那么问题是,这种解构和重新 建构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为着谁的利益而进行? 再回到我在谈瑾剀纳德的文章时想要努力说淸的问题:当主体意识产生于与性的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无法用性和社会性别 的霸权话语来表达的时候,建立主体意识之文本建构理论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其任务也相应地更加紧迫。所有女权学者和教会性别机制的功能。但是除去影院和心理分析这两个明显的例子，我们还有其它更为微妙的做法试图包容社会性别的创伤。社 会性别是一种创伤是因为如果女权对作为意识生产机制的社会性别所进行的批判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的话，目前的社会结构就有 可能被破坏，白人男子的特权就有可能被打破。 作为一例，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出现的一个新浪潮，即男人撰写女权批评文章。男哲学家以女人的身份写作、男批评家以女人的 身份阅读，男人论述女权——这都是怎么一回事？显然，这是一种男性敬意（hommage，是法语，和英语里表示敬意的homage 的意义相当，但hommage是个阳性词，而homage则没有这层含义----译者注），但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这些作品多半以简短论 述或非正式文章的形式出现，并不支持或看重女权学术项目本身。 他们所看中并提倡的是女权学术内的一些观点，一些满足批 评者个人利益以及/或者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需要的观点。[28] 近期出版的一本名为《社会性别与阅读》的文集在其前言中说，有证据表明男人是女人小说的“抵制性读者”。 更准确地说，“并 不是男人不能读女人的作品，而是他们不愿意读。”[29] 就理论而言，这种证据很容易找到：翻开任何一本不特别声明是女权作 品的书，快速浏览一下其中的索引，你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对女权主义者和女性批评家的引用是多么一致地贫乏，难怪人们禁 不住要像亦兰•蜀沃特 (Elaine Showalter) 那样欢迎“（杰出）男批评家们向女权批评靠近了。”[30] 如果人们像《社会性别与阅 读》一书的编辑们那样，所关心的是“对社会性别差异的讨论不要预先排除对个体可变性和全人类共同基础的认识”（引言第29 页，强调字体为作者所加），那么男批评家向女权批评靠近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啦。 认为社会性别就是“性别差异”，这种看法的局限和包袱在这本集子里瑾•凯纳德 (Jean Kennard) 的文章“女同性恋读者的理论”中 表现得特别明显。凯纳德说，她同意约翰孙•库勒 (Jonathan Culler) （引用蜀沃特）的观点，并将此二人的语句都直接写进她自 己的话里：“以一个女同性恋者的身份来阅读和实际生活中一个女同性恋者的阅读情形并不一定相同……关于女同性恋读者的假 设[正是]改变我们对一个特定文本之理解[的东西]。”[3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抑或是一种理想的惩罚吧——这最后一句话和仅 仅数页前表达得清请楚楚的凯纳德本人的批评目的相矛盾且背道而驰：“在此，我想提出一种阅读理论。这种理论将不会过分简 单化地理解认同这一概念，将不会用一个普遍的女性来涵盖女同性恋者的不同之处……这种理论试图提出一种女同性恋者能够 重新释读和评写文本的方法”（第66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德立达解构主义为语境并与之一脉相通的库勒的观点本意是要将社会性别等同于话语差异，即由语言效 应和话语中的位置而引起的并因此和读者的性别不相干的差异（这种差异概念已经在米歇尔•巴莱的批评中提到过）。凯纳德想 要说明的其实是，库勒不仅能够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并且也能够以一个女同性恋者的身份来阅读；其结果将女同性恋者的不同之 处不仅涵盖于一个普遍的女性之下而且也涵盖于一个普遍的男性之下（为着差延的缘故，库勒本人也许不会同意做这一普遍男 性的代表）。 值得欢迎的一点是，凯纳德的批评直觉和初始假设（即女同性恋者的阅读方式和忠诚的异性恋男女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是对的；只不过，要解释并正确对待它们，需要别的方法而不是男性阅读理论或完型心理学[除了经过库勒阐释的拉 康、德立达外，凯纳德的“两极阅读” 理论还吸收了约瑟夫•仁克 (Joseph Zinker) 的对立特征或“两极”理论]。就眼前情形而言，塔 尼亚•莫莱斯基 (Tania Modleski) 对蜀沃特-库勒“假设”的批评论断可以说体现着一种理想的惩罚： 对库勒来说，女权批评的每一阶段都使“女性体验”这一概念更加成问题。通过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库勒设法为男人进行女权 主义的文学文本阐释清理出一方空间。为此，有一次，他引用派格•卡穆夫 (Peggy Kamuf) 关于女权主义是一种阅读方式的话， 并且颇举讽刺意味地从亦兰•蜀沃特那里借用了一个词来说明“以女人的身份阅读”终究是一件和阅读者本人的社会性别无关的 事：库勒一次有一次地谈到，批评者需要采纳蜀沃特所说的女性读者的“假设”，“而不需要诉诸实际读者的体验。”[32] 莫莱斯基接着分析了库勒对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论》一书的引用情况以及籍此所提出的观点：如果一种文学批评竭力探求一 个文本的合法意义，那么这种批评便是“维护男权的。”莫莱斯基认为，库勒“看起来最坚持女权的时候—当他将女性读者变成一 种假设并因此将以女人身份阅读的能力居为己有和交付其他男批评家的时候”（第133页），他实际上是维护男权的。莫莱斯基 总结说，女权批评 应该放弃“关于女性读者的假设”，而要发展“实际的女性读者。” [33] 我在第二章谈论福柯关于强奸问题的看法时提出，一些更为微妙的包容这种社会性别创伤的企图悖谬地刻写于那些明确提出要 解构西方文化文本现状的理论话语中，譬如反人文哲学以及英美学术界文学与与文本研究中所进行的德立达式解构本身。在分 析当代法国哲学中女性特征这一概念时，欧西•巴亦岛逖 (Rosi Braidotti) 指出，这一概念对当代法国哲学主要关心的议题—譬 如，对理性的批判、对统一性主体意识（个人是知识的主体）的解构、以及对知识与权力共谋关系的探讨—来说，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概念。她认为，激进的主体意识批评“业已集中在许多涉及‘女性特征’在哲学思想结构中的角色与地位的问题上面。” [34] 对女性特征的这种兴趣似乎是由于“一种现象共生的奇特情形：一方面是妇女运动的复苏，一方面是大多数欧洲哲学家感觉有必 要重新考察理性话语的基本概念。” 巴亦岛逖接着探讨了女性特征在德鲁兹（Deleuze）、福柯、利奥塔 (Lyotard) 和德立达作品 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这些哲学家们如何一致地拒绝将女性特征和实际生活中的妇女们等同。相反，正是通过放弃对妇女的具 体性别特征（即社会性别）的坚持，妇女这一社会团体在他们的眼里才最适合（因为她们所受的性别压迫）造就一个激进的“他 者”(other) 主体，一个非中心的、没有性征化的主体。 所以，正是通过将社会性别问题转移到一个没有历史的、纯文本的女性特征上面（德立达）；通过将社会性别（远远超越性别 差异）的性别基础转换为一个弥散着快乐的身体（福柯）和充满力必多的表面（利奥塔），或一个混沌情感的肉体场所并且因 此也是一个免受（自我）再表现控制和身份约束的主体（德鲁兹）；最后通过将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现实（亦即历史特 征）转移到这个弥散的、无中心的、解构了的（但肯定不是女性的）主体上面——悖谬地，这些理论正是通过这一切来打动妇 女们并将这一转移过程称为做女人。 换言之，只有通过否认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是实际生活中妇女们主体意识的构成部分，并因而否认妇女们所受的政治压迫 以及抵抗历史，否认女权主义对重新定义主体意识和社会特征所做的认识上的贡献，这些哲学家们才能在“妇女们”身上看出一 个“人类未来”的可贵源泉。巴亦岛逖认为，这“只不过是（哲学家们）将男性等同于普遍性的旧思维习惯……将女人化为比喻的 思维习惯”（第34-35页）。正因为这一思维习惯是旧的，所以它比笛卡儿的主体还难打破。这就是为什么男知识分子虽然偶尔 也朝着“妇女斗争”的方向打打手势或者赋予妇女运动以政治地位，但对于女权的理论行为则主要是漠视不理，如果不是鄙夷不 屑的话。然而，这不应该，也没有阻止女权理论家们释读、重新释读和重写男知识分子们的作品。 相反，女权理论有必要继续激进地批判如此这类关于社会性别的主导性话语，尽管它们试图完全剔除性别差异。目前这种需要 显得更加紧迫，因为已经有人开始运用后女权主义这种说法，而且这么做并非徒劳。 对主体的如此解构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能 够将妇女们重新包容在女性特征（抽象的女人）的范畴内，将女性主体意识重新移入男性主体内，不管这一男性主体是如何定 义的。此外，它把一个正在形成的主体关闭在大门之外，而这一主体是这些话语声称要面对的、形成于话语和物质的多样性与 差异间的一个主体。因此，我要重写：如果社会性别的解构不可避免地引起它的（重新）建构，那么问题是，这种解构和重新 建构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为着谁的利益而进行？ 再回到我在谈瑾•剀纳德的文章时想要努力说清的问题：当主体意识产生于与性的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无法用性和社会性别 的霸权话语来表达的时候，建立主体意识之文本建构理论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其任务也相应地更加紧迫。所有女权学者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