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批评说： 马背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此 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能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 然媚世为乡愿。 把这番话用在马端临和《文献通考》身上，我觉得并不十分公允，只 因与本题无关、现且不去说它。 总括以上引述的章学诚的几段话，那就是他认为每一个从事 撰述的人（他虽做出“高明”与“沉潜”那两种区分，在这里却是无关 重要的)，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而 这两者又必须先以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凭藉。而章学诚所最反 对的，则是一个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当中，既不能抒一独得之 见，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我以为，对于今天从 事研究文史学科的人来说，也应当把这些话作为写作规范。我自己 所述的文章，尽管未能完全符合章氏所规定的几项标准，但是， 我一直是试把它们作为追求的目标的。选在这本《治史丛稿》当中 的文章，也全都是在这种追求之下写成的。至于“态然媚世为乡 愿”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 这本《治史丛稿》所收录的文章共四十五篇，全都是属于辽、 宋、全史方面的。其中一大部分原已收录在我的一本《学术论著自 选集》当中，只因该书共印了一千五百册，所以又商得首都师大出 版社的同意，从中选录了很多篇章收入这本《治史丛稿》中来。 这本《丛稿》所收各篇论文的编列顺序，不是按照写作时间的 先后加以区分的，也不是按照文章的体裁加以区分的，而是完全依 照各文所谈论的实际问题而区分的。例如书中收录了几篇序文，其 中问有应著作人之嘱而写的，这类文章，一般被称为酬世之作，而 在我却无任何一篇教衍塞责之作，都是严肃认真地作为一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