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涉及的批评家来看,《通史》对于以前的批评史著作来说,可谓一个飞跃。许多有所建树的文学批评家,是首 次被写入这部批评通史。如魏晋的桓范、南北朝的檀道鸾、唐代的独孤郁、黄滔、顾云、韦觳、王叡、李洪宣、徐 衍、王玄、文彧,宋代的田锡、潘阆、林逋、张侃、包恢、薛季宣、柳永、王令、司马光,金代的李纯甫、赵秉 文、王郁、赵衍,元代的李治、胡祗遹、王恽、潘昂霄、陈栎、刘壎、刘将孙、戴良、罗大已,明未文社诸子、刊 刻家,清初的傅山和近代的姚莹、张际亮、汤鹏、蒋湘南、林昌彝、方玉润、朱庭珍、谢章铤、潘飞声、金天翮 王希廉、陈其泰、哈斯宝、文龙、黄世仲、黄远玍、齐如山,以及林传甲、黄人、刘师培等早期文学史家,等等。 通过《通史》的阐述,我们才知道这些批评家,都在某一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批评史上也有其不可忽略的地 位。如《通史》论檀道鸾的《续晋阳秋》,指岀汉代的主要文学样式是赋,诗歌创作至建安始盛。而自汉迄于西 晋,诗赋创作虽有变化,但都以《诗经》、《楚辞》为主要的学习榜样。这一《诗》《骚》并列,作为后世文学之 祖的提法,影响非常深远。"7] 当然,《通史》体现出复旦前辈学者重视文献搜集整理、考证辨析的学术传统。《通史》引征资料广博,一方面尽 可能在古人别集、总集、史传、小说、评点等史料中发掘资料,一方面又努力探索其它渠道,如一向没有引起研究 者充分注意的训诂笺注类的著作,就被《通史》的著者花大功夫考究起来,并从中披沙拣金,淘炼出非常具有批评 价值的资料。如隋唐五代卷将《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取来,专设章节专门讨论,不仅评介这些笺注的方法特点, 还从中窥探文学批评的意味,并发现这些笺注的最重要的特点多穿凿比附,微言大义,而这种做法对后世的影响非 常深远。清代、近代资料繁多,尚欠整理,《通史》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艰苦爬梳,同时也注意对资料做精审 的考辨和确切的阐述。如毛评《三国演义》,一向系于毛宗岗名下,而《通史》的著者则考辨史料,指出毛宗岗的 父亲毛纶才是毛评本的主编和第一作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材料的博与精,奠定了《通史》坚实的文献基 七卷本《通史》的著者在探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批评家、各种理论流派、各种重要著作的时候,都坚持 种以实求真"的硏究态度,追求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 联系各方面的因素做尽可能全面周到的考察。如书中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大量特有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如文学 诗无达诂、风骨、文质、四声八病、性灵说、神韵说、小品文等,著者一般都不作孤立的解释和论述,而是旁征博 引,提供翔实资料,既说明其本事,更揭示对某一问题古今认识的发展演变轨迹。如在介绍王土禛神韵”说时,先 考辩神韵"说之渊源,指岀神韵°作为一个批评范畴并非由王土禛始,考察王士禛ˆ神韵說说的渊源,主要来自画论、 禅学和前代诗论三个方面的影响;接着细细考辨ˆ神韵在古代画论、禅学及前代诗论中的运用和确切所指,并比较 王土禛神韵说与其之同异、梳理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屐关系。再如对李梦阳文学思想的探究。历来学界对明代前 七子领袖李梦阳的看法是与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捆绑在-起的。而《通史》却综合考察有关李梦阳 的全面的文献资料,指出李梦阳由于复古,所以特别重视比兴之意,进而欣赏民歌、戏曲,甚至还把《西厢记》比 作《离骚》,称艳者固不妨于<骚>也,这就不是复古思想可以解释的了,实际上他的文学思想中寓含求真'的意 味,这与后来李贽所提倡的童心"、“真心及袁宏道所宣称的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的观点颇相近。因而,著者 指出,"复古与求真就构成李梦阳文学思想的两个重要部分,而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部分,便不能全面而正确地评价 李梦阳及其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18]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深刻的理论往往表现在随感会心的三言两语中,直觉品评中蕴含着深邃的 理论思想。许多批评理论常常是通过评价具体作家作品来体现的,有些文论范畴更是直接出自文学创作,小说戏曲 的评点尤其如此,所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不能离开作家作品研究。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历来特别重视与 文学史相结合。郭绍虞先生曾主张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学生先学一段文学史,再来学批评史,王运熙先生也一再 强调硏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应该注意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而这一优良传统,在七卷本《通史》的撰写中得到了很好的 继承和贯彻。特别是对于那些作家、批评家兼具一身的对象,通常就是联系他们的创作实践来阐释其理论批评。如 论李白诗歌主张时就联系他的创作,得出结论说:李白这种重视关心政治、言多讽兴的创作倾向,同他在理论上 大力推崇《诗经》是一致的。"论杜甫、白居易等都是如此。 在撰著《通史》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前期,学术界还流行着运用西方新奇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 的风气,但是《通史》在理论阐释上,不哗众,不趋新,独到的观点也须以严谨扎实的考辨为基础。如在分析《老 子》“大音希声"这个命题时,著者就吸收了传统朴学的文字训诂和考据的经验,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硏究方法,进 行广泛的材料搜集、系统整理和多角度、多层次的辨证。古今对大音希声的注释,大都视“音”“声"为同义,因此解 释词句意为"巨大的音声是很少或没有声音的’,这种解释颇令人费解。《通史》著者则从《老子》书中其它词汇的 使用方法,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类比出“盲和声"是对立的两 个方面。再从《说文》、《诗大序》及孔颖达疏、《礼记乐记》等文献资料中推敲音、“声两字的原意,又 对大、“音”、希”、“声"四个字逐一辨析,最后确定音指各种乐器(包括人喉)的发音或整个乐章,声指宫 商、角、征、羽等音阶,大音希声"是指浑宏或甍大的音乐演奏,悠扬回荡,蕴蓄深广,其具体的宫商等音阶构成 则朦胧难以明辨,达到高度和谐,闻者既不能听清,也不可胜听。这是目前关于老子大音希声"的最为中肯、最为 合理的解释。从所涉及的批评家来看，《通史》对于以前的批评史著作来说，可谓一个飞跃。许多有所建树的文学批评家，是首 次被写入这部批评通史。如魏晋的桓范、南北朝的檀道鸾、唐代的独孤郁、黄滔、顾云、韦縠、王叡、李洪宣、徐 衍、王玄、文彧，宋代的田锡、潘阆、林逋、张侃、包恢、薛季宣、柳永、王令、司马光，金代的李纯甫、赵秉 文、王郁、赵衍，元代的李治、胡祗遹、王恽、潘昂霄、陈栎、刘壎、刘将孙、戴良、罗大已，明末文社诸子、刊 刻家，清初的傅山和近代的姚莹、张际亮、汤鹏、蒋湘南、林昌彝、方玉润、朱庭珍、谢章铤、潘飞声、金天翮、 王希廉、陈其泰、哈斯宝、文龙、黄世仲、黄远生、齐如山，以及林传甲、黄人、刘师培等早期文学史家，等等。 通过《通史》的阐述，我们才知道这些批评家，都在某一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批评史上也有其不可忽略的地 位。如《通史》论檀道鸾的《续晋阳秋》，“指出汉代的主要文学样式是赋，诗歌创作至建安始盛。而自汉迄于西 晋，诗赋创作虽有变化，但都以《诗经》、《楚辞》为主要的学习榜样。这一《诗》《骚》并列，作为后世文学之 祖的提法，影响非常深远。”[7] 当然，《通史》体现出复旦前辈学者重视文献搜集整理、考证辨析的学术传统。《通史》引征资料广博，一方面尽 可能在古人别集、总集、史传、小说、评点等史料中发掘资料，一方面又努力探索其它渠道，如一向没有引起研究 者充分注意的训诂笺注类的著作，就被《通史》的著者花大功夫考究起来，并从中披沙拣金，淘炼出非常具有批评 价值的资料。如隋唐五代卷将《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取来，专设章节专门讨论，不仅评介这些笺注的方法特点， 还从中窥探文学批评的意味，并发现这些笺注的最重要的特点多穿凿比附，微言大义，而这种做法对后世的影响非 常深远。清代、近代资料繁多，尚欠整理，《通史》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艰苦爬梳，同时也注意对资料做精审 的考辨和确切的阐述。如毛评《三国演义》，一向系于毛宗岗名下，而《通史》的著者则考辨史料，指出毛宗岗的 父亲毛纶才是毛评本的主编和第一作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材料的博与精，奠定了《通史》坚实的文献基 础。 七卷本《通史》的著者在探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批评家、各种理论流派、各种重要著作的时候，都坚持一 种“以实求真”的研究态度，追求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 联系各方面的因素做尽可能全面周到的考察。如书中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大量特有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如文学、 诗无达诂、风骨、文质、四声八病、性灵说、神韵说、小品文等，著者一般都不作孤立的解释和论述，而是旁征博 引，提供翔实资料，既说明其本事，更揭示对某一问题古今认识的发展演变轨迹。如在介绍王士禛“神韵”说时，先 考辨“神韵”说之渊源，指出“神韵”作为一个批评范畴并非由王士禛始，考察王士禛“神韵”说的渊源，主要来自画论、 禅学和前代诗论三个方面的影响；接着细细考辨“神韵”在古代画论、禅学及前代诗论中的运用和确切所指，并比较 王士禛“神韵”说与其之同异、梳理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再如对李梦阳文学思想的探究。历来学界对明代前 七子领袖李梦阳的看法是与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捆绑在一起的。而《通史》却综合考察有关李梦阳 的全面的文献资料，指出李梦阳由于复古，所以特别重视比兴之意，进而欣赏民歌、戏曲，甚至还把《西厢记》比 作《离骚》，称“艳者固不妨于<骚>也”，这就不是复古思想可以解释的了，实际上他的文学思想中寓含“求真”的意 味，这与后来李贽所提倡的“童心”、“真心”及袁宏道所宣称的“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的观点颇相近。因而，著者 指出，“复古与求真就构成李梦阳文学思想的两个重要部分，而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部分，便不能全面而正确地评价 李梦阳及其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8]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深刻的理论往往表现在随感会心的三言两语中，直觉品评中蕴含着深邃的 理论思想。许多批评理论常常是通过评价具体作家作品来体现的，有些文论范畴更是直接出自文学创作，小说戏曲 的评点尤其如此，所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不能离开作家作品研究。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历来特别重视与 文学史相结合。郭绍虞先生曾主张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学生先学一段文学史，再来学批评史，王运熙先生也一再 强调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应该注意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而这一优良传统，在七卷本《通史》的撰写中得到了很好的 继承和贯彻。特别是对于那些作家、批评家兼具一身的对象，通常就是联系他们的创作实践来阐释其理论批评。如 论李白诗歌主张时就联系他的创作，得出结论说：“李白这种重视关心政治、言多讽兴的创作倾向，同他在理论上 大力推崇《诗经》是一致的。”论杜甫、白居易等都是如此。 在撰著《通史》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前期，学术界还流行着运用西方新奇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 的风气，但是《通史》在理论阐释上，不哗众，不趋新，独到的观点也须以严谨扎实的考辨为基础。如在分析《老 子》“大音希声”这个命题时，著者就吸收了传统朴学的文字训诂和考据的经验，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进 行广泛的材料搜集、系统整理和多角度、多层次的辨证。古今对“大音希声”的注释，大都视“音”“声”为同义，因此解 释词句意为“巨大的音声是很少或没有声音的”，这种解释颇令人费解。《通史》著者则从《老子》书中其它词汇的 使用方法，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类比出“音”和“声”是对立的两 个方面。再从《说文》、《诗大序》及孔颖达疏、《礼记·乐记》等文献资料中推敲“音”、“声”两字的原意，又 对“大”、“音”、“希”、“声”四个字逐一辨析，最后确定“音”指各种乐器（包括人喉）的发音或整个乐章，“声”指宫、 商、角、征、羽等音阶，“大音希声”是指浑宏或盛大的音乐演奏，悠扬回荡，蕴蓄深广，其具体的宫商等音阶构成 则朦胧难以明辨，达到高度和谐，闻者既不能听清，也不可胜听。这是目前关于老子“大音希声”的最为中肯、最为 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