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如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崛起”, 就被普遍认为是近30年来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描述为宗教 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和决定美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文化战争”。在左 右两翼宗教团体的影响下,目前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已呈现立法化、机构 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再次是以宗教或信仰 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 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充当西方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 的角色,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 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 动,也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第四是“国际恐怖主义第 四次浪潮”1的来临,把宗教问题演化为世界各国的“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 问题,同时亦将宗教安全提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甚至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目 前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性的恐怖主义,而“宗教极端势力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 胁 正如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一样,宗教也绝非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国 际关系领域,宗教既是“动乱根源”又是“和平使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所 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或互相抵触的多面性的“变脸”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 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 突中斡旋调停,在多轨道或“第七轨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论坛上的道 德倡议、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独特功能等,都显示了宗教对促进世界和 A] Kevin Philips, American Theocracy (New York: Viking, 2006);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该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安荻等校译的中译本; James Davison Hunter, Searching for Democracy in America s Culture War(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 第33-38、44页 可参徐以骅、秦倩、范丽珠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宗教非政府组织》,时事出版社 2008年 学界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分别为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世纪70 至80年代的意识形态浪潮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可参张家栋 《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 1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 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 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用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普罗乔诺( Elizabeth h Prodronou)的话来说,在“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和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的 背景下,“华盛顿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宗教因素已被安全化。”见 Elizabeth h Prodronou,"U.S.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om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 298. Douglas Johnston,"Introduction: Realpolitik Expanded, in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politik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versity Press, 2003),pp. 3-54 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如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崛起”， 就被普遍认为是近 30 年来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描述为宗教 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和决定美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文化战争”。15在左 右两翼宗教团体的影响下，目前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已呈现立法化、机构 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16再次是以宗教或信仰 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 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充当西方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 的角色，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 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 动，也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17第四是“国际恐怖主义第 四次浪潮”18的来临，把宗教问题演化为世界各国的“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 问题，同时亦将宗教安全提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甚至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 19目 前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性的恐怖主义,而“宗教极端势力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 胁”。20 正如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一样，宗教也绝非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国 际关系领域，宗教既是“动乱根源”又是“和平使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所 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或互相抵触的多面性的“变脸”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 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 突中斡旋调停，在多轨道或“第七轨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论坛上的道 德倡议、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独特功能等，都显示了宗教对促进世界和 15 可参 Kevin Philips, American Theocracy (New York: Viking, 2006);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该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由安荻等校译的中译本；James Davison Hunter, Searching for Democracy in America’s Culture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16 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 年第 2 期）， 第 33-38、44 页。 17 可参徐以骅、秦倩、范丽珠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时事出版社 2008 年。 18 学界认为，自 19 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分别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20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意识形态浪潮和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可参张家栋： 《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载《国际观察》（2007 年第 6 期）。 19 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 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 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用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普罗乔诺（Elizabeth H. Prodronou）的话来说，在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和 2001 年 9：11 恐怖主义袭击的 背景下，“华盛顿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宗教因素已被安全化。”见 Elizabeth H. Prodronou，“U.S.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Religious Pluralism,”in Thomas Banchoff,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298. 20 Douglas Johnston, “Introduction: Realpolitik Expanded,”in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Trumping Reapolitik（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