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 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而全球 化的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 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 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 台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当代某些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动员的 资源、全球范围重大政治冲突的资源、抗衡国家的资源以及国际政治的资源2), 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已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新边疆” 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大规 模宗教复兴主要发生于大部分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 兰教以及民间宗教等,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趋势。全球化的发展造成和 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宗教散居社会、传教运动、宗教非政 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运动等跨国宗教现象,大大改变了世界宗教格 局并对现行的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为原则、以世界政治世俗化为支柱的国际关 系体系提出了挑战。鉴于宗教复兴的全球趋势以及由此推动的将神明与特定文 化、国家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趋势,有学者甚至称“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 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目前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 的外交政策挑战之 全球宗教复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 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复苏和发展,西方主导宗教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的北上互 相交叉,使宗教进一步成为跨国流动现象,并改写和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 如基督教传教运动不仅结束了传教运动史学家赖德烈( Kenneth Scott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p.7.另一美国政治学者艾伦·D.赫茨克同样认为 如“不了解宗教和以信仰为基础的运动,人们就根本无法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见Al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 3. n] 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Religion: The One, the Few,and the d Jelen and Clyde Wilcox, eds, Reli d politi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6. 关于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的研究,可参徐以骅:《国际视野、当地关怀一一宗教与当代国际 关系》,载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当代传教运动》,时事出版 社会2009年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 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而全球 化的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 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 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 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 台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1 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当代某些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动员的 资源、全球范围重大政治冲突的资源、抗衡国家的资源以及国际政治的资源2）, 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已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新边疆”。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大规 模宗教复兴主要发生于大部分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 兰教以及民间宗教等，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趋势。全球化的发展造成和 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宗教散居社会、传教运动、宗教非政 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运动等跨国宗教现象，大大改变了世界宗教格 局并对现行的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为原则、以世界政治世俗化为支柱的国际关 系体系提出了挑战。鉴于宗教复兴的全球趋势以及由此推动的将神明与特定文 化、国家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趋势，有学者甚至称“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 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目前已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 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 3 全球宗教复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 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复苏和发展，西方主导宗教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的北上互 相交叉，使宗教进一步成为跨国流动现象，并改写和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 4如基督 教传教 运动不 仅结 束了传 教运 动史学 家赖德 烈（Kenneth Scott 1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p.7.另一美国政治学者艾伦·D.赫茨克同样认为， 如“不了解宗教和以信仰为基础的运动，人们就根本无法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见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 3. 2 可参 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Religion: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in 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3. 3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6. 4 关于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的研究，可参徐以骅：《国际视野、当地关怀——宗教与当代国际 关系》,载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时事出版 社会 2009 年
Latourette)所称的“传教运动伟大世纪”(19世纪)后相对沉寂停滞的状况而 进入所谓的“更伟大世纪”,而且还推动了基督教人口重心向全球南部的结构性 和战略性转移。20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已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 洲妇女。而“第三教会崛起”、“传教士肤色改变”、“反(逆)向传教”、“黑人 将军白人士兵”、“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等,也正在成为“基督教新面孔”的基本 内容。6五旬节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蓄力量,以其本土化、自发性、包 容性、草根性、跨国性、多中心为特点的发展路线一举成为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三 支力量,其在全球范围信徒人数据估计至少达2亿以上。照英国著名宗教社会学 者、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戴维·马丁( David Martin)的说法,具有自发性的五 旬节派的崛起“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而不是新篇章的开端”。上述基督教新 传教运动或传教运动的新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 象,对人们理解传教运动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基 督宗教的重心南移,“基督宗教作为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更迅速地成 为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全球基督教徒也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 者”而非“施害者”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 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 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时期以 来媒体与宗教的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故网络宗教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 “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与继纸面(平面)传媒出现的其他新型媒体如广播和 电视不同,网络媒体具有“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无”(无法律、无 国界、无法管制)以及低门槛、低成本、即时性等革命性特征,这便大大提高了 宗教团体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直接宣教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可使世界 各地的任何宗教问题迅速透明化、国际性和政治化,同时也为新兴和弱势宗教或 信仰团体提供了较大发展空间,从而对传统建制教会形成冲击。事实上,网络的 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的社会组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 形成全球动员的前提条件。与其他网络媒体一样,宗教网络作为信息的“简化器” 或“放大器”,也造成和加剧负面宗教信息的流动和宗教领域的媒体/国际偏见 成为某些国家攻击他国人权状况或贬损他国国际形象的手段,在一些情况下更成 为宗教恐怖主义的工作平台。 5引自达纳·L罗伯特( Dana l. Robert)著、徐以骅译:《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 基督教》,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第211页 a]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该书有台湾立绪文化题为《下一个基督教王国》 的中译本; Philip jenkins,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 Oxford:0 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基督教人口重心南移,但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的著名宗教学者罗伯特·伍斯诺( Robert Wuthnow)在考察了关于“新传教运动”的 所有文献资料后认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格局并无重大改观,美国基督教会在提供传教人 员、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在世界范围内不仅独占鳌头,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积 极。引自作者在2008年2月间对伍斯诺教授演讲所做的记录。 David martin,“ Another kind of cul tural revolution?”此文撰于2008年,未正式 发表,第5页。译文载于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当代传教运动》。 《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第221页。 可参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网络时代的宗教》(第3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2 Latourette）所称的“传教运动伟大世纪”（19 世纪）后相对沉寂停滞的状况而 进入所谓的“更伟大世纪”，而且还推动了基督教人口重心向全球南部的结构性 和战略性转移。20 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已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 洲妇女。5而“第三教会崛起”、“传教士肤色改变”、“反（逆）向传教”、“黑人 将军白人士兵”、“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等，也正在成为“基督教新面孔”的基本 内容。6五旬节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蓄力量，以其本土化、自发性、包 容性、草根性、跨国性、多中心为特点的发展路线一举成为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三 支力量，其在全球范围信徒人数据估计至少达 2 亿以上。照英国著名宗教社会学 者、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戴维·马丁(David Martin)的说法，具有自发性的五 旬节派的崛起“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而不是新篇章的开端”。7上述基督教新 传教运动或传教运动的新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 象，对人们理解传教运动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基 督宗教的重心南移，“基督宗教作为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更迅速地成 为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8全球基督教徒也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 者”而非“施害者”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 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 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时期以 来媒体与宗教的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故网络宗教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 “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与继纸面（平面）传媒出现的其他新型媒体如广播和 电视不同，网络媒体具有“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无”（无法律、无 国界、无法管制）以及低门槛、低成本、即时性等革命性特征，这便大大提高了 宗教团体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直接宣教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可使世界 各地的任何宗教问题迅速透明化、国际性和政治化，同时也为新兴和弱势宗教或 信仰团体提供了较大发展空间，从而对传统建制教会形成冲击。事实上，网络的 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的社会组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 形成全球动员的前提条件。与其他网络媒体一样，宗教网络作为信息的“简化器” 或“放大器”，也造成和加剧负面宗教信息的流动和宗教领域的媒体/国际偏见， 成为某些国家攻击他国人权状况或贬损他国国际形象的手段，在一些情况下更成 为宗教恐怖主义的工作平台。9 5 引自达纳·L.罗伯特（Dana L. Robert）著、徐以骅译：《向南移动：1945 年以来的全球 基督教》，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 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第 211 页。 6 可参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该书有台湾立绪文化题为《下一个基督教王国》 的中译本；Philip Jenkins,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基督教人口重心南移，但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的著名宗教学者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在考察了关于“新传教运动”的 所有文献资料后认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格局并无重大改观，美国基督教会在提供传教人 员、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在世界范围内不仅独占鳌头，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积 极。引自作者在 2008 年 2 月间对伍斯诺教授演讲所做的记录。 7 David Martin, “Another Ki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此文撰于 2008 年，未正式 发表，第 5 页。译文载于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 8 《向南移动：1945 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第 221 页。 9 可参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第 3 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5 年
在国际关系领域,宗教其实从来就不是单独起作用的。0比如宗教与民族均具 有跨国属性,宗教对世界大多数民族认同的建构有着基础性作用。全球化造成国 际散居社会的形成,各种宗教和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互相渗透,彼此掺合,出 现双重或多重身份认同问题,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移民接受国如英、法、德等 国的传统宗教/民族融合模式造成巨大冲击。移民潮和国际散居社会把宗教与民 族冲突带入西方世界的腹地,使“恐伊(斯兰教)症”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 和处理当前东西方关系的棘手问题。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 分裂主义的结合,更成为各种类型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跨国宗教与领土争端 也有密切关系,宗教边界与政治边界的交错、宗教圣地归属主张的重叠、因宗教 问题引起的邻国间的敌视等,都增加了地区乃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 度和烈度,“国内宗教问题外溢”和“强国弱宗教”等现象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 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的冲突大多为国内冲 突,而这些国内冲突往往呈现国际化趋势。尽管国内冲突国际化并不限于宗教, 但宗教冲突因其跨国属性较易演变为国际冲突。目前宗教冲突或与宗教有关的冲 突已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因 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是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趋势。这首先表 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和基要主义(所谓强宗教)的普世化和政治化,有学者曾归纳 了宗教基要派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四种模式,即作为世界的征服者、改造者、创造 者和摒弃者,来描述“强宗教”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或以五个“战”( fight) f(Ep fight back, fight for, fight with, fight against, fight under 来形容宗教基要主义激进好斗的基本特征;“其次可指宗教团体大规模介入各国 0美国乔治敦大学柏克利宗教、和平及世界事务中心主任托马斯-乔夫( Thomas banchoff) 就曾指出:“宗教从来不是暴力的唯一原因。它以爆发性的方式与领土争端,不稳定和压 迫性制度,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分裂等交织在一起。但是,与以往 的时代一样,在当下狂热的宗教认同和参与通常起到了加剧紧张局势和引发流血事件的作 用。” Thomas banchoff,“ Introduction: Religious pluralism in World affairs,"”in Thom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 3. Ⅱ可参徐珏:《试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社会整合的困境一一以法国为例》,载徐以骅主编:《宗 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宗教与国际关系》(上)(第4辑),第314-379页; Joel Fetzer and Christtopher Soper, Muslin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3 13宗教基要主义有广泛的世界性分布,由美国人文与科学院资助的一项包括五部论著的关 于全球宗教基要主义的项目,就通过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不同的视角,考 察了全世界范围内75种不同的“强宗教”或宗教基要派运动。此五部著作由马蒂( Martin E. Marty)和阿普尔比(R. Scott appleby)教授主编,在1991至1995年间由芝加哥 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别为: Fundamentalism Observed(1991); Fundamen 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s,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1993) Fundamentalisms and the State: Remaking Politics, Economics and Militance(1993):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Movements(1994): Fundamentalisms Comprehended(1995). i Gabriel A. Almond, R. Scott Appleby, and Emmanuel Sivan: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David Aikman, "The Great Revival: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i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 188-193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3 在国际关系领域,宗教其实从来就不是单独起作用的。10 比如宗教与民族均具 有跨国属性，宗教对世界大多数民族认同的建构有着基础性作用。全球化造成国 际散居社会的形成，各种宗教和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互相渗透，彼此掺合，出 现双重或多重身份认同问题，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移民接受国如英、法、德等 国的传统宗教/民族融合模式造成巨大冲击。移民潮和国际散居社会把宗教与民 族冲突带入西方世界的腹地，使“恐伊（斯兰教）症”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 和处理当前东西方关系的棘手问题。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 分裂主义的结合，更成为各种类型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11跨国宗教与领土争端 也有密切关系，宗教边界与政治边界的交错、宗教圣地归属主张的重叠、因宗教 问题引起的邻国间的敌视等，都增加了地区乃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 度和烈度，“国内宗教问题外溢”和“强国弱宗教”等现象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 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的冲突大多为国内冲 突，而这些国内冲突往往呈现国际化趋势。尽管国内冲突国际化并不限于宗教， 但宗教冲突因其跨国属性较易演变为国际冲突。目前宗教冲突或与宗教有关的冲 突已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因。12 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是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趋势。这首先表 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和基要主义（所谓强宗教）的普世化和政治化，有学者曾归纳 了宗教基要派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四种模式，即作为世界的征服者、改造者、创造 者和摒弃者，来描述“强宗教”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13或以五个“战”(fight) 字（即 fight back，fight for，fight with，fight against，fight under） 来形容宗教基要主义激进好斗的基本特征；14其次可指宗教团体大规模介入各国 10 美国乔治敦大学柏克利宗教、和平及世界事务中心主任托马斯·班乔夫（Thomas Banchoff） 就曾指出：“宗教从来不是暴力的唯一原因。它以爆发性的方式与领土争端，不稳定和压 迫性制度，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分裂等交织在一起。但是，与以往 的时代一样，在当下狂热的宗教认同和参与通常起到了加剧紧张局势和引发流血事件的作 用。” Thomas Banchoff, “Introduction: Religious Pluralism in World Affairs,”in Thomas Banchoff,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 11 可参徐珏：《试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社会整合的困境——以法国为例》，载徐以骅主编：《宗 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上）（第 4 辑），第 314-379 页; Joel Fetzer and Christtopher Soper, Muslin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63. 13 宗教基要主义有广泛的世界性分布，由美国人文与科学院资助的一项包括五部论著的关 于全球宗教基要主义的项目，就通过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不同的视角，考 察了全世界范围内 75 种不同的“强宗教”或宗教基要派运动。此五部著作由马蒂（Martin E. Marty）和 阿普尔比（R. Scott Appleby）教授主编，在 1991 至 1995 年间由芝加哥 大学出版社出版 ，分别为：Fundamentalism Observed(1991);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s,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1993); Fundamentalisms and the State: Remaking Politics, Economics and Militance(1993);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Movements(1994);Fundamentalisms Comprehended (1995). 另参 Gabriel A. Almond, R. Scott Appleby, and Emmanuel Sivan: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David Aikman, “The Great Revival: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i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188-193. 14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如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崛起”, 就被普遍认为是近30年来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描述为宗教 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和决定美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文化战争”。在左 右两翼宗教团体的影响下,目前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已呈现立法化、机构 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再次是以宗教或信仰 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 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充当西方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 的角色,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 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 动,也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第四是“国际恐怖主义第 四次浪潮”1的来临,把宗教问题演化为世界各国的“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 问题,同时亦将宗教安全提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甚至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目 前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性的恐怖主义,而“宗教极端势力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 胁 正如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一样,宗教也绝非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国 际关系领域,宗教既是“动乱根源”又是“和平使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所 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或互相抵触的多面性的“变脸”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 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 突中斡旋调停,在多轨道或“第七轨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论坛上的道 德倡议、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独特功能等,都显示了宗教对促进世界和 A] Kevin Philips, American Theocracy (New York: Viking, 2006);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该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安荻等校译的中译本; James Davison Hunter, Searching for Democracy in America s Culture War(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 第33-38、44页 可参徐以骅、秦倩、范丽珠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宗教非政府组织》,时事出版社 2008年 学界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分别为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世纪70 至80年代的意识形态浪潮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可参张家栋 《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 1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 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 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用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普罗乔诺( Elizabeth h Prodronou)的话来说,在“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和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的 背景下,“华盛顿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宗教因素已被安全化。”见 Elizabeth h Prodronou,"U.S.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om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 298. Douglas Johnston,"Introduction: Realpolitik Expanded, in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politik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versity Press, 2003),pp. 3-5
4 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如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崛起”， 就被普遍认为是近 30 年来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描述为宗教 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和决定美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文化战争”。15在左 右两翼宗教团体的影响下，目前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已呈现立法化、机构 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16再次是以宗教或信仰 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 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充当西方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 的角色，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 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 动，也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17第四是“国际恐怖主义第 四次浪潮”18的来临，把宗教问题演化为世界各国的“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 问题，同时亦将宗教安全提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甚至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 19目 前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性的恐怖主义,而“宗教极端势力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 胁”。20 正如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一样，宗教也绝非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国 际关系领域，宗教既是“动乱根源”又是“和平使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所 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或互相抵触的多面性的“变脸”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 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 突中斡旋调停，在多轨道或“第七轨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论坛上的道 德倡议、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独特功能等，都显示了宗教对促进世界和 15 可参 Kevin Philips, American Theocracy (New York: Viking, 2006);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该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由安荻等校译的中译本；James Davison Hunter, Searching for Democracy in America’s Culture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16 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 年第 2 期）， 第 33-38、44 页。 17 可参徐以骅、秦倩、范丽珠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时事出版社 2008 年。 18 学界认为，自 19 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分别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20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意识形态浪潮和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可参张家栋： 《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载《国际观察》（2007 年第 6 期）。 19 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 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 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用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普罗乔诺（Elizabeth H. Prodronou）的话来说，在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和 2001 年 9：11 恐怖主义袭击的 背景下，“华盛顿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宗教因素已被安全化。”见 Elizabeth H. Prodronou，“U.S.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Religious Pluralism,”in Thomas Banchoff,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298. 20 Douglas Johnston, “Introduction: Realpolitik Expanded,”in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Trumping Reapolitik（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5
平、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贡献。2因此在学术界我们一方面有《新冷战:宗教民族 主义对峙世俗国家》(1993年)、《圣战对麦当劳世界》(1995年)和《文明的 冲突》(1996年)2等论著力陈宗教冲突和认同政治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 另一方面又有《宗教,遗失的治国术》(1994年)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2003 年)等论著把宗教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宗教介入大 大拓宽了当前国际事务的参与性和代表性。宗教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 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被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问题/冲突的有效手段之 其对各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也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而重新发掘。与理性行为者 决策模式不同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或“新外交”,目前在世界上已逐步发 展到可具体操作的程度 总之,当前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完全可以用“颠覆性”来加以形容。然 而长期以来,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均视宗教为可有可无 的附带现象。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放逐”,不仅存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 系内,也存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大主流学派, 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 的作用,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因此笔 者曾戏言国际关系学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 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 a比如世界性的传教运动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化界限,以及在促进经济赋能、社会 改良、认知解放、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跨国救援、国际交流、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等方 面,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起十分积极的作用。可参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当代传教运 动》,时事出版社会2009年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另参该作者的近著《全球 性造反:对世俗国家的宗教挑战,从基督教民兵组织到基地组织》( 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l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llorld(New York: Times Books, 19 2见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World orde Douglas Johns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3l Douglas Johns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n Douglas Johns t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0 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以及上引 Faith- 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有学者区分了九种轨道的外交活动,即政府,非政 府组织和专业组织,企业界,公民,研究、培训和教育机构,活动家,宗教界,提供资金 的组织,传媒等九种轨道。见 Louse diamond and John McDonald, Multi- Track Diple 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3 edition, 996).该书中译本为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著,李永辉等译:《多轨外交》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8 Pav 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The Return from Exile: An Introduction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2003),p.1.该书有张新樟 等题名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的中译本,2009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载《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宗教与国际关系》 (上)(第4辑),第16页
5 平、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贡献。21因此在学术界我们一方面有《新冷战：宗教民族 主义对峙世俗国家》(1993 年) 22、《圣战对麦当劳世界》（1995 年）23和《文明的 冲突》（1996 年）24等论著力陈宗教冲突和认同政治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 另一方面又有《宗教，遗失的治国术》（1994 年）25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2003 年）26等论著把宗教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宗教介入大 大拓宽了当前国际事务的参与性和代表性。宗教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 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被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问题/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 其对各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也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而重新发掘。与理性行为者 决策模式不同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或“新外交”，目前在世界上已逐步发 展到可具体操作的程度。27 总之，当前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完全可以用“颠覆性”来加以形容。然 而长期以来，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均视宗教为可有可无 的附带现象。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放逐”，不仅存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 系内，也存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大主流学派， 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 的作用，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28因此笔 者曾戏言国际关系学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29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 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 21 比如世界性的传教运动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化界限，以及在促进经济赋能、社会 改良、认知解放、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跨国救援、国际交流、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等方 面，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起十分积极的作用。可参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 动》，时事出版社会 2009 年。 22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另参该作者的近著《全球 性造反：对世俗国家的宗教挑战，从基督教民兵组织到基地组织》（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l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23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24 见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25 Douglas Johns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6 上引 Douglas Johns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27 可参 Douglas Johnst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以及上引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有学者区分了九种轨道的外交活动，即政府，非政 府组织和专业组织，企业界，公民，研究、培训和教育机构，活动家，宗教界，提供资金 的组织，传媒等九种轨道。见 Louse Diamond and John McDonald, Multi-Track Diplomacy: 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3rd edition, 1996). 该书中译本为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著，李永辉等译：《多轨外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28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The Return from Exile：An Introduction,”in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3), p.1.该书有张新樟 等题名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的中译本，2009 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9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 （上）（第 4 辑），第 16 页
治觉醒”和拉美解放神学的发展)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波兰 变局及其所引起的东欧剧变和震惊世界的9·11撞机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 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而那种认为宗教将日益个人化、边缘化和世俗化的西方 现代化理论亦像纽约的世贸大厦那样轰然倒塌。“全球宗教复兴”、“世界的复 魅”、“宗教跨国与国家式微”、“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国家”“宗教冲突取代意 识形态冲突的新冷战”等等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充斥于世界各国的新闻报道和学 术出版物,几乎完全取代了50年前曾风靡一时的“基督教王国衰退”、“上帝已 死”、“后基督教甚至后宗教时代的来临”等话语而成为时代的标签,各种“非世 俗化”、“反世俗化”、“后世俗化”和“神圣化”理论纷纷出台,俨然成为各国学 界宗教研究的主流 在宗教从“被放逐”到回归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 也开始卸下现代化神话的有色眼镜来正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目前在欧 美,新闻媒体已对国际宗教问题日益关注,各高校争相开设宗教与对外政策和国 际关系的研究生课程,举办关于该课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关学术论著和博士论 文也层出不穷,西方的国际关系科研教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宗教觉醒” 或“宗教反省”,把宗教因素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而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 内涵和外延,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尝试和新共识。有的西方学者甚至 倡议在国际关系学中建立国际政治神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 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科对经济因素的轻视,而国际政 治神学的建立则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在对世界事务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对宗 教、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有系统的忽略。3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能否完 全“收编”宗教尚有争议,宗教研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仍相当有限,实现国 际关系理论领域由宗教研究推动的“范式转移”更是遥遥无期,但宗教对现有国 目前西方推出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的系列丛书主要有两套:其一是 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就推出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宗教系列丛书”,该丛书已出版的著作 除上引之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bl, i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Some Exemplary voices (by Fred Dallmayr): Identity and Global Politic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laborations (edited by Patricia M. Goff and Kevin C. Dunn), Reason, Culture, Religion: The Metaphysics of World Politics( by david j. Wellman)。其二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 的“剑桥社会理论、宗教与政治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的著作有 Mus lin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by Joel S. Fetzer and J. Christopher Soper 2004):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by Pippa norris Ronald Inglehart, 2004):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ligious Liberty(by anthony Gill, 2007):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Churches(by Paul A. D jupe and Christopher P. Gilbert, 2008): A World Survey of Religion and the State(by Jonathan Fox, 2008) Secularism and State Politics toward Religio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Turkey(by Ahmet T. Kuru, 2009): Religion, Class Coalitions, and Welfare State ( edited by Kees van Kersbergen and Philip manow,2009).博士论文中, William Charles Inboden Ill, The Soul of American Diplomacy: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1945-1960(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2003)就是显例。该博士论文2008 年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l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Vendulka Kubalkova,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 in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pp. 79-105
6 治觉醒”和拉美解放神学的发展）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波兰 变局及其所引起的东欧剧变和震惊世界的 9·11 撞机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 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而那种认为宗教将日益个人化、边缘化和世俗化的西方 现代化理论亦像纽约的世贸大厦那样轰然倒塌。“全球宗教复兴”、“世界的复 魅”、“宗教跨国与国家式微”、“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国家”、“宗教冲突取代意 识形态冲突的新冷战”等等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充斥于世界各国的新闻报道和学 术出版物,几乎完全取代了 50 年前曾风靡一时的“基督教王国衰退”、“上帝已 死”、“后基督教甚至后宗教时代的来临”等话语而成为时代的标签，各种“非世 俗化”、“反世俗化”、“后世俗化”和“神圣化”理论纷纷出台，俨然成为各国学 界宗教研究的主流。 在宗教从“被放逐”到回归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 也开始卸下现代化神话的有色眼镜来正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目前在欧 美，新闻媒体已对国际宗教问题日益关注，各高校争相开设宗教与对外政策和国 际关系的研究生课程，举办关于该课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关学术论著和博士论 文也层出不穷，30 西方的国际关系科研教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宗教觉醒” 或“宗教反省”，把宗教因素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而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 内涵和外延，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尝试和新共识。有的西方学者甚至 倡议在国际关系学中建立国际政治神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 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科对经济因素的轻视，而国际政 治神学的建立则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在对世界事务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对宗 教、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有系统的忽略。31 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能否完 全“收编”宗教尚有争议，宗教研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仍相当有限，实现国 际关系理论领域由宗教研究推动的“范式转移”更是遥遥无期，但宗教对现有国 30 目前西方推出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的系列丛书主要有两套：其一是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就推出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宗教系列丛书”，该丛书已出版的著作 除上引之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和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外，尚有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Some Exemplary Voices (by Fred Dallmayr);Identity and Global Politic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laborations (edited by Patricia M. Goff and Kevin C. Dunn)，Reason, Culture, Religion: The Metaphysics of World Politics (by David J. Wellman)。其二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 的“剑桥社会理论、宗教与政治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的著作有 Muslin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by Joel S. Fetzer and J. Christopher Soper, 2004);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by Pippa Norris, Ronald Inglehart, 2004);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ligious Liberty (by Anthony Gill, 2007);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Churches (by Paul A. Djupe and Christopher P. Gilbert, 2008); A World Survey of Religion and the State(by Jonathan Fox, 2008); Secularism and State Politics toward Religio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Turkey (by Ahmet T. Kuru,2009);Religion, Class Coalitions, and Welfare States (edited by Kees van Kersbergen and Philip Manow, 2009). 博士论文中，William Charles Inboden III, The Soul of American Diplomacy: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3)就是显例。该博士论文 2008 年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31 Vendulka Kubalkova,“Toward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in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pp.79-105
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修正乃至革新显然已被列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 关于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解和 分析虽有不同但大致接近。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与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 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学界一般认 为,宗教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影响国际关系:首先,宗教观念和信仰通过影响决策 者、社会舆论和普通民众作用于外交政策,这也是宗教影响国际关系和制度的最 重要的方式;第二,宗教是可被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利用的合法性来源之 如“圣战”使战争行为合法化,而当代“正义战争”观念和“人道主义干预论” 也具有宗教和神学渊源;第三,“与国家有关的宗教行为体”和“非国家宗教行 为体”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某些宗教领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 挥重要影响力;第四,宗教是国际关系中跨国群体认同或身份建构的最主要方式 之一,在许多情况下,宗教认同比种族、阶级和性别认同更为重要,用亨廷顿的 话来说,“宗教在划分异己方面其严厉性和排他性更甚于种族。”3第五,宗教成 为国际关系中与军事和经济力量等“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宗教价值观 念和准则以不同方式影响国际舆论和制度,而运用“软实力”也是宗教团体影响 所在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如非唯一的方式;第六,通过跨国/跨界宗教现象和运 动,如宗教冲突、传教运动、宗教恐怖主义以及人权问题、人口增长和堕胎等与 宗教有关的问题作用于国际关系和安全。3对上述关联性,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海 恩斯( Jeffrey Haynes)指出,国际宗教行为体一直被视为在国际政治中与影响国 家和国家权力的关键问题还扯不上边的“有趣现象”,“但如今不同宗教行为体不 仅能直接影响国家的内政从而对国家权力有所牵制, 而且也对国际关系有 着意义重大的影响 在我国,从1949年后到文革结束前的近30年的时间内,宗教学术研究基本 陷于瘫痪局面。在只有宗教批判而无宗教研究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化的宗 英文世界有关宗教与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可参 Eva bellin,“ 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World politics vol.60,no.2(Jan.2008),p.315-347. 3在回答其批评者时,亨廷顿强调指出:“在现代社会,宗教是激发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或也 许是最重要的力量……对民众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教义和家庭 血缘和信仰才是民众所与之认同并为之战斗和牺牲的东西。”转引自 Scott thomas, “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p.4 n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 163-168: 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h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pp 4-14 Jonathan Fox, "Religion as an Over looked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9-67: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pp.44-56;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17-20页;徐以骅、刘骞:《宗 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 报告(2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pp. 44-45. 56如在1949年后的20年间,在基督教研究领域带有学术性的论著只有杨真(赵复山)所著 《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其他如中国基督教会史领域“较有影响” 的论著大多关于“反洋教运动”。可参徐以骅:《大陆中国基督教会史研究之再评介》,载 林治平主编:《从险学到显学:中原大学2001年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现状研讨会论文 集》,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2年,第65-86页;徐以骅:《两岸三地中国基督教
7 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修正乃至革新显然已被列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 32 关于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解和 分析虽有不同但大致接近。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与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 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学界一般认 为，宗教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影响国际关系：首先，宗教观念和信仰通过影响决策 者、社会舆论和普通民众作用于外交政策，这也是宗教影响国际关系和制度的最 重要的方式；第二，宗教是可被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利用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如“圣战”使战争行为合法化，而当代“正义战争”观念和“人道主义干预论” 也具有宗教和神学渊源；第三，“与国家有关的宗教行为体”和“非国家宗教行 为体”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某些宗教领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 挥重要影响力；第四，宗教是国际关系中跨国群体认同或身份建构的最主要方式 之一，在许多情况下，宗教认同比种族、阶级和性别认同更为重要，用亨廷顿的 话来说，“宗教在划分异己方面其严厉性和排他性更甚于种族。”33第五，宗教成 为国际关系中与军事和经济力量等“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宗教价值观 念和准则以不同方式影响国际舆论和制度，而运用“软实力”也是宗教团体影响 所在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如非唯一的方式；第六，通过跨国/跨界宗教现象和运 动，如宗教冲突、传教运动、宗教恐怖主义以及人权问题、人口增长和堕胎等与 宗教有关的问题作用于国际关系和安全。34 对上述关联性，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海 恩斯(Jeffrey Haynes)指出，国际宗教行为体一直被视为在国际政治中与影响国 家和国家权力的关键问题还扯不上边的“有趣现象”，“但如今不同宗教行为体不 仅能直接影响国家的内政从而对国家权力有所牵制,......而且也对国际关系有 着意义重大的影响。”35 在我国，从 1949 年后到文革结束前的近 30 年的时间内，宗教学术研究基本 陷于瘫痪局面。在只有宗教批判而无宗教研究的时代背景下，36意识形态化的宗 32 英文世界有关宗教与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可参 Eva Bellin, “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in World Politics, vol. 60, no. 2 (Jan. 2008), pp.315-347. 33 在回答其批评者时，亨廷顿强调指出：“在现代社会，宗教是激发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或也 许是最重要的力量……对民众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教义和家庭， 血缘和信仰才是民众所与之认同并为之战斗和牺牲的东西。”转引自 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4. 34 可参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163-168；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h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pp.4-14; Jonathan Fox, “Religion as an Overlooked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9-67;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pp.44-56;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 17-20 页；徐以骅、刘骞：《宗 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 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第 214-215 页。 35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pp.44-45. 36 如在 1949 年后的 20 年间，在基督教研究领域带有学术性的论著只有杨真（赵复山）所著 《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 1979 年）。其他如中国基督教会史领域“较有影响” 的论著大多关于“反洋教运动”。可参徐以骅：《大陆中国基督教会史研究之再评介》，载 林治平主编：《从险学到显学：中原大学 2001 年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现状研讨会论文 集》，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 2002 年，第 65-86 页；徐以骅：《两岸三地中国基督教
教策论便占据了宗教出版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些论述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有 强烈的政策性或对策性、有鲜明的敌情观念和反境外宗教渗透立场,把具有西方 背景的基督宗教作为主要防范对象、把宗教问题与安全问题挂钩或等同起来的安 全化倾向,以及把宗教问题视为传统安全问题(这不仅指宗教安全问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后由来已久,而且指将宗教问题与国家主权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权安 全等量齐观)等。事实上,“反宗教渗透”甚至成为讨论一般宗教问题的基调之 而这些关于境外宗教问题以及宗教与我国国家安全的论述便构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反渗透学”。“目前,与涉及如何评价宗教的“鸦片论”一样,“反渗透 学”在我国学术界已有所淡化,但其作为在宗教对策领域官方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仍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国内的宗教研究逐步复苏并呈现较强 劲的发展势头和极清晰的学术转向。不过,与其他学科如哲学、历史学、宗教学 社会学等领域相比,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相对滞 后,甚至连对国际宗教问题较全面的介绍,也是到本世纪初才陆续问世的,并且 还不都出自国际关系学者之手。不过,在上述全球宗教复兴、国际关系的宗教 回归、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转向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研究趋热的影响下,国内 的国际关系学界己开始关注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问题,各种有关非传统安全的 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应运而生,宗教和文化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被列入研究议 程,出现一系列有关论著。文化和宗教在中国国家战略和安全中的作用和影响 也开始进入学界的视野,并且成为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有关部委和省市资助项 史研究之比较及其重心转移》,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7辑),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此类“反宗教渗透”的著述为数众多,可查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另可参郭培清:《反宗 教渗透综论》,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又如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 版的《宗教工作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全国宗教工作理论务虚会论文集》中,文章题 目涉及反宗教渗透的就有《认淸形势常抓不懈积极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抵御利用宗教 渗透辨析》、《境外宗教渗透的渠道、特点与对策探讨》和《试论抵御渗透与扩大开放的关 系》等多篇。境外宗教渗透被描述为“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的各种违反 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主要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境外敌对势力利 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二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 活动据点、发展教徒 渗透的实质是要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 坏我国统一的事业,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见张夏:《新时期抵御境外宗教渗 透的几点思考》,载《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4期),第48页。 3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中心编著:《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 出版社2002年;黄心川主编:《当代亚太地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国家宗 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当代世界宗教问题》,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3其中著作类就有陆忠伟主编的《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潘一禾:《文化与 国际关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张骥、刘中民等:《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年;张骥等:《国际政治 文化学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俞新天:《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6年;俞新天等:《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李祖发、唐复全、李国庆编著:《宗教与战争》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 40此类著作和博士论文包括: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胡慧 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于炳贵、郝良华:《中国国家文化
8 教策论便占据了宗教出版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些论述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有 强烈的政策性或对策性、有鲜明的敌情观念和反境外宗教渗透立场，把具有西方 背景的基督宗教作为主要防范对象、把宗教问题与安全问题挂钩或等同起来的安 全化倾向，以及把宗教问题视为传统安全问题（这不仅指宗教安全问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后由来已久，而且指将宗教问题与国家主权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权安 全等量齐观）等。事实上，“反宗教渗透”甚至成为讨论一般宗教问题的基调之 一，而这些关于境外宗教问题以及宗教与我国国家安全的论述便构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反渗透学”。37目前，与涉及如何评价宗教的“鸦片论”一样，“反渗透 学”在我国学术界已有所淡化，但其作为在宗教对策领域官方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仍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 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以来，国内的宗教研究逐步复苏并呈现较强 劲的发展势头和极清晰的学术转向。不过，与其他学科如哲学、历史学、宗教学、 社会学等领域相比，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相对滞 后，甚至连对国际宗教问题较全面的介绍，也是到本世纪初才陆续问世的，并且 还不都出自国际关系学者之手。38不过，在上述全球宗教复兴、国际关系的宗教 回归、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转向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研究趋热的影响下，国内 的国际关系学界已开始关注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问题，各种有关非传统安全的 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应运而生，宗教和文化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被列入研究议 程，出现一系列有关论著。39文化和宗教在中国国家战略和安全中的作用和影响 也开始进入学界的视野，40并且成为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有关部委和省市资助项 史研究之比较及其重心转移》，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 7 辑），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08 年，第 1-10 页。 37 此类“反宗教渗透”的著述为数众多，可查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另可参郭培清：《反宗 教渗透综论》，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又如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 版的《宗教工作的理论与实践——2003 年全国宗教工作理论务虚会论文集》中，文章题 目涉及反宗教渗透的就有《认清形势 常抓不懈 积极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抵御利用宗教 渗透辨析》、《境外宗教渗透的渠道、特点与对策探讨》和《试论抵御渗透与扩大开放的关 系》等多篇。境外宗教渗透被描述为 “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的各种违反 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主要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境外敌对势力利 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二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 活动据点、发展教徒。……渗透的实质是要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 坏我国统一的事业，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见张夏：《新时期抵御境外宗教渗 透的几点思考》，载《科学与无神论》（2006 年第 4 期），第 48 页。 38 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中心编著：《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 出版社 2002 年；黄心川主编：《当代亚太地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国家宗 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当代世界宗教问题》，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39 其中著作类就有陆忠伟主编的《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 2003 年；潘一禾：《文化与 国际关系》，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张骥、刘中民等：《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张骥等：《国际政治 文化学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俞新天：《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6 年；俞新天等：《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李祖发、唐复全、李国庆编著：《宗教与战争》，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等。 40 此类著作和博士论文包括：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胡慧 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于炳贵、郝良华：《中国国家文化
目以及博士学位论文的硏究课题。在上述研究机构、项目和成果的推动下,国内 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的讨论已进入学术化的新阶段。 目前国内学术化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研究,似具有以下特点及问题:第 “重文化轻宗教”,宗教现象通常被作为文化之一部来加以讨论。这固然体现 了国内宗教研究尤其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反映出国内学界在 般宗教研究问题上“乍暖还寒”、“下笔如有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局面 第二,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尤其是对伊斯兰恐怖 主义、宗教冲突和民族宗教问题等特定议题的专门研究相对发达,这自然与我国 国家安全的现实处境有关,不过在西方学界也有同样情况,以至有西方学者认为 安全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静波主编:《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时 事出版社2006年;龚学增、胡岩编著:《中国和平发展中的民族宗教问题》,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2007年;盖世金主编:《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军事安全》,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7年、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巴忠倓主编: 《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一一第五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时事出版社2007年社会问 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等。另参徐 以骅、章远:《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载《复旦大学学报》(2009年 第4期)。博士学位论文较有代表性的有刘骞:《后冷战时期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研究 简论宗教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9年博士论 文 应该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提法不够严谨, 这是因为“宗教极端主义”并不一定是暴力性的,如宗教学者周燮潘所言,长期以来宗教 极端主义“主要表现为禁欲苦行而不是恐怖主义”。(见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事实上“宗教极端主义”还可指有些宗教组织如 公谊会(贵格会)所奉行的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的极端和平主义思想和实践。因此,准确 地提法应是“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 此三类论著不胜枚举,其中著作(博士论文)类有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 问题的历史探源一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年;曲洪:《当代政治伊斯兰:观察与 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高祖贵著:《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 2004年;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马大正、许 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闫文虎:《当代伊斯兰 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杨恕:《世 界分裂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8年: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云南大学出 版社2008年;陈敏华:《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时事出版社2008年:金宜久主 编、吴云贵副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潘志平、王 鸣野、石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08年等。论文类有龚学增:《宗教 纷争与国际地区冲突》,载《中国宗教》(1999年第4期):周燮潘:《恐怖主义与宗教问 题》,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1期):吴云贵:《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因与态势》,《中国 宗教》(2004年第2期);金宜久:《宗教极端主义的基本特征》,载《中国宗教》(2004年 第2期):高学民:《浅析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宗教极端主义》,载《实事求是》(2004年第2 期):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载《国外社会 科学》(2002年第1期):李兴华:《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概要》,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 年第1期):余建华、晏可佳:《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问题论析》,载《国际问题研究》 (2003年第3期):陈杰军、徐晓天:《析宗教极端主义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危害》,载《江 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徐以骅、刘騫:《宗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 的启示》,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8年等
9 目以及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在上述研究机构、项目和成果的推动下，国内 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的讨论已进入学术化的新阶段。 目前国内学术化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研究，似具有以下特点及问题：第 一，“重文化轻宗教”，宗教现象通常被作为文化之一部来加以讨论。这固然体现 了国内宗教研究尤其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反映出国内学界在一 般宗教研究问题上“乍暖还寒”、“下笔如有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局面； 第二，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41尤其是对伊斯兰恐怖 主义、宗教冲突和民族宗教问题等特定议题的专门研究相对发达，这自然与我国 国家安全的现实处境有关, 42不过在西方学界也有同样情况，以至有西方学者认为 安全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刘静波主编：《21 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时 事出版社 2006 年；龚学增、胡岩编著：《中国和平发展中的民族宗教问题》，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 2007 年；盖世金主编：《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军事安全》，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7 年、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巴忠倓主编： 《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第五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社会问 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等。另参徐 以骅、章远：《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载《复旦大学学报》（2009 年 第 4 期）。博士学位论文较有代表性的有刘骞：《后冷战时期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研究 ——简论宗教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09 年博士论 文。 41 应该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提法不够严谨， 这是因为“宗教极端主义”并不一定是暴力性的，如宗教学者周燮潘所言，长期以来宗教 极端主义“主要表现为禁欲苦行而不是恐怖主义”。（见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第 248 页）事实上“宗教极端主义”还可指有些宗教组织如 公谊会（贵格会）所奉行的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的极端和平主义思想和实践。因此,准确 地提法应是“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 42 此三类论著不胜枚举，其中著作（博士论文）类有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 问题的历史探源—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曲洪：《当代政治伊斯兰：观察与 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高祖贵著：《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 2004 年；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马大正、许 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年；闫文虎：《当代伊斯兰 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 2006 年博士学位论文；杨恕：《世 界分裂主义论》，时事出版社 2008 年；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云南大学出 版社 2008 年；陈敏华：《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时事出版社 2008 年；金宜久主 编、吴云贵副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潘志平、王 鸣野、石 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等。论文类有龚学增：《宗教 纷争与国际地区冲突》，载《中国宗教》（1999 年第 4 期）；周燮潘：《恐怖主义与宗教问 题》，载《西亚非洲》（2002 年第 1 期）；吴云贵：《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因与态势》，《中国 宗教》（2004 年第 2 期）；金宜久：《宗教极端主义的基本特征》，载《中国宗教》（2004 年 第 2 期）；高学民：《浅析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宗教极端主义》，载《实事求是》（2004 年第 2 期）；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载《国外社会 科学》（2002 年第 1 期）；李兴华：《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概要》，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 年第 1 期）；余建华、晏可佳：《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问题论析》，载《国际问题研究》 （2003 年第 3 期）；陈杰军、徐晓天：《析宗教极端主义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危害》，载《江 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徐以骅、刘騫：《宗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 的启示》，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8 年等
“在国际事务领域问题不在宗教议题被忽视,而在宗教议题缺乏理论”。‘对当前 宗教作为安全威胁的关注,或宗教研究的新的“安全化”取向,亦有使宗教与国 际关系研究降至“短、平、快”时事报道和分析水准的隐忧;第三,尚存在宏观 叙事和时事分析有余、实证和比较研究不足、宗教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外 的其他学科较少介入、尚未建立较为完整的文献资料库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架 构等缺陷。某学科或某研究方向业已成熟的主要标志,是其研究范式的建立与研 究专著/项目的数量与质量。目前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 域成果甚少,且无标志性成果;“第四,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动态不够掌握, 缺乏对国外有关成果较为全面的介绍、翻译和批评机制,而这种机制目前在国内 的国际关系学界已相当成熟:第五,宗教与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应是 国际关系与宗教学两大学科的结合,而国内普遍存在着国际关系学者不通宗教, 而宗教学者不谙国际关系的知识结构缝隙和学科脱节现象,国际关系学与宗教学 基本上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关系学和宗教学是目前 国内两大热门学科。“因此目前就整体而言,除涉华课题外,在宗教与国际关系 研究领域国内学界还处于介绍、积累和起步的阶段。 不过尽管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学界尚难与国际学界一争短 长,尤其在对跨国宗教和宗教现象(如宗教与地区和暴力冲突)的数据处理、量 化分析和实证考察等西方有关研究的特点和强项领域,但国内学界还是可以通过 借鉴宗教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学科,局部性的实证研究以及以中国 宗教和国际关系实情为基础的研究,对该领域的学术演进作出有创新性的贡献。 目前,这些研究有结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对宗教全球化的讨论;有从国际关系视角 对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宏观考察;有采用社会资本理论对葛培理布道会和基 督教福音派全球网络的形成以及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的考察;有借鉴政治学理 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对后冷战时期宗教与国家安全关联性的研究:有以结合 地缘因素和文化表象的、有别于传统宗教团体和个人的“宗教功能单位”4来考 Eva Bellin,"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p.339 对包括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等国内各大学术网站的检索显示即使从国际关系视角 讨论国际宗教问题的学术论文也为数甚少。国内国际关系专业类主要期刊所载有关宗教与 国际关系论文寥寥无几,如胡祥云:《宗教的社会功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探》,载《国 际关系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金鑫、徐晓萍:《冷战后的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及对 我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2期):刘中民:《论宗教对国际政治的 影响》,载《欧洲》(1997年第5期);梁丽萍《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载《国际问题硏 究》(2003年第5期):《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6 期):涂怡超、赵可金:《宗教外交及其运行机制》(《世界政治与经济》)2009年第2期) ,其余可参本文其他注释以及本人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6辑有关论文。 65其实在国外学界此两大学科的脱钩现象也十分严重,这在其他相关领域也是如此。如美国 外交史学者安德鲁·普雷斯顿( Andrew Preston)就指出,宗教和对外关系是美国历史上 最重要并且研究得最为充分的两个领域,但两大学科领域之间却少有全面和有力的交叉连 接。见 Andrew Presto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0, no 5( November 2006), p. 786 46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章远对“宗教功能单位”作了以下界定:信仰超自然 实体、凭借固定的实体膜拜与静修处所,在自身生存安全的前提下,以传播信仰文化为基 本职能,以宗教仪式为主要行为表达方式,参与世俗国际交往,并对国际政治进程产生影 响的开放性相对独立行为体。其基本组成要素包括精神信仰、伦理价值观、宗教建筑、宗
10 “在国际事务领域问题不在宗教议题被忽视，而在宗教议题缺乏理论”。43对当前 宗教作为安全威胁的关注，或宗教研究的新的“安全化”取向，亦有使宗教与国 际关系研究降至“短、平、快”时事报道和分析水准的隐忧;第三，尚存在宏观 叙事和时事分析有余、实证和比较研究不足、宗教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外 的其他学科较少介入、尚未建立较为完整的文献资料库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架 构等缺陷。某学科或某研究方向业已成熟的主要标志,是其研究范式的建立与研 究专著/项目的数量与质量。目前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 域成果甚少,且无标志性成果；44第四，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动态不够掌握， 缺乏对国外有关成果较为全面的介绍、翻译和批评机制，而这种机制目前在国内 的国际关系学界已相当成熟；第五,宗教与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应是 国际关系与宗教学两大学科的结合，而国内普遍存在着国际关系学者不通宗教， 而宗教学者不谙国际关系的知识结构缝隙和学科脱节现象，国际关系学与宗教学 基本上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关系学和宗教学是目前 国内两大热门学科。45因此目前就整体而言，除涉华课题外，在宗教与国际关系 研究领域国内学界还处于介绍、积累和起步的阶段。 不过尽管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学界尚难与国际学界一争短 长，尤其在对跨国宗教和宗教现象（如宗教与地区和暴力冲突）的数据处理、量 化分析和实证考察等西方有关研究的特点和强项领域，但国内学界还是可以通过 借鉴宗教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学科，局部性的实证研究以及以中国 宗教和国际关系实情为基础的研究，对该领域的学术演进作出有创新性的贡献。 目前，这些研究有结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对宗教全球化的讨论；有从国际关系视角 对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宏观考察；有采用社会资本理论对葛培理布道会和基 督教福音派全球网络的形成以及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的考察；有借鉴政治学理 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对后冷战时期宗教与国家安全关联性的研究；有以结合 地缘因素和文化表象的、有别于传统宗教团体和个人的“宗教功能单位”46来考 43 Eva Bellin, “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p.339. 44 对包括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等国内各大学术网站的检索显示即使从国际关系视角 讨论国际宗教问题的学术论文也为数甚少。国内国际关系专业类主要期刊所载有关宗教与 国际关系论文寥寥无几，如胡祥云：《宗教的社会功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探》，载《国 际关系学院学报》（1998 年第 3 期）；金鑫、徐晓萍：《冷战后的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及对 我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 12 期）；刘中民：《论宗教对国际政治的 影响》，载《欧洲》（1997 年第 5 期）；梁丽萍《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载《国际问题研 究》（2003 年第 5 期）；《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6 期）；涂怡超、赵可金：《宗教外交及其运行机制》（《世界政治与经济》）2009 年第 2 期） 等，其余可参本文其他注释以及本人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 1-6 辑有关论文。 45 其实在国外学界此两大学科的脱钩现象也十分严重，这在其他相关领域也是如此。如美国 外交史学者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就指出，宗教和对外关系是美国历史上 最重要并且研究得最为充分的两个领域，但两大学科领域之间却少有全面和有力的交叉连 接。见 Andrew Preston，“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 5 （November 2006），p.786. 46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章远对“宗教功能单位”作了以下界定：信仰超自然 实体、凭借固定的实体膜拜与静修处所，在自身生存安全的前提下，以传播信仰文化为基 本职能，以宗教仪式为主要行为表达方式，参与世俗国际交往，并对国际政治进程产生影 响的开放性相对独立行为体。其基本组成要素包括精神信仰、伦理价值观、宗教建筑、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