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徐以骅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近年来美国最重要的人权立法之一,是以基 督教福音派为核心的所谓反世界范围宗教迫害运动的一项重大立法成果,也是自 1983年美国天主教会在核军备问题上发表“和平的挑战”主教牧函以来,美国 宗教团体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又一划界性事件。宗教或宗教团体虽在美国社会中 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外交政策却是其较少涉足或有直接和重大影响之领域。1 在冷战和后冷战的漫长岁月中,现实地缘和战略考量支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宗 教问题常被受"启蒙主义偏见″影响的外交政策精英或甚至被传统人权机构所忽 略,上述“反宗教迫害运动”的支持者就抱怨说,所谓宗教迫害问题是传统人权 组织的“弃儿"”,而“受压迫的”基督徒则是“20世纪的犹太人"。2然而在20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国内却出现了颇具声势且以国会为主要舞台的所谓反宗 教迫害运动,并最终形成“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这一对美国外交和国际人 权政策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立法。本文旨在对美国这一对其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 的跨世纪立法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实施状况作一简要的述评。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艾伦D赫茨克( Allen d. Hertzke)慷慨将其新著 《解救上帝的子民:争取全球人权之非常联盟》(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ikely A∥ 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的手稿提供笔者参考。该书目前已由罗曼与利特菲 尔德出版公司(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出版,其中第6章对“1998年国 际宗教自由法″的立法过程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在此谨表感谢。本文载徐以骅主编:《宗 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体的美国宗教》(第2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本文的研究工 作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资助 1关于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可参拙文:“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载徐以骅主 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美国宗教的“路线图"》(第1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 第80-117页。 2 Allen D Hertzke, " The Faith Factor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Constituencies and Congressional Initiative on Human Rights, "Extensions(Spring 2001), 16
141 美国“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徐以骅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近年来美国最重要的人权立法之一，是以基 督教福音派为核心的所谓反世界范围宗教迫害运动的一项重大立法成果，也是自 1983 年美国天主教会在核军备问题上发表“和平的挑战”主教牧函以来，美国 宗教团体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又一划界性事件。宗教或宗教团体虽在美国社会中 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外交政策却是其较少涉足或有直接和重大影响之领域。1 在冷战和后冷战的漫长岁月中，现实地缘和战略考量支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宗 教问题常被受“启蒙主义偏见”影响的外交政策精英或甚至被传统人权机构所忽 略，上述“反宗教迫害运动”的支持者就抱怨说，所谓宗教迫害问题是传统人权 组织的“弃儿”，而“受压迫的”基督徒则是“20 世纪的犹太人”。2 然而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国内却出现了颇具声势且以国会为主要舞台的所谓反宗 教迫害运动，并最终形成“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这一对美国外交和国际人 权政策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立法。本文旨在对美国这一对其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 的跨世纪立法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实施状况作一简要的述评。 *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艾伦·D·赫茨克（Allen D. Hertzke）慷慨将其新著 《解救上帝的子民：争取全球人权之非常联盟》（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的手稿提供笔者参考。该书目前已由罗曼与利特菲 尔德出版公司(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出版，其中第 6 章对“1998 年国 际宗教自由法”的立法过程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在此谨表感谢。本文载徐以骅主编：《宗 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 2 辑），时事出版社 2004 年。本文的研究工 作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资助。 1 关于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可参拙文：“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载徐以骅主 编：《宗教与美国社会 – 美国宗教的“路线图”》（第 1 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年， 第 80-117 页。 2 Allen D. Hertzke, “The Faith Factor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Constituencies and Congressional Initiative on Human Rights,” Extensions (Spring 2001), 16
立法背景 美国传统的外交和人权政策一般并不特别强调宗教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美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曾参与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各种地区 和国际性人权公约或宣言的起草,3参与一系列国际人权机构如“联合国人权委 员会”,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在所谓宗教迫害问 题上最直接和重要的单边干预是国会于1973年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 然而作为“1974年贸易法”的修正案而被提出的禁止给予那些不允许自由移民 国家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虽被视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 3这些地区和国际性人权保障公约或宣言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 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基于宗教或信 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美洲人权公约》等。联 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八条称:“人人有思想、良 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 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此条款已成为所有涉 及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国际公约和宣言的基础文本,并且在联合国大会1981年11月25 日决议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得到进一步 阐述。关于1998年前美国在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举措可参T. Jeremy Gun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omotion on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in Tare Lindholm, W. Cole Durham, Jr and Bahia G. Tahzib-Lie, eds, Facilitating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A Deskbook(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163-169关于上述公约、宣言和美国人权政策的中文文献可参董云虎、刘武萍编 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硏究所编译 《国际人权文件与国际人权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编 《〈世界人权宣言)与中国人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目前学界关于宗教与国际法关系的论著极少,可参 James a.R. Nafziger, "Fun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in Mark W. Janis and Carolyn Evans,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 Law(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 155-176
142 一、立法背景 美国传统的外交和人权政策一般并不特别强调宗教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美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曾参与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各种地区 和国际性人权公约或宣言的起草，3 参与一系列国际人权机构如“联合国人权委 员会”，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在所谓宗教迫害问 题上最直接和重要的单边干预是国会于 1973 年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 然而作为“1974 年贸易法”的修正案而被提出的禁止给予那些不允许自由移民 国家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虽被视为“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 3 这些地区和国际性人权保障公约或宣言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 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基于宗教或信 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美洲人权公约》等。联 合国大会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八条称：“人人有思想、良 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 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此条款已成为所有涉 及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国际公约和宣言的基础文本，并且在联合国大会 1981 年 11 月 25 日决议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得到进一步 阐述。关于 1998 年前美国在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举措可参 T. Jeremy Gun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omotion on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in Tare Lindholm, W. Cole Durham, Jr. and Bahia G. Tahzib-Lie, eds., Facilitating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A Deskbook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163-169;关于上述公约、宣言和美国人权政策的中文文献可参董云虎、刘武萍编 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 《国际人权文件与国际人权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中国人权研究会编： 《〈世界人权宣言〉与中国人权》，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目前学界关于宗教与国际法关系的论著极少, 可参 James A. R. Nafziger, “Fun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in Mark W. Janis and Carolyn Evans,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155-176
法”的蓝本,在动员方式如借助媒体及走国会立法路线等方面两者之间也有若干 相似之处,但该项主要针对苏联和其东欧盟国境内犹太人的法案在目标和手段上 均较单一,其复杂性难与后者相提并论。 美国的宗教团体虽十分强大,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干预在历史上也不乏其 例,4但此种干预的实际影响却相当有限和间接。究其主要原因不外有五:首先, 宗教并非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或变量,且经常受其他要素如地缘战略的 挤压,这在冷战期间尤为如此;其二,美国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有其广泛活动和 议程,难以外交政策为关注中心;其三,即使在外交政策上各宗教团体也颇多分 歧,难以形成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共识;其四,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宗教团体既 不具无可争议的道德权威,又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5其五,许多宗教团体通常 持先知式的道德立场,其所服膺的善恶二元论使其难以在纵容讨价还价和妥协的 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尽管宗教团体一直在试图影响美国的 外交政策,但其成效则取决于它们能否克服上述牵制其发挥作用的障碍,而这些 障碍的存在正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基本上波澜不惊的 主要原因 4 Leo P Ribuffo, "Religion in the History of U. S. Foreign Policy,"in Elliot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 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1-27 5如伊利诺伊州患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马克R阿姆斯特茨 Mark r. Amstat〕曾写道:“新 教主流派关于80年代的核困境和战略防御倡议、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中东和平进程、 以及199〗1年波斯湾冲突等的政策声明对决策过程几无影响,其实当了解情况的信徒责疑 撰写这些声明的教会专职人员的神学和技术能力时,此种声明也许还会对教会本身造成损 害。” Mark R. Amstutz,“ Faith- Based NGos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U. S. Foreign Policy, 179 6艾伦D·赫茨克教授认为,影响基督教会在所谓反国际宗教迫害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的最 大障碍在教会内部,这些障碍包括:(1)教会因多元化难以团结一致;(2)社会主要机构 如媒体及精英阶层的世俗化;(3)用反殖民主义的陈旧模式来看待传教运动和宗教迫害问
143 法”的蓝本，在动员方式如借助媒体及走国会立法路线等方面两者之间也有若干 相似之处，但该项主要针对苏联和其东欧盟国境内犹太人的法案在目标和手段上 均较单一，其复杂性难与后者相提并论。 美国的宗教团体虽十分强大，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干预在历史上也不乏其 例，4 但此种干预的实际影响却相当有限和间接。究其主要原因不外有五：首先， 宗教并非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或变量，且经常受其他要素如地缘战略的 挤压，这在冷战期间尤为如此；其二，美国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有其广泛活动和 议程，难以外交政策为关注中心；其三，即使在外交政策上各宗教团体也颇多分 歧，难以形成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共识；其四，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宗教团体既 不具无可争议的道德权威，又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5 其五，许多宗教团体通常 持先知式的道德立场，其所服膺的善恶二元论使其难以在纵容讨价还价和妥协的 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尽管宗教团体一直在试图影响美国的 外交政策，但其成效则取决于它们能否克服上述牵制其发挥作用的障碍，而这些 障碍的存在正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基本上波澜不惊的 主要原因。6 4 可参 Leo P. Ribuffo, “Religion in the History of U. S. Foreign Policy,” in Elliot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 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1-27. 5 如伊利诺伊州惠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马克·R·阿姆斯特茨（Mark R. Amstutz）就曾写道：“新 教主流派关于 80 年代的核困境和战略防御倡议、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中东和平进程、 以及 1991 年波斯湾冲突等的政策声明对决策过程几无影响，其实当了解情况的信徒责疑 撰写这些声明的教会专职人员的神学和技术能力时，此种声明也许还会对教会本身造成损 害。”Mark R. Amstutz, “Faith-Based NGOs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 S. Foreign Policy, 179. 6 艾伦·D·赫茨克教授认为，影响基督教会在所谓反国际宗教迫害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的最 大障碍在教会内部，这些障碍包括：（1）教会因多元化难以团结一致；（2）社会主要机构 如媒体及精英阶层的世俗化；（3）用反殖民主义的陈旧模式来看待传教运动和宗教迫害问
然而自冷战结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或反宗教 迫害问题在美国宗教团体政治议程上的地位日见突出,影响宗教团体在美国对外 政策领域发挥作用的诸多障碍正在——消解,这也有其较为复杂的国内外背景。 首先,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必更多顾及甚至超越地缘政治因 素而把所谓反宗教迫害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特别目标,为确立美国在全球新的 领导地位占据所谓道徳高地。美国国内确实有大量知情或不明真相的虔诚宗教徒 关注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但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宗教问题却不可能如 此单纯。在冷战期间基督教就成了“美国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重要立足点”及 在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性质和美国国民性的宗教基础之间”划界之工具。7在后 冷战时期美国朝野重新发现基督教对推动全球民主自由的“贡献”,于是在某种 程度上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便成了美国政府“推广民主”外交政策的工具。8 第二,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宗教呈复兴趋势,学界有人称之为“全球非 世俗化"。针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风靡一时的“上帝已死”神学,法国学者吉 勒斯凯普( Gilles Kepel)称之为“上帝的报复"。9但宗教增长在许多地方也 造成新的政教冲突,照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题的自由派教会领袖的阻力;(4)在神学和意识形态上使基督教会分裂为自由和保守两大 阵营的所谓文化战争;(5敖会议程过于广泛导致力量分散等。见 Allen d. Hertzke,"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Crusade against Religious Persecution,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U. S. Foreign Policy, 71-79 7 Kenneth Thompson, Bellets and Ideology( Chichester, West Sussex: Ellis Horwood,1986),38;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斯汤普森编,龚方震、陈耀廷等译:《宗教与 意识形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8-319页 8可参 Freeing God' s children:Them/keyA∥ ance on globa/ Human RiO 9 Gilles Kepel, The Revenge of God: The Resurgence of Islam, Christianity and the Judaism 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4 然而自冷战结束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或反宗教 迫害问题在美国宗教团体政治议程上的地位日见突出，影响宗教团体在美国对外 政策领域发挥作用的诸多障碍正在一一消解，这也有其较为复杂的国内外背景。 首先，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必更多顾及甚至超越地缘政治因 素而把所谓反宗教迫害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特别目标，为确立美国在全球新的 领导地位占据所谓道德高地。美国国内确实有大量知情或不明真相的虔诚宗教徒 关注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但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宗教问题却不可能如 此单纯。在冷战期间基督教就成了“美国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重要立足点”及 “在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性质和美国国民性的宗教基础之间”划界之工具。7 在后 冷战时期美国朝野重新发现基督教对推动全球民主自由的“贡献”，于是在某种 程度上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便成了美国政府“推广民主”外交政策的工具。8 第二，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宗教呈复兴趋势，学界有人称之为“全球非 世俗化”。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风靡一时的“上帝已死”神学，法国学者吉 勒斯·凯普（Gilles Kepel）称之为“上帝的报复”。9 但宗教增长在许多地方也 造 成 新 的 政 教冲 突 ， 照 哈佛 大 学 政治 学 者 塞 缪尔 · 亨廷 顿 （ Samuel P. 题的自由派教会领袖的阻力；（4）在神学和意识形态上使基督教会分裂为自由和保守两大 阵营的所谓文化战争；（5）教会议程过于广泛导致力量分散等。见 Allen D. Hertzke,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Crusade against Religious Persecution,”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 S. Foreign Policy, 71-79. 7 Kenneth Thompson, Beliefs and Ideology (Chichester, West Sussex: Ellis Horwood, 1986), 38; 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斯·汤普森编，龚方震、陈耀廷等译：《宗教与 意识形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318-319 页； 8 可参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26-27. 9 Gilles Kepel, The Revenge of God: The Resurgence of Islam, Christianity, and the Judaism 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Huntington)的说法,政教冲突是宗教权力扩大的代价。10与此同时,世界基 督教的重心也发生了北半球到南半球的转移。20世纪初全世界85%的基督徒包 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徒)还居住在西方,但到世纪结束之时,全世界基督徒已有 60%以上居住在北美和欧洲之外。Ⅱ大量基督徒居住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欠 发达或按西方标准信教尚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电子通讯的便捷和即时性, 使美国政治和宗教右翼极易利用这些基督徒的境遇在美国迅速增长的福音派中 进行政治动员并建立组织网络。正是基督教全球分布格局的变化使主要由基督教 右翼发起的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也得到美国某些自由派教会的支持而更具广泛 参与性。圣公宗目前在全球的广泛分布和重心转移,就是其宗教和政治立场向称 自由的美国圣公会支持“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并在立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主要原因之一。12 第三,推动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的宗教势力主要是基督教福音派。基督教福 音派的崛起及其“政治觉醒″,是近30年来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 的现象之一。13美国对外政策传统上是较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宗教自由派关注的 领域而反对所谓宗教迫害则是保守且更具宣教热忱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主要外交 Samuel P. Huntington,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Religious Relevance in Today's World, "in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U.S. Foreign Policy, 1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Mahwah, New Jersey: World Almanac Books, 2000) 圣公会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汤姆哈特( Tom Hart)便称圣公宗信徒遍布全球164个 国家,作为教会其在地理上分布之广仅次罗马天主教会。引自Aln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 Human Rights(Lanham Maryland: Rowman Littlefield, 2004), 224-227. 13关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可参上引“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第83-93页。 145
145 Huntington）的说法，政教冲突是宗教权力扩大的代价。10 与此同时，世界基 督教的重心也发生了北半球到南半球的转移。20世纪初全世界 85%的基督徒（包 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徒）还居住在西方，但到世纪结束之时，全世界基督徒已有 60%以上居住在北美和欧洲之外。11 大量基督徒居住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欠 发达或按西方标准信教尚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电子通讯的便捷和即时性， 使美国政治和宗教右翼极易利用这些基督徒的境遇在美国迅速增长的福音派中 进行政治动员并建立组织网络。正是基督教全球分布格局的变化使主要由基督教 右翼发起的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也得到美国某些自由派教会的支持而更具广泛 参与性。圣公宗目前在全球的广泛分布和重心转移，就是其宗教和政治立场向称 自由的美国圣公会支持“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并在立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主要原因之一。12 第三，推动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的宗教势力主要是基督教福音派。基督教福 音派的崛起及其“政治觉醒”，是近 30 年来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 的现象之一。13 美国对外政策传统上是较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宗教自由派关注的 领域，而反对所谓宗教迫害则是保守且更具宣教热忱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主要外交 10 Samuel P. Huntington,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Religious Relevance in Today’s World,” in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 S. Foreign Policy, 62. 11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Mahwah, New Jersey: World Almanac Books, 2000). 12 “圣公会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汤姆·哈特（Tom Hart）便称圣公宗信徒遍布全球 164 个 国家，作为教会其在地理上分布之广仅次罗马天主教会。引自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224-227. 13 关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可参上引“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第 83-93 页
政策议题。14在前里根政府官员、“赫德森学会"( Hudson institute)的迈克 尔霍罗威茨( Michael horowitz)和人权律师出身的天主教徒、“自由之屋 的尼娜谢伊( Nina shea)等人及先前不太知名的“殉道者之声”和“开放门户 等组织的推动下,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右翼大张旗鼓地为“反宗教迫害″造势 危言耸听地将基督徒说成是世界范围宗教迫害的最大受害者在20世纪基督 教殉道者人数超过了此前历史之总和,而目前世界上正遭受迫害的基督徒有约2 14事实上反所谓宗教迫害得到重要福音派组织和教会领导人如“监狱团契”( Prison Fellowship)的查尔斯科尔森( Charles colson)南浸会(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理查德兰德( Richard land)“家庭研究会"( 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加里鲍尔( Gary Bauer),“关注家庭"( Focus on the Family)的詹姆斯多 布森( James dobson)“基督教联盟"( the christian Coalition)的拉夫里德( Ralph Reed)和唐纳德霍德尔( Donald hodel)的倡导和支持。据艾伦D赫茨克教授的观察, 1996至1997年间的一些事件表明新教自由派领导人实际上对所谓宗教迫害突然成为外 交政策重要议题似乎有点措手不及。该议题并不合主张与有关国家发生“建设性接触”并 只与官方支持的教会发生关系的自由派教会领导人的胃口,但他们亦不能置之不理,因此 在该议题上自由派教会只是在消极地回应福音派的倡议。10多位“全国基督教协会″和 所属教会领导人在致国会的一封信中便承认这一事实说:“我们非常赏识来自基督教福音 派和国会要求重视该问题所造成之痛苦及寻求新解决方案的新的活力。”“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Crusade against Religious Persecution, "79-85 15这些造势活动包括:(1)所谓反宗教迫害书籍的出版,其中有尼娜谢伊( Nina shea 的《在狮子窝》( In the lion'sDen)(1997年)和保罗马歇尔( Paul marsha的《他们的 血在叫喊》( heir blood cries oυt)(1997年);(2)媒体和娱乐界的关注,包括A.M 罗森塔尔(A.M. Rosenthal)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宗教迫害”问题的专 栏文章和一些以西藏为题材的电影故事片;(3μ997年11月16日被指定为全国祈祷日 当日全美约50000个教会共800万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为全世界“受迫害教会”联合祷 告,而第2年参与教会的数更增至100000个;(4)一系列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报告和 会议,其中包括1994年在埃默里大学举办的关于国际宗教自由问题的国际会议及随后出 版的题为《全球视野下的宗教人权》( Religious Human Rights in Globa/ Perspective) 的2卷本论文集,1996年由“自由之屋"〔 Freedom house)资助的题为“基督徒所遭 受的全球性迫害”的会议,1997年由皮尤慈善托管基金(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资助的、长达475页的题为“宗教和信仰自由:世界性报告”(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A World Report)的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评估报告等。 146
146 政策议题。14 在前里根政府官员、“赫德森学会”（Hudson Institute）的迈克 尔·霍罗威茨（Michael Horowitz）和人权律师出身的天主教徒、“自由之屋” 的尼娜·谢伊（Nina Shea）等人及先前不太知名的“殉道者之声”和“开放门户” 等组织的推动下，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右翼大张旗鼓地为“反宗教迫害”造势， 15 危言耸听地将基督徒说成是世界范围宗教迫害的最大受害者，在 20 世纪基督 教殉道者人数超过了此前历史之总和，而目前世界上正遭受迫害的基督徒有约 2 14 事实上反所谓宗教迫害得到重要福音派组织和教会领导人如“监狱团契”（Prison Fellowship）的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南浸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理查德 ·兰德（Richard Land）、“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加里·鲍尔（Gary Bauer）,“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的詹姆斯·多 布森（James Dobson）、“基督教联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的拉夫·里德（Ralph Reed） 和唐纳德·霍德尔（Donald Hodel）的倡导和支持。据艾伦·D·赫茨克教授的观察， 1996 至 1997 年间的一些事件表明新教自由派领导人实际上对所谓宗教迫害突然成为外 交政策重要议题似乎有点措手不及。该议题并不合主张与有关国家发生“建设性接触”并 只与官方支持的教会发生关系的自由派教会领导人的胃口，但他们亦不能置之不理，因此 在该议题上自由派教会只是在消极地回应福音派的倡议。10 多位“全国基督教协会”和 所属教会领导人在致国会的一封信中便承认这一事实说：“我们非常赏识来自基督教福音 派和国会要求重视该问题所造成之痛苦及寻求新解决方案的新的活力。”“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Crusade against Religious Persecution,” 79-85. 15 这些造势活动包括：（1）所谓反宗教迫害书籍的出版，其中有尼娜·谢伊（Nina Shea） 的《在狮子窝》（In the Lion’s Den）(1997 年)和保罗·马歇尔(Paul Marshall)的《他们的 血在叫喊》（Their Blood Cries Out）（1997 年）；（2）媒体和娱乐界的关注，包括 A. M. 罗森塔尔（A. M. Rosenthal）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宗教迫害”问题的专 栏文章和一些以西藏为题材的电影故事片；（3）1997 年 11 月 16 日被指定为全国祈祷日， 当日全美约 50000 个教会共 800 万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为全世界“受迫害教会”联合祷 告，而第 2 年参与教会的数目更增至 100000 个；（4）一系列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报告和 会议，其中包括 1994 年在埃默里大学举办的关于国际宗教自由问题的国际会议及随后出 版的题为《全球视野下的宗教人权》（Religious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的 2 卷本论文集，1996 年由“自由之屋”（Freedom House）资助的题为“基督徒所遭 受的全球性迫害”的会议，1997 年由皮尤慈善托管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资助的、长达 475 页的题为“宗教和信仰自由：世界性报告”(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A World Report)的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评估报告等
亿之多。16这种言论尽管只是捕风捉影,并无真凭实据,却极具煽动性,足以 触动本国教內外人士的神经未梢。1正是因为宗教迫害问题在美国的极度敏感 性,宗教右翼才得以建立“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保守基督教徒、天主徒与西藏 佛教徒、圣公会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的“"反宗教迫害”统战线或“非常联 盟″,成功地使该派的外交政策议题转变为跨宗教、跨党派的普遍议题。18事实 上“"反宗教迫害”运动的发动者中不乏犹太籍人土如霍罗威茨,因此把该运动 视为美国犹太团体阻遏伊斯兰教势力的“犹太阴谋论”一直颇有市场。19“9.11 事件使原先在教会和神学传统上不同甚至对立的广义基督教团体更具普世合一 意识,进一步推动了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宗教倡议运动,对行政部门执行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造成持续的压力。20 第四,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右翼精明地选择了国会作为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的斗争舞台。鉴于此前“杰克逊-瓦尼克法”的成效,宗教右翼相当重视在所谓 16 Paul marsha, Their e/ od Cries out(Da‖as: World,1997),255.“1998年国际宗教 自由法”[第2条(4)]便声称“世界上超过半数人口生活在严重限制或禁止其公民学习、 信仰、信守和自由实践他们所选择之宗教的政权之下"。 1反所谓国外宗教迫害的立法运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基层或草根运动颇有争议。有人便 称该运动为“草尖运动”,谓其能量只是来自福音派组织和舆论领袖;也有人认为有选举 意识的国会议员的“天线”确实捕捉到基层选民要求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信息。可参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195 L8 "The Faith Factor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Constituencies and Congressional Initiative on human rights "16 19所谓反国际宗教迫害运动的一些最重要的发起和支持者如赫德森学会的迈克尔霍罗威 茨、“全国犹太人联盟”的谢里尔哈尔彭( Cheryl Halpern)“美国希伯来公会联合会 的戴维萨珀斯坦( David Saperstein)拉比、以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A.M.罗森塔 尔均为犹太人。戴维萨珀斯坦后来还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首任主席。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犹太团体出于历史原因一向均对人权问题特别关注且对受迫害者有天然的 同情,正如美国黑人团体对民权和种族歧视问题特别敏感一样。 20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16-17
147 亿之多。16 这种言论尽管只是捕风捉影，并无真凭实据，却极具煽动性，足以 触动本国教内外人士的神经末梢。17 正是因为宗教迫害问题在美国的极度敏感 性，宗教右翼才得以建立“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保守基督教徒、天主徒与西藏 佛教徒、圣公会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的“反宗教迫害”统一战线或“非常联 盟”，成功地使该派的外交政策议题转变为跨宗教、跨党派的普遍议题。18 事实 上“反宗教迫害”运动的发动者中不乏犹太籍人士如霍罗威茨， 因此把该运动 视为美国犹太团体阻遏伊斯兰教势力的“犹太阴谋论”一直颇有市场。19“9·11” 事件使原先在教会和神学传统上不同甚至对立的广义基督教团体更具普世合一 意识，进一步推动了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宗教倡议运动，对行政部门执行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造成持续的压力。20 第四，基督教福音派或宗教右翼精明地选择了国会作为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的斗争舞台。鉴于此前“杰克逊--瓦尼克法”的成效，宗教右翼相当重视在所谓 16 Paul Marshall, Their Blood Cries Out (Dallas: World, 1997), 255.“1998 年国际宗教 自由法”[第 2 条（4）]便声称“世界上超过半数人口生活在严重限制或禁止其公民学习、 信仰、信守和自由实践他们所选择之宗教的政权之下”。 17 反所谓国外宗教迫害的立法运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基层或草根运动颇有争议。有人便 称该运动为“草尖运动”，谓其能量只是来自福音派组织和舆论领袖；也有人认为有选举 意识的国会议员的“天线”确实捕捉到基层选民要求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信息。可参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195. 18 “The Faith Factor i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Constituencies and Congressional Initiative on Human Rights,” 16. 19 所谓反国际宗教迫害运动的一些最重要的发起和支持者如赫德森学会的迈克尔·霍罗威 茨、“全国犹太人联盟”的谢里尔·哈尔彭（Cheryl Halpern）、“美国希伯来公会联合会” 的戴维·萨珀斯坦（David Saperstein）拉比、以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A. M. 罗森塔 尔均为犹太人。戴维·萨珀斯坦后来还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首任主席。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犹太团体出于历史原因一向均对人权问题特别关注且对受迫害者有天然的 同情，正如美国黑人团体对民权和种族歧视问题特别敏感一样。 20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16-17
宗教自由问题上国会所起的作用,而由某些福音派教会团体资助担任国会议员助 手的某些“国会学者( Congressional Fellows y,后来便在“1998年国际宗 教自由法”的立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来说,美国自由派教会擅长精英 游说,通常会走国务院路线而主要不是通过院外压力体制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 策洏保守福音派教会则擅长基层或草根动员国会作为所谓多数人政治的场所, 便是此种动员发生效力的理想之地。2一项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高度引人注目 的议案于是便成了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的催化剂、具体目标和立法载体。1994 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夺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后,“反宗教迫害”运动获得更多 的政治资源。近20年来基督教福音派一直抱怨共和党在选举后便将其社会议程 置于脑后,共和党国会领袖金里奇( Newt Gingrich和洛特( Trent Lott)等便 公开表态支持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议案,作为对福音派长期支持该党的回报。22 美国政治新保守派的一些头面人物、包括后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 席的艾布拉姆( Elliott abrams)和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柯克帕特里克 ( Jeane Kirkpatrick),也与若干福音派势力打得火热。23宗教与政治右翼的合 流,亦是“反宗教迫害”运动获得重大立法成果的原因 总之,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宗教重心的转移、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及其政 治化、“反宗教迫害”造势运动及跨宗教统一战线的形成,选择国会立法作为运 21可参艾伦D赫茨克著,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在美国政体 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引自 Freeing God' 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 l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199-200 23新保守派与基督教福音派之间的关系可作进一步考察。可参 Carol lee hamrin, "Advancing Religious Freedom in a Global China: Conclusions, "in Jason Kindopp and Carol Lee Hamrin, God and Caesar in China(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170
148 宗教自由问题上国会所起的作用，而由某些福音派教会团体资助担任国会议员助 手的某些“国会学者（Congressional Fellows）”，后来便在“1998 年国际宗 教自由法”的立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来说，美国自由派教会擅长精英 游说，通常会走国务院路线而主要不是通过院外压力体制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 策；而保守福音派教会则擅长基层或草根动员，国会作为所谓多数人政治的场所， 便是此种动员发生效力的理想之地。21 一项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高度引人注目 的议案于是便成了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的催化剂、具体目标和立法载体。1994 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夺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后，“反宗教迫害”运动获得更多 的政治资源。近 20 年来基督教福音派一直抱怨共和党在选举后便将其社会议程 置于脑后，共和党国会领袖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洛特（Trent Lott）等便 公开表态支持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议案，作为对福音派长期支持该党的回报。22 美国政治新保守派的一些头面人物、包括后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 席的艾布拉姆（Elliott Abrams）和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柯克帕特里克 （Jeane Kirkpatrick），也与若干福音派势力打得火热。23 宗教与政治右翼的合 流，亦是“反宗教迫害”运动获得重大立法成果的原因。 总之，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宗教重心的转移、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及其政 治化、“反宗教迫害”造势运动及跨宗教统一战线的形成，选择国会立法作为运 21 可参艾伦·D·赫茨克著，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在美国政体 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22 引自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199-200. 23 新保守派与基督教福音派之间的关系可作进一步考察。可参 Carol Lee Hamrin, “Advancing Religious Freedom in a Global China: Conclusions,” in Jason Kindopp and Carol Lee Hamrin, God and Caesar in China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170
动载体及共和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均为最终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铺 平了道路。 二、立法过程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立法过程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其中各种 利益折冲樽俎,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既斗争又妥协,宗教团体的分化组合,充分 体现了美国宗教的多元性和宗教与美国政治及外交错综复杂的关系。 此项关于所谓国际宗教自由的立法的形成过程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众 议院阶段和参议院阶段。首先是众议院阶段。宗教右翼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的具 体主张在1996年1月23日基督教福音派重要组织-“全国福音派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关于所谓宗教迫害问题的一次重要会 议上通过的全国福音派协会’关于世界性宗教迫害的良心声明”中便有较全 面具体的阐述。该文件要求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在公开反对某些国家(主要指共 产党和伊斯兰教国家)迫害基督徒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建议采取具体行动,如 由总统出面发表谴责迫害基督徒的重要演讲、任命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 助理、指示美国驻外和驻联合国使节与持不同教见者会晤、推进国际宗教自由、 训练移民和归化局官员重视所谓宗教迫害问题、加速受理宗教避难的申请、中止 对那些未采取有力措施来结束对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徒所谓迫害的国家和政府的 非人道主义援助等。该声明由迈克尔霍罗威茨起草,被认为是所谓反宗教迫害 立法运动的发令枪声。24 24 T. Jeremy Gun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omotion on Freedom of Religion
149 动载体及共和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均为最终通过“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铺 平了道路。 二、立法过程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立法过程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其中各种 利益折冲樽俎，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既斗争又妥协，宗教团体的分化组合，充分 体现了美国宗教的多元性和宗教与美国政治及外交错综复杂的关系。 此项关于所谓国际宗教自由的立法的形成过程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众 议院阶段和参议院阶段。首先是众议院阶段。宗教右翼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的具 体主张，在 1996年 1月 23日基督教福音派重要组织 --“全国福音派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关于所谓宗教迫害问题的一次重要会 议上通过的“‘全国福音派协会’关于世界性宗教迫害的良心声明”中便有较全 面具体的阐述。该文件要求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在公开反对某些国家（主要指共 产党和伊斯兰教国家）迫害基督徒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建议采取具体行动，如 由总统出面发表谴责迫害基督徒的重要演讲、任命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 助理、指示美国驻外和驻联合国使节与持不同教见者会晤、推进国际宗教自由、 训练移民和归化局官员重视所谓宗教迫害问题、加速受理宗教避难的申请、中止 对那些未采取有力措施来结束对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徒所谓迫害的国家和政府的 非人道主义援助等。该声明由迈克尔·霍罗威茨起草，被认为是所谓反宗教迫害 立法运动的发令枪声。24 24 T. Jeremy Gun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omotion on Freedom of Religion
国会和行政当局均对主流福音派的“良心声明”作了反应。该声明发表不到 月,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国际行动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 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便专门就所谓国外对基督徒的迫害举行了 听证会。1996年夏国会还通过决议要求国务院就该问题提出报告,并在美国对 外政策中包括支持宗教自由的内容。1997年7月22日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 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徒为重点”的长达82页的报告。此前国务卿奥 尔布赖特( Madeleine Albright)还就宗教自由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电令美国 驻外使节特别关注宗教自由问题,随后克林顿(Bi! Clinton)政府亦设立“国务卿 国外宗教自由问题咨询委员会”,并在国务院设国际宗教自由特别代表职位。25 然而对霍罗威茨及支持者而言,这些举措只是摆摆样子的敷衍搪塞而已。通过传 统外交途径来应对所谓国外宗教迫害问题显然无法满足“反宗教迫害运动”支持 者要把反所谓宗教迫害提升到美国人权和外交政策议程首位的要求。 霍罗威茨及支持者的立法载体,是“1997年免于宗教迫害法”(the Freedom from Religious Persecution Act of1997)该项最初由霍罗威茨起 草的法案1997年5月20日在众议院由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 ( Frank wol)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 Arlen Specter) 共同提出,故又称“沃尔夫-斯佩克特法”( the Wolf-Specter bill)众议员沃 尔夫在人权问题上立场强硬,在国会内外均有追随者,1997年因其隐瞒议员身 份;来我国西藏而在所谓人权圈子里声名大噪。参议员斯佩克特在社会问题上观 点较为自由,且未利用其政治资源支持众议院法案,他在其他议案上因得罪参议 and Belief, "171-172: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186 25"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omotion on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168
150 国会和行政当局均对主流福音派的“良心声明”作了反应。该声明发表不到 一月，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国际行动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 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便专门就所谓国外对基督徒的迫害举行了 听证会。1996 年夏国会还通过决议要求国务院就该问题提出报告，并在美国对 外政策中包括支持宗教自由的内容。1997 年 7 月 22 日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 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徒为重点”的长达 82 页的报告。此前国务卿奥 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还就宗教自由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电令美国 驻外使节特别关注宗教自由问题，随后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亦设立“国务卿 国外宗教自由问题咨询委员会”，并在国务院设国际宗教自由特别代表职位。25 然而对霍罗威茨及支持者而言，这些举措只是摆摆样子的敷衍搪塞而已。通过传 统外交途径来应对所谓国外宗教迫害问题显然无法满足“反宗教迫害运动”支持 者要把反所谓宗教迫害提升到美国人权和外交政策议程首位的要求。 霍罗威茨及支持者的立法载体，是“1997 年免于宗教迫害法”（the Freedom from Religious Persecution Act of 1997）。该项最初由霍罗威茨起 草的法案 1997 年 5 月 20日在众议院由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 （Frank Wolf）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 共同提出，故又称“沃尔夫--斯佩克特法”（the Wolf-Specter bill）。众议员沃 尔夫在人权问题上立场强硬，在国会内外均有追随者，1997 年因其隐瞒议员身 份；来我国西藏而在所谓人权圈子里声名大噪。参议员斯佩克特在社会问题上观 点较为自由，且未利用其政治资源支持众议院法案，他在其他议案上因得罪参议 and Belief,” 171-172；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186. 25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omotion on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