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支撑着我们的这个组织财产体系中占有一个中间位置。无工作者(或一直处在边缘职 位的人)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财产资源没有权力(因而通常也没有政治影响力),所以他 们很贫穷。 那么,关于我们所假想的这个高度闲暇的技术专家统治系统,关键问题变成:谁将会去 控制它?回答很明确:在一个大众闲暇的社会里,那些极少数仍在工作的人将获得绝大部分 的财富。米歇尔( Michel)发现,控制着某个政党的管理机器的人从中获得绝大部分利益 这一发现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更大范围上的相似的论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技术能力允 许、但我们却并没有朝向一个高度闲暇的社会发展的原因所在。我们精心创造出了一个在很 大程度上多余的结构,这个结构由或多或少容易的工作构成,其中充斥着可有可无的行政性 职务和额外雇工( featherbedding),因为现代技术允许它们存在,并且还因为需要工作的人 群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由政府工作(包括教育)、受详细的劳动条例 保护的工会部门,以及那些忙着寻找新产品来使自己的工作正当化的公司寡头所形成的劳动 大军组成的庞大结构。事实上,闲暇已经被融入到工作本身中去了。发达的技术不但没有要 求每一个人都努力工作和接受长期的训练,相反,却使得职业要求越来越肤浅和任意了。 本斯曼( Bensman)和维第( Vidich)对我们之所以可能走向“闲职社会”给出了一套 理由:我们技术的生产力导致了现在广为人知的“凯恩斯主义”问题,即不断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从而规避经济衰退。政府雇员的大幅扩张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是政府 向第三部门提供的支持,这是政府通过为专卖权和专业垄断授予越来越多的许可证而实现 的。私人闲职( private sinecures)同样存在于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内,这些公司对学历有很多 要求,并且有大范围的职员分工,还有以销售惯例、动机和再培训项目等形式存在的额外闲 暇津贴( leisure perquisites)。大组织的很多控制机制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生产效率而设置的 但实际上却增加了非生产性的闲职成分。精细的计划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将它们自己的开支 加给组织,并将财富转移给它们自己的成员;那些旨在保证保险条例得到遵守和法律得到执 行的机构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为了争夺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一一既来自上层也来 自下层—一在其每一步中都使得组织的政治性部门越发精细化。人们对保险公司提出的理赔 要求越多,工会的不平或关于歧视少数群体的投诉越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的职位所形 成的制度化部门就越大,并且还增加了为提升自己的职位财产而斗争的组织成员的人数。闲 职部门就是以争夺对这些闲职部门本身的控制的斗争为生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经济市场的合理性没有消除这种浪费,使卷入这种斗争的组织破 产呢?在经济的主要部门中,这一过程并不适用。政府组织不受竞争的影响,因而也很少受 制于要求精简机构的有效政治压力。而大公司恰恰是这样一种组织:它们最能负担起这种内 部的再分配,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市场拥有垄断性的控制权,并常常得到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 外部竞争并不会对减少其内部成本产生任何影响,而官僚复合体的规模以及股票持有权与直 接控制权的分离使它们只对自己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这样 的技术治国论的拥护者们认为,正是这些受到高度保护的组织由于其技术领先而能够繁荣成 功,相反,因不受保护而面临市场压力的小公司,则由于其技术落后而陷于不安全和相对贫 困的境地。这无非是在以闲职部门本身的意识形态术语重复它们的沾沾自喜。 在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谈论闲职和本质上“奢侈”或“浪费”型生产的盛行,这看上去 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这仅仅是从技术治国论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是这样的。由于通货膨胀 和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却可能是闲职系统不平等的结果。有些人无所事事就 能获得物质财富,另一些人经济状况窘迫,而也许所有的人都很焦虑,这些情况的并存在经 济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发生在分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因此, 在经济危机中技术的高生产率并未消失4 至少在支撑着我们的这个组织财产体系中占有一个中间位置。无工作者（或一直处在边缘职 位的人）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财产资源没有权力（因而通常也没有政治影响力），所以他 们很贫穷。 那么，关于我们所假想的这个高度闲暇的技术专家统治系统，关键问题变成：谁将会去 控制它？回答很明确：在一个大众闲暇的社会里，那些极少数仍在工作的人将获得绝大部分 的财富。米歇尔（Michel）发现，控制着某个政党的管理机器的人从中获得绝大部分利益， 这一发现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更大范围上的相似的论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技术能力允 许、但我们却并没有朝向一个高度闲暇的社会发展的原因所在。我们精心创造出了一个在很 大程度上多余的结构，这个结构由或多或少容易的工作构成，其中充斥着可有可无的行政性 职务和额外雇工（featherbedding），因为现代技术允许它们存在，并且还因为需要工作的人 群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由政府工作（包括教育）、受详细的劳动条例 保护的工会部门，以及那些忙着寻找新产品来使自己的工作正当化的公司寡头所形成的劳动 大军组成的庞大结构。事实上，闲暇已经被融入到工作本身中去了。发达的技术不但没有要 求每一个人都努力工作和接受长期的训练，相反，却使得职业要求越来越肤浅和任意了。 本斯曼（Bensman）和维第（Vidich） 4对我们之所以可能走向“闲职社会”给出了一套 理由：我们技术的生产力导致了现在广为人知的“凯恩斯主义”问题，即不断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从而规避经济衰退。政府雇员的大幅扩张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是政府 向第三部门提供的支持，这是政府通过为专卖权和专业垄断授予越来越多的许可证而实现 的。私人闲职（private sinecures）同样存在于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内，这些公司对学历有很多 要求，并且有大范围的职员分工，还有以销售惯例、动机和再培训项目等形式存在的额外闲 暇津贴（leisure perquisites）。大组织的很多控制机制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生产效率而设置的， 但实际上却增加了非生产性的闲职成分。精细的计划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将它们自己的开支 加给组织，并将财富转移给它们自己的成员；那些旨在保证保险条例得到遵守和法律得到执 行的机构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为了争夺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既来自上层也来 自下层——在其每一步中都使得组织的政治性部门越发精细化。人们对保险公司提出的理赔 要求越多，工会的不平或关于歧视少数群体的投诉越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的职位所形 成的制度化部门就越大，并且还增加了为提升自己的职位财产而斗争的组织成员的人数。闲 职部门就是以争夺对这些闲职部门本身的控制的斗争为生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经济市场的合理性没有消除这种浪费，使卷入这种斗争的组织破 产呢？在经济的主要部门中，这一过程并不适用。政府组织不受竞争的影响，因而也很少受 制于要求精简机构的有效政治压力。而大公司恰恰是这样一种组织：它们最能负担起这种内 部的再分配，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市场拥有垄断性的控制权，并常常得到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 外部竞争并不会对减少其内部成本产生任何影响，而官僚复合体的规模以及股票持有权与直 接控制权的分离使它们只对自己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5这样 的技术治国论的拥护者们认为，正是这些受到高度保护的组织由于其技术领先而能够繁荣成 功，相反，因不受保护而面临市场压力的小公司，则由于其技术落后而陷于不安全和相对贫 困的境地。这无非是在以闲职部门本身的意识形态术语重复它们的沾沾自喜。 在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谈论闲职和本质上“奢侈”或“浪费”型生产的盛行，这看上去 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这仅仅是从技术治国论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是这样的。由于通货膨胀 和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却可能是闲职系统不平等的结果。有些人无所事事就 能获得物质财富，另一些人经济状况窘迫，而也许所有的人都很焦虑，这些情况的并存在经 济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发生在分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因此， 在经济危机中技术的高生产率并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