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 徊,取涂乐府;“秋江早望”、“谪居悼 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 往”,则结体元晖。若“水禽残月”,模休 ,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余曰:天恒 文之韵思“楚望苍然”,结韩卿之茂体, 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 余或放于言理,失于音调,未求刻意,累 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 在才多也。《女几》作楚挽之哀词,《泰 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 娘》谱新声之凄奏,七言此其选矣。《聚 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 蚊》、《百舌》,托意深微,亦得乐府遗意。 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律体独多,莹暇间采。(陈伯海1805) (刘禹锡68-9) 天人间的“交相”与“还互”,奠定了刘禹锡诗文书 如果说中唐时期的秩序与权威的崩溃,自理论层写中对于天地自然之象的基本态度,也自然决定 面而言,对应着原有的宇宙空间观念也即天人关系了其诗文取材的范围及其美学风格。在韩柳与元 结构在动荡时代解释力的衰退,那么重建秩序的努白风靡元和的主调中,向古典美学风格致敬的刘 力自然也须从作为儒学价值逻辑起点的天人关系禹锡在某种意义上是位守旧者,但《天论》在尊重 入手,天人之论成为中唐颇有影响的思想事件,其传统之外的新变,同样也推动了刘禹锡诗文书写 原因亦正在于此。在刘禹锡看来,天人各有所能,的变化,在这场思想与诗文发生裂变的智力考量 无论是“阴骘之说”,还是“自然”之说,均为一孔之中,刘禹锡拥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位置。 见、有激之论。相较于韩愈与柳宗元过于强调天人 在汉儒的“天人感应”理论中“察天象以明 的分化甚至对抗,刘禹锡的天说在分梳天人分界的人事”是勾连天人关联的重要方式,但在刘禹锡 同时,强调了天人之间的正向态的勾连。如此,韩的《天说》中,可见之天象的影响已然衰退:“或 柳天人论中,无法为人类提供价值依托的“天”,在口:‘古之言天之历象,有宣夜、浑天、周髀之书, 刘禹锡的天论中,重新成为人之为人的起点 言天至高远卓诡,有邹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 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退 愚独心有慨焉,以为君子受乾阳健 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 行之气,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充吾道, 也”(刘禹锡72)。尝试“用天之利”之人,当知物 是宜寄余术百艺以泄神用。甚无暇日, 中有数,事中有势,可见者、可感者万端,但可见者 与得位同。(128-9) 背后可以思理而致的“天理”才是“立人之纪”得 以可能的保证。究天人之际,所以明古今之变,只 个体生命的美好,来自于上天的赐予,故而人之为是打动刘禹锡的已不再是历史中交替上演的个体 人在其诞生之日即秉承上天之善意,生命的过程,的人与事 理应“用天之利,立人之纪”,不断拓展上天的善意 以开出有序而不乏温情的世间生活。面对中唐的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纷乱,刘禹锡尝试在天人各有分限、复相关联的思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 路中,构建秩序重建的逻辑起点。因为“天”的尊 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 严与善意仍存,故而在刘禹锡的诗文书写中,虽然 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西塞 偶有涉及丑禽恶木,但相比于韩愈不断突破边界的 山怀古》)(300) 丑奇,刘禹锡的诗中之“奇”更应被视为对“美人香 草”传统的回归;相比于不断尝试去赋予自然于秩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序的柳宗元,刘禹锡似乎更擅长在物象的自然样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态中寻获诗材。《三唐诗品》论刘氏诗风曰 (《石头城》)(310) (梦得)五言体杂不一。有如“深春 刘禹锡的诗歌中,让人动容的似乎不再是历史兴 风日静”、“昔听东武吟”等篇,婉转徘 亡中个体的悲欢离合,“人世几回伤往事”的苍凉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文艺理论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其人曰: “道竟何为邪? 任人而已。”法 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 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 余曰: 天恒 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 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 云尔; 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 德与怨不归乎天; 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 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 刘禹锡 68-69) 如果说中唐时期的秩序与权威的崩溃，自理论层 面而言，对应着原有的宇宙空间观念也即天人关系 结构在动荡时代解释力的衰退，那么重建秩序的努 力自然也须从作为儒学价值逻辑起点的天人关系 入手，天人之论成为中唐颇有影响的思想事件，其 原因亦正在于此。在刘禹锡看来，天人各有所能， 无论是“阴骘之说”，还是“自然”之说，均为一孔之 见、有激之论。相较于韩愈与柳宗元过于强调天人 的分化甚至对抗，刘禹锡的天说在分梳天人分界的 同时，强调了天人之间的正向态的勾连。如此，韩 柳天人论中，无法为人类提供价值依托的“天”，在 刘禹锡的天论中，重新成为人之为人的起点: 愚独心有慨焉，以为君子受乾阳健 行之气，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充吾道， 是宜寄余术百艺以泄神用。甚无暇日， 与得位同。( 128-29) 个体生命的美好，来自于上天的赐予，故而人之为 人在其诞生之日即秉承上天之善意，生命的过程， 理应“用天之利，立人之纪”，不断拓展上天的善意 以开出有序而不乏温情的世间生活。面对中唐的 纷乱，刘禹锡尝试在天人各有分限、复相关联的思 路中，构建秩序重建的逻辑起点。因为“天”的尊 严与善意仍存，故而在刘禹锡的诗文书写中，虽然 偶有涉及丑禽恶木，但相比于韩愈不断突破边界的 丑奇，刘禹锡的诗中之“奇”更应被视为对“美人香 草”传统的回归; 相比于不断尝试去赋予自然于秩 序的柳宗元，刘禹锡似乎更擅长在物象的自然样 态中寻获诗材。《三唐诗品》论刘氏诗风曰: ( 梦得) 五言体杂不一。有如“深春 风日静”、“昔听东武吟”等篇，婉转徘 徊，取 涂 乐 府; “秋 江 早 望”、“谪居 悼 往”，则结体元晖。若“水禽残月”，模休 文之韵思; “楚望苍然”，结韩卿之茂体。 余或放于言理，失于音调，未求刻意，累 在才多也。《女几》作楚挽之哀词，《泰 娘》谱新声之凄奏，七言此其选矣。《聚 蚊》、《百舌》，托意深微，亦得乐府遗意。 律体独多，莹暇间采。( 陈伯海 1805) 天人间的“交相”与“还互”，奠定了刘禹锡诗文书 写中对于天地自然之象的基本态度，也自然决定 了其诗文取材的范围及其美学风格。在韩柳与元 白风靡元和的主调中，向古典美学风格致敬的刘 禹锡在某种意义上是位守旧者，但《天论》在尊重 传统之外的新变，同样也推动了刘禹锡诗文书写 的变化，在这场思想与诗文发生裂变的智力考量 中，刘禹锡拥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位置。 在汉儒的“天人感应”理论中，“察天象以明 人事”是勾连天人关联的重要方式，但在刘禹锡 的《天说》中，可见之天象的影响已然衰退: “或 曰: ‘古之言天之历象，有宣夜、浑天、周髀之书， 言天至高远卓诡，有邹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 曰: ‘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退 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 也”( 刘禹锡 72) 。尝试“用天之利”之人，当知物 中有数，事中有势，可见者、可感者万端，但可见者 背后可以思理而致的“天理”才是“立人之纪”得 以可能的保证。究天人之际，所以明古今之变，只 是打动刘禹锡的已不再是历史中交替上演的个体 的人与事: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 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 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西塞 山怀古》) ( 300)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 东 边 旧 时 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 《石头城》) ( 310) 刘禹锡的诗歌中，让人动容的似乎不再是历史兴 亡中个体的悲欢离合，“人世几回伤往事”的苍凉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