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3 现代史学家的重视、他是从科举制度的杜会背景方面为“士”的古今之 变划分阶段的。另一方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现代学者也将“宋明理 学”划入同一阶段。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史和思想史互相支援，宋代和 明代的“士”应该是一脉相承，属于同一类型了。但是深一层分析，我们 便发现，这两个不同朝代下的“士风”竟截然相异。同是理学家，宋熹和 陆九渊都一心一意向往着王安石的“得君行道”，在皇帝面前也佩你而 谈，俨然以政治主体自居，充分体现了“以天下为己已任”的气概。朱熹在 他许多长篇大论的《封事》和《奏札》中，反复要求皇帝除旧布新，重建一 个合现的秩序。对照之下，王守仁除了正德元年（一五○六）《乞宥言官 去权奸》一疏，因而放逐龙场之外，其余奏疏多关具体事务，极少涉及朝 政。正德十五年他写了一篇《谏迎佛疏》，期待皇帝效法“尧、舜之圣”， 恢复“三代之圣”。这显然是承继了宋代“土”的精神，与王安石、朱熹等 入的思路是-一致的。但是这篇疏文却是“稿具未上”。（见《王阳明全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卷九，页二九三一一二九六)更可注 意的是同年他第一次和王艮会面，后者迫不及待地要谈怎样致君于尧、 舜的问题，他立刻以“思不出其位”为理由，阻止了政治讨论。（见《王心 斋先生全集》卷一《年谱》正德十五年条)正良后来写《明哲保身论》，讲 学也转重“百姓日用之道”，断然与这次会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一 对照，我们才清楚认识到，宋代从王安石、二程到朱熹、陆九渊等人所念 兹在兹的“得君行道”，在明代王守仁及其门人那里，竟消失不见了。这 个“变异”或“断裂”还不够使人惊异吗？然而问题还远不止此。 十六世纪以后，部分地由于阳明学（或王学）的影响，仍然有不少的 “士”关怀着合理秩序的重建，但是他们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社 会。东林讲友之一陈龙正所标举的“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明儒学 案》卷六十)可以代表他们集体活动的主要趋向。所以创建书院、民间 传教、宗族组织的强化、乡约的发展，以至戏曲小说的兴起等等都是这 一大趋向的具体成果。其中有些活动虽在宋代已经开始，但一直要到 十六世纪以后才获得充分的展开。用现代的话说，明代的“士”在开拓 社会和文化空间这一方面显露出他]的特有精神。这当然和当时的历 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是政治的环境。宋代承五代武入跋扈之 后，重文轻武，以争取“士”阶层的支持，因此采取了对“土”特别优容的 政策。陈寅恪所谓“六朝及天水（赵宋）一代思想最为自由，”便指此而 言。（见《论再生缘》，收在《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二○○一年，页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