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对把“比较研究”当作“相提并论”的回应 为什么要重谈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曾是我国哲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论题之 我曾较早参与,并在十多年前就提出: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能简单看作是由 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而是哲学思维方式上一次重要的转型,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 个新的阶段;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些局限性上,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 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既有原则区别、又有重要的共同之处。我的这种见解正是基于对革命变更 与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得出的。我在此之后发表的一些论著继续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方面的 问题。为了把对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化和具体化,近几年我主持了一个《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 现代转型》课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19世纪西方各国哲学的变迁结合起来研究,进 一步论证和阐释了上述见解。 我的见解并非个人标新立异。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众多专家、特别是重新研究过现代西 方哲学的专家大都主张抛弃以往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绝对对立起来并对后 者简单否定的态度,纷纷着手重新研究这两种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的关系。我明确提出上述 见解,无非是较为自觉地适应了我国哲学界的这种前进趋势。正因为如此,上述见解提出后 在同行专家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但这种见解与过去流行的观点毕竟差异很大,在某些方面甚 至是对后者的否定,必然不为一些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坚持过去流行的观点的人士所赞同。尽 管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公开发表的批评文章,但从90年代中期我提出上述见解以来还是陆续听 到过一些不同意见。近一年来就有一位年逾八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次给我写信表示异议。 他告诉我他写过不少文章,因未能发表,便以写信的方式来发表意见。看得出他企图维护马 克思主义,但所持观点实在太陈旧,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在学界 难以受到关注(这大概也是他的文章未能发表的主要原因),我也就没有同他展开讨论。 但我在办理上述课题结项时由有关部门转来的一位专家对作为课题最终成果的书稿*的意 见却使我感到必须作出回应。意见中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认为书稿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 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比较研究意味着将二者相提并论;二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关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其经济学家以利害代替是非作为判断标准的 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准。这两点意见不仅与我不同,也与我国 哲学界十多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共识大相殊异。如果这些意见被肯定,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哲学界在克服左的扭曲、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所取得的 进步就会被否定。这种意见在对具体研究过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中不会有人赞成,但在不善 于以发展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又不了解的人士中还可能找到支持 者。尽管上述意见没有发表,考虑到对其是非的辨析将影响到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正确 方向,因此我还是觉得应当将其提出来请学界共同讨论。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这位专家是 谁,因此我的回应不是针对他个人,而只是他代表的这些意见,后者适应更多的人(例如上 面提到的那位老人)。我将对上述两点分别作出回应,本文仅涉及第一点。 ,即将以《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重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 对把“比较研究”当作“相提并论”的回应 一，为什么要重谈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曾是我国哲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论题之 一。我曾较早参与，并在十多年前就提出：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能简单看作是由 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而是哲学思维方式上一次重要的转型，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些局限性上，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 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既有原则区别、又有重要的共同之处。我的这种见解正是基于对革命变更 与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得出的。我在此之后发表的一些论著继续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方面的 问题。为了把对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化和具体化，近几年我主持了一个《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 现代转型》课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 19 世纪西方各国哲学的变迁结合起来研究，进 一步论证和阐释了上述见解。 我的见解并非个人标新立异。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众多专家、特别是重新研究过现代西 方哲学的专家大都主张抛弃以往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绝对对立起来并对后 者简单否定的态度，纷纷着手重新研究这两种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的关系。我明确提出上述 见解，无非是较为自觉地适应了我国哲学界的这种前进趋势。正因为如此，上述见解提出后 在同行专家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但这种见解与过去流行的观点毕竟差异很大，在某些方面甚 至是对后者的否定，必然不为一些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坚持过去流行的观点的人士所赞同。尽 管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公开发表的批评文章，但从 90 年代中期我提出上述见解以来还是陆续听 到过一些不同意见。近一年来就有一位年逾八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次给我写信表示异议。 他告诉我他写过不少文章，因未能发表，便以写信的方式来发表意见。看得出他企图维护马 克思主义，但所持观点实在太陈旧，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在学界 难以受到关注（这大概也是他的文章未能发表的主要原因），我也就没有同他展开讨论。 但我在办理上述课题结项时由有关部门转来的一位专家对作为课题最终成果的书稿的意 见却使我感到必须作出回应。意见中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认为书稿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 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比较研究意味着将二者相提并论；二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关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其经济学家以利害代替是非作为判断标准的 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准。这两点意见不仅与我不同，也与我国 哲学界十多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共识大相殊异。如果这些意见被肯定，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哲学界在克服左的扭曲、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所取得的 进步就会被否定。这种意见在对具体研究过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中不会有人赞成，但在不善 于以发展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又不了解的人士中还可能找到支持 者。尽管上述意见没有发表，考虑到对其是非的辨析将影响到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正确 方向，因此我还是觉得应当将其提出来请学界共同讨论。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这位专家是 谁，因此我的回应不是针对他个人，而只是他代表的这些意见，后者适应更多的人（例如上 面提到的那位老人）。我将对上述两点分别作出回应，本文仅涉及第一点。  ，即将以《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