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明清戏曲小说批评(上) 发布时间:2008-0521浏览次数:16679 第十六章明清戏曲小说批评(上)(第周) 【教学重点】:明代前中期戏曲批评发屐;沈、汤之争;王骥德;四大小说批评;冯梦龙。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明〕庸愚子 蒋玑(生卒年不详),字大器,号庸愚子,金华(今属浙江)人,一作采乐(今属广西)人。弘治举人。正德间知 连城县。邻邑武平刘隆起义,蒋玑率兵擒灭刘隆,不久,自己复被刘隆部下俘杀。蒋玑是我国评论小说《三国演 》的前驱,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论析这部小说的文章,在《三国演义》评论史上具有它 自己的意义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 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 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 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故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不得已也。孟子见梁患王,言仁义而不言利,告时君必称尧、舜、 禹、汤,答时臣必及伊、傅、周、召。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义 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 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 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土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 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日《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 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干百载之事豁然于心 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读书例 日: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 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 予尝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由陈蕃、窦武立朝未久,而不得行其志,卒为奸宄谋之,权柄日窃,渐浸炽盛, 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纪纲法度,坏乱极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进识见不远,致董卓乘衅 而入,权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灭亡,理所当然。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 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 非老瞒可议。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 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 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 弘治甲寅仲春几望庸愚子拜书。 三国史事的通俗化传说,早已在民间流传,至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始集这类故事之大成,且臻艺术之 完美境地,同时,也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庸愚子作序、刊印于明嘉靖元年()的《三国 志通俗演义》,是目前发现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版本,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每则有一个七言标题。一般 认为这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著的本子。这篇序文也就成了《三国演义》评论史上的开山之作 作者首先站在"众人¨的立场上,指出史书不仅是纪事的,也是寓示教训的。但是,传统史书理微义奥",远非大众 所能理解和接受,大众只好对它们敬而远之,"历代之事¨便在大众的这种冷漠之下逐渐失传,这不能不说是史书的 遗憾。作者认为以上是史著文胜质"所带来的不足。接着,他又从士君子"的立场,对言辞鄙谬"的民间演述历史故 事的讲唱文学作了批评,也包括对野史内容失真的不满。作者认为这是评话之类作品ˆ质胜文"所导致的缺陷。而 显然,他对其能够通乎众人",弥补史著之难以接近的不足,又予以肯定。第十六章 明清戏曲小说批评（上） 发布时间: 2008-05-21 浏览次数: 16679 第十六章 明清戏曲小说批评（上）（第周） 【教学重点】：明代前中期戏曲批评发展；沈、汤之争；王骥德；四大小说批评；冯梦龙。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明〕 庸愚子 蒋玑（生卒年不详），字大器，号庸愚子，金华（今属浙江）人，一作采乐（今属广西）人。弘治举人。正德间知 连城县。邻邑武平刘隆起义，蒋玑率兵擒灭刘隆，不久，自己复被刘隆部下俘杀。蒋玑是我国评论小说《三国演 义》的前驱，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论析这部小说的文章，在《三国演义》评论史上具有它 自己的意义。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 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 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 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故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不得已也。孟子见梁惠王，言仁义而不言利，告时君必称尧、舜、 禹、汤，答时臣必及伊、傅、周、召。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义 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 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 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 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 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 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读书例 曰： 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 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 予尝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由陈蕃、窦武立朝未久，而不得行其志，卒为奸宄谋之，权柄日窃，渐浸炽盛， 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纪纲法度，坏乱极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进识见不远，致董卓乘衅 而入，权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灭亡，理所当然。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 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 非老瞒可议。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 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 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 弘治甲寅仲春几望庸愚子拜书。 三国史事的通俗化传说，早已在民间流传，至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始集这类故事之大成，且臻艺术之 完美境地，同时，也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庸愚子作序、刊印于明嘉靖元年（）的《三国 志通俗演义》，是目前发现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版本，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每则有一个七言标题。一般 认为这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著的本子。这篇序文也就成了《三国演义》评论史上的开山之作。 作者首先站在“众人”的立场上，指出史书不仅是纪事的，也是寓示教训的。但是，传统史书“理微义奥”，远非大众 所能理解和接受，大众只好对它们敬而远之，“历代之事”便在大众的这种冷漠之下逐渐失传，这不能不说是史书的 遗憾。作者认为以上是史著“文胜质”所带来的不足。接着，他又从“士君子”的立场，对“言辞鄙谬”的民间演述历史故 事的讲唱文学作了批评，也包括对“野史”内容失真的不满。作者认为这是评话之类作品“质胜文”所导致的缺陷。而 显然，他对其能够“通乎众人”，弥补史著之难以接近的不足，又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