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在欧美发达国家,深度贫困并未随市场化、现代化推进而消失,个体性深度贫困现象在一定范围 内长期存在,社会排斥与经济不平等是其存续根源,族群、家庭、人力资本、就业机会以及社会地位影 响其形成及分布。 Haveman et al(2014)研究发现,美国深度贫困在儿童及青壮年人口、失业及独居 家庭中发生率较高,在区域、城乡分布上未有显著差异;以SPM方法替代OPM方法,所度量的一般 贫困率变高但深度贫困率降低——深度贫困者可从实物转移支付、税收抵扣以及就业支持中获益, 但缺乏文化技能的青壮年人口因劳动市场排斥而例外。 farrigan(2014)观测到美国农村深度贫困发 生率缓慢上升,多子女家庭易受经济衰退冲击而陷入深度贫困。 Reeves et al(2015)研究表明,1996 年美国福利制度改革以来,一些家庭从就业支持与税收抵扣中受益,一些不愿或无力就业家庭因救 济变少而贫困加深,深度贫困家庭难以从赈济中获得发展动力,其子女也容易贫困。 Peichl et al (2010)研究表明,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的深度贫困容易发生在单亲有子家庭;阶层、教育、年龄都是 显性的结构性致贫因素。 欧美发达国家深度贫困家庭的结构性存续与就业市场失灵及社会排斥有关。发展中国家深度 贫困分布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族群特征,其作为地区或群体性的慢性贫困陷阱,主要是由资源禀赋 缺陷以及社会结构问题引起,属于发展滞缓型或治理不佳型的深度贫困痼疾。这类深度贫困也在新 兴市场国家某些特定地区或群体中长期存在( Baulch8. Masset,2003)。 (一)深度贫困地区的形成与空间分布 深度贫困地区的形成是由投资不足、增长滞缓以及发展失衡、分配不公引发的结构性痼疾,须以 长期投资与结构性改革来应对( Bigsten8. Shimeles,2007)。深度贫困存续及区域分布与自然地理 民族文化以及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场域”特征 1.边远连片山区的深度贫困。地理偏僻、信息闭塞、资源匮乏是边远连片山区深度贫困的基础 成因。 Bloom et al(2003)研究发现,地理偏僻且气候恶劣的内陆山区易形成严重的贫困陷阱。Gen tle8. Maraseni(2012)认为,边远山区居民缺乏生产资本与公共服务,信息闭塞、生计受限,加之因气 候变化而遭遇农业歉收,容易岀现饥荒。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依赖资源型产业,劳动力外移,强化 了山区深度贫困陷阱的存续。 Byers(2002)基于对阿巴拉契亚山区的跟踪研究发现,山区深度贫困 与地理闭塞、对采掘业依赖、人力资本投资匮乏有关。 Gerlitz et al(2012)认为山区贫困程度更深的 原因在于,资源条件落后于平坝地区、灌溉困难、农业难以实现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教育普 及难,贫困人口不能从事规模农业,大都外迁寻求多样化收人,留下发展能力弱的深度贫困人口。 2.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深度贫困。 Gradin(2013)研究全球贫困空间分布指出,少数民族聚集地 区的贫困程度最深。贫民窟通常集中在那些受社会排斥的深色种族及少数民族聚集地( Pattillo 2003)。经济生态不佳、人力资本贫瘠、发展机会不足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导致少数民族聚集地区 成为“贫困孤岛”,居民长期被排斥在现代产业和主流社会之外,陷入深度贫困( Kenway8. Palmer, 2007)。Lin8. Harris(2010)认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在区位、资源以及权利、机会所得方面具有初始 劣势,劣势积累导致深度贫困,又通过教育贫困进行代际传递,一些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无法在新 的聚集区获得健康、安全保障以及教育与就业机会,沦为深度贫困群体。 Zenk et al(2011)研究指出, 少数民族聚集区市场需求量小、自生经济动能不足,如非裔美国人社区居民购买力弱,无法吸引商业 机构和市场要素集聚 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深度贫困。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住民大都生计困难、生 存质量低,罹患深度贫困的风险高。 Sachs(2008)观察发现,在气候干旱的非洲乡村,农民容易陷人 深度贫困,原因在于土壤贫瘠、雨水缺乏,难以获得灌溉水泵等。 Merode et al(2004)考察刚果农村 贫困现象时指出,高温气候使农产品生产受限,有些人靠捕猎及野生食品商业化补济生活,但阿赞德 高原的深度贫困人口无法从中获益,原因是当地海拔高、交通不便,难以接触市场。 Sanfo(2012)研 究指出,布基纳法索国的深度贫困人口集中在干旱的高原地区,居民生计高度依赖农业,水源稀缺、 旱灾频发导致农业收入极低。 Holmes et al(2008)研究发现,孟加拉国深度贫困大都存在于自然灾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在欧美发达国家，深度贫困并未随市场化、现代化推进而消失，个体性深度贫困现象在一定范围 内长期存在，社会排斥与经济不平等是其存续根源，族群、家庭、人力资本、就业机会以及社会地位影 响其形成及分布。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研究发现，美国深度贫困在儿童及青壮年人口、失业及独居 家庭中发生率较高，在区域、城乡分布上未有显著差异；以ＳＰＭ 方法替代 ＯＰＭ 方法，所度量的一般 贫困率变高但深度贫困率降低———深度贫困者可从实物转移支付、税收抵扣以及就业支持中获益， 但缺乏文化技能的青壮年人口因劳动市场排斥而例外。Ｆａｒｒｉｇａｎ（２０１４）观测到美国农村深度贫困发 生率缓慢上升，多子女家庭易受经济衰退冲击而陷入深度贫困。Ｒｅｅｖ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研究表明，１９９６ 年美国福利制度改革以来，一些家庭从就业支持与税收抵扣中受益，一些不愿或无力就业家庭因救 济变少而贫困加深，深度贫困家庭难以从赈济中获得发展动力，其子女也容易贫困。Ｐｅｉｃｈ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研究表明，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的深度贫困容易发生在单亲有子家庭；阶层、教育、年龄都是 显性的结构性致贫因素。 欧美发达国家深度贫困家庭的结构性存续与就业市场失灵及社会排斥有关。发展中国家深度 贫困分布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族群特征，其作为地区或群体性的慢性贫困陷阱，主要是由资源禀赋 缺陷以及社会结构问题引起，属于发展滞缓型或治理不佳型的深度贫困痼疾。这类深度贫困也在新 兴市场国家某些特定地区或群体中长期存在（Ｂａｕｌｃｈ ＆ Ｍａｓｓｅｔ，２００３）。 （一）深度贫困地区的形成与空间分布 深度贫困地区的形成是由投资不足、增长滞缓以及发展失衡、分配不公引发的结构性痼疾，须以 长期投资与结构性改革来应对（Ｂｉｇｓｔｅｎ＆ Ｓｈｉｍｅｌｅｓ，２００７）。深度贫困存续及区域分布与自然地理、 民族文化以及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场域”特征。 １．边远连片山区的深度贫困。地理偏僻、信息闭塞、资源匮乏是边远连片山区深度贫困的基础 成因。Ｂｌｏｏ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研究发现，地理偏僻且气候恶劣的内陆山区易形成严重的贫困陷阱。Ｇｅｎ ｔｌｅ＆ Ｍａｒａｓｅｎｉ（２０１２）认为，边远山区居民缺乏生产资本与公共服务，信息闭塞、生计受限，加之因气 候变化而遭遇农业歉收，容易出现饥荒。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依赖资源型产业，劳动力外移，强化 了山区深度贫困陷阱的存续。Ｂｙｅｒｓ（２００２）基于对阿巴拉契亚山区的跟踪研究发现，山区深度贫困 与地理闭塞、对采掘业依赖、人力资本投资匮乏有关。Ｇｅｒｌｉ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认为山区贫困程度更深的 原因在于，资源条件落后于平坝地区、灌溉困难、农业难以实现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教育普 及难，贫困人口不能从事规模农业，大都外迁寻求多样化收入，留下发展能力弱的深度贫困人口。 ２．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深度贫困。Ｇｒａｄíｎ（２０１３）研究全球贫困空间分布指出，少数民族聚集地 区的贫困程度最深。贫民窟通常集中在那些受社会排斥的深色种族及少数民族聚集地（Ｐａｔｔｉｌｌｏ， ２００３）。经济生态不佳、人力资本贫瘠、发展机会不足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导致少数民族聚集地区 成为“贫困孤岛”，居民长期被排斥在现代产业和主流社会之外，陷入深度贫困（Ｋｅｎｗａｙ ＆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０７）。Ｌｉｎ＆ 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１０）认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在区位、资源以及权利、机会所得方面具有初始 劣势，劣势积累导致深度贫困，又通过教育贫困进行代际传递，一些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无法在新 的聚集区获得健康、安全保障以及教育与就业机会，沦为深度贫困群体。Ｚｅｎ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研究指出， 少数民族聚集区市场需求量小、自生经济动能不足，如非裔美国人社区居民购买力弱，无法吸引商业 机构和市场要素集聚。 ３．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深度贫困。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住民大都生计困难、生 存质量低，罹患深度贫困的风险高。Ｓａｃｈｓ（２００８）观察发现，在气候干旱的非洲乡村，农民容易陷入 深度贫困，原因在于土壤贫瘠、雨水缺乏，难以获得灌溉水泵等。Ｍｅｒｏ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考察刚果农村 贫困现象时指出，高温气候使农产品生产受限，有些人靠捕猎及野生食品商业化补济生活，但阿赞德 高原的深度贫困人口无法从中获益，原因是当地海拔高、交通不便，难以接触市场。Ｓａｎｆｏ（２０１２）研 究指出，布基纳法索国的深度贫困人口集中在干旱的高原地区，居民生计高度依赖农业，水源稀缺、 旱灾频发导致农业收入极低。Ｈｏｌｍ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研究发现，孟加拉国深度贫困大都存在于自然灾 — １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