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贺立龙朱方明刘丸源 摘要:深度贫困正从一个描述性概念扩展成为衡量全球严重贫困的一种经济标准,获得多维 动态的柔性内涵和区城、群体上的结构化外延。本文通过综述现有文献发现,基于贫困公理化衡量 方法的进展,可进行深度贫困的结构化识别与综合测度体系的构建。深度贫困具有不同于一般贫 困的性质,呈现出在区域、人口群体、动态演化上的结构性分布特征。深度贫困在发达国家是不平 等以及社会排斥问题在弱势人口生存危机上的体现,可通过安全网计划与就业帮扶进行动态管控; 在发展中囯家则是不均衡增长与市场失灵等结构性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应通过发展减贫与保障 脱贫的综合施策进行系统解决。国内学界需积极构建中囯深度贫因的结构研究范式,指导深度贫 因问題的高质量破解以及返贫风险防控,为全球深度贫困问题解决做出贡献 关键词:深度贫困结构视角贫困识別与测度深度贫困破解 、引言 攻克深度贫困是打贏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役①,决定了精准脱贫质量、全面小康成色,影响到返 贫风险与相对贫困的管控,因此应集中研究深度贫困破解之策, 中国的深度贫困作为一种区域和群体现象,分布在生存环境恶劣的“三区三州”②和贫困发生率 超20%的极端贫困县(村),涵盖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半(弱)劳动力群体,以及严重缺乏 文化技能或发展机会的劳动力人口。深度贫困具有“两高、一低、一差、三重”特征,即贫困人口占比 高、发生率高,可支配收入低,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低保五保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贫困老人 脱贫任务重。深度贫困破解难,一是致贫成因复杂,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社会发育滞后、民族宗 教问题交织;二是脱贫成本大,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困难;三是施策要求 高,须权衡脱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关系,既要确保如期脱贫,又要激发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脱贫, 从贫困类型看,深度贫困的贫困程度深、持续时间长,发生机理复杂,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结构 性特征。从全球比较看,中国深度贫困空间集聚性强,呈“大区块”分布但内部结构复杂,带有发展滞 缓与市场失灵的双重成因,受地理、民族、宗教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从演进阶段看,脱贫攻坚进入 收官期,攻 贫困更加强调质量、效率与返贫风险防控。深度贫困的上述三个属性特征要求研 究思维及政策理念的适应性调整,即从致贫成因与减贫路径的一般性分析,转向瞄准深度贫困特异 性及综合破解之策的结构性研究, 贺立龙、朱方明、刘丸源,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64,电子邮箱: heilong2002@16 zhfm79 @163.com,124099006@q,com。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与施策效率研究”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度贫因的结构性分布与高质量退出研究”(18AJL013)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思想:生成逻輯、内容体系和实践效果研究”(18ZDA035)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岀的 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习近平总书记(2019)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基础条 件差、致贫原因复杂,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 ②“三区三州”特指西藏和青川滇陇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以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 132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贺立龙 朱方明 刘丸源 摘要：深度贫困正从一个描述性概念扩展成为衡量全球严重贫困的一种经济标准，获得多维、 动态的柔性内涵和区域、群体上的结构化外延。本文通过综述现有文献发现，基于贫困公理化衡量 方法的进展，可进行深度贫困的结构化识别与综合测度体系的构建。深度贫困具有不同于一般贫 困的性质，呈现出在区域、人口群体、动态演化上的结构性分布特征。深度贫困在发达国家是不平 等以及社会排斥问题在弱势人口生存危机上的体现，可通过安全网计划与就业帮扶进行动态管控； 在发展中国家则是不均衡增长与市场失灵等结构性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应通过发展减贫与保障 脱贫的综合施策进行系统解决。国内学界需积极构建中国深度贫困的结构研究范式，指导深度贫 困问题的高质量破解以及返贫风险防控，为全球深度贫困问题解决做出贡献。 关键词：深度贫困 结构视角 贫困识别与测度 深度贫困破解 一、引言 攻克深度贫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役①，决定了精准脱贫质量、全面小康成色，影响到返 贫风险与相对贫困的管控，因此应集中研究深度贫困破解之策。 中国的深度贫困作为一种区域和群体现象，分布在生存环境恶劣的“三区三州”②和贫困发生率 超２０％的极端贫困县（村），涵盖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半（弱）劳动力群体，以及严重缺乏 文化技能或发展机会的劳动力人口。深度贫困具有“两高、一低、一差、三重”特征，即贫困人口占比 高、发生率高，可支配收入低，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低保五保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贫困老人 脱贫任务重。深度贫困破解难，一是致贫成因复杂，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社会发育滞后、民族宗 教问题交织；二是脱贫成本大，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困难；三是施策要求 高，须权衡脱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关系，既要确保如期脱贫，又要激发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脱贫。 从贫困类型看，深度贫困的贫困程度深、持续时间长，发生机理复杂，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结构 性特征。从全球比较看，中国深度贫困空间集聚性强，呈“大区块”分布但内部结构复杂，带有发展滞 缓与市场失灵的双重成因，受地理、民族、宗教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从演进阶段看，脱贫攻坚进入 收官期，攻克深度贫困更加强调质量、效率与返贫风险防控。深度贫困的上述三个属性特征要求研 究思维及政策理念的适应性调整，即从致贫成因与减贫路径的一般性分析，转向瞄准深度贫困特异 性及综合破解之策的结构性研究。 — １３２ — ① ② 贺立龙、朱方明、刘丸源，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６４，电子邮箱：ｈｅｌｉｌｏｎｇ２００２＠１６３．ｃｏｍ，ｚｈｆｍ７９ ＠１６３．ｃｏｍ，１２４０９９００６＠ｑｑ．ｃｏｍ。本文 受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项 目“精 准 扶 贫 的 瞄 准 机 制 与 施 策 效 率 研 究” （１５ＣＪＬ０５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与高质量退出研究”（１８ＡＪＬ０１３）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思想：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和实践效果研究”（１８ＺＤＡ０３５）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 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９）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基础条 件差、致贫原因复杂，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 “三区三州”特指西藏和青川滇陇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以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深度贫困有所关注(贺立龙等,2017;李小云,2018;盛伟等,2019),但大多是 关于战略、路径与对策的探讨,缺乏对接国际前沿的理论分析。深度贫困作为美国学者于20世纪中 后期提出的一个描述性概念—收入在贫困线标准50%之下的贫困状态,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系统 的学术范式,但其指代的一类反映底层人口生存危机的严重贫困问题已引发广泛的理论与政策探讨 ( Iceland8. Bauman,2007; Shaefer8.Edin,2013)。比如,美国一些官方机构及学者对其国内深度贫 困发生率变化及分布进行了统计观测,Sen(1976)、 Alkire8. Foster(2011)、 Alkire8. Santos(2014) 等发展经济学者围绕全球性深度贫困问题开展了度量方法探索及国际比较分析,联合国、世界银行 提出了诸如千年发展目标(MDGs)、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严重贫困的治理纲领 本文为此梳理贫困度量与深度贫困研究的文献进展,引入结构分析视角对深度贫困进行系统的 学术释义与度量方法探讨,并考察深度贫困的结构分布特征及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指导 中国深度贫困的高质量破解及其返贫风险的动态防控。 深度贫困概念的提出与释义:结构视角的引入 深度贫困作为一个学术范畴如何界定,相比其他贫困概念有何特异性?本文基于 Web of sci- ence核心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通过输入主题“ deep poverty”,选择不限时间跨度和文献类别进行检 索,得到深度贫困相关研究文献共138篇。对所检索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深度贫困这一概念由美 国学者提出,大多直接用于美国深度贫困率统计研究;2010年以来对其关注热度提升,但文献总量 与学理性远不及极端贫困、多维贫困、长期贫困等相近概念 (一)深度贫困概念的提出及界定基准 深度贫困( deep poverty)通常是作为一个统计名词出现在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 reau)发布的贫困发生率报告中,它一般被界定为收入在官方贫困线标准50%以下的贫困水平(U 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2001)。深度贫困的界定基准是家庭收入贫困线。 Haveman et al (2015)基于收入贫困线的不同比例区间,将贫困划为三个层次,即深度贫困(0~50%)、浅层贫困 ( shallow poverty,50%~100%)临界贫困(near-poor,100%~150%)。 贫困线的设定直接关系着深度贫困的界定。最早的收入贫困线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社 会保障总署(SSA)研究人员 Mollie Orshansky设计提出,她将1963年美国家庭贫困线核定为维持 生计所需食物支出预算( subsistence food budget)的3倍收入标准( Fisher,1992)。半个多世纪以 来,这一贫困线标准不断得到调整与优化: 1.收入的真实性与跨期调整。考虑家庭支出结构与物价标准变化,进行贫困线(收人临界值)的 动态调整,以反映真实收入意义上的贫困标准( Iceland,2005)。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提出“准”相 对贫困线( quasi relative poverty line),以维持生活的必要支出为依据,保持贫困线的跨期动态调整。 欧洲学者通常将一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贫困线标准,形成了随着总体收入变动而变动 的所谓相对贫困线( relative poverty line)。 2.核算的客观性与财富扩容。将一些政策性转移资源,如非现金支援、转移性收入、税收抵免 纳入贫困家庭财富核算( Fox et al,2015)。传统官方贫困度量指标(OPM)未能充分考虑家庭结构变 化,遗漏了实物转移支付、住房支持、所得税抵免等政策所得,逐渐被补充性度量指标(SPM)替代,以 反映减贫干预后的贫困状态。按照SPM贫困线,美国2012年一个四口家庭的深度贫困线是年收入 12529美元(约8.58美元/人天)( Fox et al,2015)。 3.度量的统一性与差异矫正。深度贫困具有结构分布上的异质性,对其统一度量应剔除区域生 活基准差异的影响。 Shaefer et al(2017)提出,度量深度贫困应考虑贫困标准的时空变迁以及家庭 结构差异。美国加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加州贫困度量方法(CPM),通过引入州 际差异矫正系数,纳入政策资源转移及公共成本扣减因素,构建了剔除异质性的可比性指标。按这 指标统计,安全网计划( social safety net)降低了美国深度贫困发生率,如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 133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深度贫困有所关注（贺立龙等，２０１７；李小云，２０１８；盛伟等，２０１９），但大多是 关于战略、路径与对策的探讨，缺乏对接国际前沿的理论分析。深度贫困作为美国学者于２０世纪中 后期提出的一个描述性概念———收入在贫困线标准５０％之下的贫困状态，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系统 的学术范式，但其指代的一类反映底层人口生存危机的严重贫困问题已引发广泛的理论与政策探讨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Ｂａｕｍａｎ，２００７；Ｓｈａｅｆｅｒ＆ Ｅｄｉｎ，２０１３）。比如，美国一些官方机构及学者对其国内深度贫 困发生率变化及分布进行了统计观测，Ｓｅｎ（１９７６）、Ａｌｋｉｒｅ＆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１）、Ａｌｋｉｒｅ＆ 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１４） 等发展经济学者围绕全球性深度贫困问题开展了度量方法探索及国际比较分析，联合国、世界银行 提出了诸如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ｓ）、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等严重贫困的治理纲领。 本文为此梳理贫困度量与深度贫困研究的文献进展，引入结构分析视角对深度贫困进行系统的 学术释义与度量方法探讨，并考察深度贫困的结构分布特征及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指导 中国深度贫困的高质量破解及其返贫风险的动态防控。 二、深度贫困概念的提出与释义：结构视角的引入 深度贫困作为一个学术范畴如何界定，相比其他贫困概念有何特异性？本文基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核心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通过输入主题“ｄｅｅｐｐｏｖｅｒｔｙ”，选择不限时间跨度和文献类别进行检 索，得到深度贫困相关研究文献共１３８篇。对所检索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深度贫困这一概念由美 国学者提出，大多直接用于美国深度贫困率统计研究；２０１０年以来对其关注热度提升，但文献总量 与学理性远不及极端贫困、多维贫困、长期贫困等相近概念。 （一）深度贫困概念的提出及界定基准 深度贫困（ｄｅｅｐｐｏｖｅｒｔｙ）通常是作为一个统计名词出现在美国人口调查局（Ｕ．Ｓ．ＣｅｎｓｕｓＢｕ ｒｅａｕ）发布的贫困发生率报告中，它一般被界定为收入在官方贫困线标准５０％以下的贫困水平（Ｕ 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ｅｎｓｕｓ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１）。深 度 贫 困 的 界 定 基 准 是 家 庭 收 入 贫 困 线。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基于收入贫困线的不同比例区间，将贫困划为三个层次，即深度贫困（０～５０％）、浅层贫困 （ｓｈａｌｌｏｗｐｏｖｅｒｔｙ，５０％～１００％）、临界贫困（ｎｅａｒｐｏｏｒ，１００％～１５０％）。 贫困线的设定直接关系着深度贫困的界定。最早的收入贫困线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美国社 会保障总署（ＳＳＡ）研究人员 Ｍｏｌｌｉｅ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设计提出，她将１９６３年美国家庭贫困线核定为维持 生计所需食物支出预算（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ｆｏｏｄｂｕｄｇｅｔ）的３倍收入标准（Ｆｉｓｈｅｒ，１９９２）。半个多世纪以 来，这一贫困线标准不断得到调整与优化： １．收入的真实性与跨期调整。考虑家庭支出结构与物价标准变化，进行贫困线（收入临界值）的 动态调整，以反映真实收入意义上的贫困标准（Ｉｃｅｌａｎｄ，２００５）。美国国家科学院（ＮＡＳ）提出“准”相 对贫困线（ｑｕａｓ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ｌｉｎｅ），以维持生活的必要支出为依据，保持贫困线的跨期动态调整。 欧洲学者通常将一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贫困线标准，形成了随着总体收入变动而变动 的所谓相对贫困线（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ｌｉｎｅ）。 ２．核算的客观性与财富扩容。将一些政策性转移资源，如非现金支援、转移性收入、税收抵免， 纳入贫困家庭财富核算（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传统官方贫困度量指标（ＯＰＭ）未能充分考虑家庭结构变 化，遗漏了实物转移支付、住房支持、所得税抵免等政策所得，逐渐被补充性度量指标（ＳＰＭ）替代，以 反映减贫干预后的贫困状态。按照ＳＰＭ 贫困线，美国２０１２年一个四口家庭的深度贫困线是年收入 １２５２９美元（约８．５８美元／人天）（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３．度量的统一性与差异矫正。深度贫困具有结构分布上的异质性，对其统一度量应剔除区域生 活基准差异的影响。Ｓｈａｅｆ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提出，度量深度贫困应考虑贫困标准的时空变迁以及家庭 结构差异。美国加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加州贫困度量方法（ＣＰＭ），通过引入州 际差异矫正系数，纳入政策资源转移及公共成本扣减因素，构建了剔除异质性的可比性指标。按这 一指标统计，安全网计划（ｓｏｃｉ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ｎｅｔ）降低了美国深度贫困发生率，如劳动所得税抵免（ＥＩＴＣ） — １３３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项目帮助8%的加州人口摆脱深度贫困( Bohn et al,2013)。 (二)深度贫困概念的辨识 深度贫困与极端贫困( extreme poverty)、多维贫困(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长期贫困(chro nic poverty)等同类概念有内涵一致与外延重叠之处,三者都是反映成因复杂、程度深、破解难的绝对 贫困情形。但从具体含义、衡量标准与适用范围上,深度贫困与极端贫困、多维贫困、长期贫困又有 严格的区别。深度贫困刻画的是低于贫困线标准一半水平的贫困状态,其学术范式仍在建构之中 极端贫困通常被界定为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状态,其作为世界银行提出的度量全球贫困的概念,指 向欠发达国家最为贫困的那部分人口( Ravallion et al,2009)。多维贫困的本质是Sen(1985)所提出 的“能力贫困”,其不仅表现为收入贫困,还反映贫困者福利的多因素剥夺。长期贫困一般被解释为 持续五年以上,甚至带有代际传递性的慢性贫困陷阱( Hulme8. Shepherd,2003)。 极端贫困的贫困程度超过深度贫困,如2013年美国家庭贫困线是17美元/人天,据此计算的深 度贫困临界值是8.5美元/人天,远高于2美元/人天的极端贫困标准( Shaefer8.Edin,2013)。多维 贫困反映能力多维剥夺,长期贫困强调持续性,它们难以与深度贫困进行阈值比较,但贫困属性可能 更为复杂,确定三者相关性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实证评估( Hulme8. Shepherd,2003) 深度贫困有时与经济困难( hardship)、生活障碍( disadvantage)、赤贫( destitution)等概念联系在 起使用( Iceland&. Bauman,2007; Haveman et al,2015),但又与后三者不尽相同。经济困难、生活 障碍都反映一种综合性的贫困状态,这两个概念缺乏对贫困深度的精准考量( Eckerman et al, 2016);赤贫则常和极端贫困混用( Shaefer&.Edin,2013) (三)深度贫困概念的拓展与结构视角的引入 深度贫困一词在产生之初主要由美国学者用于深度贫困人口统计研究,如基于收入动态调查数 据(PSID)分析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深度贫困发生率变化及减贫干预成效,揭示深度贫困在不 同区域、种族、家庭及年龄群体中的分布特征( Fox et al,2015,2018; Haveman et al,2015)。随着全 球贫困研究的范式融合,深度贫困逐渐跳出美国窠臼,演变成为度量一类全球严重贫困(收入或能力 落入贫困线标准的一半水平之下)的学术概念( Fox et al,2015),其描述性定义及狭义范式已难以满 足对结构复杂、类型多元的跨国(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需要。突破总量及“一元”分析方法的拘囿 转向对贫困异质性及内部层次的结构性考察,有助于精准而系统地剖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发展中 国家的深度贫困痼疾 结构主义在20世纪中期被引入经济学分析,它突破“经济人”同质假设以及一般均衡理论推演, 探究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结构主义把考察对象当作 体系”,研究各部分关系而非孤立的某个部分(伊特韦尔等,1987)。本文引入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深 度贫困本质及结构属性,强调三个准则:一是整体性与系统性,整体有逻辑优先性,系统行为由结构 决定。二是异质性与动态非均衡性,结构变动影响增长及其平衡。三是市场与政府功能权衡。结构 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侧重于对深度贫困的结构化释义与度量,对其外延分布及非均衡演进的异质 性考察,瞄准其结构属性的深度贫困分类破解与综合施策。 (四)深度贫困的结构化释义 全球深度贫困呈现出成因复杂、类型多元的异质性和结构化特征,对深度贫困的学术释义应突 破货币收支的单维标准和静态框架,从多维、动态视角下提出一个能揭示其特定贫困量值与结构属 性的内涵界定,由此对应的外延对象,除了深度贫困家庭或其成员个体,还应包括深度贫困“地区、社 群”等总体贫困单元。中国提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特殊贫困群体等深度贫困对象范畴,是对 深度贫困概念体系及外延层次的拓展,但对这些对象范畴的界定当前仍停留于政策标准描述,缺乏 对其理论含义和功能边界的学术认定 基于美国对深度贫困的描述性定义,结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深度贫困的观察认知,我们将全 球语境下的深度贫困统一阐释为“收入或综合贫困程度低于绝对贫困标准50%的结构化贫困陷阱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项目帮助８％的加州人口摆脱深度贫困（Ｂｏｈ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二）深度贫困概念的辨识 深度贫困与极端贫困（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ｏｖｅｒｔｙ）、多维贫困（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长期贫困（ｃｈｒｏ ｎｉｃｐｏｖｅｒｔｙ）等同类概念有内涵一致与外延重叠之处，三者都是反映成因复杂、程度深、破解难的绝对 贫困情形。但从具体含义、衡量标准与适用范围上，深度贫困与极端贫困、多维贫困、长期贫困又有 严格的区别。深度贫困刻画的是低于贫困线标准一半水平的贫困状态，其学术范式仍在建构之中。 极端贫困通常被界定为日收入低于２美元的状态，其作为世界银行提出的度量全球贫困的概念，指 向欠发达国家最为贫困的那部分人口（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多维贫困的本质是Ｓｅｎ（１９８５）所提出 的“能力贫困”，其不仅表现为收入贫困，还反映贫困者福利的多因素剥夺。长期贫困一般被解释为 持续五年以上，甚至带有代际传递性的慢性贫困陷阱（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 极端贫困的贫困程度超过深度贫困，如２０１３年美国家庭贫困线是１７美元／人天，据此计算的深 度贫困临界值是８．５美元／人天，远高于２美元／人天的极端贫困标准（Ｓｈａｅｆｅｒ＆ Ｅｄｉｎ，２０１３）。多维 贫困反映能力多维剥夺，长期贫困强调持续性，它们难以与深度贫困进行阈值比较，但贫困属性可能 更为复杂，确定三者相关性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实证评估（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 深度贫困有时与经济困难（ｈａｒｄｓｈｉｐ）、生活障碍（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赤贫（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等概念联系在 一起使用（Ｉｃｅｌａｎｄ＆ Ｂａｕｍａｎ，２００７；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但又与后三者不尽相同。经济困难、生活 障碍都反映一种综合性的贫困状态，这两个概念缺乏对贫困深度的精准考量（Ｎ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赤贫则常和极端贫困混用（Ｓｈａｅｆｅｒ＆ Ｅｄｉｎ，２０１３）。 （三）深度贫困概念的拓展与结构视角的引入 深度贫困一词在产生之初主要由美国学者用于深度贫困人口统计研究，如基于收入动态调查数 据（ＰＳＩＤ）分析美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深度贫困发生率变化及减贫干预成效，揭示深度贫困在不 同区域、种族、家庭及年龄群体中的分布特征（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随着全 球贫困研究的范式融合，深度贫困逐渐跳出美国窠臼，演变成为度量一类全球严重贫困（收入或能力 落入贫困线标准的一半水平之下）的学术概念（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其描述性定义及狭义范式已难以满 足对结构复杂、类型多元的跨国（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需要。突破总量及“一元”分析方法的拘囿， 转向对贫困异质性及内部层次的结构性考察，有助于精准而系统地剖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发展中 国家的深度贫困痼疾。 结构主义在２０世纪中期被引入经济学分析，它突破“经济人”同质假设以及一般均衡理论推演， 探究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结构主义把考察对象当作 “体系”，研究各部分关系而非孤立的某个部分（伊特韦尔等，１９８７）。本文引入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深 度贫困本质及结构属性，强调三个准则：一是整体性与系统性，整体有逻辑优先性，系统行为由结构 决定。二是异质性与动态非均衡性，结构变动影响增长及其平衡。三是市场与政府功能权衡。结构 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侧重于对深度贫困的结构化释义与度量，对其外延分布及非均衡演进的异质 性考察，瞄准其结构属性的深度贫困分类破解与综合施策。 （四）深度贫困的结构化释义 全球深度贫困呈现出成因复杂、类型多元的异质性和结构化特征，对深度贫困的学术释义应突 破货币收支的单维标准和静态框架，从多维、动态视角下提出一个能揭示其特定贫困量值与结构属 性的内涵界定，由此对应的外延对象，除了深度贫困家庭或其成员个体，还应包括深度贫困“地区、社 群”等总体贫困单元。中国提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特殊贫困群体等深度贫困对象范畴，是对 深度贫困概念体系及外延层次的拓展，但对这些对象范畴的界定当前仍停留于政策标准描述，缺乏 对其理论含义和功能边界的学术认定。 基于美国对深度贫困的描述性定义，结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深度贫困的观察认知，我们将全 球语境下的深度贫困统一阐释为“收入或综合贫困程度低于绝对贫困标准５０％的结构化贫困陷阱”， — １３４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其外延涵盖两个层次:(1)“收入或综合贫困量值≤贫困标准50%”的个体深度贫困,如深度贫困家庭 及成员;(2)“收入或综合贫困量值≤贫困标准50%”的总体深度贫困,如深度贫困地区及社群。深度 贫困的结构化释义离不开可综合反映“能力多维剥夺”与“贫困持续性与脆弱性”的界定标准的设立, 这一标准应体现特定的贫困深度与结构属性,并可据以进行深度贫困量值的全球动态比较, 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识别与测度 准确把握深度贫困的含义及其结构属性,离不开对深度贫困的科学度量。我们基于对贫困度量 方法的文献考察,审视深度贫困的结构化度量(包括贫困者识别与贫困测度)。 (一)贫困识别与测度的公理化:从单维到多维 学界对贫困度量的研究通常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即贫困单位的识别( identifying the poor)与 贫困程度衡量指标的构建( constructing index of poverty)(Sen,1976)。静态或截面意义上的贫困 度量方法探索,已从基于收入贫困线的贫困者个体识别,以及衡量其贫困深度的收入缺口测算,发展 到针对贫困区域或社群等总体贫困单元的多维识别与公理化测度 1.基于收入的贫困者识别与总体贫困公理化测度。早期贫困度量研究集中于对穷人识别方法 的讨论,主要涉及货币收支贫困线设定及价格调整,其提供了穷人甄别的门槛指标,并以之为基础形 成贫困距( poverty gap)、收入缺口( income shortfall)、贫困赤字( poverty deficit)等贫困深度衡量基 准( Haveman et a,2015)。区域、种族等总体层面的贫困度量方法的发展离不开Sen(1976)的开创 性贡献。他通过对个人收入距( Income gap)的加权计算,构建总体贫困距( aggregate gap)以度量社 群( community)综合贫困深度,形成Sen指数即P=Q(z)(z为贫困线),弥补了发生率指标(H)未能 量化贫困深度的缺陷,并满足指数值随收入向非贫困人口上移而上升的转移性公理( transfer axi-- m)。Sen还引人基尼系数(G),将P指数转为一个结构性贫困度量指标,即P=HI+(1-D)G](I 为贫困距比率的均值),以反映贫困广度( breadth)、深度( depth)以及离散性( divergence)的综合影 响。当上述因素增强时,总体贫困程度加深 Sen指数未能刻画子集与总体贫困的相关性,因此需要可分解( additive decomposable)指标来 度量贫困深化的子集贡献。 Foster et al(1984)以收入距自身为加权系数构建了新的贫困指数,P H[2+(1-1)2(]。为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 transfer sensitivity axiom)即贫困者剥夺将加深总体 贫困, Foster et al1984)构建了一个指数群P.=L∑()(FGT指数),a变大有助于更精准地 衡量深度贫困者剥夺对总体贫困的影响:a取值0、1时,指数分别为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均值;a大于 2时,指数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a无穷大时,指数只反映极端贫困人口影响。 Foster et al进一步将 P变形为子集贫困的加性可分形式,即P(y;z)=∑m-1P。(y”;z),用以解析子集(地理或种族) 贫困的广度、深度对总体贫困的贡献。 2.考虑多维剥夺的穷人识别与贫国测度。Sen(1985)以能力方法( capabilities approach)①拓展 了贫困的含义,若在福利与能力视角下全面理解贫困,就须考虑贫困的多维度量。 Bourguignon8. Chakravarty(2003)将贫困解释为由健康、教育、公共物品等非市场因素影响的“福利不足”状态,并 对Sen的公理化度量范式进行多维拓展:将贫困人口区分为单维度贫困者与两维度贫困者,维数成 为贫困度量的标识据此构建了FGT指数集的多维范式即P(X:=)=>2,2,a,(1-2), 从而实现了对个体及总体贫困的多维度量。 早期多维贫困度量选择的联合识别方法( union identification)难以满足贫困聚焦性公理(pove ①Sen(1985)认为收入贫困仅考虑了物质福利需求,忽视了作为社会人的其他非物质需求;能力作为一组涵盖教 育、健康、社会参与等功能因素的可行选择,是个人获得福利的机会,也应纳入贫困内涵的考量范围。 135
其外延涵盖两个层次：（１）“收入或综合贫困量值≤贫困标准５０％”的个体深度贫困，如深度贫困家庭 及成员；（２）“收入或综合贫困量值≤贫困标准５０％”的总体深度贫困，如深度贫困地区及社群。深度 贫困的结构化释义离不开可综合反映“能力多维剥夺”与“贫困持续性与脆弱性”的界定标准的设立， 这一标准应体现特定的贫困深度与结构属性，并可据以进行深度贫困量值的全球动态比较。 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识别与测度 准确把握深度贫困的含义及其结构属性，离不开对深度贫困的科学度量。我们基于对贫困度量 方法的文献考察，审视深度贫困的结构化度量（包括贫困者识别与贫困测度）。 （一）贫困识别与测度的公理化：从单维到多维 学界对贫困度量的研究通常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即贫困单位的识别（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ｏｒ）与 贫困程度衡量指标的构建（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ｅｎ，１９７６）。静态或截面意义上的贫困 度量方法探索，已从基于收入贫困线的贫困者个体识别，以及衡量其贫困深度的收入缺口测算，发展 到针对贫困区域或社群等总体贫困单元的多维识别与公理化测度。 １．基于收入的贫困者识别与总体贫困公理化测度。早期贫困度量研究集中于对穷人识别方法 的讨论，主要涉及货币收支贫困线设定及价格调整，其提供了穷人甄别的门槛指标，并以之为基础形 成贫困距（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ａｐ）、收入缺口（ｉｎｃｏｍｅｓｈｏｒｔｆａｌｌ）、贫困赤字（ｐｏｖｅｒｔｙｄｅｆｉｃｉｔ）等贫困深度衡量基 准（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区域、种族等总体层面的贫困度量方法的发展离不开 Ｓｅｎ（１９７６）的开创 性贡献。他通过对个人收入距（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的加权计算，构建总体贫困距（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ｇａｐ）以度量社 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综合贫困深度，形成Ｓｅｎ指数即犘＝犙（狕）（狕为贫困线），弥补了发生率指标（犎）未能 量化贫困深度的缺陷，并满足指数值随收入向非贫困人口上移而上升的转移性公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ｘｉ ｏｍ）。Ｓｅｎ还引入基尼系数（犌），将犘 指数转为一个结构性贫困度量指标，即 犘＝犎［犐＋（１－犐）犌］（犐 为贫困距比率的均值），以反映贫困广度（ｂｒｅａｄｔｈ）、深度（ｄｅｐｔｈ）以及离散性（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的综合影 响。当上述因素增强时，总体贫困程度加深。 Ｓｅｎ指数未能刻画子集与总体贫困的相关性，因此需要可分解（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ａｂｌｅ）指标来 度量贫困深化的子集贡献。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４）以收入距自身为加权系数构建了新的贫困指数，犘＝ 犎［犐２＋（１－犐）２ 犆２ 犘］。为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ｘｉｏｍ）即贫困者剥夺将加深总体 贫困，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４）构建了一个指数群 犘α＝１ 狀∑狇 犻＝１ 犵犻 （狕 ） α （ＦＧＴ 指数），α变大有助于更精准地 衡量深度贫困者剥夺对总体贫困的影响：α取值０、１时，指数分别为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均值；α大于 ２时，指数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α无穷大时，指数只反映极端贫困人口影响。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进一步将 犘α 变形为子集贫困的加性可分形式，即 犘α（狔；狕）＝∑犿 犼＝１ 狀犼 狀犘α（狔（犼）；狕），用以解析子集（地理或种族） 贫困的广度、深度对总体贫困的贡献。 ２．考虑多维剥夺的穷人识别与贫困测度。Ｓｅｎ（１９８５）以能力方法（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①拓展 了贫困的含义，若在福利与能力视角下全面理解贫困，就须考虑贫困的多维度量。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 ＆ 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ｙ（２００３）将贫困解释为由健康、教育、公共物品等非市场因素影响的“福利不足”状态，并 对Ｓｅｎ的公理化度量范式进行多维拓展：将贫困人口区分为单维度贫困者与两维度贫困者，维数成 为贫困度量的标识，据此构建了 ＦＧＴ 指数集的多维范式，即 犘θ（犡；狕）＝１ 狀∑犿 犼＝１∑犻∈狊犼犪犼 １－狓犻犼 （ 狕犼 ） θ犼 ， 从而实现了对个体及总体贫困的多维度量。 早期多维贫困度量选择的联合识别方法（ｕｎ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难以满足贫困聚焦性公理（ｐｏｖｅｒ — １３５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①Ｓｅｎ（１９８５）认为收入贫困仅考虑了物质福利需求，忽视了作为社会人的其他非物质需求；能力作为一组涵盖教 育、健康、社会参与等功能因素的可行选择，是个人获得福利的机会，也应纳入贫困内涵的考量范围
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ty focus axiom),对此 Atkinson(2003)提出了剥夺维度计数法( counting),将之与联合识别、交集识 别纳入统一的贫困识别体系。基于剥夺维度计数法, Alkire8. Foster(2007)构建了集识别与测度为 体的多维贫困衡量范式(AF方法),即M=(m,M)。其中pk是由单维剥夺标准z,与剥夺维数 标准k组成的双临界值( dual cutoff识别函数;M。是多维性质的FGT指数,M=(g°(k))=HA米 lg"(k)|/|g"(k),可综合度量贫困广度、剥夺密度、深度及强度。这一方法可兼容序数数据,为全球 严重贫困( acute poverty)度量提供了可比基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基于AF方法构建了多维 贫困指数(MPI),其涵盖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十个指标,相比收入极端贫困指标,更适合深 度贫困的综合度量与比较。 Alkire&. Santos(2014)应用MPI指数度量发现,全球16.7亿人口处于 深度贫困,MPI贫困发生率高于极端贫困发生率;MPI指数可分解出总体贫困的贡献因子,如南亚 贫困主因是“营养剥夺”。 (二)贫困度量的结构化:动态视角的引入及演进趋势 贫困的存续、迁延以及退出概率( exit rate)反映了贫困顽固性及返贫风险。因此对贫困的结构 化度量应考虑对贫困持续性( duration)以及贫困脆弱性( vulnerability)的动态测度 1.对贫困进行动态测度的基本方法。对贫困的动态测度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基于家 庭数据的长期贫困度量研究(Llrd&wiis,1978)。Bane8. Ellwood(1986)总结了三种方法 (1)针对固定时期(8~10年)内持续贫困发生率的统计列表( tabulations)。此方法计算简单,但 可能出现贫困时长“删失”( censoring)问题,从而低估贫困存续时间。 (2)构建“固定效应一误差项”结构模型或进行变异性分析( components-of- varlance)。 Duncan 8. Rodgers(1991)基于这种方法计算T年总收入,并将其与贫困线比较,以识别与测度长期贫困,构 建长期贫困发生率指数。此方法集中于对个人的收入核算与贫困测度,因此会受到家庭结构异质性 特征的干扰,也不利于追踪致贫因素变化、推断贫困时段分布 (3)考察既成贫困时段( completed poverty spells分布,估测贫困退出概率及影响因素。Bane 8. Ellwood(1986)、 Duncan8. Rodgers(1988》分别基于PSID数据库估算了美国成年人及儿童的贫 困退出概率,探讨了收入、家庭结构、生计变化以及地理因素对贫困存续及退出的影响。为进一步衡 量多时段贫困, Stevens(1999)引入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discrete- time hazard)构建了多时段脱贫及返 贫概率指数,并运用这一指数对PSID数据进行统计度量发现,已脱贫人口有50%的概率再次陷入 贫困,由此也反映出,传统的单时段方法低估了贫困顽固性 综合来看,变异分析法( components approach)与时段分析法( spells approach)已成为贫困动态 测度的主流范式,前者考虑各时段之间收入可补偿的假设,用以区分长期贫困与短期贫困;后者基于 时段独立性,侧重于估测贫困退出及返贫的概率( Yaqub,2000 2.考虑动态维度的贫因结构化度量范式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对贫困的动态度量 不再局限于发生率指标,开始纳入贫困深度、剥夺维度等指标,与Sen引领的贫困公理化衡量范式走 向融合。 Rodgers8. Rodgers(1993)为弥补贫困动态衡量中深度指标的缺失,基于FGT指数构建了 T年长期贫困指数,其借助PSID数据的测度结果表明,美国长期贫困正在加剧,并在种族、阶层、受 教育群体之间呈现结构性差异。 Hulme8. Shepherd(2003)主张加入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非货币 指标,设计多维贫困标准,界分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 Foster(2007)基于AF方法构建了一个长期贫 困“识别一测度”综合衡量指数(P,K。)(p是以时段计数r为临界值的识别函数,K。是纳人多时段 的FGT指数),既可反映贫困广度、深度与不平等,又满足了可分解性公理。Hoy8. Zheng(2011)考 虑时段分布结构,提出了一个公理化的终生贫困衡量范式,满足长期单调性、时段独立性、路径无关 性以及可分解性等定理,并给出了贫困排序支配条件—早期、连续的贫困时段分布将加重贫困。 但是上述方法忽视了时段间的收支替代问题。Jaan8. Ravallion(1998)引入度量跨时段平均收 入的(y)指标构建了长期贫困识别函数P(y,z)及测度指数J(Y;x)=F2(y;z),由此形成的综合 度量范式(pn,J)既可视为 Foster(2007)范式(p,K。)在“平滑”矩阵Y的特定应用,又可看成各时段 136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ｔｙｆｏｃｕｓａｘｉｏｍ），对此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３）提出了剥夺维度计数法（ｃｏｕｎｔｉｎｇ），将之与联合识别、交集识 别纳入统一的贫困识别体系。基于剥夺维度计数法，Ａｌｋｉｒｅ＆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７）构建了集识别与测度为 一体的多维贫困衡量范式（ＡＦ方法），即 犕犽α＝（ρ犽，犕α）。其中ρ犽 是由单维剥夺标准狕犼 与剥夺维数 标准犽 组成的双临界值（ｄｕａｌｃｕｔｏｆｆ）识别函数；犕α 是多维性质的 ＦＧＴ 指数，犕α＝μ（犵α（犽））＝犎犃 ｜犵α（犽）｜／｜犵０（犽）｜，可综合度量贫困广度、剥夺密度、深度及强度。这一方法可兼容序数数据，为全球 严重贫困（ａｃｕｔｅｐｏｖｅｒｔｙ）度量提供了可比基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１０）基于 ＡＦ方法构建了多维 贫困指数（ＭＰＩ），其涵盖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十个指标，相比收入极端贫困指标，更适合深 度贫困的综合度量与比较。Ａｌｋｉｒｅ＆ 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１４）应用 ＭＰＩ指数度量发现，全球１６．７亿人口处于 深度贫困，ＭＰＩ贫困发生率高于极端贫困发生率；ＭＰＩ指数可分解出总体贫困的贡献因子，如南亚 贫困主因是“营养剥夺”。 （二）贫困度量的结构化：动态视角的引入及演进趋势 贫困的存续、迁延以及退出概率（ｅｘｉｔｒａｔｅ）反映了贫困顽固性及返贫风险。因此对贫困的结构 化度量应考虑对贫困持续性（ｄｕｒａｔｉｏｎ）以及贫困脆弱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动态测度。 １．对贫困进行动态测度的基本方法。对贫困的动态测度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些基于家 庭数据的长期贫困度量研究（Ｌｉｌｌ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７８）。Ｂａｎｅ＆ Ｅｌｌｗｏｏｄ（１９８６）总结了三种方法。 （１）针对固定时期（８～１０年）内持续贫困发生率的统计列表（ｔａｂｕｌａｔｉｏｎｓ）。此方法计算简单，但 可能出现贫困时长“删失”（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问题，从而低估贫困存续时间。 （２）构建“固定效应—误差项”结构模型或进行变异性分析（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Ｄｕｎｃａｎ ＆ 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９１）基于这种方法计算 Ｔ 年总收入，并将其与贫困线比较，以识别与测度长期贫困，构 建长期贫困发生率指数。此方法集中于对个人的收入核算与贫困测度，因此会受到家庭结构异质性 特征的干扰，也不利于追踪致贫因素变化、推断贫困时段分布。 （３）考察既成贫困时段（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ｐｅｌｌｓ）分布，估测贫困退出概率及影响因素。Ｂａｎｅ ＆ Ｅｌｌｗｏｏｄ（１９８６）、Ｄｕｎｃａｎ＆ 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８８）分别基于 ＰＳＩＤ 数据库估算了美国成年人及儿童的贫 困退出概率，探讨了收入、家庭结构、生计变化以及地理因素对贫困存续及退出的影响。为进一步衡 量多时段贫困，Ｓｔｅｖｅｎｓ（１９９９）引入离散时间风险模型（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ｔｉｍｅｈａｚａｒｄ）构建了多时段脱贫及返 贫概率指数，并运用这一指数对 ＰＳＩＤ 数据进行统计度量发现，已脱贫人口有５０％的概率再次陷入 贫困，由此也反映出，传统的单时段方法低估了贫困顽固性。 综合来看，变异分析法（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与时段分析法（ｓｐｅｌｌ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已成为贫困动态 测度的主流范式，前者考虑各时段之间收入可补偿的假设，用以区分长期贫困与短期贫困；后者基于 时段独立性，侧重于估测贫困退出及返贫的概率（Ｙａｑｕｂ，２０００）。 ２．考虑动态维度的贫困结构化度量范式的形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学界对贫困的动态度量 不再局限于发生率指标，开始纳入贫困深度、剥夺维度等指标，与Ｓｅｎ引领的贫困公理化衡量范式走 向融合。Ｒｏｄｇｅｒｓ＆ 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９３）为弥补贫困动态衡量中深度指标的缺失，基于 ＦＧＴ 指数构建了 Ｔ 年长期贫困指数，其借助 ＰＳＩＤ数据的测度结果表明，美国长期贫困正在加剧，并在种族、阶层、受 教育群体之间呈现结构性差异。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主张加入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非货币 指标，设计多维贫困标准，界分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７）基于 ＡＦ方法构建了一个长期贫 困“识别—测度”综合衡量指数（ρτ，犓α）（ρτ 是以时段计数τ为临界值的识别函数，犓α 是纳入多时段 的 ＦＧＴ 指数），既可反映贫困广度、深度与不平等，又满足了可分解性公理。Ｈｏｙ＆ 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１）考 虑时段分布结构，提出了一个公理化的终生贫困衡量范式，满足长期单调性、时段独立性、路径无关 性以及可分解性等定理，并给出了贫困排序支配条件———早期、连续的贫困时段分布将加重贫困。 但是上述方法忽视了时段间的收支替代问题。Ｊａｌａｎ＆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１９９８）引入度量跨时段平均收 入的μ（狔犻）指标构建了长期贫困识别函数ρ狌（狔犻，狕）及测度指数犑（犢；狕）＝犉２（狔珔；狕），由此形成的综合 度量范式（ρ狌，犑）既可视为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７）范式（ρτ，犓α）在“平滑”矩阵犢 的特定应用，又可看成各时段 — １３６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收支“完全替代”的特例。 Foster8. Santos(2012)提出了一个包含时段转化系数的终身平均收入指 数pp(y)(≤1),将之与贫困线比较,形成了一个“时段不完全替代”情形下的贫困识别函数9(y;, z),可据以识别“平均收入高于贫困线但部分时段收入过低”的长期贫困人口。他们还引入CHU贫 困指数CB,构建总体贫困指数即PB(Y;z)=CB(y,z)(≤1),用以区分长短期贫困,揭示某一时段 的致贫贡献,并刻画动态福利损失。 3.贫困结构化度量的研究趋势。一是多维测度与动态测度的融合。由于实物资产相比货币收 支更能体现跨期相关性,因此多维测度方法运用非货币指标反映资产剥夺,逐渐与贫困动态度量方 法实现融合( Carter8. Barrett,.2006; Iceland8. Bauman,2007)。二是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动态衡量范 式不断拓展。 Suryahadi et al(2016)将贫困脆弱性界定为“陷入至少一次贫困的可能性”,提出了贫 困脆弱性线(ⅤPⅠL),计算了脆弱性发生率(HVP)。 Dutta et al(2011)借鉴不确定决策模型,将预期 贫困线与生活基准融合,提出了脆弱性参考线标准,并纳入深度指标,构建了反映个体差异的贫困脆 弱性系数。三是能源贫困、儿童贫困、性别贫困、心理贫困成为度量焦点( Thomson et al,2017; Corsi etal,2018),全球性贫困结构化衡量与比较开始得到关注( Alkire et al,2017) (三)深度贫困的结构化识别与测度 上述结构化度量范式的建构为全球深度贫困的综合衡量、结构剖析及脱贫评估提供了量化基 准,但是聚焦深度贫困的度量方法研究却没有获得充分进展。针对深度贫困识别,学界仍局限于“收 入在贫困线以下50%”这一抽象的单维识别基准,未能区分家庭、群体、地区等不同对象建构起多层 次的结构化识别体系;针对深度贫困程度衡量,学界也缺乏明确的测算标准及比较性应用成果。中 国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认定、建档立卡及贫困退出验收标准的提出、“两不愁三保障”指标的设计,推进 了深度贫困结构化度量的探索,但其度量标准仍以贫困发生率指标为主,忽略了对贫困深度、不平等 性、脆弱性以及异质性因素的考察 相比一般贫困,深度贫困并非只在贫困广度、深度、不平等上,还在剥夺维度、持续性、贫困脆弱 性等各个层次因素上都要表现出更深的贫困程度。但作为上述贫困因子的结构复合体,深度贫困理 应存在某一特定的综合贫困阈值。在总体贫困程度测量中,不要求所有的分项指标值都超过一般贫 困标准,但综合指数值要超过一般贫困(且达到特定比例)。从上述准则出发,可构建深度贫困的结 构化识别标准及其贫困程度的公理化测度指数。首先,可从深度贫困家庭(个人)、地区(社群)两个 层面提出一般贫困的结构化识别标准(指数值);然后,按照一定比例确定深度贫困的结构化识别基 准,进而设计深度贫困结构化测度指数公式。对中国而言,基于“两不愁三保障”等多维指标,考虑区 域异质性和贫困脆弱性,形成“三区三州”和“插花”深度贫困村的精准甄别及贫困深度综合衡量体 系,有助于系统推进深度贫困破解的进程监测、短板识别、成效评估与返贫预警。 四、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 贫困人口具有异质性,简单将之归为“穷人集合”( army of the poor)不利于致贫成因分析与减贫 精准施策(Sen,1981)。穷人贫困程度越深,异质性越显著,如底层贫困者( underclass)往往分属不同 的低端职业群体,具有不同个体禀赋及权利关系特质( Auletta,1982)。深度贫困作为一种严重的多 维剥夺存在显著的地区和群体变异性,其大多发生在城镇化辐射不足的乡村,考察这些结构分布特 征有助于强化扶贫瞄准( Annoni8. Weziak- Bialowolska,2016 深度贫困在全球的分布呈现多因交织、类型多元、迁延反复的结构化特征。个体深度贫困的形 成与家庭结构、人力资本及生计资源有关,深度贫困者大都处于竞争劣势明显的家庭或生计场景,遭 遇严重的社会排斥。总体(区域、群体)深度贫困的发生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及制度文化有关,深度 贫困社群一般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地区或少数民族集聚地,难以分享现代化和市场化红利。考察深 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及其演进,有助于揭示贫困者行为与环境条件的耦合致贫机理,剖析地区深度 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提出综合破解之策。 137
收支“完全替代”的特例。Ｆｏｓｔｅｒ＆ 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１２）提出了一个包含时段转化系数的终身平均收入指 数μβ（狔犻）（β≤１），将之与贫困线比较，形成了一个“时段不完全替代”情形下的贫困识别函数ρβ（狔犻， 狕），可据以识别“平均收入高于贫困线但部分时段收入过低”的长期贫困人口。他们还引入 ＣＨＵ 贫 困指数犆Β，构建总体贫困指数即 犘Β（犢；狕）＝犆Β（狔珔β，狕）（β≤１），用以区分长短期贫困，揭示某一时段 的致贫贡献，并刻画动态福利损失。 ３．贫困结构化度量的研究趋势。一是多维测度与动态测度的融合。由于实物资产相比货币收 支更能体现跨期相关性，因此多维测度方法运用非货币指标反映资产剥夺，逐渐与贫困动态度量方 法实现融合（Ｃａｒｔｅｒ＆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０６；Ｉｃｅｌａｎｄ＆Ｂａｕｍａｎ，２００７）。二是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动态衡量范 式不断拓展。Ｓｕｒｙａｈａ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将贫困脆弱性界定为“陷入至少一次贫困的可能性”，提出了贫 困脆弱性线（ＶＰＬ），计算了脆弱性发生率（ＨＶＰ）。Ｄｕｔ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借鉴不确定决策模型，将预期 贫困线与生活基准融合，提出了脆弱性参考线标准，并纳入深度指标，构建了反映个体差异的贫困脆 弱性系数。三是能源贫困、儿童贫困、性别贫困、心理贫困成为度量焦点（Ｔｈｏｍ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Ｃｏｒｓ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全球性贫困结构化衡量与比较开始得到关注（Ａｌｋｉ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三）深度贫困的结构化识别与测度 上述结构化度量范式的建构为全球深度贫困的综合衡量、结构剖析及脱贫评估提供了量化基 准，但是聚焦深度贫困的度量方法研究却没有获得充分进展。针对深度贫困识别，学界仍局限于“收 入在贫困线以下５０％”这一抽象的单维识别基准，未能区分家庭、群体、地区等不同对象建构起多层 次的结构化识别体系；针对深度贫困程度衡量，学界也缺乏明确的测算标准及比较性应用成果。中 国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认定、建档立卡及贫困退出验收标准的提出、“两不愁三保障”指标的设计，推进 了深度贫困结构化度量的探索，但其度量标准仍以贫困发生率指标为主，忽略了对贫困深度、不平等 性、脆弱性以及异质性因素的考察。 相比一般贫困，深度贫困并非只在贫困广度、深度、不平等上，还在剥夺维度、持续性、贫困脆弱 性等各个层次因素上都要表现出更深的贫困程度。但作为上述贫困因子的结构复合体，深度贫困理 应存在某一特定的综合贫困阈值。在总体贫困程度测量中，不要求所有的分项指标值都超过一般贫 困标准，但综合指数值要超过一般贫困（且达到特定比例）。从上述准则出发，可构建深度贫困的结 构化识别标准及其贫困程度的公理化测度指数。首先，可从深度贫困家庭（个人）、地区（社群）两个 层面提出一般贫困的结构化识别标准（指数值）；然后，按照一定比例确定深度贫困的结构化识别基 准，进而设计深度贫困结构化测度指数公式。对中国而言，基于“两不愁三保障”等多维指标，考虑区 域异质性和贫困脆弱性，形成“三区三州”和“插花”深度贫困村的精准甄别及贫困深度综合衡量体 系，有助于系统推进深度贫困破解的进程监测、短板识别、成效评估与返贫预警。 四、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 贫困人口具有异质性，简单将之归为“穷人集合”（ａｒｍ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不利于致贫成因分析与减贫 精准施策（Ｓｅｎ，１９８１）。穷人贫困程度越深，异质性越显著，如底层贫困者（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往往分属不同 的低端职业群体，具有不同个体禀赋及权利关系特质（Ａｕｌｅｔｔａ，１９８２）。深度贫困作为一种严重的多 维剥夺存在显著的地区和群体变异性，其大多发生在城镇化辐射不足的乡村，考察这些结构分布特 征有助于强化扶贫瞄准（Ａｎｎｏｎｉ＆ ＷｅｚｉａｋＢｉａｌｏｗｏｌｓｋａ，２０１６）。 深度贫困在全球的分布呈现多因交织、类型多元、迁延反复的结构化特征。个体深度贫困的形 成与家庭结构、人力资本及生计资源有关，深度贫困者大都处于竞争劣势明显的家庭或生计场景，遭 遇严重的社会排斥。总体（区域、群体）深度贫困的发生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及制度文化有关，深度 贫困社群一般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地区或少数民族集聚地，难以分享现代化和市场化红利。考察深 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及其演进，有助于揭示贫困者行为与环境条件的耦合致贫机理，剖析地区深度 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提出综合破解之策。 — １３７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在欧美发达国家,深度贫困并未随市场化、现代化推进而消失,个体性深度贫困现象在一定范围 内长期存在,社会排斥与经济不平等是其存续根源,族群、家庭、人力资本、就业机会以及社会地位影 响其形成及分布。 Haveman et al(2014)研究发现,美国深度贫困在儿童及青壮年人口、失业及独居 家庭中发生率较高,在区域、城乡分布上未有显著差异;以SPM方法替代OPM方法,所度量的一般 贫困率变高但深度贫困率降低——深度贫困者可从实物转移支付、税收抵扣以及就业支持中获益, 但缺乏文化技能的青壮年人口因劳动市场排斥而例外。 farrigan(2014)观测到美国农村深度贫困发 生率缓慢上升,多子女家庭易受经济衰退冲击而陷入深度贫困。 Reeves et al(2015)研究表明,1996 年美国福利制度改革以来,一些家庭从就业支持与税收抵扣中受益,一些不愿或无力就业家庭因救 济变少而贫困加深,深度贫困家庭难以从赈济中获得发展动力,其子女也容易贫困。 Peichl et al (2010)研究表明,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的深度贫困容易发生在单亲有子家庭;阶层、教育、年龄都是 显性的结构性致贫因素。 欧美发达国家深度贫困家庭的结构性存续与就业市场失灵及社会排斥有关。发展中国家深度 贫困分布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族群特征,其作为地区或群体性的慢性贫困陷阱,主要是由资源禀赋 缺陷以及社会结构问题引起,属于发展滞缓型或治理不佳型的深度贫困痼疾。这类深度贫困也在新 兴市场国家某些特定地区或群体中长期存在( Baulch8. Masset,2003)。 (一)深度贫困地区的形成与空间分布 深度贫困地区的形成是由投资不足、增长滞缓以及发展失衡、分配不公引发的结构性痼疾,须以 长期投资与结构性改革来应对( Bigsten8. Shimeles,2007)。深度贫困存续及区域分布与自然地理 民族文化以及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场域”特征 1.边远连片山区的深度贫困。地理偏僻、信息闭塞、资源匮乏是边远连片山区深度贫困的基础 成因。 Bloom et al(2003)研究发现,地理偏僻且气候恶劣的内陆山区易形成严重的贫困陷阱。Gen tle8. Maraseni(2012)认为,边远山区居民缺乏生产资本与公共服务,信息闭塞、生计受限,加之因气 候变化而遭遇农业歉收,容易岀现饥荒。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依赖资源型产业,劳动力外移,强化 了山区深度贫困陷阱的存续。 Byers(2002)基于对阿巴拉契亚山区的跟踪研究发现,山区深度贫困 与地理闭塞、对采掘业依赖、人力资本投资匮乏有关。 Gerlitz et al(2012)认为山区贫困程度更深的 原因在于,资源条件落后于平坝地区、灌溉困难、农业难以实现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教育普 及难,贫困人口不能从事规模农业,大都外迁寻求多样化收人,留下发展能力弱的深度贫困人口。 2.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深度贫困。 Gradin(2013)研究全球贫困空间分布指出,少数民族聚集地 区的贫困程度最深。贫民窟通常集中在那些受社会排斥的深色种族及少数民族聚集地( Pattillo 2003)。经济生态不佳、人力资本贫瘠、发展机会不足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导致少数民族聚集地区 成为“贫困孤岛”,居民长期被排斥在现代产业和主流社会之外,陷入深度贫困( Kenway8. Palmer, 2007)。Lin8. Harris(2010)认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在区位、资源以及权利、机会所得方面具有初始 劣势,劣势积累导致深度贫困,又通过教育贫困进行代际传递,一些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无法在新 的聚集区获得健康、安全保障以及教育与就业机会,沦为深度贫困群体。 Zenk et al(2011)研究指出, 少数民族聚集区市场需求量小、自生经济动能不足,如非裔美国人社区居民购买力弱,无法吸引商业 机构和市场要素集聚 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深度贫困。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住民大都生计困难、生 存质量低,罹患深度贫困的风险高。 Sachs(2008)观察发现,在气候干旱的非洲乡村,农民容易陷人 深度贫困,原因在于土壤贫瘠、雨水缺乏,难以获得灌溉水泵等。 Merode et al(2004)考察刚果农村 贫困现象时指出,高温气候使农产品生产受限,有些人靠捕猎及野生食品商业化补济生活,但阿赞德 高原的深度贫困人口无法从中获益,原因是当地海拔高、交通不便,难以接触市场。 Sanfo(2012)研 究指出,布基纳法索国的深度贫困人口集中在干旱的高原地区,居民生计高度依赖农业,水源稀缺、 旱灾频发导致农业收入极低。 Holmes et al(2008)研究发现,孟加拉国深度贫困大都存在于自然灾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在欧美发达国家，深度贫困并未随市场化、现代化推进而消失，个体性深度贫困现象在一定范围 内长期存在，社会排斥与经济不平等是其存续根源，族群、家庭、人力资本、就业机会以及社会地位影 响其形成及分布。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研究发现，美国深度贫困在儿童及青壮年人口、失业及独居 家庭中发生率较高，在区域、城乡分布上未有显著差异；以ＳＰＭ 方法替代 ＯＰＭ 方法，所度量的一般 贫困率变高但深度贫困率降低———深度贫困者可从实物转移支付、税收抵扣以及就业支持中获益， 但缺乏文化技能的青壮年人口因劳动市场排斥而例外。Ｆａｒｒｉｇａｎ（２０１４）观测到美国农村深度贫困发 生率缓慢上升，多子女家庭易受经济衰退冲击而陷入深度贫困。Ｒｅｅｖ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研究表明，１９９６ 年美国福利制度改革以来，一些家庭从就业支持与税收抵扣中受益，一些不愿或无力就业家庭因救 济变少而贫困加深，深度贫困家庭难以从赈济中获得发展动力，其子女也容易贫困。Ｐｅｉｃｈ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研究表明，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的深度贫困容易发生在单亲有子家庭；阶层、教育、年龄都是 显性的结构性致贫因素。 欧美发达国家深度贫困家庭的结构性存续与就业市场失灵及社会排斥有关。发展中国家深度 贫困分布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族群特征，其作为地区或群体性的慢性贫困陷阱，主要是由资源禀赋 缺陷以及社会结构问题引起，属于发展滞缓型或治理不佳型的深度贫困痼疾。这类深度贫困也在新 兴市场国家某些特定地区或群体中长期存在（Ｂａｕｌｃｈ ＆ Ｍａｓｓｅｔ，２００３）。 （一）深度贫困地区的形成与空间分布 深度贫困地区的形成是由投资不足、增长滞缓以及发展失衡、分配不公引发的结构性痼疾，须以 长期投资与结构性改革来应对（Ｂｉｇｓｔｅｎ＆ Ｓｈｉｍｅｌｅｓ，２００７）。深度贫困存续及区域分布与自然地理、 民族文化以及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场域”特征。 １．边远连片山区的深度贫困。地理偏僻、信息闭塞、资源匮乏是边远连片山区深度贫困的基础 成因。Ｂｌｏｏ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研究发现，地理偏僻且气候恶劣的内陆山区易形成严重的贫困陷阱。Ｇｅｎ ｔｌｅ＆ Ｍａｒａｓｅｎｉ（２０１２）认为，边远山区居民缺乏生产资本与公共服务，信息闭塞、生计受限，加之因气 候变化而遭遇农业歉收，容易出现饥荒。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依赖资源型产业，劳动力外移，强化 了山区深度贫困陷阱的存续。Ｂｙｅｒｓ（２００２）基于对阿巴拉契亚山区的跟踪研究发现，山区深度贫困 与地理闭塞、对采掘业依赖、人力资本投资匮乏有关。Ｇｅｒｌｉ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认为山区贫困程度更深的 原因在于，资源条件落后于平坝地区、灌溉困难、农业难以实现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教育普 及难，贫困人口不能从事规模农业，大都外迁寻求多样化收入，留下发展能力弱的深度贫困人口。 ２．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深度贫困。Ｇｒａｄíｎ（２０１３）研究全球贫困空间分布指出，少数民族聚集地 区的贫困程度最深。贫民窟通常集中在那些受社会排斥的深色种族及少数民族聚集地（Ｐａｔｔｉｌｌｏ， ２００３）。经济生态不佳、人力资本贫瘠、发展机会不足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导致少数民族聚集地区 成为“贫困孤岛”，居民长期被排斥在现代产业和主流社会之外，陷入深度贫困（Ｋｅｎｗａｙ ＆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０７）。Ｌｉｎ＆ 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１０）认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在区位、资源以及权利、机会所得方面具有初始 劣势，劣势积累导致深度贫困，又通过教育贫困进行代际传递，一些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无法在新 的聚集区获得健康、安全保障以及教育与就业机会，沦为深度贫困群体。Ｚｅｎ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研究指出， 少数民族聚集区市场需求量小、自生经济动能不足，如非裔美国人社区居民购买力弱，无法吸引商业 机构和市场要素集聚。 ３．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深度贫困。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住民大都生计困难、生 存质量低，罹患深度贫困的风险高。Ｓａｃｈｓ（２００８）观察发现，在气候干旱的非洲乡村，农民容易陷入 深度贫困，原因在于土壤贫瘠、雨水缺乏，难以获得灌溉水泵等。Ｍｅｒｏ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考察刚果农村 贫困现象时指出，高温气候使农产品生产受限，有些人靠捕猎及野生食品商业化补济生活，但阿赞德 高原的深度贫困人口无法从中获益，原因是当地海拔高、交通不便，难以接触市场。Ｓａｎｆｏ（２０１２）研 究指出，布基纳法索国的深度贫困人口集中在干旱的高原地区，居民生计高度依赖农业，水源稀缺、 旱灾频发导致农业收入极低。Ｈｏｌｍ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研究发现，孟加拉国深度贫困大都存在于自然灾 — １３８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害(如洪水、龙卷风等)发生率高的地区,农业易受灾害影响,加剧家庭收人不稳定和生计脆弱性。 4,疾病高发或暴力冲突地区的深度贫困。在一些传染性疾病高发地区,疾病侵蚀劳动能力并加 重医疗负担,形成深度贫困的恶性循环。 Ngonghala et al(2014)研究指出,深度贫困地区居民生产生 活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由寄生虫和传染病导致的死亡率高。他们通过传染病模型和收入增长模型的 叠加分析发现,传染病阻碍资本积累,收入降低扩大传染病范围,从而形成一个深度贫困和疾病传播交 织互馈的“循环机制”。在长期受暴力冲突影响的国家或地区,很多家庭在居住、医疗、教育等生存及发 展条件上容易失去保障,深度贫困多见( Kenway8. Palmer,2007)。一些家庭的成员因暴力冲突去世或 致残,劳动力减少,形成深度贫困,其他成员为解决温饱而入伍,死于暴力冲突的概率更高。战争和暴力 冲突毁坏马路、农田,阻碍医疗服务可达,加剧贫困;逃避战乱的难民流离失所,医疗和教育匮乏,成为 种“流动”的深度贫困人口。政局不稳被认为是暴力冲突及深度贫困存续的主要成因( Joshua,2013)。 综上所述,深度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具有区域性、板块化、代际传递特征,其本质是增长滞 缓、社会发育不足、人力资本贫瘠推动形成的深度贫困陷阱。地理地质条件初始劣势积累,政局不 稳、社会治理不善,共同推动深度贫困“区域生态”的形成与固化。 (二)深度贫困人口的劳动力异质性与群体分布 劳动力异质性及市场机会可得性是深度贫困人口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Narayan et al(1999)将 深度贫困群体分为两类:一是“上帝决定的穷人”,即老弱病残与寡居无子者,其因缺乏劳动能力而陷 入深度贫困;二是“丧失资源的穷人”,即失地或迁移者,其因生计资源、场所和发展机会的减少,形成 极强的贫困脆弱性,并且带有“精神贫困”特征 1.劳动能力缺陷型人口的深度贫困。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构成了主要的深度贫困人 口。 Fischer(2001)回顾欧洲贫困史指出,残疾者、孤儿及孤寡老人是“结构性的深度贫困者”。Gor- don8. Heslop(2014)研究英国残疾家庭的多维剥夺问题发现,残疾人口是“穷人中的穷人”,残疾成 人和残疾儿童并存家庭的贫困程度最深。 Thusitha8. Gunewardena(2017)度量斯里兰卡家庭多维 贫困时发现,残疾人家庭货币贫困和多维贫困普遍高于其他家庭。 Pinilla- Roncancio(2018)研究表 明,拉美国家的残疾人家庭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病残人口难以获得高质量教育,容易遭遇就业市 场排斥,存在较高的医疗费用负担,导致贫困深化。 Patel&. Graham(2012)基于发展能力模型研究 发现,贫困和残疾有交互强化效应,身体或精神缺陷阻碍病残人口将帮扶资金转化为生计资本;在南 非最贫困的地区,残疾人口受教育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人口,残疾儿童受阻于入学不便,难以获得教育 机会,形成终生深度贫困 2.文化技能缺失型人口的深度贫困。深度贫困地区的文盲比例高于一般贫困地区,居民受教育 程度越低,其贫困程度越深( Calvo-gonzalez,2017)。 Duncan(1992)考察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贫 困现象指出,当地居民受限于文化技能,难以提升就业层次,陷入长期深度贫困。 Galasso(2006)研 究发现,智利经济增长可带来总体贫困发生率降低,但深度贫困发生率未有显著变化,原因在于,深 度贫困家庭成员普遍缺乏教育,难以将帮扶资源转化为发展能力,容易陷人“救济陷阱”。Tiak (2002)指出,教育贫困引致生计贫困,阻碍教育机会获得,形成“教育贫困一生计贫困”的恶性循环。 深度贫困地区儿童受限于交通不便、意识淡薄等因素而容易放弃上学机会( Whiteman et al,2013)。 3.就业机会匮乏型人口的深度贫困。一些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也可能因缺少市场机会与 产业环境,无法通过发展生产或稳定就业而走出贫困陷阱。 Cotter(2002)研究指出,在资源禀赋不佳 的贫困乡村,若不能获得非农就业渠道,健康劳动力也可能沦为深度贫困人口。在南亚一些深度贫 困地区,贫困家庭只能从事收益率极低的农业( Calvo- gonzalez,2017)。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结 构性失业的存在,总有一部分农业人口落入“深度贫困孤立状态”( pockets of deep poverty)。 Tick myer(1990)研究发现,美国山区农村一些健康劳动力正陷入“低水平就业”贫困。新技术的出现和国 际市场的萎缩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业人口仅能获得微薄的农业收入,又缺乏流动性,逐渐 被现代社会孤立。Milr8. Weber(2003)研究发现,美国大部分的深度贫困地区带有高失业率的典
害（如洪水、龙卷风等）发生率高的地区，农业易受灾害影响，加剧家庭收入不稳定和生计脆弱性。 ４．疾病高发或暴力冲突地区的深度贫困。在一些传染性疾病高发地区，疾病侵蚀劳动能力并加 重医疗负担，形成深度贫困的恶性循环。Ｎｇｏｎｇｈａｌ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研究指出，深度贫困地区居民生产生 活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由寄生虫和传染病导致的死亡率高。他们通过传染病模型和收入增长模型的 叠加分析发现，传染病阻碍资本积累，收入降低扩大传染病范围，从而形成一个深度贫困和疾病传播交 织互馈的“循环机制”。在长期受暴力冲突影响的国家或地区，很多家庭在居住、医疗、教育等生存及发 展条件上容易失去保障，深度贫困多见（Ｋｅｎｗａｙ＆Ｐａｌｍｅｒ，２００７）。一些家庭的成员因暴力冲突去世或 致残，劳动力减少，形成深度贫困，其他成员为解决温饱而入伍，死于暴力冲突的概率更高。战争和暴力 冲突毁坏马路、农田，阻碍医疗服务可达，加剧贫困；逃避战乱的难民流离失所，医疗和教育匮乏，成为一 种“流动”的深度贫困人口。政局不稳被认为是暴力冲突及深度贫困存续的主要成因（Ｊｏｓｈｕａ，２０１３）。 综上所述，深度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具有区域性、板块化、代际传递特征，其本质是增长滞 缓、社会发育不足、人力资本贫瘠推动形成的深度贫困陷阱。地理地质条件初始劣势积累，政局不 稳、社会治理不善，共同推动深度贫困“区域生态”的形成与固化。 （二）深度贫困人口的劳动力异质性与群体分布 劳动力异质性及市场机会可得性是深度贫困人口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Ｎａｒａｙ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将 深度贫困群体分为两类：一是“上帝决定的穷人”，即老弱病残与寡居无子者，其因缺乏劳动能力而陷 入深度贫困；二是“丧失资源的穷人”，即失地或迁移者，其因生计资源、场所和发展机会的减少，形成 极强的贫困脆弱性，并且带有“精神贫困”特征。 １．劳动能力缺陷型人口的深度贫困。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构成了主要的深度贫困人 口。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０１）回顾欧洲贫困史指出，残疾者、孤儿及孤寡老人是“结构性的深度贫困者”。Ｇｏｒ ｄｏｎ＆ Ｈｅｓｌｏｐ（２０１４）研究英国残疾家庭的多维剥夺问题发现，残疾人口是“穷人中的穷人”，残疾成 人和残疾儿童并存家庭的贫困程度最深。Ｔｈｕｓｉｔｈａ＆ Ｇｕｎｅｗａｒｄｅｎａ（２０１７）度量斯里兰卡家庭多维 贫困时发现，残疾人家庭货币贫困和多维贫困普遍高于其他家庭。ＰｉｎｉｌｌａＲｏｎｃａｎｃｉｏ（２０１８）研究表 明，拉美国家的残疾人家庭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病残人口难以获得高质量教育，容易遭遇就业市 场排斥，存在较高的医疗费用负担，导致贫困深化。Ｐａｔｅｌ＆ Ｇｒａｈａｍ（２０１２）基于发展能力模型研究 发现，贫困和残疾有交互强化效应，身体或精神缺陷阻碍病残人口将帮扶资金转化为生计资本；在南 非最贫困的地区，残疾人口受教育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人口，残疾儿童受阻于入学不便，难以获得教育 机会，形成终生深度贫困。 ２．文化技能缺失型人口的深度贫困。深度贫困地区的文盲比例高于一般贫困地区，居民受教育 程度越低，其贫困程度越深（ＣａｌｖｏＧｏｎｚáｌｅｚ，２０１７）。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９２）考察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贫 困现象指出，当地居民受限于文化技能，难以提升就业层次，陷入长期深度贫困。Ｇａｌａｓｓｏ（２００６）研 究发现，智利经济增长可带来总体贫困发生率降低，但深度贫困发生率未有显著变化，原因在于，深 度贫困家庭成员普遍缺乏教育，难以将帮扶资源转化为发展能力，容易陷入“救 济 陷 阱”。Ｔｉｌａｋ （２００２）指出，教育贫困引致生计贫困，阻碍教育机会获得，形成“教育贫困－生计贫困”的恶性循环。 深度贫困地区儿童受限于交通不便、意识淡薄等因素而容易放弃上学机会（Ｗｈｉｔｚ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３．就业机会匮乏型人口的深度贫困。一些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也可能因缺少市场机会与 产业环境，无法通过发展生产或稳定就业而走出贫困陷阱。Ｃｏｔｔｅｒ（２００２）研究指出，在资源禀赋不佳 的贫困乡村，若不能获得非农就业渠道，健康劳动力也可能沦为深度贫困人口。在南亚一些深度贫 困地区，贫困家庭只能从事收益率极低的农业（ＣａｌｖｏＧｏｎｚáｌｅｚ，２０１７）。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结 构性失业的存在，总有一部分农业人口落入“深度贫困孤立状态”（ｐｏｃｋｅｔｓｏｆｄｅｅｐ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ｉｃｋａ ｍｙｅｒ（１９９０）研究发现，美国山区农村一些健康劳动力正陷入“低水平就业”贫困。新技术的出现和国 际市场的萎缩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业人口仅能获得微薄的农业收入，又缺乏流动性，逐渐 被现代社会孤立。Ｍｉｌｌｅｒ＆ 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３）研究发现，美国大部分的深度贫困地区带有高失业率的典 — １３９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型特征,并且其有限的岗位主要存在于采掘业、建筑业、运输业等低工资率的传统行业。 综上所述,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构成了深度贫困的主要群体,存在健全劳动力的家庭也可能因人 力资本缺陷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局限,难以获得生计渠道而陷人深度贫困,这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教 育等公共品匮乏的结果,或是增长滞后导致的“权利”贫困与“机会”贫困 (三)深度贫困结构性分布的动态考察 1.深度贫困动态存续演进的影响因素。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反映了地理、气候、人口等初始条 件差异的影响。但基础因素趋同地区也会出现贫困深度差异,禀赋条件并非深度贫困存续的唯一成 因深度贫困形成是多重均衡的结果,应将规模报酬递增、生育率、制度等增长因素纳入贫困均衡考察。 Bloom et al(2003)指出,相比地理决定论,多重均衡模型更有解释力,地理、民族以及历史事件等初始变 量会与制度演进等过程变量结合而形成不同的贫困均衡结果。深度贫困作为增长滞缓或个人权利、能 力剥夺的后果,难以自我摆脱,呈现出长期贫困特征( Hulme&. Shepherd,2003)。家庭结构、人力资本 资产储备都是影响深度贫困动态变迁的关键因素。 Yaqub(2003)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深度 贫困人口“向上”流动与土地权利增加、教育水平提升相关,“向下”流动往往是抚养比增大的结果。 2.深度贫困的时段分布及脆弱性。关于深度贫困动态分布的研究文献集中于对贫困时段与贫困 脆弱性的分析,考察底层人口在社会结构变革中的流动性。贫困时段持续越长,贫困程度越深、逃脱越 难,这是贫困路径依赖的结果(Bane8. Ellwood,1986)。若贫困持续超过五年,其转为长期深度贫困的 概率更大( Yaqub,2000,2003)。时段分布结构影响贫困深度,若贫困时段出现早且连续分布,总体贫困 程度更深(Hoy8. Zheng,2008)。神经学研究证实,深度贫困家庭的儿童若遭遇营养不良和社会歧视 将损害身心健康,造成终身贫困( Farah et al,2006)。深度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紧密相关。 Dutta et al (2011)将贫困脆弱性理解为外部冲击下的“赤贫”风险,认为贫困者当前财富水平影响到其风险对抗能 力及其生活预期,对深度贫困的动态考察应纳人资产波动等更多脆弱性因素。 Suryahadi et al(2016)对 印度尼西亚的贫困脆弱性度量研究表明,深度贫困人口的分布状态(城乡、职业、家庭、教育、土地占有 权)会影响其贫困脆弱性,其中失地农民、不稳定就业人口具有最为严重的贫困脆弱性。 既有文献关于深度贫困动态分布的研究大都停留在个人或家庭层面,较少有文献从地区或群体 层面进行深度贫困动态演进的考察。在对贫困时段分布或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度量中,缺乏对演化过 程与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 Hulme8. Shepherd,2003)。深度贫困形成、发展与摆脱的演化规律是什 么,如何进行动态因素识别与干预,仍是需要深入探究的命题。 五、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及对中国的启示 深度贫困作为全球性贫困痼疾,除广泛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中国、印度等新兴 市场经济体甚至发达经济体亦有长期存续。因此,深度贫困的破解方式、路径与施策探讨呈现出相 应的国别、类型差异与发展阶段特征。中国深度贫困是发展不平衡矛盾在特定地区的结构性体现 发展减贫仍是根本解决之策,但也需针对深度贫困的异质性及其多维、动态特征进行精准识别与综 合破解,并预防其落入相对贫困陷阱及再次返贫的风险 (一)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 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启动“向贫困宣战”战略以来,通过有条件现金转移、食品券、住房援助等 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普遍实施,将深度贫困发生率控制在5%。近年来在美国出现青壮年失业人口的 家庭取代单亲家庭成为最为脆弱的深度贫困群体,税收抵扣与就业扶持等市场调节手段在深度贫困 缓释中的作用凸显。随着深度贫困人口遭遇愈来愈多的社会排斥与就业约束,发达国家深度贫困问 题的解决变得更具挑战性( Fox et al,2015)。相比美国通过不平等和市场失灵调节来减少深度贫困 人口,发展中国家认识到政府战略对系统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所起的必要作用。发展经济学者关注地 理、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致贫影响,致力于从对市场与政府的功能权衡中,寻求增长与减贫的 最优策略组合。针对因经济结构缺陷而形成的深度贫困痼疾,以及由市场扭曲衍生的贫困者剥夺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型特征，并且其有限的岗位主要存在于采掘业、建筑业、运输业等低工资率的传统行业。 综上所述，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构成了深度贫困的主要群体，存在健全劳动力的家庭也可能因人 力资本缺陷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局限，难以获得生计渠道而陷入深度贫困，这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教 育等公共品匮乏的结果，或是增长滞后导致的“权利”贫困与“机会”贫困。 （三）深度贫困结构性分布的动态考察 １．深度贫困动态存续演进的影响因素。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反映了地理、气候、人口等初始条 件差异的影响。但基础因素趋同地区也会出现贫困深度差异，禀赋条件并非深度贫困存续的唯一成 因，深度贫困形成是多重均衡的结果，应将规模报酬递增、生育率、制度等增长因素纳入贫困均衡考察。 Ｂｌｏｏ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指出，相比地理决定论，多重均衡模型更有解释力，地理、民族以及历史事件等初始变 量会与制度演进等过程变量结合而形成不同的贫困均衡结果。深度贫困作为增长滞缓或个人权利、能 力剥夺的后果，难以自我摆脱，呈现出长期贫困特征（Ｈｕｌｍｅ＆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家庭结构、人力资本、 资产储备都是影响深度贫困动态变迁的关键因素。Ｙａｑｕｂ（２００３）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深度 贫困人口“向上”流动与土地权利增加、教育水平提升相关，“向下”流动往往是抚养比增大的结果。 ２．深度贫困的时段分布及脆弱性。关于深度贫困动态分布的研究文献集中于对贫困时段与贫困 脆弱性的分析，考察底层人口在社会结构变革中的流动性。贫困时段持续越长，贫困程度越深、逃脱越 难，这是贫困路径依赖的结果（Ｂａｎｅ＆ Ｅｌｌｗｏｏｄ，１９８６）。若贫困持续超过五年，其转为长期深度贫困的 概率更大（Ｙａｑｕｂ，２０００，２００３）。时段分布结构影响贫困深度，若贫困时段出现早且连续分布，总体贫困 程度更深（Ｈｏｙ＆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８）。神经学研究证实，深度贫困家庭的儿童若遭遇营养不良和社会歧视， 将损害身心健康，造成终身贫困（Ｆａｒａ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深度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紧密相关。Ｄｕｔｔ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将贫困脆弱性理解为外部冲击下的“赤贫”风险，认为贫困者当前财富水平影响到其风险对抗能 力及其生活预期，对深度贫困的动态考察应纳入资产波动等更多脆弱性因素。Ｓｕｒｙａｈａ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对 印度尼西亚的贫困脆弱性度量研究表明，深度贫困人口的分布状态（城乡、职业、家庭、教育、土地占有 权）会影响其贫困脆弱性，其中失地农民、不稳定就业人口具有最为严重的贫困脆弱性。 既有文献关于深度贫困动态分布的研究大都停留在个人或家庭层面，较少有文献从地区或群体 层面进行深度贫困动态演进的考察。在对贫困时段分布或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度量中，缺乏对演化过 程与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深度贫困形成、发展与摆脱的演化规律是什 么，如何进行动态因素识别与干预，仍是需要深入探究的命题。 五、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及对中国的启示 深度贫困作为全球性贫困痼疾，除广泛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中国、印度等新兴 市场经济体甚至发达经济体亦有长期存续。因此，深度贫困的破解方式、路径与施策探讨呈现出相 应的国别、类型差异与发展阶段特征。中国深度贫困是发展不平衡矛盾在特定地区的结构性体现， 发展减贫仍是根本解决之策，但也需针对深度贫困的异质性及其多维、动态特征进行精准识别与综 合破解，并预防其落入相对贫困陷阱及再次返贫的风险。 （一）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 美国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启动“向贫困宣战”战略以来，通过有条件现金转移、食品券、住房援助等 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普遍实施，将深度贫困发生率控制在５％。近年来在美国出现青壮年失业人口的 家庭取代单亲家庭成为最为脆弱的深度贫困群体，税收抵扣与就业扶持等市场调节手段在深度贫困 缓释中的作用凸显。随着深度贫困人口遭遇愈来愈多的社会排斥与就业约束，发达国家深度贫困问 题的解决变得更具挑战性（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相比美国通过不平等和市场失灵调节来减少深度贫困 人口，发展中国家认识到政府战略对系统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所起的必要作用。发展经济学者关注地 理、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致贫影响，致力于从对市场与政府的功能权衡中，寻求增长与减贫的 最优策略组合。针对因经济结构缺陷而形成的深度贫困痼疾，以及由市场扭曲衍生的贫困者剥夺， — １４０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政府应积极推动经济增长进行综合减贫施策( Hulme8. Shepherd,2003)。 Zarocostas(2010)提出, 定向救济并非脱贫良方,有效扶贫应该创造公平就业机会;扶贫离不开发展,所以应与制度变革结 合,注重战略干预、能力培育及分配改进。当前深度贫困破解施策正表现出以下趋势性特征 1.普惠与精准的平衡。 Thandika(2007)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政策从普惠转向精准的动 因——执行成本影响普惠与精准的权衡。 Burcu(2012)研究发现,土耳其最低收入保障相比一般社 保对缓解深度贫困更为有效,受益对象一旦集中到特定的深度贫困群体,项目预算成本将迅速下降 但是精准施策面临执行偏误及效率失灵冋题。Kid(2016)认为,精准扶贫可能出现“误济”富人、执 行低效等一系列施策偏差。扶贫小额信贷对一般贫困有缓释效果,但在对深度贫困群体的资金帮扶 上面临运行成本与效率权衡的约束( Khanam et al,2018) 2.系统干预与个性施策的结合。多维贫困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对深度贫困表征及成因的全面审 视以及综合减贫施策(Sen,2009)。 Alkire8. Santos(2014)构建了衡量全球严重贫困的多维贫困指 数(MPⅠ),为各国开展系统性干预提供了量化依据。在多维框架下,能源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精神扶贫成为深度贫困治理的结构组成。另一方面,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Banerjee Duflo、 Krem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实验经济学方法引入减贫研究,他们瞄准穷人的微观经济行为 及其政策反应,利用随机实地实验方法在发展中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进行教育、健康促进项目的减贫 效果评估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上述研究因忽略对异质性与理论机制的考察而受到质疑( Deaton, 2010),其关注的个性化减贫施策如何与系统化扶贫干预实现有效结合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3.短期纾困与长效治理的融合。深度贫困兼具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属性,可通过社会安全网以 及信贷、培训得到缓解,但对其长效治理则有賴于政府主导下的基建投资、资产赋能以及社会排斥问 题的解决( Hulme8. Shepherd,2003)。贫困脆弱性缓释已成为深度贫困动态管控的核心目标之一。 世界银行(2000提出各国应做好贫困风险管理以避免深度贫困蔓延,倡导构建权利( elbow ment)、机会( opportunity)、安全( security)的深度贫困风险防范框架。对穷人进行生产性资产支持 与生计赋能,以及必要的社会保险兜底,可以有效地缓解深度贫困脆弱性,预防脱贫又返贫及相对贫 困情形的加重( Dutta et al,2011l; Suryahadi et al,2016)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已进入攻克贫困堡垒的收官之年,应借鉴全球深度贫困研究成果,剖析深度贫困的结构属 性及多元致贫成因,以完善精准识别、综合施策与长效赋能机制,破解剩余深度贫困痼疾,提升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退出质量;并积极建构中国特色深度贫困理论,指导深度贫困人口返贫监测预警与相 对贫困防控,向全球展示中国在解决深度贫困问题上的制度优势。 第一,基于深度贫困的公理化衡量与结构分析范式,构建中国深度贫困地区(人口)的结构化识 别、衡量与统计监测体系,进行深度贫困人口存续进退的跟踪研究及退出质量评估。当务之急是瞄 准剩余深度贫困人口,坚持发展减贫与社会兜底结合,给予综合施策与长效破解。要积极借鉴或吸 收多维贫困、贫困地图等贫困识别与研究方法,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隐性贫困” 脱贫短板”识别与检测,全面解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第二,预判与应对深度贫困性质演化,积极推进脱贫政策接续与贫困治理转型,做好深度贫困退 出之后的返贫风险和相对贫困防控。“三区三州”以及“插花”深度贫困村带有多维贫困与长期贫困 的复合特征,有“脱贫返贫”反复性,应加强基建与产业支持、人力资本投资,引导其融入乡村产业振 兴。针对“临界”脱贫、“补贴”脱贫家庭以及“失依”儿童等隐性贫困人口,要给予精准帮扶施策,构建 返贫风险监测预警及动态防控体系。此外,深度贫困人口生计脆弱性强,应全面考察其结构性的返 贫风险因素,给予有效综合帮扶和生计赋能,防止其大规模落入相对贫困陷阱。 ①沈扬扬等(2018)基于MPI标准的多维贫困度量研究表明,在中国西部地区的贫困乡村,儿童营养与教育剥夺 问题突出,存在较多的隐性贫困人口。 141
政府应积极推动经济增长进行综合减贫施策（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Ｚａｒｏｃｏｓｔａｓ（２０１０）提出， 定向救济并非脱贫良方，有效扶贫应该创造公平就业机会；扶贫离不开发展，所以应与制度变革结 合，注重战略干预、能力培育及分配改进。当前深度贫困破解施策正表现出以下趋势性特征： １．普惠与精准的平衡。Ｔｈａｎｄｉｋａ（２００７）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政策从普惠转向精准的动 因———执行成本影响普惠与精准的权衡。Ｂｕｒｃｕ（２０１２）研究发现，土耳其最低收入保障相比一般社 保对缓解深度贫困更为有效，受益对象一旦集中到特定的深度贫困群体，项目预算成本将迅速下降。 但是精准施策面临执行偏误及效率失灵问题。Ｋｉｄｄ（２０１６）认为，精准扶贫可能出现“误济”富人、执 行低效等一系列施策偏差。扶贫小额信贷对一般贫困有缓释效果，但在对深度贫困群体的资金帮扶 上面临运行成本与效率权衡的约束（Ｋｈａｎ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２．系统干预与个性施策的结合。多维贫困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对深度贫困表征及成因的全面审 视以及综合减贫施策（Ｓｅｎ，２００９）。Ａｌｋｉｒｅ＆ 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１４）构建了衡量全球严重贫困的多维贫困指 数（ＭＰＩ），为各国开展系统性干预提供了量化依据。在多维框架下，能源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精神扶贫成为深度贫困治理的结构组成。另一方面，以２０１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Ｄｕｆｌｏ、Ｋｒｅｍｅｒ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实验经济学方法引入减贫研究，他们瞄准穷人的微观经济行为 及其政策反应，利用随机实地实验方法在发展中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进行教育、健康促进项目的减贫 效果评估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上述研究因忽略对异质性与理论机制的考察而受到质疑（Ｄｅａｔｏｎ， ２０１０），其关注的个性化减贫施策如何与系统化扶贫干预实现有效结合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３．短期纾困与长效治理的融合。深度贫困兼具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属性，可通过社会安全网以 及信贷、培训得到缓解，但对其长效治理则有赖于政府主导下的基建投资、资产赋能以及社会排斥问 题的解决（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贫困脆弱性缓释已成为深度贫困动态管控的核心目标之一。 世界银行（２０００）提出各国应做好贫困风险管理以避 免 深 度 贫 困 蔓 延，倡 导 构 建 权 利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ｍｅｎｔ）、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安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深度贫困风险防范框架。对穷人进行生产性资产支持 与生计赋能，以及必要的社会保险兜底，可以有效地缓解深度贫困脆弱性，预防脱贫又返贫及相对贫 困情形的加重（Ｄｕｔ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Ｓｕｒｙａｈａ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已进入攻克贫困堡垒的收官之年，应借鉴全球深度贫困研究成果，剖析深度贫困的结构属 性及多元致贫成因，以完善精准识别、综合施策与长效赋能机制，破解剩余深度贫困痼疾，提升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退出质量；并积极建构中国特色深度贫困理论，指导深度贫困人口返贫监测预警与相 对贫困防控，向全球展示中国在解决深度贫困问题上的制度优势。 第一，基于深度贫困的公理化衡量与结构分析范式，构建中国深度贫困地区（人口）的结构化识 别、衡量与统计监测体系，进行深度贫困人口存续进退的跟踪研究及退出质量评估。当务之急是瞄 准剩余深度贫困人口，坚持发展减贫与社会兜底结合，给予综合施策与长效破解。要积极借鉴或吸 收多维贫困、贫困地图等贫困识别与研究方法，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隐性贫困”①、 “脱贫短板”识别与检测，全面解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第二，预判与应对深度贫困性质演化，积极推进脱贫政策接续与贫困治理转型，做好深度贫困退 出之后的返贫风险和相对贫困防控。“三区三州”以及“插花”深度贫困村带有多维贫困与长期贫困 的复合特征，有“脱贫返贫”反复性，应加强基建与产业支持、人力资本投资，引导其融入乡村产业振 兴。针对“临界”脱贫、“补贴”脱贫家庭以及“失依”儿童等隐性贫困人口，要给予精准帮扶施策，构建 返贫风险监测预警及动态防控体系。此外，深度贫困人口生计脆弱性强，应全面考察其结构性的返 贫风险因素，给予有效综合帮扶和生计赋能，防止其大规模落入相对贫困陷阱。 — １４１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①沈扬扬等（２０１８）基于 ＭＰＩ标准的多维贫困度量研究表明，在中国西部地区的贫困乡村，儿童营养与教育剥夺 问题突出，存在较多的隐性贫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