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那您当时地质学得好吗? 陈来:因为我们那个专业一方面是地质类的课程,另一方面很多机械类的课 程。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掌握起来不是那么难,我也有一定的兴趣。 但是同时呢,我在当时那个时代,那时候叫又红又专嘛,就是你除了这些课,学 的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寻求一些人生理想,所以我在当时的工科院校也念了很多 很多的哲学的书,当然也包括历史,经济这方面的书。 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学哲学了? 陈来:真正呢,当然是到1978年开始 主持人:1978年您又考上了研究生了。 陈来:研究生。这是1978年开始恢复中国的研究生制度,第一年我就考入 北大。 主持人:谁是您的导师呢? 陈来:我的导师是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那很幸运。研究生完了以后又接着读博士了 陈来:没有,研究生念完了以后,到1981年我就开始在北大教书了,因为 那个时候北大没有开始文科的博士的招生制度,所以到我教书的一年多以后,才 又开始,这个时候我才转变为博士生的身份 主持人:导师是谁呢? 陈来: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还是他,真是幸运。听到陈来老师这么幸运,我们也就能猜到,在 个大师的领导下,指导下,他能够把学问做得非常好,下面咱们就听听他这个 好的学问是怎么化做了他今天的讲演,他的讲演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 化》。好,有请。 陈来:大家好,其实这个题目呢,《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我今天主要 谈的还是民族化的方面,里面又牵扯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 是说从整个文化来讲,不仅是哲学,应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课题 我们看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二十 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奋起、奋争,寻求现 代化的一部历史。因此呢,可以说追求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 普遍的共识,我想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切身体会到。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 中国历史也可以看作具有五千年历史和渊源的中国文化,它在受到冲击,处于失 落,这样一个逆境里面,不断地寻求奋起,寻求新的自我肯定的这样一段历史。 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在文化上面,除了现代化的意识出现以外,中国化和民族 化的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哲学上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这个观 念,它或隐或显的,影响到许多哲学家,他们关于哲学的那个理解,成为他们建 构自己哲学的重要的动力。 那么另一方面呢,怎么使这个哲学的工作能够呈现出民族化的特点,也是很 多的哲学工作者,他们内心没有间断的一个内在的冲动,而且随着这个时代和环 境的变化,体现为各种不同的诉求和实践。这个现象呢,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 因为新的世纪到来,我们可以展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前景是越来越灿烂的,那 么在这个时候,从前不太被注意的,关于这个文化的民族化的问题,我想现在提 到日程上来了。今天因为这个课题很大,我们只能就一个小的方面,提出一些 浅显的例子,特别集中在我们北大的已故的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的一些主持人：那您当时地质学得好吗？ 陈 来：因为我们那个专业一方面是地质类的课程，另一方面很多机械类的课 程。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掌握起来不是那么难，我也有一定的兴趣。 但是同时呢，我在当时那个时代，那时候叫又红又专嘛，就是你除了这些课，学 的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寻求一些人生理想，所以我在当时的工科院校也念了很多 很多的哲学的书，当然也包括历史，经济这方面的书。 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学哲学了？ 陈 来：真正呢，当然是到 1978 年开始。 主持人：1978 年您又考上了研究生了。 陈 来：研究生。这是 1978 年开始恢复中国的研究生制度，第一年我就考入 北大。 主持人：谁是您的导师呢？ 陈 来：我的导师是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那很幸运。研究生完了以后又接着读博士了？ 陈 来：没有，研究生念完了以后，到 1981 年我就开始在北大教书了，因为 那个时候北大没有开始文科的博士的招生制度，所以到我教书的一年多以后，才 又开始，这个时候我才转变为博士生的身份。 主持人：导师是谁呢？ 陈 来：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还是他，真是幸运。听到陈来老师这么幸运，我们也就能猜到，在 一个大师的领导下，指导下，他能够把学问做得非常好，下面咱们就听听他这个 好的学问是怎么化做了他今天的讲演，他的讲演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 化》。好，有请。 陈 来：大家好，其实这个题目呢，《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我今天主要 谈的还是民族化的方面，里面又牵扯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 是说从整个文化来讲，不仅是哲学，应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课题。 我们看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二十 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奋起、奋争，寻求现 代化的一部历史。因此呢，可以说追求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 普遍的共识，我想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切身体会到。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 中国历史也可以看作具有五千年历史和渊源的中国文化，它在受到冲击，处于失 落，这样一个逆境里面，不断地寻求奋起，寻求新的自我肯定的这样一段历史。 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在文化上面，除了现代化的意识出现以外，中国化和民族 化的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哲学上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这个观 念，它或隐或显的，影响到许多哲学家，他们关于哲学的那个理解，成为他们建 构自己哲学的重要的动力。 那么另一方面呢，怎么使这个哲学的工作能够呈现出民族化的特点，也是很 多的哲学工作者，他们内心没有间断的一个内在的冲动，而且随着这个时代和环 境的变化，体现为各种不同的诉求和实践。这个现象呢，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 因为新的世纪到来，我们可以展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前景是越来越灿烂的，那 么在这个时候，从前不太被注意的，关于这个文化的民族化的问题，我想现在提 到日程上来了。 今天因为这个课题很大，我们只能就一个小的方面，提出一些 浅显的例子，特别集中在我们北大的已故的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