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然而,既定的政治或者已有的政治我们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实在、那样精准,政治有时 更多是缺席的、残缺的。为此,英国著名学者鲍曼在《寻找政治》中提出了“寻找政治”的 三种议程,即寻找公共空间、寻找机制和寻找视野。 寻找政治就有必要探寻政治的基本问题,也就是从什么地方、以什么原则、用什么架构 开始我们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寻找政治命题既是一个规范命题也是一个实然命题。所谓 规范命题是指应该以什么原则从何处开始以何架构运行我们的政治生活,系从应然的角度进 行推演、追问和思索。所谓实然的命题便是特定时间空间的人群面对一个先前给定的既定政 治生活秩序和架构,那么人们应该从哪里思考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政治问题?是从给定的条件 出发来营建我们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还是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如果从给定的条件出发就 要求尊重既定的秩序和架构,以免对现行秩序造成大的混乱和失序,更不主张以动乱或流血 冲突的暴力方式去谋求一个善政或善治。如果仅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思考公共政治问题势必会 得出相互冲突的价值判断:要么使用暴力要么摒弃暴力。主张摒弃暴力的思想家们从未阻止 住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暴力冲动,可见暴力冲动乃是人的兽性所在,其力量十分顽固强大。但 是,暴力冲动虽然来自人的内心,依然可以用人的理智、心智、道德甚或宗教等来压制它 法律也是压制暴力的有效工具。但以暴制暴从来没有什么好结果 在政治领域,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的(或者理想中的)体制、政 策进行排比评价,做出好、坏、对、错的分辨。即使最功利现实、最讲求机巧策略的政治人 物,只要他还需要为自己的作为找理由(所谓找理由,当然就是认定所找到的理由是「对 好」的),就不得不介入这种涉及比较与评价的思考。评价当然需要标准,标准就是各种政 治原则与政治价值。可是这些原则与价值为甚么是对的?是大家应该接受的?是政治制度与 政策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好理由?这些考量,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如果政治理性 的要求,即是用说理去探讨政治原则、政治价值,用说理的方式对政治体制与政策进行对错 好坏的评价,那么落实政治理性,不外乎就是让政治本身产生一个说理的动力,让权力承认 说理的必要性。制度上,这要依赖公共领域。观念上,这需要将政治带向公共化的方向 对行为的正当性追问乃是人的本质特征,人自喜欢追问正当性开始便有了价值自觉和价 值判断。正当性追问是一个标尺,用以测度和评价人的行为、政治生活甚至精神生活。康德 曾说最令人震撼的是灿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其实,从灿烂的星星当中康德看到的是 无尽的宇宙和无尽的未知世界,道德法则便是人的正当性考问,它一样令思想家康德震撼 正当性追问是现世生活的价值标尺,而现世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则受正当性标尺的考察和衡 量。道德准则潜藏于人心是人之为人的秉赋。但是西方的正当性追问用以审视外在世界、国 家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关系,但东方的正当性追问和个体道德情操修炼主要针 对个人价值自觉和个人道德生活体验。 几千年中国政治除春秋战国产生过理性化的竞争政治以外,其他便是韦伯( Webber) 所谓“大一统帝国”,昏睡千年。单从实然的角度出发思考政治的起点,则可能误认为“只 能如此而已”面对现实困境徒然嗟叹,政治生活失去价值评判,制度创新丧失精神动力。韦 伯认为,现世秩序包括政治秩序应该持续不断地受到超越秩序的正当性审查和追问,这样, 现世秩序便有了持续不断地制度创新和变革的精神动力。韦伯关于精神动力的论断洞烛先 机。大一统中华帝国和平秩序之下只有无所不能的皇权和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等 反复复制的伦常秩序,却从未架构起真正稳定的政治秩序。“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仅仅是推 己及人的道德哲学,它离关注公共生活和追问公共生活的正当性的政治哲学相去甚远。陶渊 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隐士情怀意境美则美也(历代文人传诵)但实则体现了败退官 场的文人放弃对公共生活的合法性追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 任,道德情怀固然宏阔,但政治哲学的阙如和个体价值的迷失却显而易见。因此,数千年家 产官僚制下,既无现世秩序的正当性追问,也无政治(公共生活)起点的考量,只有英雄和上的。然而，既定的政治或者已有的政治我们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实在、那样精准，政治有时 更多是缺席的、残缺的。为此，英国著名学者鲍曼在《寻找政治》中提出了“寻找政治”的 三种议程，即寻找公共空间、寻找机制和寻找视野。 寻找政治就有必要探寻政治的基本问题，也就是从什么地方、以什么原则、用什么架构 开始我们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寻找政治命题既是一个规范命题也是一个实然命题。所谓 规范命题是指应该以什么原则从何处开始以何架构运行我们的政治生活，系从应然的角度进 行推演、追问和思索。所谓实然的命题便是特定时间空间的人群面对一个先前给定的既定政 治生活秩序和架构，那么人们应该从哪里思考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政治问题？是从给定的条件 出发来营建我们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还是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如果从给定的条件出发就 要求尊重既定的秩序和架构，以免对现行秩序造成大的混乱和失序，更不主张以动乱或流血 冲突的暴力方式去谋求一个善政或善治。如果仅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思考公共政治问题势必会 得出相互冲突的价值判断：要么使用暴力要么摒弃暴力。主张摒弃暴力的思想家们从未阻止 住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暴力冲动，可见暴力冲动乃是人的兽性所在，其力量十分顽固强大。但 是，暴力冲动虽然来自人的内心，依然可以用人的理智、心智、道德甚或宗教等来压制它。 法律也是压制暴力的有效工具。但以暴制暴从来没有什么好结果。 在政治领域，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的（或者理想中的）体制、政 策进行排比评价，做出好、坏、对、错的分辨。即使最功利现实、最讲求机巧策略的政治人 物，只要他还需要为自己的作为找理由（所谓找理由，当然就是认定所找到的理由是「对∕ 好」的），就不得不介入这种涉及比较与评价的思考。评价当然需要标准，标准就是各种政 治原则与政治价值。可是这些原则与价值为甚么是对的？是大家应该接受的？是政治制度与 政策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好理由？这些考量，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如果政治理性 的要求，即是用说理去探讨政治原则、政治价值，用说理的方式对政治体制与政策进行对错 好坏的评价，那么落实政治理性，不外乎就是让政治本身产生一个说理的动力，让权力承认 说理的必要性。制度上，这要依赖公共领域。观念上，这需要将政治带向公共化的方向。 对行为的正当性追问乃是人的本质特征，人自喜欢追问正当性开始便有了价值自觉和价 值判断。正当性追问是一个标尺，用以测度和评价人的行为、政治生活甚至精神生活。康德 曾说最令人震撼的是灿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其实，从灿烂的星星当中康德看到的是 无尽的宇宙和无尽的未知世界，道德法则便是人的正当性考问，它一样令思想家康德震撼。 正当性追问是现世生活的价值标尺，而现世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则受正当性标尺的考察和衡 量。道德准则潜藏于人心是人之为人的秉赋。但是西方的正当性追问用以审视外在世界、国 家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关系，但东方的正当性追问和个体道德情操修炼主要针 对个人价值自觉和个人道德生活体验。 几千年中国政治除春秋战国产生过理性化的竞争政治以外，其他便是韦伯（Webber） 所谓“大一统帝国”，昏睡千年。单从实然的角度出发思考政治的起点，则可能误认为“只 能如此而已”面对现实困境徒然嗟叹，政治生活失去价值评判，制度创新丧失精神动力。韦 伯认为，现世秩序包括政治秩序应该持续不断地受到超越秩序的正当性审查和追问，这样， 现世秩序便有了持续不断地制度创新和变革的精神动力。韦伯关于精神动力的论断洞烛先 机。大一统中华帝国和平秩序之下只有无所不能的皇权和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等 反复复制的伦常秩序，却从未架构起真正稳定的政治秩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仅仅是推 己及人的道德哲学，它离关注公共生活和追问公共生活的正当性的政治哲学相去甚远。陶渊 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隐士情怀意境美则美也（历代文人传诵）但实则体现了败退官 场的文人放弃对公共生活的合法性追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 任，道德情怀固然宏阔，但政治哲学的阙如和个体价值的迷失却显而易见。因此，数千年家 产官僚制下，既无现世秩序的正当性追问，也无政治（公共生活）起点的考量，只有英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