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 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 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 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 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 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 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 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 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 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 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 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 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 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 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 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 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 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 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 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请问你 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 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 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 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 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