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 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 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 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 相当的随意性。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翻译事业,整 编四十年代遗稿,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代中 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 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 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 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 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该译 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 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 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 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 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汊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 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 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 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惡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 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 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 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 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 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