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了。就经济方面而言,给予水坝以优先地位也不是不合理的:水坝和水库是对干旱影响的 一个有效的补救。然而,由于可理解的原因而使灌溉工程被延迟这件事导致了一系列没有预 料到的后果,使得该计划的大部分积极效果都付诸东流。水库周边的土地常常被富裕的地主 购得,他们利用新增的供水来发展商业和经济作物。结果,该计划在提高口粮作物的总产量 方面发挥的作用远比预期的要低得多,尽管这是它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在邻近水库的大 农场中种植商业作物为贫苦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否则,他们将像在过去几十年中那样在旱 季迁往海边。因为能够使用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地主们就没有强烈的动机来提高其土地的生 产力。总的来说,贫苦农民从水坝中受益颇少;贫困还持续着:农业系统仍旧没有得到发展 饶有趣味的是将这一“个人主义的”分析同近来使用“普遍规律”描述了相似过程的新 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分析进行比较,根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总是要尽力保持自己的地位。 我将概略地考察第二个例子,这是从一大堆可能的例子中几乎随机挑选出来的。这个例 子涉及到一项研究,它也是在前面所界定的个人主义范式的框架内分析一项具体的发展过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哥伦比亚与同类国家相比有着一个很高的发展 率。这一现象吸引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因为规律理论提出来作为阻碍发展的所有“瓶 颈”在哥伦比亚或多或少都可见到(经常资本的短缺、破碎的市场、虚弱的总储蓄能力,等 等)。哈根( Hagen,1962)对哥伦比亚发展之谜的破解堪称漂亮。由于大量众所周知的历 史因素,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安提奥基亚( Antioquia)省的精英面对着一种具有下述特征的 机会结构:这一精英集团的成员们缺乏促使他们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土地的动力,因为这个省 没有拥有地产的士绅。他们也没有要让他们的子女以此为业的动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安 提奧基亚不存在有一点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绅士们也没有受到激励要让他们的孩子从政: 因为这个省被该国其余地区看作是一潭死水,他们难以到达核心政治地位。这些因素造成了 该省所特有的机会结构的消极方面 在积极方面,安提奥基亚的精英集团长期以来积累了商业技巧和商业组织方面的经验 因为他们活跃于采矿和运输领域,这是两个高风险的行业,所以他们发展并运用了一种在更 发达的社会中才能见到的有限责任的复杂组织形式。总而言之,情境结构和机会结构促使这 些精英们趋向商业,而阻止他们从事其他类型的活动 奇怪的是,哈根并未以我的方式提出他的分析。相反,他试图表明安提奥基亚人在哥伦 比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用一种普遍法则来解释:安提奥基亚人的地位损失类似于日本 的武士,这是他们对成就之需求的原因。很明显,对于哈根来说,社会科学应该由规律程式 来定义 哈根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哥伦比亚为什么曾经经历了如此高的发展率,并且还解释了相 当多的事实:为什么安提奥基亚人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为什么在其他省份他 们被认为是“不同的”或特别的;为什么他们表现出一种淡薄的民族感情:等等。 依我看来,希尔施曼和哈根的例子和我先前举出的经典例子属于同类。两者都使用个人 主义的模型去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独特现象或过程。正如我先前所说的,个人主义模型可以 具有一个特殊性取向,正如在这儿一样,但它们也可以具有一个普遍性取向。发展理论不仅 已经制造出了很多第一种类型的模型,正如希尔施曼和哈根的例子所说明的,它还产生了很 多第二种类型的模型。其中之一是由巴杜里( Baldur,,1976)提出来的。尽管它是受到具 体资料(关于西孟加拉 West Bengal)的启发,模型却仍然在下面的意义上是普遍的:根据 它用参数表示的方式,它能够产生各种结果和后果。这等于是说同样的模型可以被用于探究 或解释不同的情境 西孟加拉的特征是巴杜里所说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佃农可以正式地(即 合法地)自由出卖劳动力,但由于对地主永久的债务关系而仍然依附于他们。巴杜里的论点8 后了。就经济方面而言，给予水坝以优先地位也不是不合理的；水坝和水库是对干旱影响的 一个有效的补救。然而，由于可理解的原因而使灌溉工程被延迟这件事导致了一系列没有预 料到的后果，使得该计划的大部分积极效果都付诸东流。水库周边的土地常常被富裕的地主 购得，他们利用新增的供水来发展商业和经济作物。结果，该计划在提高口粮作物的总产量 方面发挥的作用远比预期的要低得多，尽管这是它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在邻近水库的大 农场中种植商业作物为贫苦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否则，他们将像在过去几十年中那样在旱 季迁往海边。因为能够使用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地主们就没有强烈的动机来提高其土地的生 产力。总的来说，贫苦农民从水坝中受益颇少；贫困还持续着；农业系统仍旧没有得到发展。 饶有趣味的是将这一“个人主义的”分析同近来使用“普遍规律”描述了相似过程的新 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分析进行比较，根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总是要尽力保持自己的地位。 我将概略地考察第二个例子，这是从一大堆可能的例子中几乎随机挑选出来的。这个例 子涉及到一项研究，它也是在前面所界定的个人主义范式的框架内分析一项具体的发展过 程。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哥伦比亚与同类国家相比有着一个很高的发展 率。这一现象吸引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因为规律理论提出来作为阻碍发展的所有“瓶 颈”在哥伦比亚或多或少都可见到（经常资本的短缺、破碎的市场、虚弱的总储蓄能力，等 等）。哈根（Hagen，1962）对哥伦比亚发展之谜的破解堪称漂亮。由于大量众所周知的历 史因素，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安提奥基亚（Antioquia）省的精英面对着一种具有下述特征的 机会结构：这一精英集团的成员们缺乏促使他们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土地的动力，因为这个省 没有拥有地产的士绅。他们也没有要让他们的子女以此为业的动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安 提奥基亚不存在有一点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绅士们也没有受到激励要让他们的孩子从政： 因为这个省被该国其余地区看作是一潭死水，他们难以到达核心政治地位。这些因素造成了 该省所特有的机会结构的消极方面。 在积极方面，安提奥基亚的精英集团长期以来积累了商业技巧和商业组织方面的经验。 因为他们活跃于采矿和运输领域，这是两个高风险的行业，所以他们发展并运用了一种在更 发达的社会中才能见到的有限责任的复杂组织形式。总而言之，情境结构和机会结构促使这 些精英们趋向商业，而阻止他们从事其他类型的活动。 奇怪的是，哈根并未以我的方式提出他的分析。相反，他试图表明安提奥基亚人在哥伦 比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用一种普遍法则来解释：安提奥基亚人的地位损失类似于日本 的武士，这是他们对成就之需求的原因。很明显，对于哈根来说，社会科学应该由规律程式 来定义。 哈根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哥伦比亚为什么曾经经历了如此高的发展率，并且还解释了相 当多的事实：为什么安提奥基亚人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为什么在其他省份他 们被认为是“不同的”或特别的；为什么他们表现出一种淡薄的民族感情；等等。 依我看来，希尔施曼和哈根的例子和我先前举出的经典例子属于同类。两者都使用个人 主义的模型去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独特现象或过程。正如我先前所说的，个人主义模型可以 具有一个特殊性取向，正如在这儿一样，但它们也可以具有一个普遍性取向。发展理论不仅 已经制造出了很多第一种类型的模型，正如希尔施曼和哈根的例子所说明的，它还产生了很 多第二种类型的模型。其中之一是由巴杜里（Bahduri，1976）提出来的。尽管它是受到具 体资料（关于西孟加拉 West Bengal）的启发，模型却仍然在下面的意义上是普遍的：根据 它用参数表示的方式，它能够产生各种结果和后果。这等于是说同样的模型可以被用于探究 或解释不同的情境。 西孟加拉的特征是巴杜里所说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佃农可以正式地（即 合法地）自由出卖劳动力，但由于对地主永久的债务关系而仍然依附于他们。巴杜里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