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译者前言9 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习惯法的制度。以往，人们一直认为， 习惯法、民间法是国家法、官方法的主要渊源；国家法的主 要功能之一，便是执行出自习惯法的权利和责任。(“附录 二”) 当这种传统被人们遗忘和忽略，当法律仅仅被理解为国 家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执行的一套规则，当官僚国家通过无论 行政还是法律手段渗人和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社 会在此过程中日益菱缩而不再是法律与宗教的创造之源，这 时便大难将至。在伯尔曼看来，“二十世纪，国家吞噬了社 会”正是危机中危险的一面，而恢复和更新西方法律传统， 令社会重获生机，使法律不仅出自国家，而且也出自社会， 出自各式各样的志愿联合组织，则是危机中机会的一面。作 者对社会，对志愿组织，对无论是公社还是世界共同体，寄 予厚望焉。 与许多喜谈全球化者不同，伯尔曼始终采取一个特殊主 义的立场。谈西方法律传统是如此，标举历史法学也是如 此。所谓世界共同体不是抽象的人类联合，而是产生于特定 历史环境的人类组织形式。同样，世界秩序和世界法也不是 永恒不变的人类理性和道德原则的演锋，而是伴随世界共同 体成长和为满足其需要的而在实践和经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一套有着多种渊源的规范。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在时 间中逐步显现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各有其传统和渊源，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