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弦先生是谨慎小心的人,他没有一般文人的嗜妤,也没有一般文人的脾气,他的生活 总是那样按部就班,脚踏实地,像钟表那样稳健而有秩序。这样的人能在五十岁就死去么? 如果相术可靠,他的眉毛是那样黑而长;身材短小,可是精悍;瘦虽然瘦些,却是瘦而有神 往常给人的印象总是精神奕奕,事事周到,这难道不是寿吗? 然而事实上是太快了,佩弦先生死的太快了,出了任何友人的预料,也给了任何友人 个沉重的打击。 是8月9号这一天的正午,林庚刚从北大医院里拔牙出来,就到了我这里,坐定了就告 诉我说:“朱先生又病了,也住在北大医院,刚动过手术。”这是我听到朱先生病了的消息 之始。问起林庚见过朱先生的情形来,他说还好,我们总认为动手术的病的危险都在动手术 的那一刹那,如果经过良好,是可以无碍而放心下去的。我打算过一两天再去看他。同时我 一向也有一个偏见,就是认为探望病人固然是好意,但假若抱这种好意的人太好,在病人的 精神上便不免是一个难堪的负担了。因此,我就又踌躇了。 了的消息 先生病 我这时坚信我听到的林庚所见的情况是实,新闻记者的消息可能是旧闻,只是曾经一度 危险而已,又为了刺激读者,便渲染的过分,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常事。 可是慢慢情形不对了,11号12号都连着登起那恶劣的消息来。我不能不动摇了,我决 定在12号下午去看他。谁知道这天下午又因为有事没能去成,第二天才知道就是去成也晚 了,因为已经不是活着的佩弦先生了,原来他在12号的上午十时已经逝世了! 连日的阴风凄雨,更增加了我的耿耿不乐。给我印象那么清晰地朱先生,竟作了古人了! 记忆一页一页地翻着,想起了十七年来和朱先生的往还。 最初和他的认识是我入了清华。那时他才三十几岁。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课外可是常去 找他聊天儿。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在郑西谛先生还在北平时,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 段。这时期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毎一星期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晩饭,所 起码每毎一星期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也不大记起 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的喊着“郑 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京,从燕京到清华是有一段路的。每当我们夜深归来,往往踏着月光, 冲破了犬吠,在谈笑声里,越过了不好走的小路,快乐地分手。现在记得这情景的,除了我 之外,只有林康了 朱先生当时开着“陶诗”的一门课,我很想去旁听。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着习以 为常的谦逊,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值得听的。”我们那时年少气盛,也就信以为真,又 听说他常常叫人背诵或默写,错了字还扣分。我们那时又是不拘柬惯了的,于是更觉得不听 也罢。后来知道他所写的那篇《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恐怕就是那时硏究的心得的结晶,到 了自己对陶渊明也发生兴趣时,是很后悔没曾听他的讲授了。 朱先生谦逊,客气,而且小心。他对于一般人的称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编 刊物,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着涂改,这涂改之中有着一个共同 点,就是尽量把口气改的和缓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绝对”“万分”“迥然”“必定” 等字眼。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轻淡一些的了。 这一点儿也不错。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很少见到他疾言厉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 然,我们也很少在他身上发现热狂,像臧克家所说的“燃烧”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 字实在有着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马虎。他的字从来不苟,一笔一画。他对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坚定。而有 一个一定的界限,—当然是稳健的。 他写文字很审慎而推敲。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在一次谈天里,问起他一天写多少字,他 说:“五百。”他反过来问我。我说:“不一定。快的时候,曾写道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还 另外写了两篇杂感。”可是这是那时的话,后来自己也体验到每天写不到五百字的时候了 在战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华又是好环境,教授们的家都相当安适。每每在我们当下 午四五点钟去谈天的时候,不但畅所欲言,既不关时局,又不谈物价,更没有愁眉苦脸,而 且吃着好茶,有时来一道甜食点心,像莲子羹一类等等的。我们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佩弦先生是谨慎小心的人，他没有一般文人的嗜好，也没有一般文人的脾气，他的生活 总是那样按部就班，脚踏实地，像钟表那样稳健而有秩序。这样的人能在五十岁就死去么？ 如果相术可靠，他的眉毛是那样黑而长；身材短小，可是精悍；瘦虽然瘦些，却是瘦而有神； 往常给人的印象总是精神奕奕，事事周到，这难道不是寿吗？ 然而事实上是太快了，佩弦先生死的太快了，出了任何友人的预料，也给了任何友人一 个沉重的打击。 是 8 月 9 号这一天的正午，林庚刚从北大医院里拔牙出来，就到了我这里，坐定了就告 诉我说：“朱先生又病了，也住在北大医院，刚动过手术。”这是我听到朱先生病了的消息 之始。问起林庚见过朱先生的情形来，他说还好，我们总认为动手术的病的危险都在动手术 的那一刹那，如果经过良好，是可以无碍而放心下去的。我打算过一两天再去看他。同时我 一向也有一个偏见，就是认为探望病人固然是好意，但假若抱这种好意的人太好，在病人的 精神上便不免是一个难堪的负担了。因此，我就又踌躇了。 谁知在 10 号的报上，也就是我晓得朱先生病了的消息的第二天，已经登着朱先生病危 了。我这时坚信我听到的林庚所见的情况是实，新闻记者的消息可能是旧闻，只是曾经一度 危险而已，又为了刺激读者，便渲染的过分，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常事。 可是慢慢情形不对了，11 号 12 号都连着登起那恶劣的消息来。我不能不动摇了，我决 定在 12 号下午去看他。谁知道这天下午又因为有事没能去成，第二天才知道就是去成也晚 了，因为已经不是活着的佩弦先生了，原来他在 12 号的上午十时已经逝世了！ 连日的阴风凄雨，更增加了我的耿耿不乐。给我印象那么清晰地朱先生，竟作了古人了！ 记忆一页一页地翻着，想起了十七年来和朱先生的往还。 最初和他的认识是我入了清华。那时他才三十几岁。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课外可是常去 找他聊天儿。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在郑西谛先生还在北平时，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一 段。这时期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每一星期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晚饭，所以 起码每一星期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也不大记起 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的喊着“郑 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京，从燕京到清华是有一段路的。每当我们夜深归来，往往踏着月光， 冲破了犬吠，在谈笑声里，越过了不好走的小路，快乐地分手。现在记得这情景的，除了我 之外，只有林庚了。 朱先生当时开着“陶诗”的一门课，我很想去旁听。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着习以 为常的谦逊，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值得听的。”我们那时年少气盛，也就信以为真，又 听说他常常叫人背诵或默写，错了字还扣分。我们那时又是不拘束惯了的，于是更觉得不听 也罢。后来知道他所写的那篇《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恐怕就是那时研究的心得的结晶，到 了自己对陶渊明也发生兴趣时，是很后悔没曾听他的讲授了。 朱先生谦逊，客气，而且小心。他对于一般人的称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编 刊物，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着涂改，这涂改之中有着一个共同 点，就是尽量把口气改的和缓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绝对”“万分”“迥然”“必定” 等字眼。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轻淡一些的了。 这一点儿也不错。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很少见到他疾言厉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 然，我们也很少在他身上发现热狂，像臧克家所说的“燃烧”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 字实在有着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马虎。他的字从来不苟，一笔一画。他对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坚定。而有 一个一定的界限，——当然是稳健的。 他写文字很审慎而推敲。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在一次谈天里，问起他一天写多少字，他 说：“五百。”他反过来问我。我说：“不一定。快的时候，曾写道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还 另外写了两篇杂感。”可是这是那时的话，后来自己也体验到每天写不到五百字的时候了。 在战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华又是好环境，教授们的家都相当安适。每每在我们当下 午四五点钟去谈天的时候，不但畅所欲言，既不关时局，又不谈物价，更没有愁眉苦脸，而 且吃着好茶，有时来一道甜食点心，像莲子羹一类等等的。我们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