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抗战把所有人的生活划了一道界限。我比任何人都早先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教书。 这是二十六年的九月。那时朱先生随着学校到了长沙,许多先生在衡山过了另一种生活。朱 先生触发了旧时的兴趣,清新的篇什,颇传诵一时。 不到一年,长沙的临大改为联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为初到时的生活的凌乱, 我们失掉了从容坐下来谈话的心情。不久,我又因为可笑的文字祸而离开昆明到重庆。因为 是抗战才开始,大家的生活秩序虽然受了影响,可是身心都没有大的变化。 最叫我惊讶的,却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时侯,适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我 去看他,他的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没想几年的折磨,叫人变了样!有些老 朋友见了我也说我苍老了,我还想辩护。可是看看朱先生,我连说苍老也不敢了 怕伤 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我们也曾喝着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对了。 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枭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可称道的书 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另外,《精读指导举隅》 《略读指导举隅》大概也完成于此时。 这一次的会见中隔了两年,我仍回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教书。有一天,却喜出望外地见到 朱先生和魏建功先生来了。更喜出望外的,是朱先生又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头发上那一层霜 也像揭走了,又是鸟黑乌黑的了。他依然精神,仿佛和往日清华园的佩弦先生的面貌可以接 续起来了。中央大学是一个一向受了学术派的熏陶,白话文不很重视的学校。我们就借机会 请朱先生来一次讲演。他那流动活泼的国语,以及对于白话文的热忱,我想会给听讲的人 个有力而且有益的启发。当天晚上,由辛树帜先生请吃锅贴,这次我们又很快乐地分手了 我感觉朱先生的生活态度是有些改变了。因为从前他是不以师道或老辈自居的,现在有 些不同了。就他的生活的严肃说,这是必然的发展。可是在另一方面说,也就是渐入所谓“老 境 这感觉到了北平我们又见面时便更证明是正确的了。朱先生和我先后到北平,这是三十 五年的秋天。我是从上海来,在师大教书,他是从重庆来,仍回到清华。在他还没搬出城的 时候,我就去看他。那是国会街的临时招待所,我见了他,却又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 身体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我们没能谈 什么文艺,他就很关切地问到我的母亲,太太,小孩等。宛然一个老人所关切的事了。 到他在清华住定了,我又去看过他几次。在城里也曾有几次座谈会和宴会上遇到。生活 定了,生活却又好了些。—一不过有些人已经在称他为佩老,大概他是有老的资格了。 但他那不苟的作风却一如往昔。我来北平后,曾一度给《北平时报》编副刊《文园》 朱先生寄来了一首译诗来,可是还没等付排,他的信又来了,是改去了一两个字。他不苟 可是并非不圆通。他后来告诉我:“时报不是什么好报啊。”但他并没因为时报不好而拒绝 写稿。—一我后来却也不编那个副刊了。 佩弦先生晚年,事事仔细则如故。我们如果向他借一本书,他一定先问:“看多少日子?” 随手又拿过本子来,把姓名书名年月日都写上去。 最后的一次晤谈,是本年的3月28日。我带了太太和小孩去看他。他又是病后,十分 清癯。我们一坐定,他就进屋里去了,立刻拿出来的是一封信,还有四块糖。信是他的一位 老朋友来的,由于朱先生的推荐,他这位老朋友读了我一篇《李清照论》,来信就是讨论此 文的。佩弦先生的东西,一定放的很有秩序,否则我一到,如何能马上就取出来呢?他那四 块糖则是每人一块,他自己的一份却没吃,所以我的小孩便得了两块。任何事,他都是这样 合理化!我一向拿长辈看他,可是他无论如何不肯上坐,结果上座空着。又因为我带了太太 去,他的太太逢巧没在家,他便不住抱歉,而且特别和我太太谈一些家常。 这是最后的一次会晤,没想到已经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佩弦先生的稳健,没让他走到闻一多先生那样的道路,可是他的坚定始终让他在大时代 的队伍里没错了步伐。再加上他的虚心和认真,他肯向青年学习,所以他能够在青年的热情 里前进着,领导着。他憔悴,他病倒,他逝去了。可是他的精神没生过锈,没腐烂过,永远 年轻!然而抗战把所有人的生活划了一道界限。我比任何人都早先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教书。 这是二十六年的九月。那时朱先生随着学校到了长沙，许多先生在衡山过了另一种生活。朱 先生触发了旧时的兴趣，清新的篇什，颇传诵一时。 不到一年，长沙的临大改为联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为初到时的生活的凌乱， 我们失掉了从容坐下来谈话的心情。不久，我又因为可笑的文字祸而离开昆明到重庆。因为 是抗战才开始，大家的生活秩序虽然受了影响，可是身心都没有大的变化。 最叫我惊讶的，却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时候，适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我 去看他，他的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没想几年的折磨，叫人变了样！有些老 朋友见了我也说我苍老了，我还想辩护。可是看看朱先生，我连说苍老也不敢了。——怕伤 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我们也曾喝着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对了。 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可称道的书， 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另外，《精读指导举隅》、 《略读指导举隅》大概也完成于此时。 这一次的会见中隔了两年，我仍回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教书。有一天，却喜出望外地见到 朱先生和魏建功先生来了。更喜出望外的，是朱先生又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头发上那一层霜 也像揭走了，又是乌黑乌黑的了。他依然精神，仿佛和往日清华园的佩弦先生的面貌可以接 续起来了。中央大学是一个一向受了学术派的熏陶，白话文不很重视的学校。我们就借机会 请朱先生来一次讲演。他那流动活泼的国语，以及对于白话文的热忱，我想会给听讲的人一 个有力而且有益的启发。当天晚上，由辛树帜先生请吃锅贴，这次我们又很快乐地分手了。 我感觉朱先生的生活态度是有些改变了。因为从前他是不以师道或老辈自居的，现在有 些不同了。就他的生活的严肃说，这是必然的发展。可是在另一方面说，也就是渐入所谓“老 境”么？ 这感觉到了北平我们又见面时便更证明是正确的了。朱先生和我先后到北平，这是三十 五年的秋天。我是从上海来，在师大教书，他是从重庆来，仍回到清华。在他还没搬出城的 时候，我就去看他。那是国会街的临时招待所，我见了他，却又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 身体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我们没能谈 什么文艺，他就很关切地问到我的母亲，太太，小孩等。宛然一个老人所关切的事了。 到他在清华住定了，我又去看过他几次。在城里也曾有几次座谈会和宴会上遇到。生活 定了，生活却又好了些。——不过有些人已经在称他为佩老，大概他是有老的资格了。 但他那不苟的作风却一如往昔。我来北平后，曾一度给《北平时报》编副刊《文园》。 朱先生寄来了一首译诗来，可是还没等付排，他的信又来了，是改去了一两个字。他不苟， 可是并非不圆通。他后来告诉我：“时报不是什么好报啊。”但他并没因为时报不好而拒绝 写稿。——我后来却也不编那个副刊了。 佩弦先生晚年，事事仔细则如故。我们如果向他借一本书，他一定先问：“看多少日子？” 随手又拿过本子来，把姓名书名年月日都写上去。 最后的一次晤谈，是本年的 3 月 28 日。我带了太太和小孩去看他。他又是病后，十分 清癯。我们一坐定，他就进屋里去了，立刻拿出来的是一封信，还有四块糖。信是他的一位 老朋友来的，由于朱先生的推荐，他这位老朋友读了我一篇《李清照论》，来信就是讨论此 文的。佩弦先生的东西，一定放的很有秩序，否则我一到，如何能马上就取出来呢？他那四 块糖则是每人一块，他自己的一份却没吃，所以我的小孩便得了两块。任何事，他都是这样 合理化！我一向拿长辈看他，可是他无论如何不肯上坐，结果上座空着。又因为我带了太太 去，他的太太逢巧没在家，他便不住抱歉，而且特别和我太太谈一些家常。 这是最后的一次会晤，没想到已经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佩弦先生的稳健，没让他走到闻一多先生那样的道路，可是他的坚定始终让他在大时代 的队伍里没错了步伐。再加上他的虚心和认真，他肯向青年学习，所以他能够在青年的热情 里前进着，领导着。他憔悴，他病倒，他逝去了。可是他的精神没生过锈，没腐烂过，永远 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