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6期 想的提出,至少说明了原有框架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出现的“政冷经温”现象,均具备这种局部激烈对 实、指导未来。 抗、整体局面可控的“新冷战”特征。“伙伴关系”则 意味着两国在双边关系的主要领域都维持较为密切 、中美关系处于“战略十字路口”? 的合作甚至协作关系。相比于合作面,两国关系的 关于中美关系,中国国内有一种多年来十分流分歧和竞争面明显居于次要地位。例如,除了五个 行的通俗说法,即“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盟友,美国在亚太地区就拥有一批“伙伴国”;而中 儿”。这一表述意味着,中美关系存在积极与消极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是一种较高水平的伙 的边界,两国关系总是在边界间摆动,不会“出界”伴关系。回顾历史,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波动 或“脱轨”。不过,这一说法并未明确指出中美关系的范围不仅从未抵达“敌对”与“同盟”这两个边界, 摆动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如果用坐标轴来表述中美而且在消极方向除了1989年之后的短暂几年,也从 关系从消极到积极的光谱,一个最“安全”的办法是未抵达过“新冷战”的边界;在积极方向,克林顿政 将同盟关系(例如当下的美日关系)设定为积极方府时期中美曾经达成共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 向的边界,将全面敌对关系(如一战前的英德关系略伙伴关系”;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提出过“致 或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设定为消极方向的边界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如图一所示,阴影表示中美关系摆动的区间)。在关系”。在这些表述中,“致力于”实际上表明“伙伴 此意义上,“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当关系”只是一个目标,中美关系实际上从未抵达这 然是正确的。在可见的未来,中美由于存在意识形边界(图二) 态冲突、崛起国与霸权国矛盾等所谓“结构性矛盾” 而无法成为盟友;与此同时,两国在战略安全上相互 威慑,宏观经济上相互依存,因此也很难走向全面对 敌对。新冷战 伙伴,同盟 抗甚至冲突。不过,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决定了实 际上所有大国之间都很难成为全面敌对关系。因 此,如果将积极和消极的边界放在如此宽的两端,实 际上对研究中美关系并没有太大意义。 中美关系过去35年的战略共识趋于松动乃至 瓦解,导致的结果就是中美关系近年来向消极方向 敌对 同盟。 摆动时出现了突破既有边界的可能(图三)。也就 是说,中美关系仍然是“好也好不到哪儿”,但是对 “坏也坏不到哪儿”,可能需要做更谨慎的判断。 如果在“敌对”与“同盟”两个边界内侧,再加上 另外两个节点,即“新冷战”与“伙伴关系”(见图 敌对。新冷战 伙伴。问盟 或许可以获得更具意义的参考指标。“新冷 战”不同于美苏之间两种意识形态、两个军事同盟、 两个平行市场的全面对抗,而是指两个国家或国家 集团在战略、外交甚至经济领域存在局部对抗或严 冷战结束20多年以来,中美关系曾先后发生 重对立,但在经贸、社会等领域仍能大体维持正常关1995~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危机、2001年 系。乌克兰危机之后的美俄关系、近年中日之间曾撞机事件等危机。但上述危机多具有一定的偶然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想的提出，至少说明了原有框架已经不足以解释现 实、指导未来。 二、中美关系处于“战略十字路口”? 关于中美关系，中国国内有一种多年来十分流 行的通俗说法，即“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 儿”。这一表述意味着，中美关系存在积极与消极 的边界，两国关系总是在边界间摆动，不会“出界” 或“脱轨”。不过，这一说法并未明确指出中美关系 摆动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如果用坐标轴来表述中美 关系从消极到积极的光谱，一个最“安全”的办法是 将同盟关系( 例如当下的美日关系) 设定为积极方 向的边界，将全面敌对关系( 如一战前的英德关系 或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 设定为消极方向的边界 ( 如图一所示，阴影表示中美关系摆动的区间) 。在 此意义上，“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当 然是正确的。在可见的未来，中美由于存在意识形 态冲突、崛起国与霸权国矛盾等所谓“结构性矛盾” 而无法成为盟友; 与此同时，两国在战略安全上相互 威慑，宏观经济上相互依存，因此也很难走向全面对 抗甚至冲突。不过，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决定了实 际上所有大国之间都很难成为全面敌对关系。因 此，如果将积极和消极的边界放在如此宽的两端，实 际上对研究中美关系并没有太大意义。 图一 如果在“敌对”与“同盟”两个边界内侧，再加上 另外两个节点，即“新冷战”与“伙伴关系”( 见图 二) ，或许可以获得更具意义的参考指标。“新冷 战”不同于美苏之间两种意识形态、两个军事同盟、 两个平行市场的全面对抗，而是指两个国家或国家 集团在战略、外交甚至经济领域存在局部对抗或严 重对立，但在经贸、社会等领域仍能大体维持正常关 系。乌克兰危机之后的美俄关系、近年中日之间曾 出现的“政冷经温”现象，均具备这种局部激烈对 抗、整体局面可控的“新冷战”特征。“伙伴关系”则 意味着两国在双边关系的主要领域都维持较为密切 的合作甚至协作关系。相比于合作面，两国关系的 分歧和竞争面明显居于次要地位。例如，除了五个 盟友，美国在亚太地区就拥有一批“伙伴国”; 而中 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是一种较高水平的伙 伴关系。回顾历史，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波动 的范围不仅从未抵达“敌对”与“同盟”这两个边界， 而且在消极方向除了 1989 年之后的短暂几年，也从 未抵达过“新冷战”的边界; 在积极方向，克林顿政 府时期中美曾经达成共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 略伙伴关系”;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提出过“致 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关系”。在这些表述中，“致力于”实际上表明“伙伴 关系”只是一个目标，中美关系实际上从未抵达这 一边界( 图二) 。 图二 中美关系过去 35 年的战略共识趋于松动乃至 瓦解，导致的结果就是中美关系近年来向消极方向 摆动时出现了突破既有边界的可能( 图三) 。也就 是说，中美关系仍然是“好也好不到哪儿”，但是对 “坏也坏不到哪儿”，可能需要做更谨慎的判断。 图三 冷战结束 20 多年以来，中美关系曾先后发生 1995 ～ 1996 年台海危机、1999 年炸馆危机、2001 年 撞机事件等危机。但上述危机多具有一定的偶然 4 《现代国际关系》 2015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