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科互动 必须被理念赋予含义才能成为利益。另一位著名理念视角学者施密特(Schmidt)也强调，利 益不能与关于利益的理念相分离。因此，理念视角与制度主义的核心分歧在于物质利益的 客观性问题。对于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者而言，物质利益客观存在，不需被解释， 只需被发现，可比较、可排序：而在理念视角里，物质虽然存在，但必须被理念定义和解释 后才能变成利益，因此物质利益并不独立于意识存在。不同的理念就有不同的对物质的定义 和解释，也就有不同的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即使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但因为 不同理念赋予物质的意义不同，这些物质利益也无法比较和排序。总之，在理念视角里，理 念不再是实现物质利益的工具，而是决定行动者的物质利益、偏好以及行为的根本因素。 基于上述有悖于传统的认识，理念视角很快成为比较政治理论的新生力量，特别活跃于 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当中。例如，考克斯(Cox)比较了丹麦、荷兰和德国在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福利改革，并指出前两个国家的政治领袖通过公共辩论成功地建构了福 利改革的需要，因此推动了福利国家的转型。斯蒂勒(Stiller)将领导力(leadership)与 理念结合在一起，通过分析政治领袖的理念变化揭示德国福利国家的转型过程，而雅各布 斯(Jacobs)则在研究德国养老保险改革时从微观的心理模式（mental model)和认知机制 (cognitive mechanism)具体探讨了理念对政治家决策的影响过程。卡斯滕森（Carstensen) 却另辟蹊径，在对英国“新工党”(New Labor)的社会政策分析中将理念“拆开”，通过讨 论其内部组成部分的变化展示出理念以及福利政策的渐变过程。当然，理念的研究对象也 扩展到福利国家以外的地区。阿佩尔(Appl)对于捷克与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的比较研究就 是其中一例。1她的研究说明，理念和意识形态决定了私有化计划的制定、塑造了社会内部 的利益定义和权力分配、直接影响了计划执行过程。阿佩尔还指出，私有化计划在多大程度 上反映了原有意识形态决定了两个案例的不同结果。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密特的一系列对理念与政策关系的比较研究。她尤其重视“话 语”（discourse)这个概念，将其理解为“一系列政策理念以及政策建构与交流的互动过程的 集合”。在分析福利国家的经济调整时，施密特选择了英国和新西兰、荷兰和德国以及意 大利和法国等三对案例，通过控制类似的政治、经济背景，用是否具备以一贯之的话语体系 来解释福利改革的成败。在解释英国难以适应欧盟政策的研究中，施密特从宏观经济和政 治结构等维度比较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对于欧盟政策的匹配条件，指出其他国家都 比英国更难匹配，因此她将英国难以适应欧盟政策归结于关于主权、认同和民主等理念上的 不匹配。7 以上关于理念视角的讨论并不意味着它与制度主义已经分道扬镳。恰恰相反，在理念视 角旗下的学者们纷纷将自己的研究与制度主义相连接，比如布莱思(Byh)的“理念制度主 义”(ideational institutionalism,、柯林·海的“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e institutionalism) 以及施密特的“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等。虽然名称不同，但都同样重 视理念和制度的作用。特别是施密特，通过一系列文章将自己的话语制度主义描绘成继历史 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之后的第四种新制度主义视角。l8当然，理念视角还是与历史制度主义最为 靠近。历史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偏好的构成比较开放，也并不一定需要单一起点（即单从物质 利益出发)，这就为理念的植入开辟了空间。贝尔(Bl)甚至与施密特争论第四种新制度主 义视角的必要性，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完全可以容纳理念视角。 施密特虽然不能同意历史制度主义涵盖理念视角，但也同样不能同意理念视角完全脱离 19 C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科互动 19 必须被理念赋予含义才能成为利益。另一位著名理念视角学者施密特（Schmidt）也强调，利 益不能与关于利益的理念相分离。[10]因此，理念视角与制度主义的核心分歧在于物质利益的 客观性问题。对于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者而言，物质利益客观存在，不需被解释， 只需被发现，可比较、可排序；而在理念视角里，物质虽然存在，但必须被理念定义和解释 后才能变成利益，因此物质利益并不独立于意识存在。不同的理念就有不同的对物质的定义 和解释，也就有不同的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即使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但因为 不同理念赋予物质的意义不同，这些物质利益也无法比较和排序。总之，在理念视角里，理 念不再是实现物质利益的工具，而是决定行动者的物质利益、偏好以及行为的根本因素。 基于上述有悖于传统的认识，理念视角很快成为比较政治理论的新生力量，特别活跃于 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当中。例如，考克斯（Cox）比较了丹麦、荷兰和德国在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福利改革，并指出前两个国家的政治领袖通过公共辩论成功地建构了福 利改革的需要，因此推动了福利国家的转型。[11]斯蒂勒（Stiller）将领导力（leadership）与 理念结合在一起，通过分析政治领袖的理念变化揭示德国福利国家的转型过程[12]，而雅各布 斯（Jacobs）则在研究德国养老保险改革时从微观的心理模式（mental model）和认知机制 （cognitive mechanism）具体探讨了理念对政治家决策的影响过程。卡斯滕森（Carstensen） 却另辟蹊径，在对英国“新工党”（New Labor）的社会政策分析中将理念“拆开”，通过讨 论其内部组成部分的变化展示出理念以及福利政策的渐变过程。[13]当然，理念的研究对象也 扩展到福利国家以外的地区。阿佩尔（Appel）对于捷克与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的比较研究就 是其中一例。[14]她的研究说明，理念和意识形态决定了私有化计划的制定、塑造了社会内部 的利益定义和权力分配、直接影响了计划执行过程。阿佩尔还指出，私有化计划在多大程度 上反映了原有意识形态决定了两个案例的不同结果。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密特的一系列对理念与政策关系的比较研究。她尤其重视“话 语”（discourse）这个概念，将其理解为“一系列政策理念以及政策建构与交流的互动过程的 集合”[15]。在分析福利国家的经济调整时，施密特选择了英国和新西兰、荷兰和德国以及意 大利和法国等三对案例，通过控制类似的政治、经济背景，用是否具备以一贯之的话语体系 来解释福利改革的成败。[16]在解释英国难以适应欧盟政策的研究中，施密特从宏观经济和政 治结构等维度比较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对于欧盟政策的匹配条件，指出其他国家都 比英国更难匹配，因此她将英国难以适应欧盟政策归结于关于主权、认同和民主等理念上的 不匹配。[17] 以上关于理念视角的讨论并不意味着它与制度主义已经分道扬镳。恰恰相反，在理念视 角旗下的学者们纷纷将自己的研究与制度主义相连接，比如布莱思（Blyth）的“理念制度主 义”（ideational institutionalism）、柯林·海的“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e institutionalism） 以及施密特的“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等。虽然名称不同，但都同样重 视理念和制度的作用。特别是施密特，通过一系列文章将自己的话语制度主义描绘成继历史 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之后的第四种新制度主义视角。[18]当然，理念视角还是与历史制度主义最为 靠近。历史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偏好的构成比较开放，也并不一定需要单一起点（即单从物质 利益出发），这就为理念的植入开辟了空间。贝尔（Bell）甚至与施密特争论第四种新制度主 义视角的必要性，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完全可以容纳理念视角。[19] 施密特虽然不能同意历史制度主义涵盖理念视角，但也同样不能同意理念视角完全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