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仿2017年第9期 著影响居民收入还无法得出明确的判断。 为了准确评价医保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少数硏究进行了直接估算。齐良书(2011)使用 203-2006年覆盖全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发现参加新农合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入,不仅能在 农户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发生概率,而且能在省区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率,减贫效果明显。杨文等 (2012)也认为社会医疗保险等保障性公共服务能够直接和间接发挥缓解贫困作用,有效降低农村 家庭脆弱性。但解垩(2008)实证检验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 发现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而白 重恩等(2013)的结果则表明新农合对于不同分位人群收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有显著异质性,最低 收入和少数最高收入人群在参合后收入水平受损,中高收入人群则从参合中获益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医保政策对居民收入产生正面影响以实现扶贫效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很难得到较为统一的结论。受限于数据来源的可得,大部分研究侧重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收入的 影响开展实证检验,而且主要使用2006年及以前年份的微观数据。①虽然已有研究发现城居保有 利于促进参保个人的健康,对社会经济状态较差的人群影响更大(潘杰等,2013),且会显著增加家 庭非医疗消费,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开支影响较大(臧文斌等,2012a),这都为城居保通过 改善参保对象,尤其是劳动适龄参保人口的健康状况、就业能力等问题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水平提供 了可能性,但尚未有研究直接关注城镇基本医保政策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尤其是考察城居保在缓解 城镇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所发挥扶贫作用的研究尤为有限 本文通过研究试图回答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城居保政策对城镇家庭居民整体的扶贫效 果如何?二是城居保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扶贫效果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三是城居保政策是否 会对面临灾难性医疗风险冲击而可能导致因病致贫、返贫的家庭起到缓冲作用?在此基础上,基于 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城居保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状况总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如上述理论分析所述,社会医保能够通过健康状况的改善来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 入进而对收入产生影响,但考虑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状况不同,尤其是其所拥有的家庭资本和实力 差距较大,社会医保对健康、资本、消费、储蓄等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在不同收入家庭可能会产生显著 不同。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城居保对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相比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弱,特别是面对大病风险冲击下的承受能 力更差,社会医保对家庭收入长期性的“增强效应”和“稳定效应”不足以抵御短期性的大病医疗支 出负担,则扶贫的“精准性”效果仍旧无法显现。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如下 假设3:大病风险冲击下,城居保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扶贫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硏究所用数据来自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入户调查数据( URBMI)。该调查始 于2007年,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S)方法,在全国选取包头、常德、成都、吉林、 兴、厦门、西宁、乌鲁木齐和淄博等9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有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情况和实施效果的入户调査,获取了详细的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医疗花费、医疗保险以及家庭经 ①卢盛峰和卢洪友(2013)基于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入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但其侧重于 考察政府救助对居民户贫困状况的影响效应,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仅作为居民户特征予以考虑,且未区分医疗保险的具体类别。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著影响居民收入还无法得出明确的判断。 为了准确评价医保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少数研究进行了直接估算。齐良书(2011) 使用 2003—2006 年覆盖全国 30 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发现参加新农合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入，不仅能在 农户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发生概率，而且能在省区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率，减贫效果明显。杨文等 (2012)也认为社会医疗保险等保障性公共服务能够直接和间接发挥缓解贫困作用，有效降低农村 家庭脆弱性。但解垩(2008)实证检验了 1989—2006 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 发现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而白 重恩等(2013)的结果则表明新农合对于不同分位人群收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有显著异质性，最低 收入和少数最高收入人群在参合后收入水平受损，中高收入人群则从参合中获益。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医保政策对居民收入产生正面影响以实现扶贫效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很难得到较为统一的结论。受限于数据来源的可得，大部分研究侧重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收入的 影响开展实证检验，而且主要使用 2006 年及以前年份的微观数据。① 虽然已有研究发现城居保有 利于促进参保个人的健康，对社会经济状态较差的人群影响更大(潘杰等，2013)，且会显著增加家 庭非医疗消费，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开支影响较大(臧文斌等，2012a)，这都为城居保通过 改善参保对象，尤其是劳动适龄参保人口的健康状况、就业能力等问题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水平提供 了可能性，但尚未有研究直接关注城镇基本医保政策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尤其是考察城居保在缓解 城镇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所发挥扶贫作用的研究尤为有限。 本文通过研究试图回答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城居保政策对城镇家庭居民整体的扶贫效 果如何? 二是城居保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扶贫效果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三是城居保政策是否 会对面临灾难性医疗风险冲击而可能导致因病致贫、返贫的家庭起到缓冲作用? 在此基础上，基于 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城居保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状况总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如上述理论分析所述，社会医保能够通过健康状况的改善来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 入进而对收入产生影响，但考虑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状况不同，尤其是其所拥有的家庭资本和实力 差距较大，社会医保对健康、资本、消费、储蓄等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在不同收入家庭可能会产生显著 不同。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城居保对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相比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弱，特别是面对大病风险冲击下的承受能 力更差，社会医保对家庭收入长期性的“增强效应”和“稳定效应”不足以抵御短期性的大病医疗支 出负担，则扶贫的“精准性”效果仍旧无法显现。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如下: 假设 3:大病风险冲击下，城居保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扶贫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入户调查数据(UＲBMI)。该调查始 于 2007 年，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方法，在全国选取包头、常德、成都、吉林、绍 兴、厦门、西宁、乌鲁木齐和淄博等 9 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有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情况和实施效果的入户调查，获取了详细的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医疗花费、医疗保险以及家庭经 119 2017 年第 9 期 ① 卢盛峰和卢洪友(2013)基于 1989—2009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入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但其侧重于 考察政府救助对居民户贫困状况的影响效应，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仅作为居民户特征予以考虑，且未区分医疗保险的具体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