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薇∴:医保政策精准扶贫效果硏究 effect model)评估城居保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扶贫精准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城居保政策发挥 效果可能存在的时滞,使用滞后一期的面板数据模型动态考察城居保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首次以城居保为研究对象直接考察医保政策对 居民家庭收入产生的影响,并且探讨了这种影响可能的传导渠道和作用机理;二是比较城居保政策 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扶贫效果,并对其滞后效应进行了动态分析;三是讨论了在大病风险冲击下 城居保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影响,进一步评估了医保制度扶贫效果的精准性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理论界认为,较低收入和高额医疗支出的矛盾会导致家庭入不敷出、债务累累,短期的大病风 险冲击就可能导致低收入家庭陷入长期的贫困( Van damme et al,2004; Annear et al.,2007)。而 且,低收入家庭由于不得不放弃必要的医疗救治,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加剧了贫困发 生的概率,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反复( Wagstaff,2002; Das et al,2008),而社会医疗保险可以有效解 决低收入家庭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Levine,2008;Chen&Jin,2012)。具体来说,加入社会 保的家庭中,劳动适龄人口可以通过提高医疗服务利用程度以及健康意识和护理水平来改善其 个人健康状况,非劳动适龄人口(老人和孩子)可以通过减少个人医疗实际支出减轻家庭赡养/抚 养负担( Shin and moon,2007; Wagstaff et al,2009)。进一步地,对劳动适龄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 可以带来收入的“增强效应”和“稳定效应”( Hamid et al,2011)。其中,在“增强效应”下,劳动力 健康状况改善被认为可以通过获得较高的劳动效率和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来增加其收入;在“稳 定效应”下,劳动力健康状况改善不仅可以弥补因为疾病所损失的劳动时间,而且从长期看可以减 少身体疾病所带来的医疗费用开支,降低对未来收入影响的不确定性。家庭劳动力收入的改善,加 之社会医保帮助其对家庭非劳动力赡养/抚养负担的减轻,可以促使家庭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和物 质资本投入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 Sauerborn et al.,1996)。进而,家庭整体生活质量和健康营养 水平提升,有效降低了家庭脆弱性程度,提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释放了更多预防性储蓄可用于扩 大生产投资和资本经营( Kochar,2004)。这些影响的叠加可以进一步有效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 低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使得扶贫效果显现,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循环 基于此,随着医保政策的实施和推广,很多学者对医保政策的健康影响和消费影响进行了广泛 评估。由于医疗保险能够通过健康状况、劳动效率、劳动供给、生活消费、人力资本投资、生产投资 等多渠道作用于居民的收入增加(齐良书,201),分析医保政策对影响收入主要渠道的文献逐渐 增多:一方面考察医保政策是否能够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从而有助于增加劳动供给、提高劳动效 率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潘杰等(2013)发现医疗保险制度可以促进参保居民的健康水平的提高,并 对弱势群体有相对更大的优势,然而,胡宏伟和刘国恩(2012)却并没有发现城居保能够显著促进 城镇居民健康,周钦等(2016)也认为均等化补偿制度下的城居保造成低收入参保人受益的劣势并 加剧了健康的不公平。相关文献得到的结果不一致在于健康度量、目标人群和识别方法选择的不 同,这可能与医保和个人健康交互影响造成了因果关系识别的困难有关(潘杰和秦雪征,2014)。 另一方面,考察医保政策是否能够减轻居民对医疗费用的负担,进而促进居民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增 加,把原先用于应付健康风险的经济资源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或生产投资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虽然 现有实证研究有关医疗保险对居民非医疗消费支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较为一致(甘犁等, 2010;白重恩等,2012;邹红等,2013;何兴强和史卫,2014),但 Wagstaff et al.(2009a)、程令国和张 (2012)、臧文斌等(2012a)的研究并未发现医疗保险对居民的医疗类消费存在显著影响或是给 直接医疗支付带来显著下降。由此可见,已有研究试图通过医保政策对居民健康状况或是医疗费 用负担的影响来评估其对居民的福利效应和扶贫效果尚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对医保政策是否显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effect model)评估城居保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扶贫精准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城居保政策发挥 效果可能存在的时滞，使用滞后一期的面板数据模型动态考察城居保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首次以城居保为研究对象直接考察医保政策对 居民家庭收入产生的影响，并且探讨了这种影响可能的传导渠道和作用机理;二是比较城居保政策 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扶贫效果，并对其滞后效应进行了动态分析;三是讨论了在大病风险冲击下 城居保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影响，进一步评估了医保制度扶贫效果的精准性。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理论界认为，较低收入和高额医疗支出的矛盾会导致家庭入不敷出、债务累累，短期的大病风 险冲击就可能导致低收入家庭陷入长期的贫困(Van Damme et al．，2004;Annear et al．，2007)。而 且，低收入家庭由于不得不放弃必要的医疗救治，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加剧了贫困发 生的概率，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反复(Wagstaff，2002;Das et al．，2008)，而社会医疗保险可以有效解 决低收入家庭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Levine，2008;Chen ＆ Jin，2012)。具体来说，加入社会 医保的家庭中，劳动适龄人口可以通过提高医疗服务利用程度以及健康意识和护理水平来改善其 个人健康状况，非劳动适龄人口(老人和孩子)可以通过减少个人医疗实际支出减轻家庭赡养/抚 养负担(Shin and Moon，2007;Wagstaff et al．，2009b)。进一步地，对劳动适龄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 可以带来收入的“增强效应”和“稳定效应”(Hamid et al．，2011)。其中，在“增强效应”下，劳动力 健康状况改善被认为可以通过获得较高的劳动效率和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来增加其收入;在“稳 定效应”下，劳动力健康状况改善不仅可以弥补因为疾病所损失的劳动时间，而且从长期看可以减 少身体疾病所带来的医疗费用开支，降低对未来收入影响的不确定性。家庭劳动力收入的改善，加 之社会医保帮助其对家庭非劳动力赡养/抚养负担的减轻，可以促使家庭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和物 质资本投入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Sauerborn et al．，1996)。进而，家庭整体生活质量和健康营养 水平提升，有效降低了家庭脆弱性程度，提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释放了更多预防性储蓄可用于扩 大生产投资和资本经营(Kochar，2004)。这些影响的叠加可以进一步有效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 低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使得扶贫效果显现，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循环。 基于此，随着医保政策的实施和推广，很多学者对医保政策的健康影响和消费影响进行了广泛 评估。由于医疗保险能够通过健康状况、劳动效率、劳动供给、生活消费、人力资本投资、生产投资 等多渠道作用于居民的收入增加(齐良书，2011)，分析医保政策对影响收入主要渠道的文献逐渐 增多:一方面考察医保政策是否能够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从而有助于增加劳动供给、提高劳动效 率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潘杰等(2013)发现医疗保险制度可以促进参保居民的健康水平的提高，并 对弱势群体有相对更大的优势，然而，胡宏伟和刘国恩(2012)却并没有发现城居保能够显著促进 城镇居民健康，周钦等(2016)也认为均等化补偿制度下的城居保造成低收入参保人受益的劣势并 加剧了健康的不公平。相关文献得到的结果不一致在于健康度量、目标人群和识别方法选择的不 同，这可能与医保和个人健康交互影响造成了因果关系识别的困难有关(潘杰和秦雪征，2014)。 另一方面，考察医保政策是否能够减轻居民对医疗费用的负担，进而促进居民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增 加，把原先用于应付健康风险的经济资源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或生产投资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虽然 现有实证研究有关医疗保险对居民非医疗消费支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较为一致(甘犁等， 2010;白重恩等，2012;邹红等，2013;何兴强和史卫，2014)，但 Wagstaff et al． (2009a)、程令国和张 晔(2012)、臧文斌等(2012a)的研究并未发现医疗保险对居民的医疗类消费存在显著影响或是给 直接医疗支付带来显著下降。由此可见，已有研究试图通过医保政策对居民健康状况或是医疗费 用负担的影响来评估其对居民的福利效应和扶贫效果尚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对医保政策是否显 118 黄 薇: 医保政策精准扶贫效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