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在《编者的话：爱国法治.公民社会》（袁伟时编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 解读》，44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文中认为，中流社会是五四运动的力量源泉。 中流社会的成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清末民初得益于经济自由方针，在民族资本主 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自己的商会等组织，通过办报或者参政等方式，在社 会上日益活跃起来。另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包括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新闻记者和 其他如识阶层。他们有比较稳定和优厚的收人，知识结构较新，因此成为文化更新的推动者。 以及政府与社会运作状况的监察人和批判者。以上两部分人，在五四运动中都是非常活跃的 力量。 四、五四运动的影响 袁伟时在《编者的话：爱国法治，公民社会》（袁伟时编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 解读》，43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悬近代中国爱国主义 的新高峰。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自我封闭、仇视一切外来事物，在特殊情况下 也是种爱国情怀。魏源、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创了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潮。 近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正视本国弱点，勇于民族自省，学习外来先进事物。五四运动 受到此前爱国主义的影响，并强烈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因此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新高峰。 杨奎松在《“五四”有多重要？》（载《南方都市报》，200904-19）一文中概括指出，对 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有三类观点：第一，正统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主旨是爱国、反帝，“五 四”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保守主义观点认为，“五四”是 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濫觞，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不断、罪恶丛生、道德败坏、人性泯灭，都与 激进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第三，自由主义观点认为， “五四”是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可惜半途天折，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高力克在《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五四是个危机四伏的启蒙时代。其间民国宪政失败的 秩序危机、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意义危机和外患日重的民族危机接踵而至。1915年春夏，日 本提出对华“二十条”，袁世凯背叛民国而登基称帝。此宪政与民族双重危机。在此危机中 的启蒙时代，面临着人权和主权的双重挑战，此即中国现代性特有的“启蒙”与“救亡”问 题。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信奉公民爱国主 义，这种基于民主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 义理念。 刘再复在《共鉴“五四”一与李泽厚、李欧梵等共论“五四”》[97~103页，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与此前救亡运动的不同之处，就是思 考的重心从“群”转向“已”，更突出个体。因此，五四运动完成了中国近代第二个重大 意识的觉醒，即人的意识觉醒，特别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意识觉醒的意思是：不是群体 性的“民”才重要，每一个个体都是重要的。但五四运动对“人一个体”的发现，并没有使 “人”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站立起来。因为此时的人缺少可以站立的坚实土壤，没有相应的独 立的经济前提和社会条件。也就是说，五四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 是经济独立后而提出的人格独立的要求，乃是国家衰败、民族危亡刺激的结果。 杨奎松在《“五四”有多重要？》（载《南方都市报》，2009-04-19）一文中指出，五四运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