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军阀、五四、共产党：变局中的新生 (6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北洋军阀统治和五四运动的史实，使学生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让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面目 焕然一新。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北洋军阀纷争与北京政权的 更迭 2、教学难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评析 【教学内容】 一、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 二、新文化运动 三、五四运动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 五四运动 学术引领 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 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五四运动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五四运动的概念界定 杨奎松在《“五四”有多重要？》（载《南方都市报》，2009-04-19）一文中指出，对于 “五四”这一概念的界定，有两种观点：一是从《青年杂志》①创刊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1919 年，其根本诉求是“争人权”：二是1919年围绕着巴黎和会损害中国山东权益而爆发的北京 学生抗议浪潮，及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的罢课、罢工、罢市等，其根本诉求是“争国权”。两 种解释的共同点是“救国”，但二者又存在差异：是通过救人来救国，还是先救国后教人：是 重于思想，还是重于行动。前一个运动主要着眼于在思想上除旧布新，对西方先进思想取“拿 来主义”。后一个运动则更看重行动，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顾”，要想方设法寻找救国 的最佳途径，谋“根本的改造”。 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5~6页，长沙：岳麓书社书中认为， “五四运动”并不仅仅指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运动，它是中国接触西方文明这个文化 历程中的一个环节。之所以采用这种广义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那些 鼓励大众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和抵制日货的领导者，不少就是提倡新文学、新思想 和社会改革的新型知识分子。第二，反军阀、反强权运动的理论基础，是早期一些知识分子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所鼓吹并逐渐普及的民主思想。也就是说，五四期间的示威活动是几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的结果。第三，许多与示威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五四”的精神 并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它还包括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理念。运动的参与者 所关心的并不仅限于外交问题，他们还提出了些关于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改革的主张。 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 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些活 动是由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方面是“二十一条”要求与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所激起的爱 国热情另一方面，爱国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方文明，并希望按照科学和民主的观点改造中 国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 二、五四运动的历史条件 杨奎松在《“五四”有多重要？》（载《南方都市报》，2009-04-19）一文中指出，“五四” 发生的历史条件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有一批留学归国，眼界与视野不同以往，具有相当新 思想，同时又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二是经过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国内已经 出现大批新式学校和数量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三是有着大量的思想文化思想资源。一方面， 一大批留学归国省热衷于翻译国外的思想材料：另方面，大量的欧美文化思想资源陆续被译 成日文，中国在日或留日归国的学生数以万计，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积极借助日文 资料接受新思想。四是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铁路、电报、电话、报纸、杂志等交通和信息 传播媒介，逐渐发展起来。五是基本的社会政治条件。当时中国远远落后且受制于先进国家， 虽然基本能维持统与和平，但中央政府相对较弱。 三、五四运动的力量源泉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22~23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一书中指出， 日本的对华政策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两种爱国人士的意见比较突出：第一种人 具有强烈的救国愿望，但不知如何付诸行动：第二种人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改革计划，以促进 中国的发展。前者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情感上的动力，后者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动力。 除此之外，数量众多的留学生因其深受外国新思想的影响，他们以其新思想为其他新兴的知 识分子提供了启示。 杨奎松在《“五四”有多重要？》（载《南方都市报》，2009-04-19）一文中指出，五四 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当新思想，同时又有一定影响力 的新型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时期、清末新政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条件都还不具 备，因此也产生不了这样的启蒙运动。1915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能够发起 并促成了这场运动，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留洋的背景，有着全新的眼光和视野，同时在国内各 大学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一个《青年杂志》要想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必 须要有大批的受众与之互动。在此之前，即使有相应的报纸杂志谈到类似的话题，也很难引 起社会的共鸣，其原因就是读者数量太少。而五四前夕，国内已经有了大批新式学校和数量 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如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多半 是陈独秀、李大钊这类留洋归国知识分子的学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热烈的响应，才使得 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呐喊与呼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并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 响。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袁伟时在《编者的话：爱国法治.公民社会》（袁伟时编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 解读》，44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文中认为，中流社会是五四运动的力量源泉。 中流社会的成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清末民初得益于经济自由方针，在民族资本主 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自己的商会等组织，通过办报或者参政等方式，在社 会上日益活跃起来。另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包括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新闻记者和 其他如识阶层。他们有比较稳定和优厚的收人，知识结构较新，因此成为文化更新的推动者。 以及政府与社会运作状况的监察人和批判者。以上两部分人，在五四运动中都是非常活跃的 力量。 四、五四运动的影响 袁伟时在《编者的话：爱国法治，公民社会》（袁伟时编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 解读》，43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悬近代中国爱国主义 的新高峰。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自我封闭、仇视一切外来事物，在特殊情况下 也是种爱国情怀。魏源、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创了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潮。 近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正视本国弱点，勇于民族自省，学习外来先进事物。五四运动 受到此前爱国主义的影响，并强烈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因此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新高峰。 杨奎松在《“五四”有多重要？》（载《南方都市报》，200904-19）一文中概括指出，对 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有三类观点：第一，正统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主旨是爱国、反帝，“五 四”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保守主义观点认为，“五四”是 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濫觞，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不断、罪恶丛生、道德败坏、人性泯灭，都与 激进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第三，自由主义观点认为， “五四”是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可惜半途天折，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高力克在《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五四是个危机四伏的启蒙时代。其间民国宪政失败的 秩序危机、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意义危机和外患日重的民族危机接踵而至。1915年春夏，日 本提出对华“二十条”，袁世凯背叛民国而登基称帝。此宪政与民族双重危机。在此危机中 的启蒙时代，面临着人权和主权的双重挑战，此即中国现代性特有的“启蒙”与“救亡”问 题。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信奉公民爱国主 义，这种基于民主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 义理念。 刘再复在《共鉴“五四”一与李泽厚、李欧梵等共论“五四”》[97~103页，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与此前救亡运动的不同之处，就是思 考的重心从“群”转向“已”，更突出个体。因此，五四运动完成了中国近代第二个重大 意识的觉醒，即人的意识觉醒，特别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意识觉醒的意思是：不是群体 性的“民”才重要，每一个个体都是重要的。但五四运动对“人一个体”的发现，并没有使 “人”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站立起来。因为此时的人缺少可以站立的坚实土壤，没有相应的独 立的经济前提和社会条件。也就是说，五四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 是经济独立后而提出的人格独立的要求，乃是国家衰败、民族危亡刺激的结果。 杨奎松在《“五四”有多重要？》（载《南方都市报》，2009-04-19）一文中指出，五四运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动破坏最多的，不过是所谓旧文学。但白话文的兴起，包括孔教地位的动摇，则不能都归因 于五四运动。至于旧伦理和旧礼法，虽受到挑战，但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受到了冲击。而 旧政治、旧宗教、国粹等，则基本上不曾被改变。五四运动的意义，一是清楚地反映出受到 西方“科学”“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刺激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谋求思想解放的不顾一 切的努力：二是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近两千年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一次难得 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学术引领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提供了阶级基础。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 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 程。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 苏智良、江文君在《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一文 中指出，工业化、近代化和国际化的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特定的环境。鸦片战 争后，外资进入上海，并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部门，中国人自办的近代企业也在此出现。 随着近代工业在上海的兴起与发展，一个崭新的劳动阶层一一工人在上海开始形成，从而为 未来的革命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上海的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但也导 致社会分化出现。位于城市底层的产业工人超负荷工作，且收人低微、生活困难，这促进了 他们阶级意识的荫生。五四运动期间，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与宜传下，上海工人阶级开始行动 起来，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这使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 中国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及其觉悟的不断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苏智良、江文君还指出，近代的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因此也就成了中国近代 新文化的中心。随着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传人，一批文化机构应运而生。印刷出版业 的出现、报纸杂志的创办，不仅传播了新文化，而且还培养了人数可观的阅读群体。文化的 繁荣和思想的自由，又使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以及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大批从西方留学归国的文化精英汇聚上海。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 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相信，追求人类和谐的马克思主义，可以 解决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方宁在《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演进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兴起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 历史前提。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建立政党，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在客观上推动了 中国公民政治意识的觉醒，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政治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为中国政治走向近 代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旧式政党政治失败的教训，客观上又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创建新 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直接的历史借鉴。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热切希望能够寻找到新 的政治力量，以担负起改造中国社会的重任，由此萌发了创建新型政党的思想。结合对世界 性社会主义潮流的充分认识，他们立刻投人到积极深索的实践中，从而开启了创建中共的伟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大历史进程。 秦昊扬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及社团与政党一另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载《中 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学生社团的出现、发展和繁荣，推 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在北京的一些高校中出现 了许多学生社团。五四运动中，这些社团宣传组织工人和农民，从而使青年学生走上了与工 农相结合的道路。五四运动的胜利，充分显示了社团的强大力量，也使学生们认识到团结起 来进行有组织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为以后政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通过开始讨论与辩 论活动，一些社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五四社团为早期中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提供了锻炼 的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骨干成员。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 邵维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 会科学)，1980年第1期)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是7月 23日，7月31日闭幕。从行踪来看，参加一大的代表中，原已在沪的有李达、李汉俊，7 月1日以前到达上海的有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出席一大的大多数代表是7月2 日以后到达上海的：毛泽东、何叔衡到达的时间是7月4日以后，刘仁静是7月7日左右到 达的，陈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的，周佛海到达时间为7月的下半月，包惠僧到达 上海也在7月20日左右。可见，中共一大代表到齐并正式开会，只能是7月下旬。中共大 参加者的回忆中一致提到，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刚开始不久，就受到法国巡捕 的骚扰，会议被迫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举行，并于当天结束。另外，期间发生的 孔阿琴案”也为认定会议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根据中共大代表陈公博的回忆，以 及当时的报纸所载，一位名叫孔阿琴的女子，于7月31日凌晨在旅馆遇害。“孔阿琴案” 发生在会场受强扰的第二天，而且，孔案发生的当天，也是会议转移到嘉兴的日子。这些事 件证明，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召开于7月30日晚上，南湖会议召开于7月31 日。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了六天的会，加上起草文件的两天会期共 计八天。从三十日往前推八天可以确定，中共一大会议开始的时间室7月23日。 董根明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共“一大”的几个问题》（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4年第一期)一文中也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极力淡化中共一大召开前陈 独秀对建党所做的贡献。的成立”于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的观点一统天下。其实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1920年11 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共产党》月刊的创办，最有力的说明了中共一大召开前不 仅有名称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组织的存在，而且《中国共产党宣言》本身也无可 辩驳地使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组织的特征，得以用文字的形式永载史册。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其他相关问题 刘永路在《中共成立的几个焦点问题揭秘》（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9期）一文中提 出，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八个早期的地方组织，后来习惯上称为共产 主义小组，这些小组成员中有不少是1920年人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陈独秀 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而李 大制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所以两位党的创始人都是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为了要“钱”而放弃了出席一大。 关于中共一大的参会人数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主要分歧在于，何叔衡是 否具有代表资格，以及包惠僧是否出席了会议。邵维正在《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出席中共 一大的代表，互相之间是平等关系，不存在谁审查谁或者谁承认不承认谁的问题。包患僧的 确参加了一大，只不过，董必武、陈潭秋说包惠僧是代表广东的，张国焘、周佛海说包患僧 是代表武汉的，李达、刘仁静说包惠僧是串门参加会议、是列席的代表。另外，从包惠僧初 期的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 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完全有资格参加中共一大，应是代表之一。 宫玉书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讨一与邵维正同志商榷》（载 《求是学刊》，198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为13人，但代表人数为 12人，出席会议13人中的包惠僧不是大会代表。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文所载“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是可信的。首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 文，对出席中共“大代表人数的记载，表述清楚，数字明确，这是最早记录我党一大情况现 存的唯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材料。其次，董必武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是 可靠的。董必武曾三次提到，《中国共产党第次代表大会》是关于中共一大比较可靠的文字 记载。再次，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卷中保存的两个档案文件《中国共产党第 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一个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载的关于 中共一大开会时间、内容相符。最后，参加中共一大当事人董必武、陈潭秋、李达、周佛海、 陈公博、张国焘、包惠僧等人，回忆中共一大情景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内 容一致。 第二，出席中共一大的多数人回忆，中共一大代表为12人。在中共一大会议出席者13 人中，有9人写了或者口述了会议材料共24篇，材料表明，除包惠僧之外，只有陈潭秋一 个人的一篇会议材料，认为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其余都认为是12人。这和《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完全一致。 第三，包惠僧不是广州代表的材料是可靠的。党的一大代表人数是12人还是13人的分 歧，关键在于包惠僧是不是代表。绍维正肯定了包惠僧是代表，他提出的意见，有一些是正 确的，但也只能作为论证包惠僧出席了会议，不能因为他经历的特殊性，成为包惠僧为中共 一大代表的理由。广州党组织选他为中共一大代表这个关键问题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任 何材料的印证。 第四，包惠僧并不是陈独秀指派参加中共一大的个人代表。绍维正在文章中对包惠僧出 席中共一大的由来和代表地区问题进行了考证，据理得出了包惠僧既不可能是武汉代表，作 为广州代表尚缺乏有力证据的结论。但是，没有一个理由能够成为确认陈独秀指派包惠僧 代表他参加中共一大的切实论据。不但如此，邵维正在有的问题上，例如说陈独秀对包惠 僧今后工作的打算问题，他的解释是不够真实的。陈独秀表弟濮清泉写过《我所知道的陈独 秀>的回忆材料中，陈独秀说包惠僧是上海代表，不是广州代表，没有说包惠僧是他指派参 加中共一大的个人代表。包惠僧本人的回忆录中，也反对说他参加中共一大是受陈独秀指 派的个人代表。同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所有回忆材料，也都没有说过包惠僧参加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中共大是陈独秀指派的个人代表的话。所以，中共一大会议出席者为13人，代表为12人， 包惠僧既不是武汉代表，也不是广州代表，包惠僧出席中共大会议是事实，但不是代表，尤 其不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中共大的个人代表。 宫玉书还指出，包惠僧出席中共大是一个巧合。1921年1月，包惠僧在准备去苏联留 学，路经上海时，被临时中央留在上海工作，参加党的宣传教育工作。5月，作为“信使” 去广州通知陈驻秀后，回到上海就把住所教到了一大开会地点。因此，他和其他代表一-起 参加了中共一大。 李憬在《中共一大的几个历史疑点》（载《文史精华》，2001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 由于时间久远，环境特殊，因此中共一大给后人留下了多个疑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共一 大召开的具体地点。当时的成立大会是在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 但由于中共一大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不可能留下以供事后寻找的标志性记号。与 会代表以后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再加上房主和街道名称的多次变化，这就使得中共一 大会址的寻访工作颇费周折。1950年，时任上海军管会主任和上海市长的陈毅提议，修建 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以向即将到来的建党30周年献礼，并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军管会文 艺处的相关人员，负责会址和代表住宿地寻找的具体工作。 寻访组在上海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仍留在当地的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妻 子杨淑惠及其子周之友，并得知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名为《往矣集》的回忆录，书中载有一大 的情况。寻访组在上海图书馆尘封的旧书中，找到了这本出版于1942年的回忆录，并从中 了解到一大会址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贝勒路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黄陂南路。寻访组在黄陂南路附近的望志路（新中国成立后 改为兴业路)发现了一排5栋石库民居。上海市委立即将寻访到的几幢故居和旧址分别拍 照，派人专程送往北京，请毛泽东和董必武审定，并请该建筑曾经的主人李书城核对。三人 均认定这就是一大会址。中共中央又特请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专程前往上海实地考 察。李达一到现场，就激动地连声说：“是大会址没错！没错！” 李璟还指出，中共一大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两个文件。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两个文件的中文本，能够看到的只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 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焦娜在《中共早期发展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研究》（载《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15 期)一文中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帮助，包括经费支持、名称的确定、方针的 制定。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有消极作用。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中国国民党第 二次代表大会的选举过程中，中共中央向当时的国民党右派作出让步，从而丧失了在统一战 线中的领导权。后期，受共产国际错误指导，未能对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行为进行有力反击， 而是一味妥协退让，最后导致统一战线破裂。 刘永路在《中共成立的几个焦点问题揭秘》（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9期）一文中提 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共产国际密不可分，但共产国际也影响了中共的健康成长。共产国 际派往中国的正式代表分别是维经斯基和马林。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是正确的，同 时也推动了北伐的进行。但它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没有处理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和 能力，由此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