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五：长征、遵义：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6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了解长征的原因、过程、意义，掌握长征的精神，理解遵义会议 的地位。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长征，遵义会议 2、教学难点：三次左倾错误连续出现的原因 【教学内容】 一、长征与遵义会议重点，遵义会议。难点，遵义会议评析。 二、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出现及危害， 三、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四、拓展训练：遵义会议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长征精神：张国煮问题：毛周 王张的合作 遵义会议 学术引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 结束了支配中央达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 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 一、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逐步走向胜利的起点。石仲泉在《遵义会议 的伟大历史转折和毛泽东的神奇用兵》（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中认 为，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成为中央常委，尽管在当时的党中央和红军领 导机构中，他都不是第一一把手，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崇高威望，以及实际的军事谋略和指 挥才能，已使毛泽东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第二，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从20世纪20年代 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内就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的倾向。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路线。第三，改变了党的军事路 线。以积极防御代替了原来的消极防御，并广泛采用了运动战术。第四，改变了党的发展局 面。中央逐步实现了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了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 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实现了由军事路线到政治路线的转变，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 局面：遵义会议期间，由于同共产国际的联络中断，中国共产党自行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 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中共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是从的现象，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独立自主原则。 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进人中央常委后，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 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实际的领导核心呢？石仲泉在《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和毛泽 东的神奇用兵》（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1期）文中指出，在酝酿由谁来接替总 书记博古这一重大问题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他认为让 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这样大的人事变动最后都要 报共产国际批准的。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毛泽东接任，又需要做各方 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 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也主要是围绕打仗转。石仲泉指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有一个过程，而遵义会议仅仅是这个过程的开始。遵义会议后相当长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 有也不可能从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全党全军实施全方位的领导。 程中原在《长征的胜利和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第 4期)一文中认为过程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进人党中央领导核心，形成“洛（甫）一毛体制”： 王明归国后，对此体制挑战遭到失败，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确立：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 党内最高领袖地位最终确立。 三、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张弘在《近二十年来遵义会议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 第6期)-文中指出，首先，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因为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成熟力量在遵义会议过程中，不折不扣地实践者我们党坚持马列主义同本国实践 相结合的原则，并结出丰硕的成果。但遵又会议并非标志有文在政治上的成熟，而只是刚摆 脱教条主义影响，进一步把马列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从而面保证革命的胜利。其次，遵义会议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领导能力日趋成 熟。这主要表现在：理论上与政治上的成熟以遵义会议为契机，两者的结合，使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从此走上正确的方向：党内斗争方法和策略的正确运用，维护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团 结和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日趋成熟的重要体现。再次，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 到成熟的新起点。因为会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采取了“正 确的就执行，错误的就抵制”的态度，实际上是抵制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这样， 就使党开始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摆脱了幼年时期的盲目性。认识到要按照中国的实际 情况决定党的斗争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毛泽东思 想从被教条主义排斥、诋毁到开始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标志。最后，遵义会议成为中 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一方面，因为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对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另方面，遵义会议是我党独立 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但是，也有学者对遵义会议党的“成熟说”提出了质疑，秦英君、翁有为在《遵义会议 党的“成熟说”质疑与反思》（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一文中 认为，遵义会议在当时的主要着眼点是军事问题。党在遵义会议时，以至以后的很长时间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内，仍错误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实行关门主义政策，推行着遵义会议以 前的政治路线。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标准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有一套完备成熟的无产阶 级政党体制、组织机构和领导管理制度：有相当完备的、发展着的党的理论体系，有符合时 代要求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系列的方针政策：全党的政治素质从理论和实践上的成熟。 四、遵义会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古正在《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载《社会科学家》，2012 年第12期)一文中，从三个方面对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进行了阐 述。第一，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成熟的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二，遵义会议推动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转变，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开 展提供了方向保障。第三，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顺利通过应对复杂问题能力的考验，标志 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为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共 产党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也意味着党内生活制度化，并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 的状况。 西安事变 学术引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共 中央和周思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中 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 刘博智在《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载《学理论》，2012年第1期) 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有：首先， 西安事变的爆发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民族 矛盾的激化，以及张学良与蒋介石关于“剿共”政策的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张学良、 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其次，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张学良、杨虎 城两人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发展到不能容纳的极限时，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兵谏”的 方式。 崔璐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经验及启示》（载《党史博采（理论版）2013年第5 期)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源于等介石的反动政策。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 严重危难时，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迅速遍及中华大地。蒋介石却依然堅持“接外必先安内”的 反动政策，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王淑华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杭日民族统战线的建立》（载《辽宁省社会主文 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息息相关。 中国共产党通过《八一宣言》的发表、瓦密保会议的召开、停战议和抗日的通电等，提出建 立杭日民族统战线的正确策略，并在此过程中日益走向成热，在反蒋到联蒋抗日方针的转 变中，把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作为全党统战工作的重点、直接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上联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共抗日道路。 孙果达、王伟在《苏联与西安事变》（载《党史纲横入2014年第5期1-文中指出、苏 联对中共红军的出卖是西安事变的引线。苏联为谋求其国家安全，在积板谋求联满的过程中， 苏联认为已经元气大伤的红军已经失去了价值，甚至在联蒋过程中已经成为累赘与隐患。所 以，苏联企图把红军作为礼物送给求之不得的蒋介石。正是苏联使得蒋介石突然以“剿”废 “和”，难以听从张学良不明就里的谏言、从而点燃了西安事变的引线。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崔璐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经验及启示》（载《党史博采（理论版）》，2013年第 5期)一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和各种因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起 决定作用的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停止内战致抗日是民心所向和历史大势：第二，“三位 一体”联盟，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提供了安全保障：第三、中共正确运用了统一战线政策和 灵活的策略，有效地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了全国统杭战的良好局面：第四，当 事各方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强烈爱国情怀，是西安事交和平解决的重大精神力量支撑。 邱美珠在《浅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原因》（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一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内外诸多因家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国内，张学良、 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发动事变的目的不是为争个人利益和地盘，而是促蒋反省、 共同抗日，这一前提其定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实现 事变的和平解决营造了有利的国内环境：以宋氏兄妹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奔走号召，稳定了 乱局，加速了和平解决的进程：蒋介石对全国政局的统治地位，促使各方力量积极营教。在 国际上，与中国关系密刃的几大世界强国，由于担心日本强占中国，丧失自己在中国的有利 位置，也极力谋求和平解决。 王淑华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载《辽宁省社会主义 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 中国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中共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指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得 到了广大抗日爱国力量的拥护和支持。其次，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促使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一是张杨实行“兵谏”的目的就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力主和平解决： 二是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三是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 避免内战，共同抗日。 刘博智在《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载《学理论》，2012年第1期） 一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际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英、美担心蒋介石被杀，亲 日派掌权，损害他们的在华利益，主张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妥协，反对讨伐张学良、杨 虎城，并一再声明愿意调解。苏联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日，希望和平解决事变。苏美英三大 国都希望利用中国的力量牵制日本，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不愿中国陷于内战，都赞同和支持 事变的和平解决。 赵书刚、赵阳在《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载《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一文中指出，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首先，反映苏联立场的 《真理报》《消息报》社论传人中国，坚定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心。其次，《真 理报》等所发表的捧蒋反张言论，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筹码，用来给西安施加压力，从而使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张、杨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最后，苏联的态度也促使张、杨释放蒋介石，从而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因为张学良等人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共产党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同情和 援助，来实现抗日教亡的夙愿。 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影响 刘博智在《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载《学理论），2012年第1期) 一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它既是从内战到抗战的 转折点，也是中国由分裂到统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拉 开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序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 张梅玲在《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载《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1 期)-文中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转折点。12月17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参与张学良、杨虎城与蒋氏代表的谈判，一下子使中 共党组织由十年的“非法”，成为事实上的“合法”，并再度公开登上中国的政治大舞台， 获得了就收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发言权、决策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内 和平的实现，又使中国共产党争得了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权力，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发 展良机，进而以自己正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促进全民族的大觉展、大联合，为最终赢得 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莫定了基础。 王淑华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建立》（载《辽宁省社会主义 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分裂 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为中国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 转变了敌对的态度，并随着《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至此正式形成。 刘培平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载《文史哲》，1997年第4期）文中指出，西安 事交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 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是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二是要求开放政治、实行民主。 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蒋介石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民主的表现，是民主向 独裁的挑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激发了全国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为建立独立、自 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准备了条件。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