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破坏性的-代 歧，一些新左派要继续战斗，坚持信仰，另一些人要放弃。对于 我和戴维·霍洛维茨来说，从激进派中撤出是个人和政治相互作 用的结果，我们将在该书的自传部分列出细节。然而，如果说有 一件事促使我们进行反思，那么，这件事就是越南的命运。不像 激进派预言的那样，这里没有“新的早晨”，也没有农民的乌托 邦。相反，只有比我们所反对的更大的大屠杀，只有比我们所要 取代的更糟糕的政府。 从东南亚传来的只言片语的消息（左派自己想阻碍信息流 通)，让激进派的政治运动放慢了脚步，尽管没有突然转向反面。 这个转向过程发生在几年之后，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改革后的 左派不谴责这种种族屠杀，反而指责美国对苏联进行制裁，指责 美国帮助伊斯兰圣战者的努力是“新冷战”的开始。 到了80年代初期，我们感到应该对那一个时代的影响进行 一次实实在在的盘点：一些是无可争辩的积极影响，如自我意 识、社会空间和包容性的扩张，以及自我实现的空间扩大；另一 些则是很黑暗的一面。在对权威的攻击中，我们损害了文化免疫 系统，给了机会主义者可乘之机。犯罪、毒品及艾滋病流行的根 源都可以追溯到60年代。 当我们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经历过的事的 时候，遭到了我们当年一些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他们 来说只有两种归类的办法：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进步的，就应 该写；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破坏性的，就不要写。我看到他们 再次拿起小旗，喊出昔日的口号，煽动“反美主义”。这些中年 人都已两鬓斑白，肚子下陷，而且我们曾经所说的国际格局的 “客观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认识到，60年代对我们这 代人的最大影响是它所给予人的希望：人可以永远年轻，甚至不